延安和重庆

父亲在创作史剧的同时，也进行着史论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一直进行着从文学和史学相互影响、互相延伸的工作，父亲在完成《屈原》剧本的时候，还完成了《屈原研究》、《屈原考》和有关的十几篇论文；另一方面又创作着《墨子的思想》、《秦代政治之研究》、《吕不韦与秦代政治》、《韩非子》、《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庄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等等史论文本。

历史研究和史评文章，在1945年汇成两个集子《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赖家桥的白果树旁的全家院子里完成的。局势动乱、环境严酷、活动繁忙，父亲的创作依然专心、严肃，永远不停步。

1944年为甲申年，在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时，父亲应《新华日报》之邀完成了《甲申三百年祭》，完稿后送给董老（必武），随后便在《新华日报》上刊出。国民党指斥这篇文章是“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而在一个月后，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将此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延安和重庆虽然相隔万里，可是斗争脉搏的跳动却是一致的。

▲抗战后期，郭沫若对过去十五年中自己就中国古代史所作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部分器物、文献作了重新鉴定，着力解析了春秋战国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辑成《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两部史学专著。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自延安致函郭沫若。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林（伯渠）老、何其芳和刘白羽来到重庆，与父亲商议，在天官府四号召开座谈会，通知了几十人到家里开会，由父亲主持，安排了何其芳和刘白羽传达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介绍延安的情况。妈妈特意用周伯伯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成一大锅粥招待来参加会的朋友。黄澄澄、香喷喷的粥配上红枣，给大家带来了陕北的享受。

12月父亲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毛主席还提到“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

父亲与毛泽东的相识是在1926年，父亲任广东大学文学院文科学长，5月应毛泽东的邀请，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应邀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他们的相识是建立在唤起民众、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共同志向上的。

次年1月周伯伯到达了重庆，在曾家岩向各界介绍了斗争形势和要求。父亲写出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动员各界人士联合签名，2月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文工会的所有领导成员秘密、广泛地征集签名，父亲亲自带着周伯伯托送的延安小米和红枣，去磐溪看望生病的徐悲鸿，又和阳翰笙去北碚访问老舍，及复旦大学的马宗融、陈望道和周谷城等等。沈雁冰、柳亚子、马寅初、茅盾、老舍、徐悲鸿等三百一十二人，包括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签了名，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194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突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重庆各界人士及报界均感震惊，纷纷向郭沫若表示慰问。4月1日晚，原政治部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同人和“三厅之友”聚会。郭沫若为聚会签名簿题字“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

这份《进言》在《新华日报》、《新蜀报》同时发表后，蒋介石暴跳如雷、随后宣布解散文工会。而《新华日报》当即指出：“几年以来，该会在郭先生领导下，对于抗战文化，贡献宏伟，驰誉友邦朝野，这次被解散，闻者颇感惊异。”父亲表示：“文工会是解散了，文化工作却留下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真正地开始工作。”“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就是死在坟墓里，也要从事文化工作！”父亲的态度和决心是对反动势力的斗争。

在解散文工会的前五年，于1940年9月，蒋介石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就曾突然下令免去父亲三厅厅长的职务。并对在三厅工作的人员下令，一律要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方面把三厅的文化人士封锁在一个会议室内，强迫他们当场填表签名加入国民党。在场的人士拒绝签名，双方僵持了数个小时，气氛十分紧张。父亲赶到后，立即严正表示：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顿时气氛转变，为大家出了气，解了围。

以后我和平英在访问李可染先生时，他说：郭老讲完一番话后，那些国民党人慌了，无言可答对，像泄了气的皮球。慌忙请示后，不得不命令持枪的士兵放了大家。李老和夫人还回忆道，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到“文工会”去，并带着成员名单，逐个点名。在座的有漫画家、文学家、画家……。张说：人家说：文工会是个租界，这样不好啊，下面坐的人是信仰三民主义的，希望参加到党内来，不然不好。那时郭老也在场，郭老便说道：我是聋子，不怕雷打，如果说是租界可以收回；至于信仰三民主义，如同懂得佛教的人不一定是和尚，很多和尚不一定懂得佛经。这种亲者快的表态，使在座的朋友记忆犹新。李可染夫妇翘着拇指说：说得好！

当时解散三厅，随着父亲被解职，厅内四十多名工作人员联名辞职，为此当局便不得不认可组建“文工会”。而国民党方面，总是出尔反尔，五年后又解散“文工会”，其实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方面的政策，是在牵制和反对抗战的进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