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下）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下）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正当杨靖宇在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奋力开拓新局面之际，东北抗日斗争却受到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在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和以后的工作中，杨靖宇对“左”的危害有了切实认识。

“九一八”之际，恰值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时期。这时，虽然刚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及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过几个较正确的指示和文件；虽然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坚决贯彻党的指示，把一些分散细小的抗日武装汇集成为伟大洪流。但是，正如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15]。因此，也就不能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和在东北地区开展的抗日民族战争给予正确而有效的指导。

1932年6月24日，在博古、张闻天、康生、李竹声（后叛变）的主持下，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举行直、鲁、豫、陕、满省委联席会议（北方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等文件。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会议不顾东北地区革命力量薄弱、中日民族矛盾占首位的事实，把对关内革命斗争的“左”倾指导方针生搬硬套到东北，对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指导方针，其核心内容是片面夸大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强行指示东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把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结合起来，在义勇军工作中片面强调反对上层勾结，甚至要求：“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的政权”[16]。

其实，在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中，罗登贤主持下的满洲省委，对东北情况已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下列结论：（1）满洲与关内隔开，关内的情况与关外不同；（2）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满洲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满洲已经成立了殖民政府——伪满洲国；（3）东北工业基本上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满洲经济命脉被日本殖民主义者控制；（4）满洲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多，伪满洲国定都长春，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时间很长，奴化教育很严重，满洲群众是比较落后的。因此，党在东北应采取与南方不同的策略。[17](www.guayunfan.com)

受罗登贤的委托，何成湘在“北方会议”上向中央作了汇报，但这一切不仅没有被坚持王明路线的中央所接受，还换回了“满洲特殊论”和“北方落后论”两顶大帽子，无限上纲为“实际上企图将中国南部与北部间隔与对立起来，企图否认革命危机在中国北方的存在，企图曲解正确的革命不平衡的理论为北方的革命运动的完全消沉。这种理论的结果，必然要走上取消主义的道路”[18]，甚至被视为“富农路线的实质”[19]和机会主义动摇。所有这些，正如“北方会议”主持人之一博古在七大发言中所检讨的，“就是把冒险盲动的政策推广到北方去”[20]。

北方会议的召开，成为王明“左”倾错误在东北地区全面贯彻的起始。为从组织上贯彻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临时中央于会后撤销了罗登贤的职务，改任华岗（来东北途中被捕）、李实（魏抱一）为满洲省委书记。李实到任后，于7月12日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与会者共14人，有罗登贤、杨靖宇、何成湘、金伯阳、杨一辰等，会议传达了北方会议决议，批判“满洲省委的领导陷入了机会主义泥坑，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21]会议正式宣布撤销罗登贤职务，调回上海。此后，罗登贤继续在沈阳工作至年底，返回上海后担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1933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罗登贤被捕，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的组织纪律，杨靖宇在会上一般地表示了对“北方会议”的支持，并对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工作提出了错误的批评。会议讨论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杨靖宇也曾受到“左”的倾向影响，跟着错误地批评省委“本身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说：“省委过去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不是尾巴主义，连尾巴也赶不上。”在谈到接受北方会议要了解什么问题时，他说：“接受北方会议要根本了解：（1）日本帝国主义在满积极准备进攻苏联（关东军司令部移长春，八站强行接收等）。（2）苏区红军之伟大胜利与两个政权之对立，拥护苏联与创造北方地区、红军的任务是不可分离的。（3）宣传红军的胜利，为红军募捐，劳动群众是欢迎的，征调工人到红军中去，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布置。（4）工人运动应加强，哈总是空的，应从小组织组起（赤色小组等）。（5）两条战线的斗争应从实际工作中发展。”[22]杨靖宇在讨论中的发言虽然有正确成分，提出了“发动满洲游击战争，必须有具体布置”“工人运动应加强”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但其发言总的倾向是支持“北方会议”错误立场的，特别是抹煞省委工作成绩，称“机会主义领导葬送了满洲工作”，甚至“连尾巴也赶不上”，这是言过其实的。

会议结束后，杨靖宇和其他同志一起，按照满洲省委的部署，继续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就在这时，新的斗争任务又摆在了杨靖宇面前。日寇汉奸的“人祸”正在肆虐，又赶上了天灾，1932年8月7日，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击了哈尔滨，导致全城28万居民近半数流离失所。作为共产党人，杨靖宇再次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他和魏拯民（关有维）、杨一辰（杨德如）等一起，遵照省委8月14日《关于水灾的决议》部署，“日日夜夜地到灾民中去工作”。[23]他们用各种方法与灾民接触，了解灾民的疾苦和需求，向灾民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政权贪污挪用市政治水经费于灾前、又坐视黎民百姓啼饥号寒于难后的罪行，杨靖宇曾多次到南岗区极乐寺等地，通过演说和谈话，号召难民：“同胞们，我们不能做无知的愚民，大家要想想：是谁不修江堤，不顾我们的死活；是谁在敲诈勒索！”

在惨重的天灾人祸面前，经过杨靖宇等共产党员的教育启示，灾民们很快识破了日伪当局及其御用的和尚道士们求神拜佛的假仁假义，奋起要求解决现实问题、处理灾情善后。在灾民的巨大压力之下，日伪当局不得不成立了“市水灾非常委员会”，并在地势较高、难民较多的南岗区极乐寺、文庙等地设立难民收容所，然而，这些收容所的实际作用，对于日伪当局是盗取“救灾”美名的假面具，对于劫后余生的灾民难民却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衣食医药全无、打骂饥寒皆有。当了解到“收容所”的内幕后，杨靖宇又及时组织难民，向日伪当局开展反饥饿、争生存斗争，并提出了要求“收容所”必须履行的四个最低限度的条件：（1）要饭吃，每日两餐，每餐两个馍；（2）不许打骂难民；（3）及时为病人治疗，发给药品；（4）改进居住条件，搭建席棚。

在杨靖宇领导下，经过灾民骨干的鼓动和带领，难民们集会示威，包围了吸吮灾民膏血的“市水灾非常委员会”，面对愤怒的灾民，日伪当局无计可施，不得已答应了全部条件。

随着洪水退去和“收容所”的解散，杨靖宇又在为灾民的生计操心，他指示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等同志积极开展革命文艺工作，为灾民募捐。此后，金剑啸等同志于11月联合其他画家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展出了一批反映工农辛勤劳动和苦难生活的作品，募集了一笔义捐款项。

在杨靖宇、魏拯民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救灾斗争，挽救了成千上万灾民的生命，有力地扩大了党在哈尔滨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正如中共满洲省委1932年9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载的：“党领导了收容所两千余人包围水灾非常委员会，开展一天吃两餐饭的斗争，结果胜利。在难民中党组织了包括七八百人以上的斗争委员会，在难民中开始组织难民中的反日会，发展了党的组织。”

也就是在救灾斗争中，杨靖宇和魏拯民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十年里，这两位分别来自河南和山西的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肩战斗在白山黑水，直至热血染长白、忠魂上九霄。

经过救灾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检验，杨靖宇越来越感觉到“北方会议”的错误方针与实践格格不入，更难以得到基层同志的认同。于是逐渐改变了满洲省委扩大会议的工作方针。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以杨靖宇为首的哈尔滨市委针对白色恐怖严重的现实，没有举行“飞行集会”，这是一种由党团员和革命骨干在城市繁华之处撒传单、喊口号、演说后迅速离开的斗争方式，因其迅速而得名，当时被认为是城市斗争的主要工作，但极易暴露自身力量，杨靖宇和哈尔滨市委没有采取这种斗争方式，而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立足于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群众斗争取得实际成果，使群众在事实中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在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杨靖宇进行了四个月卓有成效的工作。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撤销哈尔滨市委，重新设立两个区委，但将原道里区委和道外区委改称为东北区委和西区区委。随后，中共满洲省委任命杨靖宇接替周保中，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从此，杨靖宇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壮丽的武装抗日斗争时期。

【注释】

[1]冯仲云：《东北抗联创始者罗登贤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9月21日。

[2]毕方整理：《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何成湘同志回忆》，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3]毕方整理：《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何成湘同志回忆》，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09页。

[4]冯仲云：《追怀忠烈》，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5]毕方整理：《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何成湘同志回忆》，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6]《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7]《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8]周保中：《松柏常青——纪念杨靖宇同志逝世二十周年》1960年2月3日，《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9]周保中：《松柏常青——纪念杨靖宇同志逝世二十年》1960年2月3日，《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254页。

[10]毕方整理：《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何成湘同志回忆》，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1]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315页。

[12]何成湘：《悼杨靖宇同志》，《东北日报》1948年9月18日，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13]姜椿芳：《忆杨靖宇同志》，《人民日报》1958年2月23日，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14]何成湘：《悼杨靖宇同志》，《东北日报》1948年9月18日，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5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6页。

[17]张广恩主编：《中共满洲省委简史》，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7年，第149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

[1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0页。

[2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21]张广恩主编：《中共满洲省委简史》，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7年，第153页。

[22]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23]李实：《1931年中共满洲省委活动情况》1960年7月29日，转引自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