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狱中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30年1月初，杨靖宇被解送到辽宁第一监狱，因他有文化，字写得好，看守长将其留在南监杂居监当杂役。据时任看守李景（外号李迷糊）讲：“民国18年冬或19年初这个样子，我在南监一舍当看守，从‘北未决’送来两名政治犯，其中有一个姓张的河南人，他头发、胡子很长，很清瘦、高个子……”[6]

杨靖宇到南监后，首先研究了监狱总的情况，并积极寻找在押的共产党及其他政治犯，同他们联系，进行思想工作，建立狱内斗争领导核心，同时注意争取教育狱内的下级管理人员，着重做看守的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争取了贫农出身的李景。这个人没有文化，有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见到被日本人打伤的犯人就同情。后来杨靖宇又通过李景认识了李景的把兄弟主任看守赵某。在李、赵二人的努力下，杨靖宇很快就当上了杂役头。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常去狱内工场（厂）、炊场、医务所和部分监舍活动。在难友中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当时的难友杨一辰于1960年8月23日回忆说：“我们在监狱中也有活动，在我入狱前，监狱是杨靖宇负责……”

旧监狱中的犯人大多数没有文化，因此要想写张呈子和书信都得求人，而写一张呈子就得花一两块钱。那些穷苦的犯人，往往是苦于没钱，申诉也没有办法。杨靖宇看到这种情况后，除自己写以外，还动员其他政治犯为穷苦难友们写呈子、写家信，他还积极帮助不识字的犯人学文化。当时的看守人员从农村来的多，大多数没文化，杨靖宇有时也帮看守们写请假条和买房典地的文书之类的东西。因此他受到了难友们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感化争取了看守人员，为他在狱中开展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狱内清扫队有一个叫赵小六的纵火犯（判有期徒刑十年），他家住在沈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因为本村一个姓王的老财要霸占他家的三亩坟地，被陷害入狱。他入狱两年多来一直喊冤，多次申诉都被法院驳回，他本人和难友们都不抱希望了。(www.guayunfan.com)

杨靖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主动与赵交谈，听完赵小六子的叙述后，杨靖宇的内心很不平静，他决心要为赵小六平冤。他认为制服王老财只有采取斗争的方法才可奏效。他问小六子：“你好好想想，你村那个姓王的老财有什么缺德事没有？最好有犯法的事。咱们抓住他，就不愁这老家伙不堆了。”

小六子想了半天说：“有了！三年前我在王老财家扛活，一天，王老财叫我给北大沟看瓜的李罗锅子送了一封信，没过几天，西村王老财的仇人于八爷就被胡子抢了。事后李罗锅还特意找到我，不许对外人讲送信的事。讲了就会掉脑袋。”

奉天第一监狱外景

杨靖宇听后说：“好！有办法了！”回号后马上替赵小六给于八爷写了一封信：

于八爷：

小侄被本村王老财所害，正在奉蹲大狱。如你能帮我打官司，我可将您被抢的拉线人提供给您。

小侄赵小六

民国十九年春

三年前于八爷被土匪抢了两千块大洋，还被打伤，差点没送了老命。他曾怀疑是东村王老财干的，他们是在抢河套地时结的仇，但因没有证据没法治他。突然接到赵小六的来信，于八爷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到沈城花钱运动了典狱长，破例见到了小六子。问明情况后，于八爷对他说：“小六子，你放心，你的官司我包打了，听信吧！”

几天以后，于八爷就到沈阳警察局花了几百元现大洋，通过王督察长告发了王老财通匪并诬陷赵小六。王老财、李罗锅被拘审后，在人证面前和于八爷的追诉下，不得不全部招供，承认他家场院着火是他孙子放鞭炮造成的，而嫁祸于赵小六子，其目的是为了霸占赵小六子的三亩坟地（此地作为赔偿失火的损失，已归王老财）。王老财还招认，为土匪送信抢劫于八爷是出于报复。最后王老财以通匪、陷害罪被拘押。赵小六无罪释放，并判决王老财退还三亩地，赔偿赵小六住狱损失费三百元。

释放这天，赵小六给靖宇叩了三个响头说：“我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啊！”

两个月后，赵小六带着老婆孩子专程来狱中看望杨靖宇。见面时杨靖宇深情地对他讲：“王老财没有了，还许有李老财、赵老财呢，你要处处小心呀！”

这件事在狱内产生了轰动，“大老张”在狱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1930年夏天，从吉林转来一个青年“犯人”，屁股被打开了花，已发臭化脓流水，血肉把内外裤全沾在了一起，脱不下来。到医务所治伤时，需要把裤子剪开，才能上药。从医务所回来后这个青年人光着身子躺在“号里”，发高烧无人管。杨靖宇见到后非常同情。把自己的一件灰色大褂撕开，托监狱缝纫厂的难友做了两个大裤衩，给这个青年人穿，又从外边搞了点退热消炎药。几天后，他的伤就好转了。这个青年人感动得直流眼泪。后来杨靖宇常与他谈心，了解到他是吉林一个学生领袖，因闹学潮而被捕入狱。敌人怕关在本地熟人多不好看管，就解到沈阳狱中。杨靖宇对这个青年人进行了许多革命思想教育，谈了祖国和东北的形势，这位青年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三个月后这个青年被保释出狱了。回吉林后，他给杨靖宇来了一封信，并寄大洋30元。信中表示一定按杨靖宇指的路走下去。

1931年春节到了。狱方规定正月初一这天，早饭是纯白面馒头，一碗粉条炖猪肉。旧监狱“犯人”一年难得吃上这么一顿白面和猪肉，难友们都很盼望初一这顿美餐。杨靖宇头天晚上从李景那儿知道，馒头里掺苞米面了，猪肉下的量也不足。杨靖宇听罢火冒三丈，以杂役头的身份，晚间借故到炊场亲自看看，发现面里有三分之一的苞米面，犯人炊事员说：“年前七八天，看守长就叫我们准备苞米面往白面里掺。”回到监号后，杨靖宇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政治犯”，让他们到各号去串连。众难友一听都非常气愤，大骂监狱长，群情激昂。这时杨靖宇提出正月初一早上开始绝食，大家一致响应。

大年初一早上，杂役将掺苞米面的馒头送来了，大家坐在号里无人去拿。老看守感到意外，往常这顿好饭都争先恐后地去吃，今天这是怎么了？一小时过去了，饭菜都凉了，还是没人吃，他明白了，这是要绝食了。去年除夕晚“北未决”不就干了一次吗？弄得典狱长年都没过好。看守报告了狱方。二科科长立即来到监舍，询问怎么回事，杨靖宇代表难友向狱方提出质问和抗议。二科科长无法回答，只好向典狱长报告。上午10点钟，典狱长来了，他怕节日犯人闹事，不好向法院交待，马上表示初二早饭给补上，希望大家先吃饭，并说今后一定按规定办。第二天早饭，果然是纯白面馒头和炖猪肉。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但难友们却受到了很大鼓舞．认识到在狱中只有斗争才能生存。

在旧监狱里，只准犯人看经书之类的书籍，其他书报不但没有，而且也不准看。但由于杨靖宇很有成效地做了看守人员的工作，使他能看到许多“犯禁”的书刊。看守李景常从外边给他买来报纸和其他进步书籍。他就利用当杂役头的条件和夜间帮看守坐班的机会，经常阅读书报，有的还做了笔记。因此，他虽然被关押在狱中，但通过一些报刊，还能及时了解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情况。

电网、高墙、铁窗、大锁，只能限制人身自由，却无法束缚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和信念。杨靖宇不仅个人在狱中不倦地刻苦学习，对同牢里的难友，特别是那些爱国青年学生，也不断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主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年多的时间里，狱中有数十名青年受到他的教育和启发，“九一八”出狱后，许多人投入到了火热的抗日战争中。

1931年元月，国民党政府为装点御用“国民会议”的门面，宣布实行“大赦”。为此，2月4日高等法院检查处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呈报了一份特赦政治犯的报告，报告中写道：“张贯一一名，系未经自首之共产党犯”，“依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四条，不在赦免之列。”由此就可以看出，杨靖宇在狱中一直保持着革命气节，从未对敌人低头。

奉天高等审判厅检查厅呈文，内中写有“张贯一一名系未经自首之共产犯……不在赦免之列”

杨靖宇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在1931年4月下旬刑满出狱。残酷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消磨掉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一出狱就马上找到了党组织。当时接待杨靖宇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回忆说：“一天，有个人来找我，这人瘦高个儿，四方脸，因为衣服的破烂，加上那一头蓬乱的不肯驯服的头发，使人感到生活把这个年轻人折磨得不轻。那风尘仆仆的模样象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可是，他那双浓眉下面的大眼，却闪闪有光，这眼光给人一种坚强不屈的感觉。这就是刚刚出狱的杨靖宇同志。”[7]

省委让他先看看文件，等待分配工作。当时他住在沈阳市内一家旅馆内，这所旅馆里还住有互济会的同志。互济会是一个专管救济狱中我党同志的组织，他们为了了解狱中情况，请杨靖宇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不幸的是，杨靖宇出狱仅三天，互济会的一位同志被捕，在他身边的笔记本里，敌人发现了杨靖宇出狱后的住址。于是杨靖宇第二次被捕，关押在奉天高等法院看守所。这是一个十字形监舍，有中心岗，围绕中心岗，四条号筒子（走廊）向外辐射，每个条号筒子有十间牢房，平时号筒子不锁门、监舍不锁门（因为厕所在号筒子的一头）。四条号筒子分别有一个名字——“孝”“悌”“忠”“信”，中心岗后面是病监，对面是死囚监，后面是杂役房（茶炉）和看守宿舍。在这里，杨靖宇“重操旧业”，又一次当上了杂役头儿，住在外边杂役房内，他活动较自由，以送饭送水名义，可与其他政治犯沟通情况或传递信息。

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然后以此为借口炮轰北大营，攻打沈阳城，中国的东北从此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首先爆发的火药库”，[8]当夜外面炮声响起时，在押犯人都醒了，很紧张，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同志提议趁乱冲出去，大多数同志较为谨慎，提议听一听“山东张”（杨靖宇）的意见，杨靖宇得知后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在河南住监狱时发生两次越狱，都未成功，就因为外边没有接应的军队，都失败了。还牺牲了好几个同志，我有个建议，去病监请示一下李子芬书记吧！”随后，在已被争取过来的看守王惠凤掩护下，杨靖宇以给病人送水吃药的名义来到病监，向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汇报，李子芬听后明确表示：“希望大家不要盲动，外边没有接应，越狱不会成功，等待省委的安排，千万别动。你们想想炮声一响敌人会放松警惕吗？肯定比平时要加强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据敌伪档案和看守回忆记述，奉天第一监狱在10点钟炮击北大营之后就接到市公安局值班室的通知，加强监狱警戒，当时四个岗楼都架上轻机枪，院内看守发枪，严格巡逻，如犯人有行动立即镇压，下半夜监狱落入日寇之手后，临时负责监管的日军少佐也下令紧锁号门，停止放风，如犯人越狱就地枪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监狱敌伪人员、警察、宪兵想发外财，受贿成风，当时交一千元钱的赎金，就可以从监狱里赎出四五名犯人。因此，满洲省委向党中央申领了一笔经费，于1931年11月初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将杨靖宇等同志营救出狱。

【注释】

[1]转引自葛荫昆：《杨靖宇将军在抚顺》，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页。

[2]转引自《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

[3]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87—488页。

[4]日方资料：《一九二九年的满洲工人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运史料》1982年第4期，工人出版社1982年内部版，第198—200页。

[5]《中共满洲省委狱内斗争史料之四》杨靖宇专卷，第42—58页。

[6]何成湘：《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7]何成湘：《和杨靖宇同志三次会见》，宋晓宏、高峰、傅伟编著：《永久的丰碑——杨靖宇将军资料汇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8]周恩来：《第十一年的“九一八”》，《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