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于危难之中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受命于危难之中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杨靖宇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去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指导工作，从此走上了武装抗日斗争的第一线。

自“九一八”事变起，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就揭竿而起，冲破蒋介石集团“不抵抗”的束缚，开始了群众性的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和领导这一斗争，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号召：“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身处抗日救国最前线的东北党组织，派出大批干部投身义勇军斗争，同时在地方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组建党直接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武装——反日游击队。

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中，南满磐石地区一直被中共满洲省委作为重点区域。该县位于吉林省中部偏南地方，地处吉林哈达岭丘陵区，与桦甸、永吉、双阳、伊通、东丰、海龙、辉南等县相邻。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哈达岭山脉横亘于该县中部，饮马河、辉发江（今称辉发河）以及呼兰河、富太河、挡石河（皆为辉发河支流）流经其间。吉（林）海（龙）铁路连通南北，贯穿全境。这里地广人稀，当地除汉族外还有许多朝鲜族居民在此居住。中国共产党自1929年起就派党员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30年8月成立了中共磐石县委，当时有党员42人。1931年8月改组为中心县委，其工作分布在以磐石为中心的南满北部，即磐石、双阳、伊通、永吉、东丰、海龙、辉南、西安（今辽源）、桦甸等县。中心县委机关先后设在小城子、西玻璃河套两个地方。随着“九一八”后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保证县委机关的安全，1932年2月，磐石中心县委成立了以李红光为队长、成员共7人的小队伍，随后铲除了亲日朝奸组织“保民会”中的一些奸细走狗，群众人心大快，“打狗队”美名不胫而走。

在磐石革命斗争中，与其他朝鲜族居民聚居区一样，朝鲜革命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大多数是流亡到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党员，这是因为共产国际在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其成员中凡在中国从事革命斗争者，均按“一国一党”原则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0年下半年起，磐石县境内的朝鲜共产党党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磐石县党员数量大增。“九一八”后，这些朝鲜族党员在中共磐石县委领导下，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李红光就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www.guayunfan.com)

自1932年初起，磐石人民的抗日斗争逐渐进入高潮，当年2月9日、4月3日、5月7日，县委就先后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反日、惩治汉奸走狗、破坏敌人交通（吉海铁路）的斗争。这三次大规模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起到了动员、组织、教育群众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投身于反日爱国斗争的热忱。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杨君武（又名杨佐青，北满特委军运负责人）、张振国（又名张汝珩，省委驻吉林市特派员）、杨林（省委军委书记）来磐石巡视，指导开展武装斗争。在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打狗队”在半年时间内扩充4倍多，达到30余人，于6月4日正式改建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开始时，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仅有8支步枪、3把手枪和20余门洋炮（当时东北民间流行的一种土枪，多为打猎使用）。队员中朝鲜族占五分之三，汉族占五分之二。活动地点主要在磐石东部的郭家店、蛤蚂河子一带。这是党在南满地区最早建立的反日武装，随着这支武装的建立，南满地区的反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刚成立，就引起日伪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慌。因受“左”倾错误影响，工农反日义勇军打起红旗，在大路上游行示威，对地主大搞分粮斗争，直接侵犯了地主阶级利益，一些反动分子乘机挑拨民族关系，造谣说：“义勇军是高丽胡子”、“老高丽要造反”。在这些反动分子指使下，地主武装、“会兵”（因由“保民会”而得名的反动地主武装）、土匪互相勾结，趁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立足未稳之际，急于将其扼杀在摇篮中，6月14日，于郭家店在敌人夹攻下，工农反日义勇军政委杨君武负伤离队，3名队员牺牲，损失了10支枪。从8月6日至8月16日，反动势力又先后数次攻袭工农反日义勇军，大肆逮捕反日群众，义勇军战士和反日群众中有26人牺牲（其中党团员各3人），5人受伤，7人被捕（其中党员5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为向省委汇报磐石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等工作情况，请求省委指示，8月下旬，县委派工农反日义勇军队长张振国赴哈尔滨。

张振国走后不久，县委书记全光认为斗争环境恶劣，为保存已有武装力量，决定取消“反日义勇军”的队名，并入山林队“常占”队。10月2日，张振国回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部队中。10月5日，在党团县委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省委关于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夺取日本军队武器武装自己，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队伍等指示。同时，会议决定部队仍以“常占”担任队长，加派张振国任政治委员。不久，队内党团同志发现“常占”秘密与驻黑石镇伪满军宋营勾结，妄图缴杀游击队武装，杀害游击队的干部。为防止“常占”改变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性质，根据全光的意见，乘“常占”外出之机，工农反日义勇军队员于10月21日采取行动，处决了“常占”的“二当家”和两个心腹，携缴获的枪支开到郭家店。随后又进至桦甸蜂蜜顶子，于23日在此地举行各队党小组代表会议，决定以“五洋”报号，在桦甸独立活动。此时，工农反日义勇军约有120名队员，其中朝鲜族队员近半数。拥有武器装备长枪75支，短枪65支。全队分4个大队，每队30人。总队长由孟杰民担任、副队长为钟仿服，政委由张振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为王耿、参谋为满汉生。

此时，距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仅四个多月，但在敌伪进攻和复杂形势下，已是三易旗号，始终未能较为顺利地打开斗争局面，队内政治工作薄弱，领导成员有的主张回磐石，有的主张去东满，甚至有人想去苏联“避难”，队员思想更加混乱，士气日益低落，甚而弃枪离队，有的干部不愿再做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工作。地方党的工作也不容乐观，县委干部间的意见分歧愈演愈烈。至1932年11月初，磐石党组织和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斗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对于危急形势，磐石党组织也有认识，8月30日，在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磐石中心县委详细汇报了当前斗争形势和面临的问题，肯定“目前磐石党已在存亡的紧急关头”，提出须用“十二万分的力量”克服目前的严重危机，同时请求省委“速派巡视员前去，召集磐石县代表会，改组县委，彻底解决磐石工作问题”，“速派去富有经验的军事工作同志去组织强有力的军委，领导义勇军的游击战争”。并根据县委等领导机关多为不懂汉语的朝鲜族同志担任领导的情况，要求派来“北方的中国同志”，以便于从事领导工作。

中共满洲省委在听取张振国关于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情况的报告及接到磐石中心县委的“紧急报告”之后，对报告中提及的磐石斗争形势和所请求予以解决的问题十分重视。于9月30日给磐石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着重指出磐石党组织和群众工作遭受很大打击与损失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磐石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所致。它的表现是由于对于客观形势的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因此对于党的阶级路线表现着机会主义的动摇，没有坚定地执行在反日运动中的阶级路线，积极地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信中指出，磐石党组织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创造磐石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坚定地领导与发展游击战争——纠正过去分散义勇军的错误，要很快的把分散的各队集中起来，使之能互相呼应，便于集中指挥；加紧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抢粮、分粮、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及灾民的斗争；发动领导这些斗争发展到更高阶段，实行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扩大反日运动，扩大反日会、反帝同盟组织；揭露敌人挑拨离间、分裂民族关系的阴谋，建立中韩劳苦群众联合战线。在这封指示信中还提出：省委提议把目前的义勇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以这样鲜明的旗帜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团结于它的周围。

省委指示信对于磐石工作所做的具体指导，对磐石工农义勇军在困难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起到了鼓舞作用，但由于当时省委贯彻执行的是“北方会议”精神，因此对县委的批评和具体指示也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如提出在建立游击区域进行反日游击战争的同时，还提出要创立苏维埃区域与实行土地革命。同时，指示信也受着一定局限，强调团结各种反日武装力量不够，相反，过于强调执行反日运动中的阶级路线。另外，把斗争遭到挫折、受到损失的原因，全部归结为磐石中心县委的机会主义领导所致，这也是不公正的。

但是，尽管如此，这封指示信确实体现了省委对磐石斗争形势及其发展的关注。省委指示信中特别指出：“为着工作发展的便利与加速，省委立即准备中国同志干部到磐石工作，同时帮助磐石党办中国同志训练班，训练磐石党中国同志干部人材。”中共满洲省委一直是把磐石的工作作为省委工作的重点部位之一，始终摆在重要日程上来的。同时，也投放了主要力量。同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所制定的十月份工作计划中，明确地把开展磐石等地的工作作为首项任务：“以磐石的游击队、巴彦和汤原的武装队伍作基础，发动南满以磐石为中心与松花江从巴彦到汤原这一区域的游击战争。”并说“这三个地方，省委必须派五个以上的得力干部去工作”。11月2日，在满洲省委关于最近工作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磐石）现在的问题，不是下级同志与战斗员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造这一领导机关，从县委到队伍中的领导者来一个彻底的改造。”又说：“省委为了指挥灵便，使磐石的工作与海龙的工作、磐石游击队与海龙九路军（即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余部——引者注）的工作配合起来，为了彻底改造这两个地方的党部工作，加强省委的领导，决定派一个代表经常住在那里指导工作”。这里所说省委要派一个常驻磐石代表的人选，就是省委代理军委书记、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杨靖宇。在此期间，团省委也说要派一名巡视员去磐石巡视团的工作。

1932年11月初，杨靖宇根据省委的工作计划安排，肩负着党组织的信任、希望和重托，以特派员身份，作为省委代表前去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任务是正确处理那里出现的复杂问题，整顿磐石、海龙两县委和游击队，扭转那里濒临颓败的危机形势，开拓反日斗争的新局面，使党的工作、义勇军的斗争顺利发展。然而，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因为当时存在着一系列的复杂矛盾。不仅敌人是凶恶强大的，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比较弱小，更主要的是在客观上东北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在主观上还必须根据省委要求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并以其为指导，在进行反日斗争的同时，要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搞土地革命。在这种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情况下，要指导革命斗争取得成绩，其本身就是一个两难问题。

满洲省委对杨靖宇是十分信任的，对他去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工作寄以厚望。在满洲省委于1932年11月2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杨靖宇曾作过这样描述：“这个同志，政治上在满表现得最坚决的。曾坐过五次牢，在工作上表现是很艰苦、深入与努力。只是大的政治问题方面了解得少一点，这是长期牢狱生活而缺少训练的关系。他是省委候补委员，河南人，知识分子，担任哈尔滨市委一个时期的工作，在政治上各方面都比较有大的进步。”

1932年11月初，杨靖宇化装成商人，身穿黑棉袍、黑制服裤子、黑棉鞋，与省委交通员老刘从省委所在地哈尔滨经吉林去磐石。因为杨靖宇不知道工农反日义勇军已从“常占”队分离出去，及“常占”队与工农反日义勇军已反目为仇的情况，所以杨靖宇和老刘到磐石后，便先去找“常占”队。数日后，他们终于在烟筒山附近找到了“常占”队。然而这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忌恨分家之仇的“常占”把杨靖宇等当作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人给抓了起来并企图加害。

两手被反绑着的杨靖宇说：“你们别误会，都是自己人。”

“常占”骄横地说：“什么自己人？是张瞎子（指原队伍政委张振国，张是近视眼，外号“张瞎子”）和全胖子（指磐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派你来的吧？不是你们提出要分家的吗？”

接着，“常占”手下的人吵吵嚷嚷，说正好给“二当家”报仇，拉出去，枪毙算了。一时，气氛凝重、紧张。

杨靖宇见情况有变，便迅速分析判断眼前的形势。他镇定自若，冲着“常占”说：“我是省委代表，这次就是专为解决分家拆伙这件事而来的。我特意来与你和好，你却用绳子绑我，太不够朋友了！”

接着，他向“常占”陈述团结抗日，讲两家应和好的道理。终于“常占”被说服，释放了杨靖宇。杨靖宇被释放后，返回吉林。途中，在烟筒山，他又被山林队“六国军”误认为是日本人派来的密探，给抓了起来。原来，他衣兜里有一张为防备敌人查问，伪造自己身份的“大久保洋行采办”名片，被翻了出来。杨靖宇向他们解释说自己不是密探，是专来找“常占”的。名片是为了对付敌人用的。因“六国军”与“常占”有关系，“六国军”见杨靖宇让他们去“常占”那里调查，又听到他讲的抗日救国道理，便释放了他。杨靖宇离开“六国军”时，对他们痛恨日本侵略者，警惕性高，给予了赞扬。

杨靖宇到吉林后，住在吉林支部书记李维民家，由交通员老刘前往磐石寻找中心县委、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期间，杨靖宇与李维民研究了吉林支部工作，感到吉林是省会城市，支部归磐石中心县委管辖，不利于城市工作开展。他写信给省委，建议改吉林支部为特支，由省委直接领导。以后，省委接受了这个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支。数日后，交通员老刘找到了磐石中心县委。而后，磐石中心县委书记全光等来吉林把杨靖宇接到工农反日义勇军（当时报号“五洋”）驻地——桦甸县常山屯。

此间，工农反日义勇军处境十分困难。为决定队伍今后行动的方向，队内党支部召开过几次会议，但意见不统一。在11月初的一次会上，52名同志中有10名主张回磐石，42名主张去东满。主张回磐石的同志认为，我们的队伍归磐石党组织领导，应当回磐石活动；主张去东满的同志认为，磐石的群众基础已被敌人破坏，回磐石也会遭到“常占”队的报复。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还可避难于苏联。一时，争论不休，各持己见，意见难于统一。最后，决定派张振国到磐石看看省委是否有人来。如果无人来，就再去省委要求立即派政治上、军事上负责的同志来这里，解决一切问题。张去磐石，未见省委来人，又去省委。以后留省委工作。1934年8月，省委派其赴珠河（今尚志），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于娄家窝棚遭敌袭击牺牲。当时队伍行进到桦甸与永吉交界处，由于种种困难无法东进。一时间，大部队员情绪低落、悲观、消极、失望，感觉没有出路。在这一关键时刻，杨靖宇来到了队上。

杨靖宇抵达工农反日义勇军驻地当天，正赶上大家吃午饭，他立刻和队员们吃在一起。队员们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给人以一位“庄严政治家”的感觉，大家都很尊敬他。为解决队伍面临的问题，杨靖宇首先找队内党团员进行个别谈话。通过谈话了解队内情况和队员思想状况。同时，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稳定党团员同志的情绪，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带动一般队员，克服眼前的困难。工作中，杨靖宇不是以上级派来的特派员身份采取命令主义的办法，压服下级，让他们去干什么或不干什么，而是在倾听干部和战士意见的基础上，采取启发式办法，引导同志们在讨论中对存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得出正确结论。

当时，大家对队伍前进方向问题争论很大，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服谁。一次，杨靖宇参加第二大队党小组会议，听取同志们的讨论。这时，夜深人静，灯碗里的油快耗尽了，灯火也逐渐地小了起来。杨靖宇见此，便站起来用手指着油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游击队还不是磐石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那里山深林密……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家，我们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都觉得有道理，思想豁然开朗。

还有一次，杨靖宇来到游击队员中间问大家：“打鬼子靠什么才能胜利？”

一位战士不假思索地回答：“枪！”

杨靖宇问周围的战士：“大家都说说，除了枪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说什么好。

杨靖宇说：“打鬼子除了枪，要不要粮食啊，可粮食又从哪里来？”

这时，大家都明白了。一位战士说：“省代表，是咱根据地的群众。”

杨靖宇说：“对了，是群众。群众是游击队的命根子。游击队比如是鱼，群众就是大江大河里的水，鱼离开水就得死。咱们打鬼子离开群众就不行。”

就这样，在杨靖宇的耐心说服下，大家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同志们都同意返回磐石，在玻璃河套、红石砬子一带建立根据地，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

之后，杨靖宇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召开了全队党的扩大会议。在会上，杨靖宇分析了抗日斗争的形势，统一同志们的思想认识，批评了队内领导同志的右倾错误，纠正一些党团员中存在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退缩、消极的倾向。他没有完全按照“北方会议”规定的那一套去做，而是根据磐石斗争的实际情况，对当前的斗争作出部署。他重申了省委关于“坚定的领导与发展游击战争”，“在群众斗争有基础的地方（如磐东郭家店）来进行游击战争，坚定地在这些地方创造游击区域”的指示精神，并强调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不能起山头报号，应当把共产党的旗帜亮出来，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应当回到磐石。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表示接受省委指示，并决定队伍行动方向仍在磐石、伊通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创造根据地；同时取消“五洋”报号，按省委指示，队伍名称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

杨靖宇初到游击队，就以自己的工作给广大队员留下了好印象。一个队员曾撰文说：“11月间，杨靖宇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队伍上。我们初次见着他，就感觉到他是一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很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而观察事理又深刻敏锐。因此，大家爱戴杨靖宇。”“杨靖宇到队后，立即将队内政治工作，对民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以及军事计划等等加以指示与整顿。并率队回磐石。”[1]在率队回磐石途中，每至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在蜂蜜顶子附近还把反动地主的粮食分给农民，受到群众的欢迎。

队伍回磐石后，于石虎沟地方，在杨靖宇帮助下整顿了部队，肃清了队伍内的流氓胡匪，改变了队伍成分。同时，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南满游击队总队长仍由孟杰民担任，副总队长王兆兰、政治委员初向臣、宣传主任李红光、参谋长穆景山。队内下设一个教导队，三个游击大队。经过杨靖宇对磐石反日义勇军的整顿，这支党领导的反日队伍从挫折中跃起，开始以新的姿态战斗在南满大地。在位于磐石、桦甸毗邻地带的郭家店，游击队处决了闻名南满的反动地主于宪庚，并缴获大小新式武器二十余支。这一胜利，使南满游击队全体人员深受鼓舞，当地群众也拍手称快、倍感振奋。

在南满游击队取得初步胜利，队伍得到进一步巩固后，杨靖宇又在石虎沟指导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批评了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全光在领导方针上的错误，他严肃指出：“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正确看到，东北的革命形势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当然也出现有局部的暂时的低潮。这是由于地区不同，条件不同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要经得起形势的严峻考验，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那种要放弃武装领导（指与“常占”队的合并——引者注），正表明这些人看不到革命形势发展的前途。那种要退出根据地，另寻别路的想法，是错误的”。这次会议改组了县委，产生了新的中心县委领导班子，由朴元灿任书记，改变了“全县整个工作均行停顿”的状况，恢复了过去的组织，取得了新的成绩。对此，中共满洲省委给予了肯定。1933年1月7日，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信中说：“在省委代表×××同志（即杨靖宇——引者注）的正确领导下，将过去磐石党领导的义勇军从土匪化的队伍挽救过来，开始了一个大的转变，成立了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获得了许多成绩……这些成绩是磐石党和游击运动今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

继整顿磐石党组织和工农反日义勇军部队之后，杨靖宇在李红光陪同下，又于11月中旬起巡视吉海铁路沿线，整顿党组织，恢复重建了反日会和铁路工会等群众组织，明确其斗争方向，使铁路沿线以铁路工人为主的反日斗争进一步开展起来。接着又去海龙县巡视指导。在海龙，杨靖宇整顿了中共海龙县委和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于通化、柳河、辉南、临江毗邻地区（即龙岗地区）的海龙工农反日义勇军（由原海龙游击队和辽宁民众义勇军第九路军余部组成，80余人）。将这支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队长王仁斋，政委刘山春。并指示游击队负责人在龙岗地区坚持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壮大队伍，不断扩大游击区域。

杨靖宇在磐石、海龙等地巡视期间，废寝忘食，不辞辛苦，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显著成效的。他根据省委指示，解决了磐石、海龙两县委和吉海路沿线党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整顿了党领导的刚成立不久的抗日武装，使磐石、海龙两县委的核心更加坚强有力，党内团结进一步加强，红军游击队进一步巩固，为继续发展深入开展反日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海龙两县及其他地方巡视过程中，还做了大量的城乡社会调查工作。在调查研究中，他特别注重对南满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和党内情况的了解，认为在南满之所以还不能更大地推动抗日战争，完成反日民族革命任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党正确的领导和党的工作薄弱。鉴于此，他着重对磐石党团工作进行调查，详细掌握了全县党团组织情况：至1933年5月，磐石县有党员162名，其中游击队中有92名。党员成分20%是雇农，40%是贫农。党员中有25%为朝鲜族同志。妇女党员占6%，全部是朝鲜族。全县团员90余名，其中游击队中有团员50余名。在党内工作方面，杨靖宇在充分肯定其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看到其不足，党组织自身力量薄弱，干部缺乏，教育训练工作不够，因而一些工作，如工运工作、士兵工作、宣传鼓动工作，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杨靖宇巡视南满后给省委写的报告

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期间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调查和对党内情况的了解，为省委对南满斗争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自己也更加了解了南满的实际情况，奠定了以后领导南满抗日斗争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