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楼伏击战与信阳地下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王楼伏击战与信阳地下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27年11月末，正当杨靖宇等计划根据联席会议精神率农民革命军西进小乐山建立根据地时，反动县长高子元和驻确山国民军三旅旅长张德枢奉国民党河南省“剿匪”总司令部对农民革命军实行“痛剿”之命，率反动武装五百余人向活动在豫南的农民革命军展开了进攻。敌军出城后，直奔刘店，而后又掉头向汝南王楼扑来。

当时，杨靖宇率农民革命军正在汝南境内王楼地方开展反霸斗争，于11月26日捕获当地土豪吴清士、吴尊贤父子，从其家地下挖出大洋500余元及铜钱200余串，准备向群众分放钱粮。12月2日晨，正当开仓放粮之际，有农民前来报告，城内敌军已到刘店。杨靖宇等派侦探前往了解实情。但侦探尚未出庄，敌军即已来到。杨靖宇等得知敌人“进剿”王楼的消息后，即组织前来领取粮食的农民群众迅速向北撤离，同时指挥农民革命军战士分别奔赴王楼村头，在村南、村东、村西三面埋伏准备应敌。敌人见大片人群向北撤走，误以为是农民革命军惧战逃窜，便大摇大摆地进村，进至王楼村头，首先遭到埋伏在打谷场垛后的一中队的打击。而后，埋伏在村东树林和村西竹林的两个中队亦向敌人猛烈开火。敌军一时呈现纷乱状态。

战斗中，农民革命军各部在杨靖宇的指挥下，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毫不畏惧，与之顽强拼搏。特别是一些无枪队员脱下棉衣，光着膀子挥舞大刀向前冲锋，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次战斗，共毙伤敌兵六十多人，予敌以较大杀伤。

但后来，由于我军指挥失误，当敌军占据河堤有利地势开始重新组织进攻后，指挥部仍命令冲锋反击。结果，使农民革命军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在第二次反击战斗中，“正预冲锋时，总队马尚德、特务队长张家铎一弹中腿部，一弹中右臂，由蔡训明同志将彼二人架回后方。此时正面只剩豫南特委书记王克新及李鸣岐二人，乃商议集合一起由一面冲锋。将走没几步，王克新被弹射中胸部，跌倒在地”[7]。此时，形势十分危急，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李鸣岐、张耀昶率农民革命军撤出阵地。敌军亦不敢恋战，在王楼及附近几个村庄抢掠一阵后返回县城。(www.guayunfan.com)

王克新、杨靖宇、张家铎负伤后，被送往驻马店南一家医院治疗养伤。王克新因伤势过重，于1927年12月8日牺牲。自1927年9月下旬王克新就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以来，杨靖宇和他共同生活战斗了三个多月，他的牺牲使杨靖宇深感悲痛。

王楼战斗之后，农民革命军在李鸣岐、张耀昶等率领下连夜撤到县西北小乐山。次日又经汝南闫寨、李寨、大申庄至留庄。在留庄将反动红枪会头目王杰英处死。当时，农民革命军佯称请王前来赴宴。酒席上，农民革命军假借杨靖宇之名，高喊：“马尚德来了！”王一听此语，吓得目瞪口呆，未等王反应过来，农民革命军即将其迅速绑起，同时将其护兵枪械缴下。当王花言巧语向张耀昶等求情时，被张一枪击毙。而后，农民革命军在张耀昶、李鸣岐等率领下，南进至信阳县境。之后，在龙门新店与信阳工农革命军会合在一起，改编为豫南工农革命军。不久，挺进四望山开创革命根据地。

至王楼伏击战时，杨靖宇指挥县农军，横扫确山、汝南、正阳、信阳边区的敌顽反动势力，在短短一个月内，进行大小战斗20多次，处决反动民团、“剿共”头领以及土豪劣绅30余人。未被袭击的大土豪劣绅等多逃到武汉、郑州等地；小一些的劣绅地主，也都纷纷逃往信阳或驻马店；心存侥幸的劣绅则闭门不出，日不思饭，夜不安寝，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杨靖宇消灭李文相民团和攻打王楼战役以后，附近各县农民也都闻风而起，欲与官军争斗。确山、汝南、正阳、信阳各县的反动当局天天急电河南省府并冯玉祥呼援求救。冯玉祥除严令南路军孙连仲等部合力“痛剿”外，均以东线战事吃紧为由，复电各县坚守城池。

杨靖宇参加领导的刘店武装暴动及在豫南的斗争，遵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打击了确山、信阳、汝南方圆几百里的封建势力，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豫南地区的统治。这一斗争，在土地革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192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刊载的《河南工农的反冯战争》一文，曾这样评价杨靖宇等领导的豫南农民武装暴动：“河南过去的农民暴动，虽然做过了几件大事业，如倒国（国二军），反吴，拒奉等，但终以在豪绅地主领导之下，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受反动的领导欺骗而失败。并且过去的农民暴动，历来是在原始的组织、迷信的宗教的率领之下。现在豫南的农民暴动，却一反往例，他们起义是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土地革命，耕者有其地——开始便是阶级的斗争，有广大的科学的组织，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向政权的组织进行。所以豫南的暴动，将来会是河南暴动的中心，是河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整个中国革命潮流的一支！”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于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会议上，杨靖宇的战友李鸣岐（时任河南省委宣传主任）作为河南代表向大会详细报告了豫南刘店武装暴动情况，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

杨靖宇在王楼战斗中，腿部负伤后，为躲避敌人搜捕，不得不四处转移，曾先后在汝南水屯小郭庄岳父家及张庄、驻马店南的周庄等地亲属家养伤。以后，又到驻马店普济医院治疗、养伤。

1928年春节过后，原确山县委书记李鸣岐任驻马店市委书记，继由刘士达任县委书记，王国卿任组织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长。这时，腿伤尚未痊愈的杨靖宇，即向县委请示欲归队去四望山参加游击战争，开辟豫南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期间，正值1928年2月初召开的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此次大会确定今后要扩大豫南信阳、确山、汝南等县的农民武装暴动，加强南五县游击战争的发展，创造豫南暴动割据的局面。根据组织安排，杨靖宇任豫南特委委员，从事武装斗争的组织工作。

杨靖宇在革命斗争中，长年离家在外，虽不免思念家人，但难以脱身离开部队，顾及自己的家庭。由于杨靖宇参加领导农民暴动，名声四扬，其家庭屡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共五次被抄家，牲畜家具被抢光，房屋也被一火焚之。他的母亲、妻子生活极其艰难，常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避寒，不得不求助亲友帮助度日。不仅如此，国民党反动派捉不到杨靖宇等农民运动领导人，便把主意打到他们的亲属身上。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杨靖宇的妻子郭莲只得带着婆母张氏和儿子从云，到处躲避敌人的追捕。阳春三月，已经临产的郭莲，行走十分不便，且无处藏身。不得已，张氏就带着儿媳和小孙子四处流浪，要饭过活。3月23日（农历闰二月初二），郭莲在古城东北大郭庄村外的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秫杆棚里生下女儿。第二天，张氏找来一辆葫芦头车把郭莲拉到小郭庄，郭莲在一个新搭的草棚里坐了月子。

女儿出生第五天，杨靖宇才来小郭庄看望妻子儿女。母亲让他给孩子起个名字。杨靖宇考虑了一下便给女儿起了个小名叫“躲儿”，意思是不让女儿忘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让家人在李湾住不了，东躲西藏，躲到小郭庄姥姥家。杨靖宇的母亲说，　“好！就叫躲儿”（后取名马锦云）。之后，他又去李湾看望二叔和四叔、四婶。这是杨靖宇和家人的最后一面。同年夏天，一伙白匪军又来抄家，李湾村的红军家属四处躲藏。杨靖宇的妻子郭莲怕投靠亲属连累人家，只好扶着婆婆带着两个孩子藏在野外，一个月后才敢回村里。8月，国民党军再次来到李湾村，杨靖宇的四叔马鹤龄（曾参加过确山农民暴动）被敌人杀害。

数年后，杨靖宇的女儿长大了。有一天，杨靖宇的母亲打开手中的包袱，对孙女“躲儿”说：“这里面有你爹的一张相片、三本书、一件衣裳。咱分开拿着，不要叫白匪军抢了去。”为了保护好这张相片，杨靖宇的女儿让妈妈把自己的小薄棉衣里子从后心拆开一块，把这张珍贵的相片缝在里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家中遭到困难，遇到敌人迫害时，杨靖宇的妻子总让“躲儿”把小棉袄后心里子拆开，把杨靖宇的照片拿出来，眼含热泪看过来看过去。一次郭莲把这张珍贵的相片摆在儿女面前说：“你们把相片保存好，等革命成功了，红军回来了，拿着相片去认你爹吧。”[8]

以后，杨靖宇母亲的一双眼睛得了火朦。由于忧愁，加之想念儿子，老人家一双眼睛竟哭瞎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杨靖宇的妹妹马爱于1930年3月12日去世，母亲于1936年8月13日去世，妻子郭莲在抗日战争刚胜利时，即1945年9月13日也离开了人间。

1928年5月2日，豫南特委召开各县代表会，布置麦收前发动豫南暴动工作，并确定最近各县工作方针。会后根据开展豫南党的工作的需要，中共豫南特委决定，杨靖宇以特委巡视员身份到信阳巡视工作并从事恢复党组织工作。

信阳党组织在1927年4月即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这里的党组织，杨靖宇遵照上级组织的指示，不畏白色恐怖，只身来到信阳。他到信阳后，通过织袜厂地下党联络员徐炳兰找到原县委的几个同志，即着手恢复党组织工作。杨靖宇紧紧依靠原县委同志，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使自农运失败以后，遭受破坏的党团工作重新得到恢复。到5月末，经过重新登记的同志已有80多人。其间，杨靖宇于5月11日向省委贺克寒汇报了信阳的情况，27日，贺克寒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引用了杨靖宇的叙述：“此处群众的表现，归纳起来有下列三点：A.仍希望积极地干起来；B.说我们没能力，不能成事；C.干也好，不干也好。A项的大半是赤贫的农民，四望山附近的群众的表现特别好；B项的大半是自耕农；C项是小自耕农……农村组织，惟南乡斑竹园、武家桥一带较好”。[9]

在信阳，杨靖宇住在党员徐延曾（徐炳兰之侄）家。徐家是书香门第。他和徐家老少相处得十分融洽，亲如一家。白天，他四处奔波，有时装扮成学生去师范学校活动，有时化装成锔锅的“轱辘匠”，走街串巷从事秘密工作。晚上，就看徐家的藏书。让他特别感兴趣的一本书是《孙子兵法》，他结合自确山暴动以来在豫南的历次战斗，反复阅读，深究内中原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对杨靖宇以后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掌握、运用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有很大影响。

1928年7月7日，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黎光霁到信阳巡视工作，当晚与杨靖宇等人分别谈话了解情况，决定次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组建新的中共信阳县委，新县委由杨靖宇任书记。7月8—10日，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与会者16人。会议讨论信阳工作报告及今后工作方针。12—13日又召开了活动分子会，到会者12人。会议自晚10时开至次日晨6时，选举产生了以杨靖宇为书记的新县委，两次会议对信阳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13日，杨靖宇还与黎光霁专门研究了罗山的工作，决定按照行动大纲积极发展农村斗争。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敌人正在豫南四处缉捕杨靖宇。为了便于工作，他根据黎光霁的建议，将自己的名字马尚德改为张贯一。张是随母姓，表示永远不忘支持自己从事革命工作、饱受艰辛的慈母的恩德。“贯一”表示要革命到底，“一以贯之”。

杨靖宇担任县委书记后，主持做出了关于信阳工作的决定，指示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工作；积极领导洋河等地的农民斗争，普遍发动群众；在反帝及民众运动中恢复城市工作；这时日军已侵占济南并制造了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的“五三”惨案，为此决定还要求“发动各路反日运动，组织广大群众”并“给群众以政治指导”[10]。秋冬之际，在县委和杨靖宇的领导下，群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有平民工厂党支部组织工人进行的要求按期转正、驱逐恶霸流氓厂长的斗争；有“双十节”之夜党团员在全城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的斗争；省立第三师范党支部按照杨靖宇的指示，于10月通过发动群众和民主选举，掌握了校学联的领导权，12月又以校学联名义组织学生，抗议校方借修建礼堂搜刮民财。所有这些斗争，都为群众赢得了一些利益，学生斗争还受到社会舆论的好评。

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杨靖宇一如既往地重视武装斗争。这时，距湖北黄麻起义已有约9个月，起义武装已向河南发展，进入豫南光山县柴山保地区，为此，黎光霁于7月10日和杨靖宇一起参加了信阳县委常委会议，议题就是“讨论鄂东及黄安问题”。会议做出的六项决定，成为信阳开展武装斗争的指导方针，其中明确提出要“造成乡村割据局面”，这是杨靖宇和河南党组织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决定内容包括：（1）开始城市工作。（2）建立乡村的苏维埃，造成乡村割据局面。（3）开展兵士运动。（4）准备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凡是有工作的乡村应即开始斗争，武装组织改编为红军及赤卫队，并极力扩大。（5）派代表由上海与湖北省委联系，未接通关系以前，河南省委应负指导责任。（6）在工作上应与信阳、罗山、光山等县委发生密切联系。[11]

其间，中共罗山县委遵照由黎光霁和杨靖宇确立的工作方针，以宣化店为中心，发动群众与反动地主和官府开展斗争，建立农民武装。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宣化店成为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是1946年中原突围的出发地。

杨靖宇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从事秘密工作，严格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纪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遇事沉着冷静，都能巧妙应对。一次周末，杨靖宇到河南省立第三师范（位于信阳小南门内大街北），与学校党组织负责人周超平在小南门外河边沙滩上，召集一次校内党团活动分子秘密会议。会上，杨靖宇总结了“双十节”晚上游行和散发传单的成绩，又布置了下一步工作。这时，一个西北军的骑兵连长带着马队来到河边饮马。他见几个学生围在一起，便说：“你们这些学生是在那里开会吧，可不要干共产党，那个搞不得！”顿时，大家都很紧张。杨靖宇却沉着地欠了欠身子摆着手向那位连长说：“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们是星期六没事，出来转转，顺便坐下来闲聊天，谁知道共产党是啥样呢？”那个连长再没说什么，领着人马进城去了。会议继续开着，直至夕阳西下才散。

经过杨靖宇的数月努力，信阳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都恢复起来。对此，中共中央予以认可和重视，甚至将信阳作为河南省委的备选所在地，曾于1929年2月9日致函河南省委：“如若开封不能立足，则可到信阳建立省委机关”。[12]中共河南省委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党的力量在信阳四乡组织大致恢复以后，比较的能担负工作，县委亦比较能自己计划工作”。[13]对于杨靖宇的工作作风和化装艺术，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徐德曾作了如下回忆：

开会经常是桌上摆着麻将、纸牌，一边来牌，一边说事……时而着装长袍马褂，貌似阔少身份，穿过敌人的层层哨卡；时而穿上中山装，以公职人员出现在闹市街头；或以市民的装束，穿街走巷。由于他工作谨慎、行动检点，虽常在敌人鹰犬监视下活动，但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14]

尽管如此，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者就不免随时与风险相伴。1929年3月初，信阳团县委机关遭破坏。一天，杨靖宇去原县委交通员吴绍堂家，正赶上几个便衣侦探在吴家搜查。吴绍堂的嫂嫂见杨靖宇赶在这个危险时候来她家，不由急中生智地说：“我家就欠你二斗米钱，你今天一趟，明天一趟，天天来要，太逼人了。”杨靖宇一听，知道话中有话，就明白是出事了。此时，他镇定自若乘势当着那几个盯着他的便衣侦探的面，冷静地说：“大嫂，你这些话我都听好几遍了。啥都是假的，钱是真的。你今天非给我钱不行，不然我这样空手回去，老板面前咋交账呢？”说着，便一屁股坐了下来，顺手拿起桌子上的水烟袋唿噜噜地吸起来。几个便衣见此，交头接耳私语一阵。这时吴大嫂又恳求地说：“你多在老板面前说些好话，缓限几天，一定给钱。”杨靖宇见几个便衣解除了疑团，慢慢地站起来，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将水烟袋啪的一声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搁说：“三天后我还来。”随后便大摇大摆地向门外走去。但敌人不甘心，仍把他带到司令部。这是他第一次被捕。但由于杨靖宇巧妙应付，敌人拿他没办法，最后取保获释。就这样，杨靖宇以其胆大心细和过人的机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脱离了危险。

事后查明，敌人根据叛徒的口供共捕去八人，导致信阳党团组织全部被破坏。1929年4月12日，河南省委致函党中央报告说：“信阳破坏。甲、破坏原因：原中学同志（“中学”系当时党内对共青团的代号，“中学同志”“中学机关”即指共青团员、团委机关——引者注）周文新的色彩浓厚，其族谋占其财产，向二十九师司令部报告，因而有军队去捕他。适中学机关正移在他家里。住机关的女同志周其著见有军队到周家，即忙着出逃，被军队捉住，在她身上搜出了Y省委（“Y”系“CY”，即共青团的英文缩写；“Y省委”即团省委——引者注）文件二册。当问她的房子是谁给她租的，她即供出吴绍堂。军队随去捕吴。贯一不知此变，往找吴接头，当即被候在吴家中的便衣队捉获。问其来意，贯一谓找吴要账，但便衣队不信，亦将其带去。周其著经刑审不过，将女师的王其华、宋玉洁以及河南的徐延曾、徐炳兰、讲习所蔡善猷等尽行供出。军队到河南捕徐未得，将其家人及鸣一等捉获，经审了几遍，得不着口供，遂舍去。其后贯一因其应付得好，军队没办法，将其由司令部转押县政府保释。”又说：“现贯一、鸣一均来省，此次损失的人数大，同志共八人。王国卿同志在驻（驻马店——引者注）被捕，解信阳枪决了。王同志在死时，还对贯一作极沉痛恳切的忠实表示。司令部在未枪决国卿以前，颇注意拷问他知道马尚德否，国卿始终说不认识。可是贯一当时却因此受着很大的刺激。”此报告还说：“贯一出险，环境不容许他在信阳”。[15]

杨靖宇在豫南、信阳工作期间，正值党内“左”倾盲动错误出现之际。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于1927年11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还要求广大农村举行暴动，同时对“八七”会议之后各地武装起义遭受的失败片面追究个人责任，甚至指责起义领导人是“犹豫动摇”，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对此，杨靖宇十分不理解。由于党内“左”倾盲动错误，致使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许多干部、革命分子被逮捕、判刑、枪杀。特别是战友王国卿的牺牲使他非常痛心。王国卿是确山县古城乡周庄人，经杨靖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洪沟庙支部书记、确山县北区委书记、确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等职。他是杨靖宇的同志、挚友。敌人对王国卿施以重刑并逼问其知不知道马尚德，而他始终说不认识的情形总是萦绕在杨靖宇的脑际里。杨靖宇由信阳返回省城开封后，立即向省委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在省委致中央的一封信中说：“尚德自出险后，鉴于党内时受组织技术糟糕，而党内尚不注意这种严重问题，致使许多的干部分子损失殆尽，非常痛心。因向省委提出许多应注意的问题和自己的要求：“1.离开河南工作。2.要求上学研究过去在工作中的失败，求得一个结论，以改正党内组织的弱点。3.如不能到莫斯科去上学，受短期训练，为求点理论，并证明他在工作中的经验，愿到上海工厂中做工，倘不允许他，将拟自杀”。[16]

在这里，杨靖宇提出“将拟自杀”，固然属于偏激，但并非要挟组织。而是杨靖宇想到王国卿为了保护他不惜牺牲宝贵生命，而自己如果不能学习掌握革命理论，认真总结斗争经验教训，进而使革命事业少遭受损失，那么就对不起王国卿同志，与死去的战友相比，自己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此时，杨靖宇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也正是省委报告中说的他所受的“很大刺激”。

当时，河南省委仅有中央派来的史文彬一人在开封主持工作，由于河南地下党连遭破坏，省委工作难以进行，中央决定改组河南省委。史文彬不能解决杨靖宇提出的严重问题，表示待新省委成立后，再进行解决。随后，史文彬一方面向中央请示；一方面决定让杨靖宇暂时巡视永城并指导工作。4月，杨靖宇来到永城，不久又以化名周敏，被党组织派到洛阳、开封工作，其间曾两次被捕，但皆因无供无证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