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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从事秘密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时间:2022-08-2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在哈尔滨从事秘密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1931年11月,在凛冽的寒风中,杨靖宇带着狱中生活的“纪念”——满身的伤痕,从沈阳来到哈尔滨。杨靖宇得知情况后,立即赶赴松浦,在呼海路反日会员和工人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并通过呼海路党组织提示马占山不要上当受骗。为防止日军进攻马占山部,杨靖宇和呼海路党组织领导铁路工人连夜将松浦站机车车辆全部开往绥化,将呼兰铁路桥拆毁,断绝铁路交通,最终迫使敌人的计划破产。

在哈尔滨从事秘密斗争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1931年11月,在凛冽的寒风中,杨靖宇带着狱中生活的“纪念”——满身的伤痕,从沈阳来到哈尔滨。这时,哈尔滨是东北唯一尚未沦陷的大城市,刚刚被日本侵略者破坏的中共满洲省委也从沈阳迁到了这里。

一踏上哈尔滨的土地,杨靖宇就拖着疲惫已极的身体,找到了位于今南岗区光芒街的满洲省委,在这里,他见到了新到任的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这位经过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千锤百炼的工人领袖,正肩负着民族、人民和党赋予的神圣使命,实践着自己的钢铁誓言:[1]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敌人在哪儿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在哪儿和人民一起与敌人抗争!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罗登贤那里,杨靖宇了解到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当谈到具体工作时,罗登贤考虑到杨靖宇刑伤未愈又跋涉千里,决定先让他休养一段时间。面对“国破山河碎”的现实,杨靖宇先是感谢党和上级的好意,继而说:“在监狱里,并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最后,党组织和罗登贤接受了杨靖宇的要求,安排他担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领导群众抗日斗争,同时兼任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当时哈尔滨市委已被撤销,设立直属满洲省委领导的道里、道外两个区委)。(www.guayunfan.com)

雷厉风行从来就是杨靖宇的工作作风,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走上工作岗位后,杨靖宇立即在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化名小李)的陪同下,与原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接头,听取了冯仲云关于工业大学、各中学、三十六棚(原是中东路工人最早搭建的窝棚数目,后沿袭成为中东铁路工人聚居区的称呼)、中东铁路机车修理厂、松花江北呼(兰)海(伦)路机车修理厂、江北船舶修理厂、老巴夺卷烟厂等单位的工作介绍。在详细了解了情况以后,杨靖宇的身影便出现在哈尔滨这座塞外冰城的街头巷尾,出现在工农商学兵不同阶层的群众中间,除上述单位外,杨靖宇还实地指导过法政大学、一中、二中、贫民女子工厂和市郊农村的反日会工作。杨靖宇废寝忘食的工作,很快就收到了明显成效。何成湘记述说:

“反日会”是党所领导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开始在哈尔滨等中心城市建立,逐渐发展到广大的农村,成为极普遍的群众反日组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反日会的工作是一种秘密的地下工作。尽管进行斗争困难,但在靖宇同志领导下,在哈尔滨的工厂、铁路、邮政、学校、近郊农村,甚至连伪满的警察当中,都建立了反日会小组或发展了个别会员。积极开展反日活动。经常在一夜之间,街头上、居民中,甚至伪满机关的办公桌上,都出现了我们散发的反日小报和反日传单。[2]

除了真抓实干的工作成绩,杨靖宇朴素的生活、热情的态度、诚挚的谈吐,也长久地留存在战友们的记忆中:

在哈尔滨地下工作的同志中,人们都亲热地称他为“老张”,老张经常穿着件灰布大褂,那件大褂早就变得又旧又破了,脚上的鞋子经常是“张嘴”的,哈尔滨的冬天,风刮在脸上像刀削般的痛,这话可一点也不假呵!可是,我们的老张却经常光着头在老北风里行走!吃的可就更差了,那时地下工作的同志每人每月九块“哈大洋”(每块哈大洋值伪币十二角),哪里还谈得上吃什么大米白面,吃得上粗粮就算不错了!可老张仍然是笑嘻嘻的,好像革命明天就会胜利似的。……

为了避免暴露组织秘密,我们都是单线联系。那时,我和靖宇同志常常在街道上或公园里碰头。记得我们去得较多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现在的兆麟公园)。除了研究工作,偶尔我们也谈到彼此的过去、家庭情况,以及对于未来的想望,他曾经告诉过我,在他的家乡河南还有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也有妻子和儿子,因为他参加革命,发动过豫南四望山的(刘店)农民起义,组织红军,反动派就把他的家人拉进了监狱,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说到这些情况时,他的笑容收敛了,常常凝视着天空,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但很快地他又更加劲头十足地谈开学习和斗争,又是那个生气勃勃和蔼可亲的“老张”了。

杨靖宇同志很善于宣传鼓动,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话,他那说话的神气,那穿着打扮,就像个道道地地的农民,很难看出他还是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哩!那时候,他的住处是很不固定的,在这人家住几天,又搬到别一家住几天,有时也到郊区农民家里开展工作。他住得较多的地方是道外的一个修理皮鞋的工人老孟(也是地下工作同志)的家里,和老孟一家人相处得亲亲热热,如果不是他那口河南话,简直就像是一家人了。[3]

1931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哈尔滨已是箭在弦上,为此,满洲省委决定“用一切力量通过反日会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准备形势的突变”[4],这个决定也经由冯仲云传达给了杨靖宇。杨靖宇立即把满洲省委的决定贯彻到反日会的各项工作中去。当时,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虽已沦陷,但由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仍在继续,作为进犯哈尔滨的准备工作之一,日军对马占山采取了进攻和诱降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兵临城下之际主动邀请马占山在松花江北松浦举行谈判,以期城下之盟。杨靖宇得知情况后,立即赶赴松浦,在呼海路反日会员和工人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并通过呼海路党组织提示马占山不要上当受骗。为防止日军进攻马占山部,杨靖宇和呼海路党组织领导铁路工人连夜将松浦站机车车辆全部开往绥化,将呼兰铁路桥拆毁,断绝铁路交通,最终迫使敌人的计划破产。

1932年1月底2月初,“关东军”大举进犯哈尔滨,驻防哈市的爱国军队,在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冯占海等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1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杨靖宇根据这一文件精神,组织党团员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当时,许多工人、学生、市民积极为前线将士送水送饭,主动护理伤病员、募集捐款。中东路“三十六棚”工人捐献工资四千余元,哈尔滨市商会捐款两万余元。人民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的爱国热情,在双城、哈尔滨市郊等地,爱国将士浴血奋战,歼敌数以百计。

哈尔滨军民众志成城,奋勇抗敌,迟滞了日军的前进速度并予以重创,但终难以改变敌强我弱的总格局。2月5日,在农历腊月二十九除夕之际,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了哈尔滨。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斗争环境更加困难,但杨靖宇仍然是那样的沉着、坚定:

记得在“二七”纪念的前夕,靖宇和我们十来个同志在哈尔滨道外的一个地方开会,准备组织群众进行一个反日示威游行。会还没开完,只见街上人们纷纷奔跑,大人喊、孩子叫,原来日军已进入哈尔滨市了。当时靖宇同志表现得很镇静、坚定。我们都很清楚,斗争将更加尖锐、激烈和艰苦了!但我们也坚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就这样,我们立刻分手隐蔽起来,准备投入那更加艰苦的斗争。[5]

哈尔滨沦陷后,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就在这时,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满洲省委收到了上海党中央出版的《红旗周报》,报上刊发了周恩来于1931年10月以伍豪名义撰写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一文,指出:“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6]。以周恩来的指示为基础,罗登贤指示由时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的周保中主持,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表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7]。在协助周保中起草文件的工作中,杨靖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事先搜集了有关资料,结合东北具体情况,作了详尽地研究,他意识到,中国民族的危机与中日的民族矛盾,将因东北被占领,而扩大加深,阶级矛盾将退到次要地位。但解决这一民族矛盾,反抗日寇侵略,必以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工农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主流,东北尤其是如此。东北人民迫切需要并且有条件,武装自己,拯救自己,对日寇进行较长期的游击战争”[8]。上述意见均被中共满洲省委所采纳。

哈尔滨的沦陷,标志着辽吉黑东三省已完全沦入敌手,日本法西斯欣喜若狂之余,加快了拼凑汉奸殖民政权的步伐。1932年3月9日,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临场监督之下,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一群卖国贼沐猴而冠,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出笼。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立即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反对伪“国”成立、傀儡登台的斗争。在杨靖宇领导下,哈尔滨市党团员和爱国群众不惧刽子手的刀斧,撒传单、贴标语之外,还巧妙地将墨水装入鸡蛋壳,抛掷在街头日伪竖起的牌匾壁画上,一时间,全城所有的日伪宣传牌匾,无不以“大花脸”的丑态,点缀着“建国”的“万象更新”,日伪当局煞费苦心拼凑的提灯游行,也被搞得支离破碎。如此这般,日伪吹出的“普天同庆”的牛皮不攻自破,敌寇汉奸“庆”无宁日,大煞风景。自4月5日至5月,哈尔滨邮务、中东铁路、老巴夺卷烟厂工人先后举行了抗日爱国、纪念“五一”“五卅”的罢工和集会,邮务工人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全体撤退入关,使伪满邮政一度瘫痪。

杨靖宇来哈尔滨开会住过的地方

杨靖宇在哈尔滨工作时穿过的长衫

1932年4月,杨靖宇在哈尔滨与新任省委秘书长、曾在豫南并肩战斗的聂树先(尚钺)重逢。从尚钺那里,杨靖宇得知在自己离开豫南后,李鸣岐、张耀昶等战友仍在四望山坚持斗争,参加确山农民暴动的四叔马鹤龄已牺牲,自己的家多次被白匪军查抄,母亲、二叔、妻子郭莲和儿女饱受迫害、颠沛流离。杨靖宇听到这些消息,一时心绪难平。

此后,杨靖宇以更加炽热的斗志投入到工作中去。周保中记述了那难忘的一幕:

当我同靖宇同志在哈尔滨一同工作的时候,常常发现他每当寒风凛烈、砭人肌骨的凌晨,出现在大江中同摆冰滑子的工人一块劳动,借此联系群众进行秘密工作。有时又出现在铁路和工厂中,同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分别接触,进行商讨;他深更半夜在自己住房来回踱着漫步,深思熟虑地准备着明天的工作,或伏案写作党的文件、宣传教育材料等等。他善于使用不同的语调,向不同的人们解释和答复问题。语句明了、具体、生动,引人深思,鼓人劲头,给人们信念。他象戏剧演员一样,妆扮什么就象什么,他要做什么就会做什么,或者一定学会做什么。他常常以机智的技巧动作结合大胆勇敢的行动,躲过敌探走狗的跟踪,冲破敌人的防范。的确,他是一个革命工作的艺术家。他个人生活是俭朴的,能忍受艰苦,宁可自己省吃俭用,经常洗补自己的衣服、鞋帽,节省住房燃料。他从不乱花党的一文经费,相反的,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贴用到工作活动上,或其他同志身上,以帮助解决困难。他的身体是健康的,生活情调是高尚的。[9]

在哈尔滨工作的日子里,杨靖宇和周保中相交益深、相知益切,在抗日革命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之交。1932年4月,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周保中前往吉东地区(今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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