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上）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上）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周保中离开哈尔滨不久，杨靖宇的工作岗位也发生了变化。1932年5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撤销哈尔滨市道里、道外两个区委，成立哈尔滨市委，并任命杨靖宇为市委书记，不久又增补为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委员。

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完全称得上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在他不眠不休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之下，党在哈尔滨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进展：

特务们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中共省市委的组织，斗争是多么艰苦呵！但靖宇同志是善于领导同志们进行秘密活动的，就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党组织仍然一天天发展壮大了，在铁路职工中、平民工厂中、皮鞋作坊、邮政局、学校、伪满的警备部队以及街道中都有党的支部或小组。[10]

在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期间，杨靖宇领导市委，向哈尔滨人民广泛宣传揭露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本质，号召哈尔滨人民抛弃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驱逐侵略者。随后又根据省委指示，部署了呼海路、电业、中东铁路（东铁）、印刷业工人反剥削、反压迫、反裁员的斗争。在杨靖宇和市委的领导下，东铁工人包围了铁路当局，印刷业工人罢工一周，迫使资本家答应每月工资增加二元、改善伙食（给工人吃馒头）、不开除工人。呼海路和松浦机车修理总厂二十余名工人参加了义勇军。对于青年工作，杨靖宇也十分重视，他主持成立了哈尔滨市团委，并在市团委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www.guayunfan.com)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杨靖宇还特别重视文艺工作，发挥革命文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培养革命文艺骨干。在他的领导下，由东区（道外）区委宣传委员、作家罗烽和西区（道里）区委委员金剑啸主持，创办了抗日油印小报——《民众报》。此后，金剑啸一直在东北坚持斗争，1936年被捕后殉国于齐齐哈尔；罗烽、白朗等先后入关转赴延安，参加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的骨干力量。

1948年12月，当年由杨靖宇亲手培养的作家白朗，在《知识》杂志上发表《忆先烈》一文，再现了与杨靖宇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老张”这一被大家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曾经被我们多么亲热的呼唤着呵，现在想起来，却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

事隔十六年余，我虽健忘，但“老张”那硕健的身影、坚毅的神态以及经常穿在他身上的蓝布长衫，还深深地、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仿佛昨天还见过一样。尤其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给予我的启示和教育，使我认识了阶级、认识了革命，更认识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和蒋党的庐山真面。我之所以能够不屈于敌人的威逼利诱，能够毫不动摇地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前进，首先是应该归功于“老张”的教导和影响的。

“九一八”事变当时，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平凡青年，不但愚昧无知，而且正在深居简出，做着家庭的主妇，仅仅由于故乡——沈阳——的沦陷，才引起了我模糊的民族仇恨和对敌人的强烈憎恶，但那不过是青年人一种冲动的热情，是没有什么基础可言的。虽说不久便参加了反日会的组织，可是自己连想也没敢想过：能不能坚决反抗到底，忠贞不屈。假如敌人挥起屠杀的大刀，自己不会在刀下战栗吗？不会中途退缩吗？

那时，反日会的宣传部就设在我的家里，那引进足以招致杀身之祸的油印机，五红六绿的传单标语小册子，都藏在我的床下，毫无斗争经验的我，确是时刻在担着心思，要是敌人突来搜查，便什么全完了。

忽然有一天，身着蓝布长衫的“老张”在我家里出现了，而且不一会，便陆续地跟踪而来了那么多人，有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铁路的员工，我不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到会议开始，才明白原来作为宣传机关的家，同时又成了秘密的会场。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秘密集会，预感着灾祸就要到来了。我虽力持镇静，但掩盖不住地焦虑已经暴露在面上了，我紧张不安地站在那里，每个人的神色我都观察一遍，心想：“他们为什么个个都比我镇静呢？”而最镇静的还是担任会议主席的“老张”，他历数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他们的滔天罪行。他的声音是低沉的，但却有着奇妙的威力，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在人的心坎里，既具体、生动，更有着无比的煽动力。它使人悲愤，促人奋起，更叫人敢于勇往直前，毫无畏惧，连他的每一个手势都是多么有力的撼动着我的心弦呵。我的情绪由不安而变为镇静了，我的恐惧变成无畏了，在一小时之前还是模糊的民族仇恨，在他的启发诱导中逐渐强烈而清晰，并且开始生根了。从此，这个表面看来与一般同志没有什么差别的老张，在我的心目中遽然的神圣起来、伟大起来，我是以无限的尊敬把他牢牢的记下了。

从那时起，老张的影子便常常在我的小屋中出现，我对他的敬佩和拥戴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深。他总是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去了，而在这来去之中逐渐教育着我和许多同志，他使我们更坚决，更有勇气。在革命道路上奠下了不可摇撼的基石，在灾难深重的东北土地上撒下了革命的种子。

但是不久，他没有正式向我们告一声别，便悄悄地离开了哈尔滨，离开了被他领导教育的一群。以后他的消息便石沉大海了。我曾经为他的安全而久久不安过，也曾为遽失导师而苦恼过。他留给我的每一句教言都在哺育着我的思想，使它迅速地发展壮大，以至使它变为行动。

十六年的日子是长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已模糊不清了，有的甚至连根忘掉，而伟大的老张却不曾在我的记忆中淡去，每一思及，都还有着深切的感激和惦念，他在时刻地鼓舞我前进、前进，坚决地前进。[11]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杨靖宇凭借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机智地避开了侵略者的魔爪，与同志、同胞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善于同支部同志接近，善于联系群众，善于作教育工作，他态度和蔼，充分表现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同时他又能够虚心学习。经过了一再被捕和两次监狱生活的经验，他的政治警惕性很高，秘密技术很好，很能应付秘密的环境。所以在他工作的时期，党和群众的组织很少破坏”[12]。当年的哈尔滨团市委宣传部长姜椿芳，就曾亲身感受过杨靖宇的机智和巧妙：

杨靖宇同志是一个相当老练的地下工作者。有一次我们约好在松花江边碰头。那时刚开江，大大小小的冰块从上游漂浮下来。我们坐在江边上，一面看着冰块，一面谈话。一架日本飞机从江南飞往江北，然后在松花江大铁桥的上空转了一圈，又飞往江北。杨靖宇同志对我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示威来了。”正在这时候，他突然放声大笑起来，接着又很悠闲地捡起一颗石子向江心一个大冰块掷去。我觉得有些奇怪。过了一会，他才解释说：“刚才发现一个人站在我们后面的江岸上，我们板着脸谈话会增加他的猜疑，只得用一声高笑把他打发走。”于是我们站起来，脸上堆满笑容，赏玩着江景，边走边说地谈着我们的工作问题……[13]

杨靖宇在哈尔滨工作时用过的褥子

在哈尔滨期间，杨靖宇的职务在变、工作内容在变、住址也在变，但不变的依旧是炽热的斗志、真挚的情感，还有那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当时党的经济非常困难，每月不到十元“哈大洋”的生活费还常常不能接济，他身体又不很健康（还有痔疮），但我们从没有听见过他叫过一声苦提过一次生活上的要求。在雪地冰天的冬日，他始终穿着他那一件灰布的薄旧棉袍。他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所有同志们都深深敬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