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战略大转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直击战略大转移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由于博古的错误领导和李德的瞎指挥，苏区一天天缩小，白军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糟糕。1934年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5个军团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伍修权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1]有关资料显示，长征前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几次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将此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转移计划。但是博古、李德没有制定转移的总方针，转移计划也只在高级领导层中通通气，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更不要说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思想动员工作了。转移的命令、指示都以“绝对机密”为由，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不过伍修权在工作中还是接触了这一核心机密的部分内容，并且参与了与转移有关的实际活动。

按照李德他们的转移计划，有关人员在苏区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是扩充和整编红军部队，苏区各县大力发动参军，把青壮年男子大批动员到红军中来。又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赤卫队甚至少先队，整批整批地集中到主力红军中。瑞金各机关的大批干部分赴苏区各地搞“扩红运动”。

为了保证红军转移中所需的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苏区内加紧了军工生产。伍修权曾几次跟着李德，到各个由部队修械所发展起来的手工作坊式的兵工厂视察检查，苏区《红色中华》报上还发表了“苏维埃军事工业生产”如何“几十倍增加”的报道，其中包括几家通讯器材、医疗用品和被服工厂的生产成果。红军出发前每人都领到了新的军服、军帽、鞋袜、急救包等等。鉴于苏区这点家业来之不易，许多东西转移后还得使用，博古和李德又决定将各个兵工厂和被服厂的主要设备，连同印刷厂、造纸厂、医院的器材通通拆卸运走。此时的红军，运输靠的是有限的骡马，就组织部队、征招民工，组成了一支五千余人的挑子大军，来了个大搬家。转移行动以前，在独立房子里工作的伍修权等人对李德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也做了彻底清理和精简，该带的带，该扔的扔。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生活管理的军委总参四局，在李德原有的乘马之外，又增调来一匹专门用来给他驮东西的骡子。(www.guayunfan.com)

在进行各项具体准备的过程中，伍修权听博古多次向李德提到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名字，还曾见到他们拟定的名单。这是博古与李德在转移前反复思考谋划的一件大事。转移时，有1.6万红军和约1万伤病员，以及部分党政人员被留下来。确定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最初名单中，不但有何叔衡、瞿秋白等人，连毛泽东也在其中。有人提醒博古，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起家的，把他留下来，如果他与中央分庭抗礼就麻烦了；万一落入敌手，政治影响也极为不利。博古与李德密议后，才让毛泽东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就让他像王稼祥等伤病员一样躺在担架上行军。

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虽非仓促决定，但博古、李德的构想和在他们指挥下的行动显示，长征的初始阶段实际上是战败大撤退。早在5月份，共产国际就认可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坏的情况下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方案，但从5月底到9月底的四个月时间里，李德他们一直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犹豫不决。直到10月初形势进一步恶化，白军已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才不得不放弃苏区。即便到了此时，战略转移的思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仍然没有形成共识。李德后来回忆道：“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十月的新季度计划……在对这个计划进行加工时，我和周恩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原来的想法是，以中央红军三个军团突破封锁线，此外在中央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2]周恩来的主张，有据可查的见于他发表于1934年8月18日《红星》报上的《新形势下的胜利》：“我们必须坚决地开辟一条通往敌人后方的道路……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李德以重返苏区为目的的突破封锁线，是为避开灭顶之灾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周恩来以“开创新局面而不是返回老苏区”为目的的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性转移”。周恩来与李德“严重的意见分歧”，其实贯穿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周恩来因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而与他进行过多次争论。特别是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白军的“多路进击”，周恩来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只是由于博古支持李德，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以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

此时，因为博古、李德实际上是迫于无奈的战败大撤退，所以突围方向、行进路线、转移目的地等都是不明确的。就在长征出发之前，共产国际驻华机构和中共上海局用来与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军警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几位负责人先后被捕，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李德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等人相继撤回苏联，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主要联系渠道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撤出苏区的时间、路线和目的地等，实际都是李德、博古等自行决定的，他们对此行前景也是心中无数。

转移开始之初，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一、二、三道封锁线，虽有伤亡，总算还是按照李德、博古的部署朝着既定方向前进。

只是中央纵队那几千副挑子行动实在缓慢。中央和军委机关被编成了两个纵队，机关人员、挑子大军和抬着伤病员的担架队，组成了转移大军的核心部分，一、三军团分任左、右开路先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断后，被称为“甬道式”转移。加之山路险阻、河流挡道、敌机袭扰，以及白军的围追堵截，有时一昼夜只能挪动十几二十里。

每当宿营或途中较长时间休息时，总参电台的手摇马达就开动起来，报务员利用山石、驮架甚至就在膝盖或地上随时收发报。李德常带着伍修权守在报务员或机要员边上，等他们译出电文，由伍修权向他报告内容。有些还得译成俄文供他阅示，再根据李德的口授，起草以中央军委或总参名义发出的电文初稿，经李德审定、博古签字后，有的以红军总政治部乃至中共中央的名义，有的改为训令、动员令发出。报务人员不但要背着自己的背包、米袋和大家一样行军，部队休息时又得马上投入紧张工作，甚至连吃饭喝水都难以保证。

当时从各军团发来的电报，不是报告因何原因部队不能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就是报告又被白军缠住正在应战。上报的伤亡掉队和失散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撤退前征召的未经整训的新兵一批批开了小差，各部队兵力锐减。正当李德和博古对此一筹莫展之时，中央红军的转移计划被国民党察觉。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重兵，准备一举歼灭“西窜赤匪”于湘江两岸。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分别向中央建议机动迂回、改变前进方向。但是李德、博古还是固执己见，硬往西闯，在国民党军围堵中央红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一线上，陷入了白军事先布下的“罗网”。过江后，总参对各部进行清点检查，发现所有部队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红一、红三军团主要是作战伤亡，也有少量部队被围歼在东岸；主要由苏区“扩红”参军的新兵组建的红八军团，过江后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仅存3000余人；最为悲壮的是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特别是红三十四师，拼死冲到湘江东岸后，被数十倍于己的白军团团围住，全师将士几乎无一幸存。统计结果显示，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周恩来沉重地将总参的报告及其翻译件递给博古和李德。他们两人看完报告后十分沮丧，沉默不语。周恩来又把报告递给朱德，朱德悲愤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在一旁的张闻天和毛泽东听到朱德痛心的话，连忙过来看报告。张闻天生气地说李德和博古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和总结一下了？毛泽东愤然说，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在为李德翻译总参的报告时，伍修权被刚踏上长征之路的中央红军一下损失了近三分之二惊呆了。

中央红军湘江惨败后，当务之急是如何挽救红军、挽救党。根据当时掌握的确切情报，白军已布下重兵形成严密的口袋阵等红军去钻，妄图“全歼西窜残匪”。为此，毛泽东提出，红军应立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案，迅速改变行动路线。王稼祥、张闻天完全支持他的意见，他们与周恩来等商量后，在1934年12月12日途经湖南通道县时召开了一个最高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建议部队立即改向白军的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伍修权将人们的发言一一翻译给李德听后，李德气得不等散会就拂袖而去。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部队转向贵州东部的黎平一带。12月18日，中央纵队进驻黎平后，又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作出了向贵州北部遵义一带前进的决定。会后，周恩来向李德转达了新的政治局决议内容。心情烦躁、正在发烧的李德没等听完，就对周恩来大吵大嚷起来，骂他倒向毛泽东一边，串通起来反对博古和他，并声称拒绝接受这个新决议。一向谦和稳重的周恩来再三劝说告诫，李德就是不听，气得周恩来忍不住也拍了桌子，批评他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坚持由他一人说了算的蛮横作风。1934年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并于1935年1月1日作出决定：北渡乌江，进军遵义，向正在四川的四方面军靠近，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

从通道会议开始，李德索性不再过问中央红军的军政事务。猴场会议李德也未参加，连议了些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身心极度疲惫的伍修权却因此享受了难得的清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