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别结发之妻张毓兰和老战友朱瑞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痛别结发之妻张毓兰和老战友朱瑞_关于伍修权的故事

1948年1月，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北国重镇哈尔滨，已是人民的天下，好日子如同雪化冰消的春天般来到了。可是伍修权的结发之妻张毓兰（曾用名张秀莲）却一病不起。

张毓兰1918年3月6日生于陕北榆林葭县（今佳县）的农家。30年代初陕北“闹红”，当地也有了中共地下党，上过几年小学又生得娇小秀气的张毓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过教育和启发，1934年，16岁的张毓兰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成了陕北红军中的一名女战士并入了党，1937年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邮局工作。

那时，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伍修权已29岁，到了该解决终身大事的时候了。有热心人介绍他认识了张毓兰，经过接触和同事的撮合，1937年夏天，他们在延安结了婚。翌年2月，伍修权奉调去兰州八办，因怀孕行动不便的张毓兰由老家来人用毛驴接回娘家待产。1938年6月，张毓兰生下了长女曼曼。同年10月，母女二人辗转去了兰州，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张毓兰担任办事处的行政秘书，工作热心、细致。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张毓兰用民间验方为她儿子治病及悉心护理的感人故事。两次途经兰州在八办住过的邓颖超，几十年后见到张毓兰的女儿，提起她仍赞不绝口。伍修权和张毓兰此后又添了一男三女四个孩子。由于伍修权戎马倥偬，没有时间顾及家庭，张毓兰为免除丈夫的后顾之忧，不得不放弃工作。长期一个人带孩子，干家务，还要尽力照顾工作繁忙的丈夫，加上生活艰苦，她对疾病的抵抗力逐步下降。在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任上日夜操劳的伍修权得了肺病。在服侍丈夫，使之早日康复的过程中，张毓兰自己却感染了肺结核。虽然叶剑英等多方关心，为因公到北平军调部的伍修权提供了带妻子来北平看病的便利，但是连当年医疗条件最好的德国医院（解放后改名北京医院）也无力回天，检查结果是结核已扩散到肾脏。当时伍修权刚刚调回东北军区主抓军工生产。一面是病重的妻子需要照顾，一面是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急需军工生产提供保障。这两头孰轻孰重，伍修权清楚，张毓兰也清楚。她不能因为自己而拖丈夫的后腿，于是放弃了在北平治疗，跟着丈夫到了哈尔滨。丈夫一到哈尔滨又没日没夜地忙开了，忙得几乎难得见一次面。但是张毓兰知足了：丈夫不是不关心自己、不牵挂家庭，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1940年伍修权、张毓兰夫妇和长女曼曼（右）、儿子天福（左）在兰州八办留影

此时，张毓兰斜靠在病榻上，还在挣扎着织毛衣，一针又一针，一圈又一圈。肺结核晚期使她喘气都感到吃力，可她还在编织，她为五个孩子每人织了一件毛线衣。在把浓浓的母爱织进千针万线的过程中，孩子们的笑脸不时在她眼前闪现。她想得最多的，是不在身边的两个孩子天福和延力。

天福是伍修权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伍修权唯一的儿子，1939年10月出生于兰州。1941年伍修权调回延安时，张毓兰怀的第三个孩子已近产期。因为盼孩子早点降生，好早日回延安，就取名“望生”，并采取了催产措施，4月下旬，望生终于出生了。但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辗转诸多不便。中共兰州地下党的战友见状，建议伍修权夫妇留下一个孩子由他们帮助抚养。儿女是娘的心头肉，张毓兰哪里割舍得下？但为了支持丈夫轻装上阵，她还是忍痛同意了。夫妻俩本想留下大女儿，但曼曼已经3岁，又爱说话，怕她说漏了嘴，暴露自己是八路军的后代，不但孩子不安全，还会给收养她的人家带来危险，就忍痛留下了才1岁出头的儿子。几经辗转，最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罗扬实抱回家交给他父母抚养。罗扬实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家就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虽然儿子没有明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但是老两口心里清楚，就像对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精心呵护。天福从记事起，只知道他们是亲爷爷、亲奶奶。1946年夏天，多年不见的罗扬实突然回了家，一家人高兴极了。长大了，天福才知道，1942年罗扬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因中共甘肃地下党被康生诬陷为所谓“红旗党”而被关了三年。平反后，罗扬实回到兰州，继续开展地下工作。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方便的联络点，罗扬实一家从兰州城里的山子石街搬进了兰州南郊八里窑牟家湾的一个农家大杂院。院子前面有条土公路，后面是个大山坡。这个新家就成了中共兰州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每当地下党的人员在此开会或隐蔽居住时，罗爷爷和罗奶奶负责掩护和生活保障，八九岁的小天福成了他们的小帮手，或是与奶奶到河边抬水，或是拾马粪当燃料，有时还站岗放哨或送信。一天晚上，地下党在家里开会，小天福在门口望风。他看到有个戴礼帽的人在不远处转悠，忙回去报告，开会的人们立即从院子后面牲口圈翻墙撤走了。还有一次，罗扬实给了他一张叠好的纸条，叫小天福送到他去过多次的后五泉山的大姨爷爷家，那里也是地下党的一个据点。罗扬实特别交代，这纸条千万不能让警察看见，万一不行就吞下肚去。小天福听了反而紧张起来。半路上要经过八里窑警察局门前设的一个路卡。平时来去从容，这次小天福过了路卡不远，就急忙奔跑起来。好在路上拉煤炭的车马和行人较多，以为是小孩子在玩耍，才没有引起警察注意。

罗爷爷、罗奶奶、罗扬实与天福（罗斌）在兰州合影

张毓兰心里的另一份牵挂是将近两岁的小女儿延力。1946年底，伍修权随从军调部到长春执行分部来的飞机去北平汇报工作。叶剑英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那是个环境清幽的别墅式院子。伍修权到北平时，恰巧碰到朱德也来到北平。12月1日是朱德的六十大寿。那天晚上，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簇拥在朱德周围，向他敬酒祝寿。其乐融融的革命大家庭氛围，把伍修权的思绪带回了延安，带到了妻儿身边。刚巧军调部有一架飞机去延安，看出了伍修权心事的叶剑英就让他乘便回延安探亲。伍修权第一次见到了1946年2月出生、已经10个月大的延力，抱起来亲了又亲。还想再亲亲三个大点儿的女儿，可是除了七八岁的曼曼还认得爸爸，望生和只有3岁的连连都认生地躲开了。妻子的病情使伍修权下决心把全家接去东北，路过北平时还能带她看看病。哪知他们上返回北平的飞机时，却被美国机组人员拦住了，他们不准家属特别是最小的孩子上飞机，说是保证不了安全。伍修权与张毓兰商量，先将延力留下，给老百姓带着，以后再来接。在伍家担任勤务员的老八路吴树成听到后说：“把孩子交给我吧，只要我在，孩子就一定在。我会随开往东北的部队把延力送去。”多年的相处，张毓兰早把他当成了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大生产运动时教他纺线，还用他纺的毛线亲手为他织了毛衣毛裤，孩子们也都把吴伯伯视为自己的保护神。面对忠厚善良的吴树成的无私承诺，伍修权和张毓兰把延力托付给他。然而机组人员还是不同意让其他几个小孩上飞机。伍修权一咬牙对张毓兰说，今天他一个人先走，另找机会回来接她们。1947年初，军调部的董越千飞回延安联系工作，叶剑英交代他将伍修权的家人带到北平来。这次，大一点的三个女儿终于上了飞机。张毓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和未满周岁的小女儿延力。

伍修权担任军委一局局长期间的公务员吴树成及曼曼（左）、望生

张毓兰再也没有见到儿子和小女儿。“曼曼，把你弟弟和延力找回来呀。”她再三叮嘱大女儿。

1948年1月18日傍晚，伍修权回了家。三个女儿看到难得一见的爸爸回来了，高兴地在妈妈的床上蹦来跳去。伍修权从妻子盯着孩子们看不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她比病痛更揪心的心痛。他让女儿们回她们的卧室睡觉，自己独自守在奄奄一息的妻子身边。

夜深了，张毓兰艰难地睁开眼睛，盯视着守在身边的丈夫，用最后一点力气说：“我，不行了……”说着慢慢合上了眼睛。相依相伴的爱妻就这样离开了他和孩子们，泪水伴着伍修权的思绪默默滚落下来。中年丧妻是人生的大不幸之一。他们结婚仅仅十年，妻子对革命事业的执著和她的真诚、善良，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无论是在兰州，还是在延安，只要妻子在身边，连他周围的战友都能享受到家的温暖。军委一局的人员把她看成“编外成员”：“她看到我们衣服穿脏了，就叫住，要我们脱下来，帮我们洗（当时延安很困难，没有洗衣服的肥皂，我们只有星期日到延河边去洗），发现我们衣服有破洞，就给我们缝补。……只要她知道一局有哪个同志生了病，她总要去看看、问问，是着凉感冒了，就烧碗姜汤送给喝。冬天，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爱糊窑洞的窗户和门的缝隙，只要被她发现了，她就会在我们工作时，带着伍局长的警卫员‘偷偷地’帮我们糊好，使我们下班后，回到窑洞，感到温暖多了。”[6]他们尤其忘不了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的生产自救时期，张毓兰常常把自己家里种的蔬菜炒好了送到一局与年轻参谋们分享，用参谋们纺的毛线为他们编织御寒的衣物。

与妻子的死别，使伍修权痛彻心扉，他后悔给妻儿的关心太少太少。结婚十年间，新婚不到半年，自己就在农历大年前夕告别了怀孕的妻子，匆匆奔赴兰州。去东北时走得更急，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东北局的决定后，他连夜交接了作战部的工作，第二天一早就飞离延安。把妻子接到哈尔滨的一年间，他有大半年为军工生产东奔西跑。伍修权明白，妻子尽管心里始终放不下两个远在他乡的幼小儿女，却从不在自己面前伤心落泪。伍修权曾经告诉延力，她的名字是妈妈取的。把“延安的力量”延续下去，发扬光大，这是她对儿女们的期望，也是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为追求光明而奋斗的妻子走了，没有看到新中国的黎明，连常人不难做到的见儿子和小女儿最后一面都不可能。思念浓缩成伍修权对儿女说的一句话：“我一生亏欠最多的是你们的妈妈。”

伍修权对发妻的缅怀，更多地表现为忘我地工作。他也没有忘记妻子“把天福和延力找回来”的临终嘱托。

不过，延力不是伍修权找回来的，而是吴树成随大部队穿越数省、行程万里送回来的。一路上，他用奶粉或小米糊糊喂延力；部队宿营时，就找正在奶孩子的房东或邻家小媳妇帮忙给延力喂奶，延力一路吃的是百家奶、千家饭。过黄河时，因为夜间行军加上一路劳心劳力造成的极度疲惫，背着延力的吴树成在山崖上摔了一跤，要不是凑巧倒向靠山的一边，他和延力都葬身黄河了。一次遇到敌机轰炸，吴树成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孩子，延力逃过一劫，可他的背上却留下了新的弹痕。吴树成背着延力辗转近两年走到哈尔滨，再寻到沈阳，吃苦受累，只为了兑现当年他对孩子父母的一句沉甸甸的诺言：“只要我不死，就一定把孩子送到你们身边。”令他伤心的是，他兑现承诺之时，张毓兰已经不在了。

寻找儿子，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伍修权委托兰州军区的老战友帮忙寻找。可是拉扯了天福十年出头的罗奶奶，已经与他难分难舍。从感情上承受不了分离的还有天福自己。他说：“经过当时已在马列学院（后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罗叔叔等给奶奶做工作，1952年春，我读小学六年级时，罗奶奶、罗叔叔一起把我送回了北京。开始只说是送我到北京上学，直到从兰州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奶奶才告诉我是送我到爸爸身边去。我当时就大哭起来，坚决不走。好在奶奶到北京后在罗叔叔家住了下来，我节假日可以经常到罗叔叔家去看奶奶。”

为此，伍修权时常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这些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全家帮助，抚育了儿女的亲人们；要懂得自己并不只是父母的儿女，也是人民的儿女。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要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人民。儿女们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我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的是德语，1963年我被派往驻民主德国使馆武官处任翻译。出国前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我父亲的身份特殊，美蒋特务比较关注，要我用个化名。为了纪念罗叔叔一家对我的养育之恩，父亲同意我改姓罗，单名一个‘斌’字来自父亲30年代从苏联偷渡回国时所用的化名‘田斌’，一直沿用至今。”2010年4月，古稀之年的罗斌将军谈起这段往事，仍然热泪盈眶。

1948年，伍修权年初痛别发妻，秋天又一次直面死别：43岁的朱瑞在辽南义县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朱瑞是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老同学，中大毕业后，朱瑞去了莫斯科炮兵学校。回国后，他们先后到了中央苏区，一度同在红军学校工作。以后朱瑞参与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兵运史上空前的宁都暴动，使包括董振堂在内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加入了红军队伍。他历任五军团政委、一军团和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等职。后来发挥专业特长，担任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所炮兵学校——延安炮校校长。到东北后，担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校校长。

辽沈战役开始后，朱瑞亲率炮兵部队参加作战。在进攻义县时，部队缴获了一批美国造新炮，他一听说就迫不及待赶去查看接收。当时战斗刚刚结束，他不顾还没打扫战场，就急急走向战区，不料踩上了国民党军埋设的地雷而牺牲。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共同决定，将朱瑞的遗体运回哈尔滨，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由伍修权负责此事。

运送朱瑞灵柩的列车停靠站台后，伍修权和几位主要领导人一起，走进车厢向烈士遗体默哀致敬，随后亲自将灵柩抬下火车，安放到灵车上驶出站台。10月9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机关为朱瑞举行了公祭仪式和葬礼，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等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领导人都参加了。伍修权作为朱瑞的生前友好和军区负责人代表军队方面，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代表地方各界，一起担任了陪祭人。

朱瑞的遗体被安葬在哈尔滨烈士陵园内。伍修权在葬礼以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到桌上的玻璃板下，还压着不久前朱瑞送给自己的照片。那是朱瑞与他的孩子的合影，他和孩子都含笑对着镜头。伍修权只觉他们正在看着自己，虽然笑容依旧，只是故人已逝，不由无限感慨，当即写下《悼念朱瑞同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