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到五千年的巨大飞跃_竺可桢的故事

从五十年到五千年的巨大飞跃_竺可桢的故事

竺可桢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而对于我国历代气候变化的研究，是他花费心血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他一生都在研究这一领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动乱的年代里也从未间断。

从1924年起，竺可桢就开始研究我国南宋时代的气候。在深入研究南宋时期气候的基础上，竺可桢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研究领域，他发现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都很有研究价值。1925年，竺可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一文。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再次扩大了研究领域，把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气候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1961年，他发表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阐述了20世纪上半期气候开始变暖的事实，又描述了全世界不同历史时期各国水旱寒暖波动的历程。他以中国历史的气候变化记录与欧洲历史气候变化的记录相比较，发现我国17世纪后半期的寒冷时期与欧洲的小冰期是一致的。

这以后的12年间，竺可桢发现了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规律。中国几千年的气候研究史中，与气象有关的史籍浩如烟海，为了从中找出可以佐证的材料，他对这些史料一一挑选、分析，经过无数次的反复研究、前后对比，用一名科学家的探索精神证明了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论点。(www.guayunfan.com)

竺可桢在研究中经常采用多种证实的方法。

他早年写作《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和《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时，通过对史料中某地的终雪日期与如今此地的终雪日期作比较，间接证明我国气候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又采用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运用实际观测记录进行论证。

通过对上海、天津和香港三个地方的观测记录进行整理研究，竺可桢发现，我国历史上气候不仅在变化，而且随着纬度的增高，变化越来越明显。他指出：“上海有着90年左右的气温记录历史，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温度最低的是19世纪最后25年间，温度最高的是1940年。上海的气候也是一直在变化的，其趋势大约是上下摆动幅度达0.5℃或1℃。”他把这一研究结果与当时欧洲学者的研究结果相比较，除了前后时序上有些差别外，总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从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状况来看，气候变化是普遍的，而且其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作直线式的下降或上升。”

在那么多的研究方法中，利用古代典籍和方志中的有关记载来研究我国气候历史变化，是竺可桢最富于独创性的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地球物理科学家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对古气候学的研究上。地球物理学界仅在60年代以来就举行了三次关于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但这三次会议上，更多的学者专注于对地质时代气候的研究，因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文献中都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现象的可靠记载。所以，只有少数科学家对历史时代的气候进行研究。竺可桢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而且他发现，只有中国在这方面的材料是最为丰富的。他想，只要集中利用中国的历史文献，认真研读其记载以及多年的考古发现，就可以从中探索出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

于是，竺可桢通过深究后，把我国五千年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

第一时期：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

第二时期：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

第三时期：方志时期（1400年—1900年）；

第四时期：仪器观测时期（从1900年开始）。

对于考古时期的气候研究，竺可桢主要依据许多重要的出土文物和考古文献。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很多甲骨文，竺可桢经研究后发现，许多记载都与当地气候有关。这些甲骨文中，有数千件甲骨文能确定日期，竺可桢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其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14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并不集中，而是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中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竺可桢反复研究推敲这些甲骨文和历史文献后指出：“当时在安阳，那里的农民是种稻的，他们通常是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也就是阳历3月份开始播种。但是，经过在安阳的考察，现在安阳农民通常是要到4月中旬下种。考古时期的先民们种稻比现在种稻大约早一个月。”这说明，那时的气候比现在要暖和。

长达2500年的物候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西周到明初。西周时期官方比较重要的文件先是铭铸在青铜器上，后来就刻写在竹简上。由此，竺可桢推断：“我们可以假设周朝初期的气温可以使竹子类的植物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却不再有这种景象，因此，竺可桢得出结论：西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暖和。竺可桢研究当时的文献后发现，《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这种寒冷的气候年代大约持续了一两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气候又暖和了起来。《春秋》这部史书中记载：鲁国的冬天，专为国君采冰的冰房里却没有冰。而在《左传》和《诗经》中却多次提到竹子、梅树这些亚热带植物。到了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依然很温暖，竺可桢引用了荀子的话：“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一岁而再获之。”所谓“再获之”，就是田里的庄稼一岁两熟，这种现象如今只有在我国南方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西周时期的温暖气候，在不同的年代里又有新的变化。

秦和西汉，气候继续保持温暖。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道：“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当时的黄河流域繁茂地种植和生长着亚热带的植物，有橘、漆、竹、桑等。

到了东汉以至三国时期，气候又逐渐变冷。竺可桢指出：“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冬天气候严寒，晚春时节，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百姓。”他引用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对于魏文帝曹丕在公元225年活动的记载：“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广陵，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典型的江南气候，但当时的冬天却因河道结冰而不能行船，曹丕只好返回。竺可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二年纪事指出，寒冷的气候直到第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甚至可以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这一切足以证明当时的气候是很冷的，且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和南北朝，也就是第6世纪末。

隋唐时代，中国的气候又变暖了。竺可桢引用了大量古代典籍、诗词以及有关当时物候的记述。

南宋时期，由于金人入侵，宋都城由开封迁往杭州，寒冷的气候仍在继续。竺可桢引用《砚北杂志》上的记载论述道：“这时期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千米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冻得十分坚实，足可通车。”

方志时期，是我国历史中的明清时代，前后共历时500年左右。

前人记载所提供的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水、淮河结冰年份，以及东南沿海亚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份的统计，是竺可桢对这一历史时期气候变化进行研究的依据。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在这500年中，我国的寒冷年数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组排列……以17世纪为最冷，共有14个严寒冬天；19世纪次之，共有10个严寒冬天。”这一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被竺可桢的后继者的研究结果所证明。

竺可桢首创运用古代典籍、史书及诗词中所载物候材料来进行古气候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为了得到那些有价值的、经得起验证的材料，竺可桢曾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文献资料中，作了无数梳理和选择，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充分表现了他在科学研究中坚忍不拔、严谨求是的精神。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科学资料，还有对科学认真务实的态度和对知识求知探索的精神！

一次，竺可桢查阅到唐代诗人钱起的诗作《赠阙下裴舍人》，诗中写道：“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诗中有时间，有地点，有黄鹂鸟，这正是竺可桢所需要的有关古代物候的材料。可是，再细细一推敲，竺可桢发现不对，诗中所说的唐代的二月，都城长安是不会有黄鹂的。黄鹂是一种候鸟，它们秋去春来，一般在仲春时分的四月才会在黄河流域的长安出现。为了验证自己的分析，竺可桢又查阅了古代典籍《礼记》，在《礼记·月令》中找到了“仲春之月鸧鹒鸣”的记载，鸧鹒就是黄鹂鸟。由此，竺可桢果断地剔除了这类不真实的材料。

就这样，在竺可桢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如同沙里淘金一样搜集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后，终于完成了我国历代气候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73年，竺可桢83岁了。这一年，他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几经修改后终于定稿。这是竺可桢近50年辛勤劳动的一个总结，是他毕生致力于最钟爱的气象研究、物候研究、古代气候研究所结出的硕果。这5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竺可桢来说，则是他倾注着心血和汗水的大半生。这50年，不仅仅是他个人在气象学上的50年，更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在气象学研究上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