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丰台火车站的特殊召见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在丰台火车站的特殊召见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在丰台火车站的特殊召见

毛泽东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就要汪东兴通知李德生和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找他们谈话。毛泽东1970年、1971年连续两年视察外地后，都是在白天返京并在丰台站停车，找人谈话的。据说，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找李德生等几个人谈话呢？谈什么呢？为什么把地点选在丰台火车站呢？李德生在脑海里一直在想着这些问题，虽然一时得不出肯定的结论，但他也想到了可能与庐山会议的问题有关。

李德生调到中央工作后，为了适应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每天从下午开始直到半夜甚至通宵工作的习惯，已将作息时间作了相应调整。这天，大约早晨7点左右，李德生从总政办公大楼回到家中休息，刚睡了三四个小时，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于是他赶紧起床，按照规定赶到丰台，等候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并停稳后，汪东兴下车，领着李德生等四人上车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坐在一张沙发上，正吸着一支烟，吞云吐雾，仿佛在思考什么。他见李德生等进去后，立即站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请他们坐下。谈话开始后，汪东兴一直在场。(www.guayunfan.com)

78岁高龄的毛泽东长途南巡，虽然一路辛劳，但是他的精神依然很好。李德生等坐下后，他开始了谈话。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风趣幽默。谈话的内容涉及的面很广，涉及的问题寓意深长，令人回味。毛泽东主要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讲了庐山会议后他采取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措施，以及华北会议等问题。中心意思是要大家提高对庐山会议发生的那场斗争的认识。

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与中共中央1972年3月17日转发的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不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许多具体内容也是一样的。李德生当面聆听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受到很大教育，终身难忘。为了便于后人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李德生觉得有必要将自己亲自聆听过的谈话内容和有关情况，尽可能向我们介绍得详细一些。

谈话开始后，毛泽东首先询问了李德生日前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询问了他们对尼克松访华一事的反映。

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要派代表来谈中美关系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70年12月18日在同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实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谈话的内容。后来斯诺在美国、意大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透露了他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毛泽东愿意与尼克松总统面谈的信息，一时飞遍全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了各国报纸、通讯社的头号新闻。尼克松当即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我希望，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本政府若干时候以来一直是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在外交上长期隔绝的局面。7月15日双方发表了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中国的公告。邀请尼克松访华，这是中国外交政策向灵活务实方向的重大转变，是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

但是，当时的阿尔巴尼亚，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搞的都是原来的那一套，对我们与美国打交道很不理解，甚至多有指责。8月上旬，霍查以阿党中央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长信，全面阐述了阿党的立场，还质问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同他商量。当时，毛泽东曾表示过，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31]

李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态度和意见。李德生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认为我们跟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是右的表现。毛泽东听了这句话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听到毛泽东的这一评论，大家也都笑了。

接着，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的反映作了分析。他指出：他们存在着某些担心。他们是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想要我们把美帝拖住。实际上美国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在越南的伤亡，所以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他们的压力。

在李德生汇报出访情况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到毛泽东关注的是别的问题，他心里有什么话要给大家讲，于是李德生就尽量地从简并很快地结束了汇报。

毛泽东的谈话转入正题后，高屋建瓴地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渔吗？纲就是串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

为了说明路线是个纲，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81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

毛泽东继续说，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50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分裂了的。

毛泽东接着谈到了庐山会议，这是他这次谈话的主题。他说，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作者注），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告诉大家，关于天才问题，他曾批评过林彪。他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就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头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38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这时，毛泽东转过脸来对着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要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泽东说的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的是林彪一伙搞的称“天才”的语录。毛泽东这次重提此事，显然是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称天才”是林彪他们的纲领，同林彪他们的斗争还没有完。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黄永胜。他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说，五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泽东谈道，他解决庐山问题采取了“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三项措施。他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泽东问大家：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回答说：算！

毛泽东十分慎重地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林彪心存疑虑，但似乎又认为林彪的言行可能受到了叶群的恶劣影响。

毛泽东批评林彪一伙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强调说：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说过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弄得吴德很紧张，赶紧作检讨。原来6号简报稿起草后送审时，吴德正好在解学恭、李雪峰那里。解学恭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吴德因为没有参加华北组的那次小组会，所以他对李雪峰说：印发简报你们签字就行了，我就不签字了。李雪峰说，简报是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整理的，签字付印是照例工作，你就签个字吧。于是，吴德就在简报稿上签了个吴字。

听到毛泽东对6号简报性质的评价后，吴德马上检讨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

毛泽东对吴德摆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

这时，吴忠还问毛泽东：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泽东回答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吴德作了简要汇报。

最后，毛泽东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午3点多钟，谈话结束。毛泽东又单独向李德生交待一项任务，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从“文化大革命”前夕起，毛泽东就很警惕北京发生政变的问题。1965年2月8日—15日在上海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他曾问过许世友，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1966年5月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透露说：“毛泽东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考虑搞政变的人指的不是林彪，甚至是错误地指向了别人。但这一次毛泽东提出增加首都的兵力，则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应当说，这时毛泽东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这种最坏的情况，是作了充分估计的。

在离开毛泽东的专列以后，李德生和纪登奎立即赶到北京军区，同陈先瑞等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和部署了把38军的一个师调到南口。南口位于北京西北郊，靠近八达岭，向北就是张家口，无论是对外反侵略、对内防暴乱，其战略地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李德生当时并没有多想，不料第二天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根据中央的指示，李德生当天又命令38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第1、6师和炮兵第6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到位，做好了应付各种突发事变的战备工作。这就大大加强了共和国首都的防卫力量，对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94页。

[2] 王海光著：《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88页。

[4] 《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2页。

[5] 《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6] 李文卿著：《近看许世友〈1967—1985〉》，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202页。

[7] 《李德生回忆录》，第401页。

[8] 《回首文革》（下），第1044页。

[9]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9月18日。

[10] 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20日。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5—246页。

[12]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705—706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37—148页。

[1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08页。

[15] 王鼎华：《被周恩来点将入主国家体委的王猛》，《中华儿女》2008年第1期。

[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1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176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88页。

[1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26—427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06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08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12页。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19、226页。

[24] 国防大学：《“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520页。

[2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7页。

[26]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页。

[27]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28页。

[29] 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250页。

[31]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