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评“上海帮”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批评“上海帮”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毛泽东批评“上海帮”

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和大整军队的行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警觉。他对江青一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警告他们不要搞“上海帮”。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经历了一个从不点名到点名的过程。其中有一些情况，李德生在未离开北京前是知道的。如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在开周恩来会时讲的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和“迫不及待”两句错话时，就没有点江青的名，而是用“有人”来代替的。然而江青却错误地把毛泽东对她不点名的批评，视为是毛泽东的一种“斗争策略”，根本没有当一回事。

1973年年底，邓小平复出，参加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江青等人认为这是周恩来对毛泽东做工作的结果，因此，对周恩来更加不满。于是，他们竭力寻找机会，进一步借题发挥，恶毒地攻击周恩来。他们搞的批孔，就是攻击周恩来的一个例证。

对于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毛泽东从1974年2月起，就多次写信或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批评。2月6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并将迟群、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一并送上，请求审阅。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来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3月20日，毛泽东复江青求见信再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看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16](www.guayunfan.com)

3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对此，江青一再表示反对，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吵闹。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于3月27日写信给江青说：“邓小平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17]

只是到了这种情况，江青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仍然坚持搞他们的那个“批林批孔”。1974年3月至7月间，毛泽东布置点校注释东汉思想家王充所著的《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内容是批判孔子和孟子的），及《韩非子》中的《说难》（内容是讲韩国旧贵族占优势的情况下，法家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很困难）、《孤愤》（内容是讲韩非对“重人”——旧贵族檀权的愤怒）等。此外，还有一些荀子和商鞅的文章。对这些评法批儒文章的注释，客观上给江青一伙搞“批林批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4年6月，大讲反对尊儒反法的江青等人又刮起一股“评法批儒”之风，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简单地归结为儒家要复辟、法家反复辟的儒法斗争史，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还有人要复辟，不能说没有。要复辟必然要抬出儒家。”“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江青叫嚷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赤裸裸地将矛头指向身患重病的周恩来。

为了给江青的脸上抹脂贴金，“四人帮”一伙还大肆颂扬吕后、武则天的政绩。1974年第4期《红旗》上有篇文章，说孔子“七十一岁病重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他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说，“端起胳膊”的孔子，极端虚伪奸诈。为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善于装模作样。一听到国君召唤，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小心翼翼，举止恭顺，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江青一伙的表演太拙劣了。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指出：你们四个人要和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团结起来，团结问题我已经强调了多少次了，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有些人总是要在下面搞一些团团伙伙，好像不这样就不能工作似的，这样不好。这里，我主要是批评江青同志，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这次批林批孔她是对的，反刘少奇、反林彪是两大功劳。但是，不能说你一切都对。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但是，我是知道的。我听别人说，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总是倚势压人，另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这样不好。江青呀，你这些问题也是难改呢。有人怕江青，因为她是我的老婆，这里我给大家说清楚，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她和上海的同志联系比较多，但是不要搞成上海帮，不能搞成四人小集团。江青呀，人家有人说你们了。再不注意可不行哪。不过，他们的问题也不大。宗派问题，在座的人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你们要注意克服。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会议上指出“上海帮”“四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全党认识江青一伙的真面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毛泽东在批评江青开了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时，又说这次“批林批孔”她是对的，反刘少奇和林彪是两大功劳；在批评江青在下面搞团团伙伙时，又说他们“问题也不大”，这就为“四人帮”继续搞阴谋活动留下了一面可作大旗的“虎皮”。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中央的工作仍由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具体负责。到10月4日，由于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在武汉的毛泽东电话告诉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并要他告诉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却先将此事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但他们也无可奈何。

这些情况表明，江青一伙的肆无忌惮，使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度大为降低。他们忙活了一阵，只是为周恩来及军队中的一些司令员泼了一身污水，并未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

在“批林批孔”后期，“四人帮”已经无法一意孤行。中共中央先后于4月10日、5月18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政策问题发出通知，强调“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在运动中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扩大化；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中央的通知中，还明确规定野战军的军和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坚持正面教育；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还传达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保持军队的稳定，消除“四人帮”“放火烧荒”所造成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