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放火烧荒”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放火烧荒”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放火烧荒”

在江青等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后，军队驻京各大单位顿时起火，总政机关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一些人揭发说，1973年在李德生主持下总政发出的关于批林批孔的通知，是对“批林批孔”的压制，问题很大。因为李德生当时已调沈阳任职，所以总政宣传部部长栗光祥首当其冲，遭到了批判。

在江青看来，她的权力原来没有扩展到军队，军队还是她权力的“荒地”，趁“批林批孔”之机，她要放火烧烧军队这片荒地上的草木，准备播撒自己的权力的种子。

江青听说总政已有人起来造反，得意扬扬。为了给造反派打气，她亲自出马，于3月5日晚10时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与张春桥、吴德以及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一起，召见了在京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总政文化部原副部长陈亚丁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参加了会议。那晚，唱主角的是江青。她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放火烧荒”讲话，声称“要整一整军队”。她阴阳怪气地说：“今天我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10]江青念念不忘李德生在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取消八一厂革委会、恢复“两长制”的事，说什么这是公然扼杀“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她按照自己的逻辑——不和她一个鼻孔出气的就是坏人，对八一厂的同志说：“八一厂是遭了孽，倒了霉啦！军阀在管你们。”“你们八一厂是没有娘的孩子，多么可怜啊！”

江青所说的“军阀”，就是指的李德生，“军阀”这顶大帽子就是江青奉送给李德生的。一个红军老战士，一位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老党员，一夜之间让江青一伙诬为“大军阀”了。从此以后，一些大字报上就说李德生是“大军阀”，开始按照江青定的调子打倒李德生了。(www.guayunfan.com)

实际上，八一厂的许多老同志都清楚，李德生并不是什么“大军阀”，八一厂也不是“没有娘的孩子”，而是李德生对八一厂太关心了，到八一厂去得太多，对八一厂的事管得太多，尤其是不听江青他们的“话”，不按他们的旨意办事，冒犯了江青一伙。有的同志说，“文革”中，八一厂已成为江青的“领地”，谁也“靠近”不得，否则就要倒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接着，江青把矛头指向了被她封为的“李德生在八一厂的代理人”——彭勃。她说：彭勃这个人见了我就不亲切。前些时候我只是去讲了两句话，彭勃就跳起来了。我们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要为他辩护。彭勃这个人很不老实。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去放火嘛！要贴大字报，要彭勃亮相，彭勃不是个好人，我不是武断，我是从观察得来的。彭勃来了以后，八一厂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不是怕八一厂的群众，我是怕彭勃，惹不得，一批评他就跳。江青越说越激动，指称“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欲置他于死地。

江青对张春桥交待说：“春桥同志，看来要夺权，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

在这个会上，江青给李德生扣了“军阀”的帽子还不解气，于是又挥舞大棒，朝刘永寿打去。她指责说：“军队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他们不许普及样板戏，有坏作品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刘永寿不是个好人。”

江青为什么与刘永寿过不去呢？

刘永寿当时担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工作。在工作中与江青把持的国务院文化组发生过矛盾，被人告到了江青那里。

江青讲的所谓“有坏作品批评不得”，指的是新疆军区创作的一个反映维吾尔族生活的舞蹈《葡萄架下》，在审查时，国务院文化组的人批评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刘永寿说了一句也不能一花独放嘛！这就得罪了搞样板戏的那几个人。他们就把这件事说成是“有坏作品批评不得”。

江青指责“刘永寿不是个好人”是由1973年9月发生的一件事引起的。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在京西宾馆观看文艺演出，并接见了各单位的领队。接见时，江青为了突出自己，硬是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的前面。刘永寿在介绍中央领导同志时，先介绍了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然后才介绍江青。但是，江青硬说没有介绍她，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刘永寿“这个人怎么对我那么刻骨仇恨！”因此，她决定利用“批林批孔”之机，“叫刘永寿也亮亮相。”

江青点了刘永寿的名，把他说成是坏人，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总政治部领导，说：“他们都是做坏事的，他们抓这方面抓的很紧。他们选来的人都是不简单的。”

上面讲的这几件工作上的事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四人帮”有他们自己的逻辑，硬是把这些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作为批判刘永寿等总政一些部门领导同志、作为批判总政领导李德生等人的“炮弹”。

张春桥对李德生在主持配备八一厂领导班子时否定了他们的意见，也一直耿耿于怀。这一次，他旧事重提，故意发问：“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有没有经过群众讨论？”群众不说话。江青马上说：“他们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没有批准。”她拉拢王心刚等人说：“倒不是不同意你王心刚和张冬凉（二人被任命为八一厂正副厂长），已经是革委会了嘛，为什么要改厂长制？改厂长制我们不同意，政治局有四个人坚决不同意。”她还挑拨说：“我不是反对你王心刚当厂长，给你下不来台的是李德生，他们是打掉革委会、打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拿你来当挡箭牌。其实呢，是李德生在整你，叫你作难。”她小题大做，说：“还是叫革委会，这是个原则问题。是不是要革委会，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林彪事件后，江青到处洗刷她和林彪的关系；与此相反，却把对她的胡作非为有抵制的同志，往林彪那里挂。她说：在八一厂，“谁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我们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要为他辩护。”

还有一件事，八一厂曾经组织过批判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批判中，有的人把他们说成是“小爪牙”。当时，田维新副主任听了汇报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种不准确的提法。他的这个意见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江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却蛮不讲理地指责田维新说：“他是个大爪牙。”

江青对以李德生为主任的总政治部领导班子进行一番诬蔑后，气急败坏地煽动大家：“你们要放火烧荒！”

他们对总政治部“放火烧荒”后，又把火引向总参谋部。在“四人帮”抛出“三·五”讲话的第二天，3月6日，王洪文来到总参，气势汹汹地叫嚷要揭开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11]人们不禁要问：总参谋部有他们所说的“盖子”吗？这个“盖子”又盖了什么？3月15日，王洪文露骨地把矛头直接指向叶剑英，诬蔑他兼管的总参谋部是“维持会”，胡说什么：“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12]原来他们是朝着叶剑英来的。叶剑英坚持军队要听党的话，听毛泽东的话，不买他们的账，所以他们恨之入骨。

3月26日，王洪文窜到浙江，召开省全委会、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会，公然鼓动“涉及军区以上领导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4月27日，王洪文又背着党中央、毛泽东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继续揭批“军以上领导”，并点了许司令的名，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夏琦在前台表演，后台有指挥棒，要挖夏琦的黑后台。”

夏琦时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文革”初期，他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任政委，就因不肯讲违心的话，遭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因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被分配到浙江省军区任副政委，实际上降了职，他毫无怨言。这次“倒许”，王洪文及其党羽特别想从他身上弄到一批打击许司令的“炮弹”，但无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违心讲一个字。

在沈阳军区，1974年2月刚被任命为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的毛远新，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军区领导，特别是指向李德生，使军区部队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损害。

3月，不点名批判韩先楚的中央九号文件下发后，福州军区揪出了一批“韩先楚的黑干将”。身在兰州的韩先楚，虽然仍是司令员，但军区首长原有的生活待遇没有了，而且去看望他的人来往情况都被监视起来。

至此，“四人帮”“放火烧荒”的真正目的，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要打倒一大批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他们把不听他们歪理邪说的单位，不按他们指挥棒转的人，称为“荒地”，就要放火“烧一烧”。

联想到后来在“四人帮”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王洪文等人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这就更不难看出，“四人帮”的一切阴谋活动，其主要锋芒，不仅是指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也是指向担负党政军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广大老干部的。他们的险恶用心是必欲取而代之，达到篡夺军权、全面篡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