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集团大唱反调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集团大唱反调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集团大唱反调

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但江青集团却大唱反调。李德生向我们解释说，林彪和江青集团都是靠极左得势的。批林彪一伙的极左，无疑要批到江青集团这些“左派”头上，这就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百般刁难。斗争是激烈的。李德生明显地感觉到，在批判林彪极左的问题上，江青集团是与周恩来对着干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干扰批极“左”，继续坚持林彪极左的那一套。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一组批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个阴谋家的丑史》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并且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江青集团看了这一天的报纸后，十分恼火，攻击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江青挥舞“大帽子”，指责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并部署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的文章。在江青的指使下，上海的《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并假借工人名义，整理了攻击这几篇文章的内部材料。在人民日报社内，江青一伙则发起了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姚文元以一副“理论家”的面貌，上纲上线地说：“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外事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11月30日，周恩来表示同意这一报告。但是，江青集团却提出异议，借此大放阙词。12月1日，张春桥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第二天，江青则配合默契地说：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判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www.guayunfan.com)

1972年年底，军委拟订1973年的工作计划，打算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肃清林彪的极左影响，继续从各方面加强军队建设。这个计划草案在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传批时，张春桥一直压着不表态。叶剑英催了好几次，他借口没有新内容，拖了几个月。最后，又说全年时间已经过了快一半，不必再发工作计划了。张春桥他们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阻挠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张春桥在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上表现得更为恶劣。

李先念在国务院召开的各种会议上，积极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组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批判派性和空头政治。在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上，与会人员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张春桥听着听着，坐不住了。当场拿出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质问李先念说，林彪明明是极右，你们却批他极左，这不是在批林彪，是批“造反派”！并要求收回简报，大家要检讨。李先念等同志未予置理，狠狠地顶住了张春桥。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批极左和反批极左的斗争，实际上是1967年江青、康生等制造所谓“二月逆流”问题的那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那时的斗争，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进行的：一是要不要党的领导；二是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三是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批林整风中，这三个问题本来应是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内容，但是却受到了江青集团疯狂的抵制和破坏。这就使得批林整风没有收到其应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