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夜闯三座门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夜闯三座门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江青夜闯三座门

在批判周恩来、叶剑英之前，江青还导演了一场夜闯三座门的闹剧。三座门是位于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之间的一座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院落，是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

这出闹剧的矛头是针对李德生的。

李德生主持总政工作后，就一直在考虑如何改变八一厂的混乱状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林彪的支持下，江青直接插手军队的文艺工作。她别有用心地说，八一厂是文艺黑线专政，坏人掌权，“水浅王八多”，叫嚷要改组八一厂的领导。1967年9月，在林彪、江青的支持下，一些人夺了八一厂的权，把领导干部都打倒了，把许多经过党的长期培养和战争考验的、很有造诣的编、导、演和专业技术人员都下放或靠边站，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1968年4月，八一厂成立了造反派参加的革委会，到12月，全厂1200余人，竟然揪出“专案对象”110人。厂主要领导和艺术骨干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等同志都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说他们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开黑会，阴谋杀人夺权。全厂被专政、被下放、被复员的人员几乎占了一半。由于江青一伙直接控制着八一厂的大权，“革命”搞得乌烟瘴气，“生产”也是一蹶不振。(www.guayunfan.com)

鉴于上述情况，李德生认为，必须用“掺沙子”的办法首先解决领导问题。他在征得许世友同意后，于1969年年底从南京军区调来彭勃，担任八一厂革委会主任。

对彭勃，李德生是了解的。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们都在刘、邓手下带兵打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又一起在南京军区共事多年。“文革”期间，彭勃任南京军区第60军政治部主任和南京市委、市革委主要负责人。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彭勃的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特别是他在南京市参加过“三结合”，处理群众组织的矛盾很有经验。所以李德生认为，像彭勃这样的干部调到八一厂来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然而从彭勃个人来讲，他本来是不愿调到八一厂来的。但当他得知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点的名，而且李德生在重新组建新总政的工作中困难很多、很需要他这样的干部后，深感知遇之恩，表态坚决服从命令，立即北上。

在军区为彭勃举行的送别宴会上，许世友对他提出了三条忠告：一是不要乱串门，二是不要乱说话，三是先摸情况，再插手工作。彭勃听了这些话后，既有茅塞顿开之感，又意识到今后面临的斗争将是艰巨而复杂的，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彭勃到八一厂后，深入到群众中去，抓团结工作，抓落实政策，抓影片摄制，做得很有成绩。可是这就不能不涉及对一些人的看法和使用问题，于是在革委会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造反派自恃有江青这个大后台的支持，猖狂地与彭勃对着干，使他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一天，彭勃带着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到总政去找领导，适逢李德生主任不在，副主任黄志勇、田维新接待了他。这两位领导听了汇报后，出乎彭勃意料的是，他们居然也表示无能为力，这使得彭勃大感失望，一肚子的不高兴。后来还是田维新副主任向他交了底，道出了个中缘由。他表示，在京的军队搞四大的一些单位，都是一派掌权，而且得到上头支持，个个单位都通天，一片树叶落下来也能打破头。“我们也没办法呀”!彭勃听了田维新的这一番话后，虽然感到意外，但也不好再讲什么了，于是请他将八一厂的情况向李德生主任作详细汇报，并尽快从部队再抽调几名干部到八一厂协助他开展工作。

李德生听了两位副主任的汇报后，十分同情彭勃的处境，关心他的工作，但一时亦无回天之力。他指示，对彭勃提出的工作上的任何要求，只要能解决的一律解决。在李德生的过问下，很快就从南京军区调来了四名师、团职干部，增强了彭勃的“后援”力量。

李德生原以为，经过林彪事件之后，又经过批林整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问题，应该重新认识了。于是他和总政的一些领导，都肯定和支持彭勃等同志恢复八一厂正常秩序的一些措施和做法。江青得知这些情况后极为不满。

众所周知，江青成为政治“明星”，是从1966年上半年开始的。当年4月10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江青一时声名鹊起；5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通知》中，江青又被任命为“副组长”，一下跻身于“中央领导人”的行列之中。在这以后，江青即空前活跃，大露峥嵘。她以“毛主席的代表”自居，到处接见造反派，扯着腔调，发表讲话，点名批判这个，打倒那个。

江青十分看重军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电影工作，并且力图控制八一电影制片厂。恰巧1971年年底八一电影制片厂《红灯记》摄制组有人给江青写信，说是厂里有人“揭发《红灯记》”。于是，江青借此大做文章，大发雷霆，掀起了一股恶风黑浪。

1971年12月27日晚，取代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的军委办公会议，正在三座门开会。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刚两个多月，需要讨论的大事很多。这天会议开到10点多钟时，江青突然气势汹汹地闯进会场，一进门来就大叫大嚷道：“叶帅啊，不得了了啊，八一厂竟然有人揭发《红灯记》！我求你支持我，要把这个反革命事件查清楚。”江青一贯擅长把对她有意见的人称为“反革命”。

叶剑英当时正在主持会议，他出于礼貌站了起来，冷静地说：“江青同志，请你坐下来慢慢地说。”

江青站着不动，表示马上就得到八一厂去。

“天太晚了，八一厂有的干部住在城里，马上找人来不及，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李德生以商量的口气说。

“不行，不行！”江青不加思索地否定了李德生的劝说，气急败坏地嚷道：“就是要马上去，就是要奔袭！”

大家看到，江青根本不依，便不再说什么。她皮帽子不摘，黑披风不脱，僵在那里对峙着。

叶剑英深知江青其人，也懂得对付其人之道。他当即表示愿意陪同她一起去八一厂。同时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和李德生，说：“八一厂是总政管的单位，军委也要管，我们一起去。”

江青如愿以偿，洋洋自得，扭头冲出会议室，向她的轿车奔去。

李德生也只好跟了出去。

当领导同志的车队穿过寂静寒冷的半个北京城来到八一厂时，已是半夜时分。大家进了厂办公室，坐下来等着找人。

江青带来的警卫人员立即对办公楼进行了警戒和封锁，一切人员只准进，不准出。搞得气氛很是紧张。

八一厂革委会主任彭勃得到通知后，不知出了什么事，心急火燎地赶到办公室。他刚一进门，江青就劈头盖脑地训斥说：

“彭勃，你真是胆大包天！说轻一点，你是宗派主义，说重一点，你是反革命。好家伙，你们敢揭发《红灯记》。《红灯记》是我搞的，你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我，揭发我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江青的头脑中装的就是这样一套逻辑。任何一件小事，只要不合她的意，她都可以无限上纲，得出“反革命”的结论。

彭勃当时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一时被训斥得莫名其妙，只好暂不吭声。这时，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也在场。他是因为被定为地主成分心怀不满，才给当时控制文艺界势大权重的江青写信，说八一厂有人揭发《红灯记》的。

江青转向这个人，问他：“你说说，是谁揭发的？”

这个写信的人当初可能也不曾想到，江青会利用他的那封信，要他当面对质，把事态闹得如此严重，场面搞得如此紧张。开始，他急得满头冒汗，后来脱下棉衣又冷得全身打战。

李先念见此情况，幽默地对他说：“不要脱了，天气冷，小心受凉。”

叶剑英和李德生也看着那个写信的人，等待他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作回答。然而写信的人显得越来越窘迫，嘴唇嗫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江青见写信的人紧张得说不出话，她不好下台，于是就转了话题另找岔子，埋怨屋子里太冷。她对彭勃发脾气说：“这房子又大又冷，连暖气都不烧热，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冻死！”

李德生告诉彭勃马上换了一间暖和一点的房子。当大家进入这间房子后，江青余怒未消，大声叫嚷道：“今天我斗胆停止军委会，把叶帅、先念等同志请到八一厂和你们算账，就是要清查揭发《红灯记》的问题。”江青转向叶剑英，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叶帅，你一定要说说。”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李先念都对《红灯记》从正面作了肯定。他们表示：《红灯记》是个好戏；八一厂拍摄《红灯记》，做了许多工作，拍得不错，大家一定要爱护，成绩来之不易呀!叶剑英还强调：“八一厂是受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和迫害的重灾区，你们要吐苦水，大胆地揭发批判，我们支持你们。”这无疑是对江青的有力回击。

江青一看，她要以所谓揭发《红灯记》问题来整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强行宣布：“今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归文化组狄福才（系8341部队副政委）和总政李德生两人领导。明天请文化组狄福才来讲话。”江青说罢就出门钻进汽车走了。这时李德生已经意识到：江青把文化组的人放在他这个总政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上，从地方直接伸手到军队所属单位来抓领导权，其意图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看来在八一厂领导权的争夺上，同江青的斗争将是艰苦的。

李德生认为，自己作为总政主任，肩上的责任很大，但无论如何要先把事情搞清楚。对于江青所说的揭发《红灯记》的问题，后来经过李德生组织力量反复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无论是所谓揭发《红灯记》，还是所谓不给摄制组好的摄影机，这些问题根本都不存在，只不过是江青强加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1972年4月20日，周恩来在总政陈述事情经过的专题报告上作出公正批示后，此事才算平息。但是，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八一厂紧跟江青的一些人又旧事重提，质问彭勃是怎样“在李德生的指挥下有预谋地揭发《红灯记》的”。

在江青离开八一厂后，李德生把八一厂的一些同志召集到一起，让大家议论议论怎么办。会上人们七嘴八舌，但都不明就里。

为了解决八一厂的问题，李德生亲自到八一厂，召开座谈会，找有关人员个别谈话，并派出总政文化处长张铭法带领工作组进厂调查。然而当时由江青集团控制的中央文化组却指责说，总政无权派人调查，江青同志既然已经讲了，还调查什么？这是否定江青同志的指示嘛!在强大的压力下，李德生迫不得已只好指示工作组暂时撤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