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传圣旨的勤王之师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假传圣旨的勤王之师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也许王阳明在这场战役中，赢得太迅速，不可思议，以至于人们在这方面附会了许多神秘之说。

还在明孝宗弘治五年的浙江乡试时，二十一岁的王阳明也在应试之列，与他一同参加应试的还有同乡的孙燧、胡世宁。一天夜里，有人见二巨人，各衣绯绿，东西而立，大言曰：“三人做好事！”言毕，忽然不见。当初人们不知二巨人所言何意，二十多年以后，孙燧官至监察御史，胡世宁官至礼部尚书，王阳明官至提督四省军务兼都御史。正德九年，在一次巡视南方的公务中，胡世宁发现宁王图谋不轨，于是向皇帝报告，明武宗就派孙燧去江西查办，却被宁王扣留。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朱宸濠起事前，劝孙燧投降，结果遭到痛骂，宁王一怒之下，把孙燧杀了。这些都记载在《明史·孙燧》和《明史·胡世宁》的传记中，有关王阳明生平的史传《年谱》上亦有详载。后人根据这三人的结局认为，宸濠之变由胡世宁发觉，孙燧查办，王阳明平叛，这就是“三人做好事”的全部含义。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江西等四省的平山寇之乱告一段落。当朝许多文武大臣看到王阳明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别人几十年也完成不了的事，心里的酸味、醋味很浓，嗓子里好像卡了东西，不是滋味，于是到处煽风，说王阳明虚报战功军功。不管别人怎么诽谤，可四省的山民之乱已告平定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王阳明当时身体有严重的肺痨病，日夜咳嗽不止，想离开官场这个是非之地，就向皇帝上疏，要求放归田野养病，以今天之话是“提前退休”。皇帝也准备钦准他要求致仕的奏折，但遭到兵部尚书王琼的反对，他向皇帝说：“王守仁还有大用。”昏庸的明武帝当然不知道“大用”的具体含义，可王琼心里十分清楚：根据可靠情报，朱宸濠必反！如果朱宸濠反后，放眼满朝，唯有王阳明可担平叛重任。

朱宸濠的宁王府在今江西之南昌，紧靠长江与群山，是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地方。如果四周山民之乱未平，一旦宸濠起事，与叛乱之山民里应外合，实乃朝廷心腹大患。所以他叫王阳明前去江西平定四省山民之乱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宸濠以后反叛朝廷砍去其臂膀和支持者，同时也在南昌的旁边投下一颗棋子，时刻关注宸濠的动静。应该说，王琼实乃明朝中期有较高水准、远见的战略家。他曾对其主事应典说：“我置王某于江西，与之便宜行事者，不但为溪洞诸贼而已，或有他变，若无便宜行事敕书旗牌，将何施用？”（《全集》，1416页）意思就是，王阳明在江西得到皇帝钦准他“便宜行事”的圣旨，并不是针对山寇的，平定几个山寇用不着“便宜行事”的敕书，而是别有他意。(www.guayunfan.com)

正德十三年（1518）十二月，福建有军人叫边贡的煽动军人哗变，王琼以皇帝的名义命令王阳明去福建平叛，给他的敕书是：“福建军人进贵等胁众谋反，特命尔暂去彼处地方，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定夺。”对于此次人事任命，王琼对他下属应典说：“此小事，不足烦王某，但假此以牵便宜敕书在彼手中，以待他变。”（《全集》，1416页）意为王阳明去福建平叛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防备宁王，把王阳明作为一着战略棋子放在福建与江西之间的地方，一旦有变，王阳明就可有所动作。所以，当宁王谋反的消息传到京城后，王琼胸有成竹地对他人说：“上游有王守仁在，定能有所作为。竖子素行不义，今仓卒举乱，殆不足虑。都御史王守仁据上游蹑之，成擒必矣。”（《全集》，1416页）

果不其然，在王阳明去福建的途中，行至丰城时，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王阳明携参谋人员雷济、肖瑀等到达江西的丰城，还未安顿，丰城知县顾佖向他报告：宁王宸濠谋反，号称二十万。并且宸濠布告天下：“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监国。”且命人攻南康，袭九江。知府陈霖逃跑，兵备曹雷、知府汪颖、指挥刘勳及属县官吏皆遁匿不知所踪，形势十分危急。

王阳明知道宸濠久存谋反之心，得知消息之后并不感到十分错愕，因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起兵平叛，可丰城城小而乏粮，不足以济大事。于是他就与雷济、肖瑀诸人向临江而去，逆流而上向吉安进发。此时宸濠已得知王阳明至丰城，因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的行踪，各地官员都是预先知道的，以便接待。所以，宸濠就派内官喻才率一千余人前来劫截，当王阳明准备逆流返回临江、吉安时，奈何没有北风。王阳明就焚香拜地告天曰：“天若哀悯生灵，许我匡扶社稷，愿即反风。若无意斯民，守仁无生望矣。”言毕，眼见南风渐止，北风尽起，可船公还是不发船，说：“宁王知道，我命休矣！”王阳明一气之下，拔剑把船公的耳朵割下，厉声喝道：“不开船即死！”船公恐惧，只好开船，可宸濠的船队也追了上来。到了傍晚时分，发现有宁王的船队在后面尾随，王阳明知道不生计谋则无法脱身，于是自己脱下官服，微服钻入一渔舟之中，而让部下穿上自己的衣服，来了个“金蝉脱壳”。果然，宁王的船队很快追上，登舟查看，发现不是王阳明，有兵欲杀代替者，旁有官兵制止：“杀之何益？”遂舍之，继续追寻。

当晚，王阳明一行到达临江，临江知府戴德孺大喜曰：“朝廷有救了！”就请王阳明在临江城中指挥调度，可王阳明说：“临江居大江之滨，与省城相近，而又当道路之衢，不如吉安地利可持，有粮食，有兵员。”又说：“事起仓促，朝中准备不足，难以应付，现需阻挠宁王发大兵的日期，使之推迟，使朝中有备，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则趋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然据江西省城，则勤王之事尚易为也。”戴德孺问：“敢问宁王当出何策？”王阳明道：“必出下策。”问：“何故？”“驽马恋栈耳。”于是，一行人迅速启程去吉安，与吉安知府伍文定汇合，一面进行各种勤王的准备工作，一面火速向皇帝上书，报告宁王谋反的消息，望京城速作准备。

看来，王阳明早就给宸濠算了命：必出下策。同时又害怕他出上策和中策，也就是庙堂的胜算之策。王阳明认为，兵起仓促，声势颇大，如以此直趋北京，则天下震动。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明王朝承平日久，腐朽不堪，稍有风雨则大厦立马不支，所以王阳明认为“宗社危矣”。如果舍北而南，直驱南京，在南京登基，形成两个政权，不仅江左一带遭受蹂躏，而且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因同是朱氏子孙，谁登基都是合法的，所以王阳明认为宁王在南京登基亦是坏事。要防止上述两种局面的出现，唯有一法就是使宁王之兵不出江西一省，甚至促拘于南昌一城，就可以想办法在江西省内剿灭之，不用祸及他省。而且他算定宁王必定会据省城而守，无有远略。原因很简单：只有雄鹰才能飞得高，驽马只能恋栈。而宁王不是那种有雄才远略的创世之主，更不是承平之时的守成之君，因此他尽管有号称20万的大军，也是成不了事的。

所以，此役的关键点就是想办法把宁王拖住，使朝廷有较充足的时间准备，自己有较多的时间调集兵员。为此，王阳明可谓极尽谋划之能事，“兵不厌诈”，这条原则在这个书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有一丝的书生迂腐气。具体的措施有：

第一，假传“圣旨”。本来王阳明身上有皇帝钦准的“便宜行事”的敕书，可没有要王阳明起兵勤王的圣旨，而且“便宜行事”这句话可伸可缩，随意性很大，什么情况才能“便宜行事”？没有明确规定。起兵可是大事，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圣旨”可是谋逆反叛之举。可就在这时候，王阳明显出了当机立断的果敢精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起兵平叛是大事，其他嘴上官司以后再解释，更何况还有皇帝“便宜行事”之言在先。

写好假“圣旨”之后，命人四处散发，广造声势，说朝廷早已得知宁王要谋反，所以正征集四方大军汇合江西，围剿朱宸濠。这些大军有：许泰、郤永分领边军四万，从凤阳等处于陆路径扑南昌；刘晖、桂勇分领边军四万，从徐州、淮安等处水路并进，分袭南昌；王守仁领兵两万，杨且等领兵八万，秦金等领兵六万，务从信地分道并进，克期夹击南昌。并借皇帝的口气：“勿要遵照方略，并心协谋，依期速进，毋得彼先此后，耽误事机，钦此！”其实这些都纯属子虚乌有，目的是使宁王犹豫不决，不敢发兵。当然，仅凭这一条要宁王上当比较难，因为完全可以判断出，从四方派兵围剿，需要多少时日才能济事，而且四周多少里之内有没有朝廷的部队，宁王难道不知道？所以，王阳明紧接出了以下的第二招。

第二，离间宁王内部。朱宸濠谋反，有四个得力的“军师”：李士实、刘养正、凌十一、闵廿四。其中的刘养正与王阳明曾相识，并代表朱宸濠拉拢过王阳明，只是未果。王阳明知道宁王的性格，疑心重，外宽内忌，于是又拿出他的拿手好戏：伪造文书。借这几个人之口，说宁王谋反成功的系数不大，现已众叛亲离，其败不远，他们这些人早有反戈之心，并愿为内应等。书信分别以四人的口气说话，信写好之后，王阳明命雷济选“惯能走递”的家人，重以奖赏，并告诉家人，此是非常重要的情报、机密，需要他“潜踪隐渡，前去南京、淮、扬等地迎接官兵”。同时又命雷济寻找与宸濠相识之人，厚加结纳，令前去宁王府报信，把消息透露出去。宁王闻知，命加紧搜捕去南京、淮、扬等地报信的差役，并从身上搜出王阳明伪造的书信手本，愈加疑惧，并严加拷问，所得大体一致。

为了把假戏做得更真，王阳明命令吉水退休县丞龙光伪造一封给李士实的信，信中云：“已接到你的信，足见老先生有报国之心，身在罗网，可心在王室，所喻密谋，非老先生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刘养正）协助，当属万无一失，但凡事不密则害成，务须乘时待机而动。”信中还说：“今兵势四路已合，只待此公（指宸濠）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轻出。”同时，又以同样的口气给刘养正写了一封信，并在信的末尾虚虚实实，说之所以“知名不具”，主要考虑送信之人是粗汉，略有泄漏，故不写姓名。

信写好之后，由雷济、肖瑀、龙光诸人设法给李士实、刘养正送去。在送信前，又捕捉李士实家属至船尾，而王阳明在船头故意谈说如何送信之事，当得知有李士实家人时，王阳明佯作怒讶，要斩之，众人告饶才免，后又找一个理由让其逃走。知道送信之人定会被宸濠擒获，就选取几个送信人，各以数百金恤其家，令至宁王伏兵处行走，并将写好之信缝于夹裤中。果然，宸濠得之愈加疑惑李、刘二人，二人亦自相疑惧，不肯出身任事。同时，雷济诸人还引诱内官万锐给宁王宫内太监陈贤、刘去、喻才等人，私写书信。并且遣雷济、龙光将刘养正家属在吉安者厚加看养，又阴遣其家人密至刘养正处传递消息，俱行反间之计，致使宸濠大疑之。对此，王阳明曾问龙光：“宸濠会相信么？”龙光回答：“相信未必，疑惑则有。”王阳明大笑道：“有疑足矣，彼之大事去矣！”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第三，正话反说。在王阳明实施的反间计中，不管是发出的各省兵马集中的假信息、假圣旨，还是给李士实及刘养正等人的假信书中，都有一句假话：“以本职计之，若宁王坚守南昌，拥兵不出，京边官军远来，天时、地利，两皆不便，一时恐亦难图。须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宁王已离江西，然后或遮其前，或击其后，彼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在给李士实、刘养正的假信中，亦云：“况今兵势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轻出耳。”

这几段话的意思是告诉宸濠，王阳明最怕他离开江西。而宸濠对王阳明素怀畏惧，见他如此说，就觉得自己暂时不离开江西，以观其变才是上策，以为这是王阳明最怕之举，恰恰相反，这正是王阳明需要的。宸濠落入王阳明的圈套而不自知，仍留在省城观变，一直到七月三日，仍不见四方兵马的半个影子，才大呼上当。然而失去了二十多天的宝贵时光，战略上陷入了被动，一切都不可为了。而王阳明利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调集兵马，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

所以，王阳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宸濠的数十万大军，关键一着就是拖住宁王的行动。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写的《征宸濠反间遗事》一文中认为：“当时若使不行间计，迟留宁王，宁王必即时拥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破败宁王，使之坐失事机，全在迟留宁王一着。”（《全集》，1471页）如从全局上分析，钱氏之说应是中肯之论。

王阳明一边假冒“圣旨”，虚报多少军马会合南昌以恐吓宸濠，自己另一边也没闲着。六月十八日到达吉安后，形势十分严峻，“远近军民劫于濠积威，道路以目，莫敢出声”。王阳明只率领一百多人的部队及几个参谋人员谋划大事，到达吉安后，与知府伍文定、戴德孺、刑珣等人组成战时指挥部，以地方知府的名义“调集军民兵快，招募四方报效义勇，会计应解留钱粮，支给粮赏，造作军器战船”。指挥部人手不够，就把那些朝廷没有起用或已经退休了的官吏也重新起用以指挥战斗。如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谢源、伍希儒分职任事，约会乡官政仕右副都御使王懋忠、养病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侨，丁忧御史张鱼山、赴部调用佥事刘蓝、依亲进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刘逊、参政黄绣、闲住知府刘昭等，全部集中，都来参加指挥作战。

可以说，王阳明这个战时指挥部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成分复杂，年龄也参差不齐，有的已经退休，身体还有病，都不愿意出山、任职，王阳明就对之“激励忠心，晓谕祸福”。战时指挥班子拼凑起来以后，加上其他工作也已就绪，王阳明就移檄远近，宣布朝廷仁德，曝宸濠罪恶，正式向宸濠发出战书。宸濠此时才发觉上了王阳明的大当，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当时，王阳明为了阻止宸濠晚一点离开南昌，除了施反间计外，自己也到处扬言：急冲其锋，攻其有备，并不是最好的计策。开始时让其自守，然后让其出城，并尾图之，先覆省城以捣其巢穴，彼闻其必四兵救援，我则出兵追击之。宸濠闻之，大恐！他担心的就是他出兵之后，王阳明袭其老巢，因此，果然不敢挪窝，只发少数兵力依次攻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御王阳明。可近二十天过去了，王阳明在吉安一点动静也没有，宸濠又发觉上了王阳明的当，白白浪费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宸濠乱了方寸，仗还未打，宸濠就已经十分被动了。

七月二日，宸濠见王阳明还没有动静，就认为王阳明诳他，而且时间不等人，于是正式调兵遣将，命心腹宗室、郡王及仪兵内室都指挥等官员指挥一万人守省城，自己率大军向安庆出发，一场大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兵法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致人而不致于人。”说的是战争的闪光、精彩之处不在于两军在阵上的厮杀，而在于战前的一系列准备、组织、指挥工作和设计定谋、斗智斗勇。谁在这方面谋高一筹，胜利之神就向他倾斜。综观王阳明在这场事关明王朝安危的中兴之战中，从分析敌情到设计定谋，都拿捏得十分准确。对对手的分析入木三分，从总的战略全局的高度分析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上、中、下三策，找出解开战略链条上关键性的“死结”在哪里，找出取胜这一仗的关键在何处，王阳明都分析得十分到位，分毫不差。有关他如何指挥、决策这一场战争，在王阳明写给皇帝的奏疏中已讲述清楚，如《飞报宁王谋反疏》《再报谋反疏》《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里，都有详情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