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权与军权之争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党权与军权之争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党权与军权之争

维护党权的权威性，反对军权的独裁性，这是当时反蒋斗争的核心问题。

1927年1月3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提出了“提高党权案”。邓演达是提案倡议者之一。

2月17日，邓演达应《汉口民国日报》要求写了《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的社论，从理论上阐明了革命者、革命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文章指出：“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个微尘”；“如果是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如果想拿个人去反抗进步的社会，不但是白费气力，而且必然的结果是失败”；“每个革命者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群众，交给社会，交给党”。同时，文章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中国被压迫的人们当中最觉悟最进步的分子的集合体，是被压迫群众的先锋队，他的责任是代表着他所立脚的被压迫民众、农工商人去要求解放，去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自由解放而奋斗”。文章指出：“大家更要明白，党目前的矛盾问题，不是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我们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矛盾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还是‘民主化’的工作，‘民主化’的工作，在欧洲百年以前早经做过的了，早已不成问题，我们今天来做，已经觉得可怜，反而我们做民主化的工作的时候，还要受别人的疑谤，还要叫人错认，当做超过了我们中国国民党的要求，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这样做，这样做的就是共产党，我们即便不为自己诉屈，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党诉屈呵。整个的民主化的使命，我们党员同志们不自己担上，反而妒忌他人，妒忌他党担上，明明大家应该一齐做的工作，反而自己离开民主化的阵线，跑上坟墓的道路上，真是最可怜可恨的事呵。老实的说，依照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说，目前共产党的工作应该同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工作未有多大差别，与其造谣说中国国民党‘赤化’、‘共产化’，不如说共产党‘国民党化’。如果中国国民党丢弃了他应有的使命民主化，革命化，丢离了他社会的主要基础农工，就无异他自己宣告自己的死亡。”文章论述了党权与军权的关系：“军事指挥者应该明白，自己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够增进党的权威，才能够拿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无论是旧有的或新收的。不然的时候，哪一刻离开了党，哪一刻违背党大多数同志们的意志，违背党的规定，那一定立刻失掉军事的权威，立刻自己丧失政治的生命。”“我们目前的争斗是要促进而且保持党的统一，更是促进军事的统一”，所以，这场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是革命与妥协之争，是成功与失败之争”。[17]

邓演达文章的发表立即引起全社会和国民党内的极大轰动，蒋介石也为此而有点恐惧。于是企图以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邓演达而封住他的嘴。蒋介石特派遣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和宣传科长余洒度来武昌见邓演达，代表蒋介石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消除邓对蒋的反对。邓当即表示：“对校长并无别意，惟照他那样地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三大政策，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们当受他的领导，与当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曾、余请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明上述的情由，他说：“今已夜深了，可明日来取信。”第二天，曾、余去取信，他辞以因病不见而作罢。[18]因为他深知蒋和他的裂痕已无法弥补，所谓欢迎他任参谋长，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和调虎离山之计罢了。(www.guayunfan.com)

2月24日，邓演达在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尖锐指出：“现在我们的中央完全为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所以，首先就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其次，军事就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再次，民众运动……也必须由党的指挥才能统一。”[19]

3月14日，邓演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的政治报告中说：“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党权运动。”“以前军事指挥党，以后要党指挥军事，常务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均已改组，一切军事均宜辖于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不过是暂时的组织。”[20]

3月6日，亲蒋的武汉卫戍司令、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弃职离汉。7日，邓演达和唐生智立即召集该军官兵谈话。13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议主席团前往该军演讲，“使该军官兵明了目前党的问题”。[21]16日，他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兵讲话中，分析了陈铭枢离汉的原因。他说：“陈军长为什么要走？就是他不晓得革命，不明了革命，没有革命的决心。他一方面是要带我们的军队，同时一方面又不能将封建的思想感情打破，所以他不能不走了。”他号召广大官兵站稳革命立场，他说：“我们革命的军队，没有决心革命的人是不能带的。我们带第十一军、第四军要永远为党流血。我们不要说陈军长走了，我们便没有革命的决心。如果这样，便不是革命者。”“我们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赶快走开，不要犹豫不决，不要马马虎虎，致误自己及我们的兵士。”“革命的联合起来，不革命的尽快让开。若不革命，又不走开，在这里有什么捣鬼的行动，我们党一定有断然的处置。”他最后号召说：“第十一军、第四军过去的历史都是革命的，我们不要让他中间断了。”[22]

党权运动的高潮是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是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派同新右派斗争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邓演达是会议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对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北京晨报》评论说：“徐谦、邓演达为武昌派（即共产派）之领袖，在党中权力甚大，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所议决各重要议案，半皆出自二人计划。”在会议期间，邓演达被推举为总政治部问题的审查委员，党代表问题的审查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对全体党员训令起草委员，“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土地问题案》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大纲》的说明人以及《对农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

邓演达由于忠实地执行了三大政策，在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仍然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这是严重的错误。但是，这次会议的作用是不应否认的，它的突出功绩是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支持了农民运动。邓演达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他说：“第三次全体会议是革命时代的分水岭，以前是军事独裁的时代，以后是民众革命的时代。”[23]

为了贯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邓演达还多次在演讲中阐述全会的精神，宣传反对军事独裁和提高党权的意义，并在实际行动中，关心和支持各地维护党权的斗争。例如，他对当时掌握大权的李济深不断向蒋介石靠拢，甚至未请示中央就擅自到上海与蒋介石勾结表示愤怒。他说：“广东李济深的行为，现已表现出完全系反革命。南路的农会已被他压迫解散。广东各阶级民众对于李济深尤其痛恨。他现在已完全显露出反动面目。”[24]

邓演达对蒋介石在南昌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查封南昌学生联合会，捣毁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镇压九江工人纠察队等行为表示极大义愤，决定派林祖涵、麦焕率两人赴九江质问蒋介石，如是他指使的行为，“则以各军名义请中央取消其总司令名义”。[25]

在党权运动深入开展中，国民党内的左、中、右派的立场是各不相同的。唐生智等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竭力利用党权限制工农的阶级斗争，反对农民的土地革命。顾孟余在反蒋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则企图调和矛盾，回避斗争，错误地把党权运动引向所谓“继续北伐”。只有左派邓演达坚决支持工农群众的“民权”，他明确指出：“湘鄂赣农民的起来，便是党权运动的动机。”[26]把党权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指明了党权运动深入发展的正确方向。

“党权运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国民党左派的党权运动，曾经有一个时期，蒋介石未打入上海以前，得到极大的发展。”“蒋介石是处于孤立，或将近于孤立的地位。那是民众运动的势力迅速的发展，革命在急遽的前进。”[27]邓演达在这个运动中起了核心和带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