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全集》第1至第10卷已经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值得庆贺！张元济先生作为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和图书馆事业开拓者，功高声远，彪炳史册。《全集》著录他的一生主要言行，实为传世佳作。主编者张人凤兄乃是张菊老嫡孙，童年与少年时代在祖父身边长大，耳濡目染，感悟颇深；中年以后又协助父亲树年先生收集资料，参与编著《张元济年谱》等，掌握有大量第一手史料。《全集》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张元济诗文》（1986）、《张元济书札·增订本》（1997）、《张元济日记》（2001）等已刊著作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新发现的著述，分卷编印，规模宏大，考证精详，便于读者阅读和引证。

人无完人，书无全书。《张元济全集》10卷本出版后，张人凤兄从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文献中以及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又找出12万余字[1]的张元济佚稿，包括书信、便签等，内容相当丰富；友人们也常常相告有新的发现……这些都有待《全集》续补。笔者就《全集》对张元济先生主持编纂商务印书馆教科书成就反映明显不足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求正于张人凤兄与各位专家学者。

1903年初，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应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张、夏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2]。走出官办大学堂，加入民营小出版企业（此前不久，商务还经历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反映出张元济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他认定，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比教育少数英才更为重要。由“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本是一个思想飞跃。1903年初，张元济就完成了这一飞跃，并主持创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出版《历史丛书》和期刊《绣像小说》等书刊外，他即聘请高梦旦、蒋维乔等进馆，着手编纂新式教科书。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令人惊叹不已！

商务印书馆全景

中国旧有的蒙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早已不合时宜，处于淘汰之列。清末一些新式学堂直接采用教会所编的教科书，又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容易误人子弟。当时有几种编的稍好的儿童教材，如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无锡三等学堂编、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课本》，以故事为主，文字浅近，曾盛行一时。但是内容陈旧，与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张元济决心自己加速译编，走出一条新的路来。他主持编纂的第一部教科书是《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线装上下二册。书前张用“渉园主人”署名撰序云：(www.guayunfan.com)今各省设学堂，一切规制取法泰西。学科、课程虽有损益，然大致无甚差异，盖教育公理固不能背驰也。泰西普通学科，着重舆地、历史。以吾所见，英、美历史课本不下数十种，有本国史，有本洲史，有列国史，有世界史。详略深浅，各殊其用。盖处今日物竞炽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鉴于古则无以进于文明，不观于人则无由自知其不足。虽在髫龄，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国独详，则使其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于盛衰存亡之故焉。……今钦定学堂章程，由大学以至小学，无不有史学一科。而大学堂复有编纂课本之议，盖亦知以上诸书（按，指《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之不宜教科矣。编纂新本，迄未颁行。商务印书馆主人辑为是编，以应急需。综阅始末，条理秩然，颇与童年脑力相合。用为课本，可使稍知古今大事。虽不能尽得读史之益训，而致之要不难。如吾所云：吾方恨少时无书可读，则生于今日者，宜如何自幸而发愤致力于是书也。[3]

学历史，为了“欲求自存”，“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如此鲜明的教育理念，令人钦佩！文中还以自己少年时代为八股试帖与十三经所束缚的教训，告诫今日学童。序文对于旧式教材的批判，一针见血！那时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日本编纂教科书有经验的小谷重、长尾桢太郎等人加入教科书编纂队伍，商务财力、人力大增。自1904年初开始，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编印出版了“最新”系列小学教科书，种类齐全，体例新颖，适合儿童心理，一版再版，影响极广。内容包括国文、修身、笔算、理科、地理与习字帖等，大部分还配有“教授法”等教师用书。据蒋维乔《鹪居日记》记载，张元济、高梦旦与蒋维乔等人采用“合议制”方式，讨论《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一起编写课文。蒋氏日记还有“与张菊翁同编五课”[4]的记载。《修身教科书》前几册也出自张元济的手笔。对于“最新”系列教科书，张元济倾注了极大心血。在一封给老友汪康年的信中，他写道：“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5]商务1907年的“简明”系列、1909年的“简易”系列小学教科书，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有中国历史与国文等数种。“简明”与“简易”系列教科书，适应了当时不同学制学堂的需要，与“最新”系列同样畅销不衰。另有一种《初等小学堂用女子国文教科书》，显然为适应当时方兴未艾的“女学”所编。

《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 （夏曾佑编）

民国后，商务“订正”版“最新”与“简明”系列各种教科书与教授法，作为过渡，风行一时。不久，“共和国”系列教科书问世，逐渐取代了“订正”各书。在张元济编、校的商务版教科书中，有两种比较特殊，值得一提。其一，1908年出版的《立宪国民读本》，可称政治性的教科书。此书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张元济校订”，后又经过“订正”，发行很广，影响颇大。本文下一节将有介绍。其二，《英汉会话合璧》，张士一编，张元济、邝富灼校订，1912年初版，属于英语教科书范畴。

商务印书馆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民国后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许多民营出版商，大都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作用不无关系。商务自己通过教科书印行积累了大量资本，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总之，商务教科书的编纂出版，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成就之一，已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浓笔彩墨。《张元济全集》第5卷“诗文”收录有：《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序》《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1至第10册《编辑大意》，《习字帖教授法》《高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节本康熙字典·小引》等；“书札”各卷一些有关教科书编纂的书札也收录无遗。这是不错的。特别值得称道，张人凤兄在《全集》第10卷“附录”，设有《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商务印书馆版教科书目录》一份，著录60种教科书史料。

然而，笔者感到不满足，如此而已，与张元济对商务教科书的巨大贡献极不相称。作为伟大实践的成果——教科书原书，至少可编成一至二卷，如今却一部也没有，能不让人遗憾吗？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书，为什么不能收录于他的《全集》呢？署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几种，张元济作为所长、代表者，收录入《全集》又有何不妥呢？况且有的还有他的序文呢。属于“校订”者，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如何处置，可以研究。教科书的成功，往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非一人之功。然而张元济作为主持人，与后来的主编无异。明明参与“同编”，署名却是“校订”，显然只是一种谦称。《最新国文》如此，难保别的书不是如此。收录这类教科书，除按版权页著录清楚外，应该加以一定诠释。我以为也不能算“掠美”吧！毕竟现今这类商务版老教科书已稀若晨星，极难觅见。从保存珍贵史料供研究者使用的角度看，重印这些书也是极有价值的。怎么收录，怎么复制，下文将有探讨。先就笔者曾见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几种商务版教科书特色作一阐述。

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成功之“秘诀”，贵在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以事实为证，请看：

《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载入戊戌维新

该书全名《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初版，线装2册，版权页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共7卷，每卷数十节或百余节不等，每节二三百字。起自“三皇制作”，止于清“两宫回銮”，上下五千年，概述无遗。叙事件，讲人物，以故事为主，体例兼纪年与纪传二体之长。这已是一种创新。该书至清宣统二年（1910），短短七年间行销12版之多！内容上的创意更多。卷七“国朝”篇，有“林则徐毁鸦片”“英兵来攻”“宁波之战”三节，叙鸦片战争概况颇详。对历次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数字，均有较详尽的记载。在小学教科书中披露这些，可见编者的胆识和忧国忧民之情。卷末讲戊戌变法一节尤值得一读：

光绪二十四年，皇上忧国事之日非，锐意振兴。除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为四品卿，使参预新政。继又命康有为督办官报。此外名士多不次擢用。夏秋数月间，革新之诏数十下。废八股，改文武科举章程，使归实用；诏海内士民上书，广开言路；诏京师及各省府厅州县，遍立学堂，学者以次递升，予以出身，以奖励实学；废天下不入祀典之庵庙寺观，尽改学堂；工商能出新制者，得褒奖专利；裁汰诸冗员，又裁减无用之兵。士民条陈新政者日数十折，报馆“学堂”学会亦次第兴办。[6]

事情仅隔四五年，又出于党锢未开之时，能把“当代史”直接编入教科书，如此史识，如此胆魄，实在令人敬佩！

《最新国文教科书》：由浅入深，循序而进

《最新国文教科书》

该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全套10册，另有《教授法》10册相配套。1904年3月至1905年11月初版。1906年经清政府学部审定，1907年重版起更名《学部审定初等小学用国文教科书》。前已所述，该套书在张元济主持下以“合议制”形式议定编纂原则，“同编”而成。而原书版权页上只署有编纂人蒋维乔、庄俞等，小谷重、长尾桢太郎、高凤谦、张元济与蔡元培均列入“校订者”名下，张氏还列于日本编辑等人之后。其实当时《申报》刊登该书出版广告，明确指出该书由“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编辑”[7]。1933年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载《教科书之发刊概况》一文，也明确指明该套书编辑为高凤谦、张元济、蒋维乔与庄俞。张氏属于编纂人，并非只是校订者而已。另外，著名教育家吴研因的回忆文章《旧中国的小学语文教材》也有相同的表述[8]，这恐怕不是偶然巧合吧。该套书首册载有《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缘起》，对内容与编纂方法有如下阐述：“教科书中，以国文为最难，无成法可依附也。国文中，以第一册为最难，须求合初学程度也。夫聚七八岁未经受教育之儿童，脑力薄弱，思想简单，勿授以与言语毫不相涉之文字，其困苦万状，殆不可以笔墨尽。于是时也，非有适用之书，则教者、学者，将均大受其窘。近来新编训蒙各书，非无可取，然施诸实用，尚多窒碍。今列其大者，凡十又八：一、单字讲授，索然无味；二、笔画大繁，不易认识；三、连字、介字、助字等，难于讲解；四、深僻之字，不适目前之用；五、生字大多，难于认识；六、语句大长，难于上口；……”[9]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完全可以视作张元济的著述。首册六十课，附图九十余幅，图文并茂，深受儿童喜爱。如：

第一课　天地日月　山水土木

第四课　上下左右　大小多少

第八课　山高水长　风多雨少

第十二课　东西南北　日西下　月东上

第二十课　皮毬　石笔　姊作文　妹习字

……[10]

与每册教科书相配套发行的教授法，可谓更富有“原创”性，可以说成为后来各种初小国文教科书的范本。这些书类似今天的教师参考书，详述每课教学宗旨、进度与方法等甚至何时提问，提问什么，何时板书，书写什么，都一一列出。当时国内尚无师范教育，也无教师培训进修之类，商务版各种教科书的《教授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行了师范教育的职能，贡献大，影响深，功不可没！

该套书后来被清政府推广到全国，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无论旧本《三字经》《神童诗》，还是教会所编的各种蒙学读本都是无法与其比拟的。与《国文教科书》相配套，1905年1月起，商务又出版了《习字帖》10册，第一册由张元济亲自书写。系楷书描红簿，共119页，书前有《习字帖教授法》一文，无疑出自张氏手笔。民国后，“最新”版《国文》停售，而这套《习字帖》仍行销不衰。

《最新修身教科书》：引进并强化“国民”意识

该套书全称《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共10册，《教授法》10册，1904年11月至1906年2月陆续出版。第一册版权页署“编纂者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扉页署“校订者　蔡元培、高凤谦、张元济”。但当时商务出的《教育杂志》刊登的该书广告，称“最新修身教科书十册、修身教授法十册，高凤谦、张元济编辑”[11]。1907年印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也称该套《修身教科书》，为“高凤谦、张元济编辑”[12]。由此可见，张元济不仅主持其事，而且亲自参与编纂。另外与该套书相配套发行的《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挂图》20幅，其广告也明确标明“高凤谦、张元济编纂”[13]。这些当年的商务广告，无疑从侧面可以证实张元济与这套书的关系。

《修身教科书》毫无成例可循，可谓完全出于创意。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书》中写道：“一切教授规划皆受成于学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我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14]“国民”概念来源于近代西方。教科书引入“国民”概念，始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正是以此作为编纂《修身教科书》的指导思想，从而也成为该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举例为证：

该书第四册第二十课，说申包胥乞师于秦。《教授法》云：“国民之道，爱国为主”，“为国民者，当时时留意国家之政事，而辨其得失；又时时留意外国之举动，而考其关于国民之责，若纳税当兵之属，不敢稍避。而敦品励行，不使有辱国之举，则可谓爱国者矣。”[15]如第七册第十九课，讲孔、墨爱父母之国。《教授法》强调“爱国者，爱我国也。我为何国之民，即当爱何国。”编著者抛弃“忠君”观念，强化爱国意识，在当时实有离经叛道之嫌，十分难能可贵。又如第八册第十九课，讲卜式上书汉武帝、输家财守边卫国的故事。《教授法》云：“国者，因民而立，苟无民，何有国？故吾人生于我国，当知我身与国有固结不解之缘，国存于存，国亡于亡，国家之休戚荣辱，即我身之休戚荣辱也。”第十册第一课题目就叫《爱国》，引录《左传》中商人、处士爱国的故事。《教授法》开门见山指出：“国之存亡，其利害关系乎全国。故凡为国民者，均与有责焉。”类似例子还有数则，从略。上述故事虽则都来源于古代史书，但张元济等却推陈出新，运用引进西方的国民概念，赋予旧故事以新的含意。

张元济在《修身教科书》里还巧妙地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平等博爱的观念，加以中国化。如第五册第十五课《博爱》，记述《史记·游侠传》朱家、李元忠的故事。《教授法》引申云：“夫既已于不知其姓名，则其为贵、为贱、为贤、为愚，皆不可得而知。而植之爱之如此，盖博爱之道，固不以贵贱、贤愚而有所异也。”又如该书用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例，说明立法的重要性。再如立志教育的课文中，强调“立身岂必居官哉！勤学笃行，修业不怠，即为农工、为商贾，亦各有自立之道。”向学生灌输一种上下平等、职业平等的观念。一百多年前教科书出现如此内容，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此外，《修身教科书》在抨击封建弊俗、继承古人优良民质等方面，该套书也均有创意。又吸收富有哲理性、形象性的外国寓言故事，新颖生动，活泼可爱，儿童易懂易记。

《最新笔算教科书》

《最新理科教科书》：提倡科学，注重趣味

在多种张元济参与“校订”的教科书中，《最新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可谓独树一帜。该书版权页署名“谢洪赉编纂，张元济、杜亚泉校订”。共4册，为高等小学教授理科之用。1904年12月初版，直至民国时期仍在继续发行，影响很广，关键也因为它有创意。

该书《编辑大意》云：“本书编辑大旨，乃取自然科学（此为天文、地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诸科之总名）全体之要理，撮取大纲，诱掖儿童，与以人生必须之知识，祛其习俗相传之谬说。”“本书教材第一、二册以动、植、矿物、地文为主，第三、四册以物理、化学、生理卫生为主。读此则一切小学博物、理化教科书均已包孕无遗，足为中学之基础。”“科学之理，繁博精微，故悉附图画，以便讲贯。”“状物象形，文字难畅。本书以教授儿童为宗旨，文字务求浅显，失当之处，尚乞大雅鉴谅。”编辑宗旨与特点，概括精当。

该书适合儿童需求，均采用形象性、趣味化的课文，传授自然科学各科常识。以第一册为例，全书40课，动物类课文有：蝴蝶、蚕、蜜蜂、蜘蛛、虾蟹、蚊、蜻蜓、燕、蝉、牛、马、绵猫、豕、犬、鼠、鲸等；植物类课文有：梅、菜、豌豆、麦、桑、稻、洋薯、百合、瓜、豆、靛、木棉、麻、林木等；矿物类课文有：沙土、岩石等：地文类课文有：风、冰、水之变化等。难能可贵的是，还设有“花与虫及风之关系”[16]一课，将动物、植物与地文知识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张元济十分注重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中国传统书籍里对中国、对世界的种种错误描绘，谬种流传千百年。必须从儿童开始加以纠正。在主持辑编几种小学用地理教科书之前，他就亲自校订过一种《最新中学教科书西洋历史地图》。该书由日本小川银次郎编，商务印书馆1904年12月初版。这本地图册直至民国时还在发行，版本好几种，可见其影响之一斑。该册共有38幅地图，绘图质量并不高，像示意图而已。有一本浅黄色封面的比较清楚一些。这部地图册可能是商务出版的第一种地图，值得深入研究。

《立宪国民读本》：普及宪政常识，养成国民资格

清末曾出现过一场不大不小的立宪风潮。1906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郑孝胥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许多人都是会员，积极参加了立宪风潮的种种活动。这场政治风潮反映在商务出版物上，张元济主持编印的《日本法规大全》可谓“正书”，教科书方面也有两部值得一提。

《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1907年1月出版第一、二册，版权页署名“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编纂。”该书《编辑大意》明确说明：“本编详列有关宪政之事，自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本编详列本国要政及世界大势，以养成国民、国家之思想，并多列图表，期于明了。”“本编注重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以改良社会之习惯。”“本编兼采天文、地文、博物、物理、化学等学，以养成国民理科之思想。”“本编兼采农、工、商、矿等事，以养成国民实业之思想……”这都与立宪运动的宗旨相一致。第一册前五课课文即为“预备立宪”“君主立宪”“庆祝立宪歌”等直接反映立宪运动现实的作品。第二册则有“爱国”“合群”等课文，可称解释宪政的“注”。当时一份广告云：是书“不特可为高等小学之教科书，抑一般国民所不可不读之书也。”[17]评价十分得体。这是其一。

另一部《立宪国民读本》，更是直接宣传立宪、传播宪政知识，1908年1月初版。全书上下两册。版权页署“编纂者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张元济作为编译所长，无疑主持其事。当然具体哪些课文由他编纂，如今无法考证。笔者以为，与《中国历史教科书》一样，完全可以列入张元济的著述收入《全集》。当年商务印书馆的一份该书广告云：

今日我国能否实行立宪，当视我民程度之高下。故养成立宪国民资格使知立宪国民所应负之义务，应享之权利，实为今日最要之事。此书于立宪、立法、司法、行政制度及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区别，均能言其所以然，分课讲述，意蕴毕宣，而于国民权利、义务之所在，尤三致意焉。书分两册，每册四十课。凡欲为立宪国民者，当以先睹为快也。每部定价大洋三角。[18]

该书宗旨与《国文教科书》一致，内容与文字当然要深邃许多，适合中学以上程度读者群阅读。该书无“编辑大意”或“凡例”之类文字。下面摘录部分课文题目，以飨读者。

上册：国家、国体政体、君主及立权、臣民、宪法、立法作用及立法机关、国会、议员选举及投票、司法作用及司法机关、裁判所、行政作用及行政机关、政府、外交、条约、内政、地方自治……

下册：军事、兵制、陆军、海军、教育、学堂及图书博物馆、农工商、货币及度量衡、发明意匠之保护、公司及银行、保险、交通、铁路、邮政及电信电话、行政诉讼及诉愿、行政裁判所、权限争议、国法及国际法、法律制度与道德之关系、权利义务、公德、宗教……

《新字典》：字新义新，畅销不衰

中国的字典古已有之。相传《易》即古代的字典，后来卜筮家用之以占卜凶吉。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后来还引发出一门“许学”。清代《康熙字典》流传最广。时代在进步，世界在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而中国的字典却止步不前。商务编译所在张元济擘画下，很早就开始编纂一部《新字典》，终于在民国元年（1912）9月问世，为共和新政献上一份大礼。主编陆尔奎，编辑者有蔡文森、傅运森、张元济、方毅、沈秉钧、高凤谦等。张元济不仅主持其事，而且亲自参与编写。蔡元培为《新字典》撰序云：

近世我国所习用者，有《康熙字典》，即同文之邻国，亦仍用之。其书行世已二百余年，未加增改。不特科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具；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而不必适周乎世用，诉合乎学理；且往昔文字之用，每喜沿袭成语，而正名百物，初不求其甚解，故全书不附一图。是皆其缺点之最大者。商务印书馆诸君有鉴于此，爰有《新字典》之编辑。五年而书成，适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岁，于是重加订正，以求适用于民国。如历史年代，率以民国纪元前若干年为标纪，其一例也。[19]

全书收录汉字9000余个，其中俗字、新制字及由日本引入之字，应有尽有，并打破中国字书无图的陈规，配有许多精美插图。《新字典》不仅收录大量旧字书所无的新字，而且释文常常纠正旧字典之讹误，或赋予新的解释。新的释文涉及朝代、疆域、制度的历史沿革，年代均以民国纪元，时令季节并载阴历阳历，科学用词附注外文原文，度量衡也并载中外对照。《新字典》检字方法以笔画部首为主，附加特注符号。装帧上分两种：①洋装（精装），②华装（线装）。洋装一册，定价2.40元，华装六册，定价1.40元，预约均五折。价格之低廉，易于普及。据《张元济日记》记载，至1912年10月17日，《新字典》已订出洋装8605部，华装10620部；10月21日止，各地分馆共订出洋装8197部，华装12611部。[20]不到两个月，销出4万余部。出版一年，重印十次，畅销不衰。1914年3月，商务又出版了《缩本新字典》，卷帙仅为原书之半，定价更廉。分三种装帧，皮面1.80元，布面1.20元，纸面0.80元，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部。

辞书可谓一种特殊的教科书。张元济深知其重要性。除《新字典》外，张后来还为商务主持出版了《辞源》《中国人名大辞典》和《节本康熙字典》等辞书。《节本康熙字典》是用殿版《康熙字典》剪裁影印而成，1949年3月初版。时已83岁高龄的张元济亲自为该书撰写《小引》。《小引》一方面肯定《康熙字典》的长处，同时指出书中掺杂大量“不能识亦不必识”之字，让读书人“耗有限之光阴，糜可贵之纸墨”，此敝必须纠正。他认为，只要掌握8600个汉字，便可得心应手阅读古今册籍[21]。该数字与现今用计算机检索出常用汉字7745个何等接近？有趣的是，张元济晚年还曾独立编纂《成语词典》。他从各类辞书及《红楼梦》《鲁迅全集》等古今著名文学作品中收集选词，积累卡片达数抽屉，可惜后来未印成。

商务共和国教科书《法制大意》

张元济对早期商务版教科书的史料价值十分重视。晚年他曾将家藏32册教科书捐赠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保存，并在清单上批注云：“此皆源侄[22]幼时所读存在我处之书。三十七年二月六日。”[23]其实，老商务教科书重印早已屡见不鲜。有排印，也有影印；有照本全录，也有几种凑合；有单独重印，也有配套发行，花色多样，品种丰富。最早似可追溯到2005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推出的《老商务国语教科书》（署张元济、蒋维乔编），与开明书局、世界书局同类教科书合成一套。但当时销路不很畅，库存积压不少，人们一时尚未认识到它们的文献价值。然而几年后情况大变，不仅上述库存出清，而且各地新印者此起彼伏，年年有新品种竞相上市。仅2011年就有四种老商务教科书得以重印出版，而且都挂有张元济的名字：（一）《民国老课本》第1、2、3辑，戴克敦、沈颐、刘传厚、张元济编校，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版。（二）《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部分），线装4册，庄俞、沈颐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部分），同上。（四）《商务国语教科书》，张元济等编著，武汉出版社2011年11月版。[24]2012年1月，《商务印书馆民国老课本经典诵读》全套6册又一口气推向市场。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栏总署名：“张元济等原编著”。该套书包括《启蒙》《歌谣》《修身》《常识》《故事》与《童趣》各一册，每册还配有CD光盘一张。老课本从冷门货到热销品的角色转换，令人深思。人们收藏、阅读这些商务老课本，并非出于猎奇或“怀旧”的冲动，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探寻编纂者与出版家各种理念更新、变化的思想轨迹，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推动当今社会的教育改革以及史学研究。对于作者署名，单本或成套重印，可以如此清晰标注张元济的名字，为何不能编入他的《全集》呢？

据张人凤兄相告，辑编《张元济全集》原先考虑将几种署名或考订系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编入其内，有《最新初小修身教科书》《最新初小修身教授法》《最新高小国文教科书》《最新高小国文教授法》《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和《最新初小国文教授法》共六种。因家中只有《修身》全套，其他几种拟向各图书馆借来照影，一时不能很快凑齐。有的遇有阻力，有的书不成套，于是计划暂时搁浅。最后由出版社方面“一锤定音”——《全集》不收教科书！于是留下此一大遗憾！张人凤兄在《全集》附录中编入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聊胜于无而已。

教科书编入个人文集，目前为止似乎尚无先例可循。此举确有相当难度。首先，教科书一般都是集体成果，并非个人创作。其次，教科书均为“小儿科”作品，难登大雅之堂。再次，教科书流传虽广，却保存不易，清末时代的教科书尤难一见。加上同一部书，版本众多，见仁见智，选择重印，标准难定。然而，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不妨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吧。

（一）编纂本全书收录。版权页明确署名有张元济编纂者（如《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习字帖》等）并不多。已考定者，如《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及《教授法》，《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及《教授法》等，如此鲜明反映编纂者的教育思想与紧跟时代步伐的教育理念，我们没有理由不列入张元济参与编纂的教科书之列。《中国历史教科书》《立宪国民读本》等署名编纂者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种，与《修身教科书》情况一致，书又创意十足，我认为，加一条说明，没有人会反对归入张氏名下的。当然，《新字典》《节本康熙字典》等辞书正文无须收入。

（二）校订本择要而选。张元济参与校订的商务版教科书很多，是否可以各种选定一册编入《全集》？我以为，一般当以刊有《编辑大意》的第一册编入为妥。

（三）版次不拘一格。教科书往往一版再版，少量常有增删或修改，因而初版者并非最佳之版。年代久远，寻找初版本也非易事。我以为，应秉承实事求是原则，有初版者用初版，无初版者用后来的版本，只要完整无破损、缺页即可。

（四）排印、影印相互搭配。商务版教科书无图的不多，大都有插图（《教授法》则无图），有的插图还相当精美，弃之可惜。无图者现在当然只须排印，有图者如何处置，值得探讨。我以为，拟用缩小拼页影印，保持原书式样。彩色倒不必，黑白即可。技术上看，这么做并无困难，问题似乎是成本压力。《西洋历史地图》等地理类教科书，其中地图是否全印？可以研究。但至少要有选择地收录具有代表意义的几幅为好。排印、影印相互搭配的原则，也许能解决重印老教科书的一些难题。

从保存近代出版史料、提供研究者使用角度看，张元济参与编纂或校订的商务版老教科书也应该重印，事半功倍，值得一试。诸位以为然否？

2012年7月于上海浦东明丰花园寓所南窗下 2012年8月修改 （原载《济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注释

[1] 现已达20余万字。——2016年12月

[2] 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张元济全集》第4卷，第39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版。

[3] 原书。

[4] 蒋维乔《鹪居日记》，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132页，上海交大出版社2011年1月。

[5] 1904年8月14日张元济致汪康年书，《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197页。

[6] 原书。

[7] 1908年8月14日《申报》广告栏。

[8] 《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9] 转引自《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139页。

[10] 同上，第142页。

[11] 《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五期，转引自《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150页。

[12]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第1页，1907年商务印书馆版。

[13] 《书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编印，1910年商务印书馆版。

[14] 《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23页。

[15] 原书，下同。

[16] 转引自《张元济年谱长编》卷上，第154页。

[17] 《上海商务印书馆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第9页。

[18] 1908年2月10日《申报》。

[19] 转引自《张元济年谱长编》上册，第367—368页。

[20] 《张元济全集》第6卷，第7—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

[21] 《节本康熙字典·小引》，《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431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

[22] 指张元济之侄张树源。

[23] 《在张菊翁惠赠早期教科书清单上的批注》，《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59页。

[24] 张人凤《2011年张元济研究资料索引》，张元济研究会编《张元济研究》2012年第1期，第79、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