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两种古本《三国》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与两种古本《三国》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商务古本 三国广告

1929年4月，《申报》刊出商务印书馆发售新书预约广告：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全书三册）与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廿四册），合售预约十二元，邮费六角。六月底截止，九月底出书。广告称：

《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罗贯中所撰。罗书又出于《平话》。坊刻金圣叹评点一百二十回本，与罗氏原书不同。金本盛行三百年，读者不见《演义》真面，遑论《平话》。本馆搜得元至治本《平话》及明弘治本《演义》，可称双璧，影印发行，当为留心小说源流者所嗜读也。

这两种古佚小说的影印流布，与出版家张元济有直接关系。

张元济不仅致力于经史子集传统古籍的整理和刊印，而且对包括古佚小说在内通俗文学的出版也做出过很大贡献。《平话三国志》，就是他1928年秋冬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访得并组织照影回国的。日本内阁文库藏元至治平话五种（《武王伐纣》《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平话三国志》），中土早不见流传。这些话本小说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极其重要。《平话三国志》是现存《三国演义》小说的母本。分上中下3卷。全书约8万余字，图70幅，标有题目69幅（“桃园结义”分上下）。卷上故事从“黄巾叛”始，至破吕布止。卷中故事自刘备受汉献帝衣带诏起，至孔明取荆州。卷下故事起自庞统投刘备，终于诸葛亮病亡。文字较简率，却保存了比较多的民间传说成分，封建正统色彩反倒较《演义》为少。故事已具备《演义》轮廓，细节却多歧异。比如，前三国张飞的人物形象颇为丰满。除“桃园结义”外，专述翼德将军故事的就有：“张飞见黄巾”“张飞杀太守”“张飞鞭督邮”“张飞捽袁襄”“张飞三出小沛”“张飞见曹操”等六七节之多。张飞几乎成了贯穿始终、着墨最多的主角。又如，卷中有“孔明杀曹使”一节，写孔明游说东吴时恰逢曹营来使，孔明拔剑杀了来使，从而迫使东吴不得不联蜀抗曹。明代以后《三国》小说里这个斩曹使者，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也有周瑜的故事被换成诸葛亮的。卷中“赤壁鏖兵”一节，写草船借箭则是周瑜的妙计：(www.guayunfan.com)周瑜一只大船、十只小船出，每只船一千军，射住曹军快越。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曹军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扳］棹人回船，却射右边。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的［得］数百万只箭。周瑜喜道：丞相谢箭！曹公听的［得］大怒，传令明日再战。

至治《三国平话》书影

这里周瑜的“帐幕船只”，后来罗贯中移花接木为诸葛亮的草船，当然故事更为精彩了。

此本为元至治建安虞氏刊印。商务版缩印成6开，线装一函3册。如不是姜殿扬在跋文中说明此书来历，出版家张元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功劳恐已湮没世尘。姜跋云：

菊生先生东渡访书，觏之于扶桑，重其为中土佚书也。归而印传，以供于当世。复以书多讹字，不易卒读，乃命稽之史书，辨其致误之出，分别订释，录为校记如右……

商务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内封页印有牌记：“己巳中秋上海涵芬楼据明弘治本景印，远近翻印必究”。原书标“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中贯编次”。书前有庸愚子（金华蒋大器）序，署“弘治甲寅（1494）仲春”，故定为弘治本。此本后来据专家考证，非弘治实为嘉靖年间所刊。然而仍是迄今发现《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印本，弥足珍贵。

此书分24卷，每卷十节。卷之一目录如下：

明弘治本《三国》影印本封面

祭天地桃园结义

刘玄德斩寇立功

安喜张飞鞭督邮

何进谋杀十常侍

董卓议立陈留王

吕布刺杀丁建阳

废汉帝董卓弄权

曹孟德谋杀董卓

曹操起兵伐董卓

虎牢关三战吕布

这与后来流传最广、号称“第一才子书”的清初毛宗岗父子修订评刻本《三国演义》比较，框架基本一致，而文字略为粗糙，诗词、赞语过于冗长。嘉靖本对于研究《三国演义》小说的演化到定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该本当时商务借影自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与张元济也有密切关系。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说，嘉靖本《三国演义》，“国立北京图书馆已有全本。日本则文求堂主人田中氏藏一部，第一本经抄配，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借以影印。因该馆又买得前半配补，遂影印全书。张菊生氏又为田中氏影印所缺之一本赠之，与原书大小相当，用酬借书之惠。”[1]张元济为田中庆太郎配补阙书，可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一佳话。

1929年4月，上述两书刚印出样本，张在第一时间就送给衡宇相望的对门邻居胡适阅读，附信云：“敝馆新印《三国志平话》《演义》两种，已有样本，谨呈阅，或为公所快睹也。”[2]他对流布通俗文艺海外遗珍与古佚文献同样热心。

张元济东瀛访书时，在东京内阁文库所见国内已失传的古佚小说约有二十多种。《武王伐纣》等另外四种元至治本话本小说，当时也以中华学艺社名义一并照影回国，因未及时付印，其底版与其他大量书版均毁于“一·二八”之役。为什么当时未能与《三国平话》一起付印？我们在张元济一封书信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1929年9月20日，他致函傅增湘回答明刊《列国志》印刷问题时云：“子东交来《列国志》，送编译所，检称与时本不同。惟近印《三国平话》《演义》两种，预约销数微，不能收回成本，且石印甚忙，工作迟滞，……一时恐不能付印。”[3]这可能是其他从日本照影回来的古佚小说未能及时印出的原因。

然而，上述两种古本《三国》的出版，对后来《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影响很大。1956年上海文学书籍刊行社影印本《全相平话五种》，其中《平话三国志》即据涵芬楼影本，另四种据日本仓石武四郎影印本。由此反证，当年商务印书馆以中华学艺社名义直接借影自内阁文库的四种话本，确如孙楷第所说已“尽化烟尘”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1980年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排印本。我们庆幸这两种古本《三国》重回故土的时候，不要忘记出版家张元济与他当年商务印书馆同事们的不懈努力。

（原载《出版博物馆》2011年第4期）

注释

[1]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1929年3月18日张元济致胡适书，《张元济全集》第2卷，第545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3] 1929年9月20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361页，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