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蒋复璁的两次合作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张元济蒋复璁的两次合作_关于张元济的故事

听说台湾前“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于1990年春夏间逝世的消息[1]，我想起了著名出版家、戊戌爱国老人张元济（菊生）先生与他的交往。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携手合作为弘扬民族文化、保存民族瑰宝所做的工作，至今值得称颂。

蒋复璁，字慰堂，浙江海宁人，早年随梁启超经办松坡图书馆；1933年初，他奉南京教育部令筹创国立中央图书馆。当时经费拮据，每月仅四千元，除接受了北京教育部中文图书4万余册外，无力购置设备及图书。蒋复璁决定选印《四库全书》，作为与国外图书馆交换图书用，以充实自己馆藏。这时北平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正随古物南迁储藏于上海四川南路天主堂仓库，在上海影印十分方便。为此，蒋复璁于1933年5月特地来沪看访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商请由商务承印全书中尚未付印过或已绝版的珍本。

蒋复璁像

蒋复璁手持其叔蒋百里介绍信来见张菊老。张虽已退休，但仍主持着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工作，对于影印《四库全书》，他是早有夙愿，20年来多次筹划，费尽心机，却几次功败垂成。他听了蒋复璁的计划，怎不心动！无奈商务一年前“一·二八”事变中损失惨重，虽经努力，业已复业，但毕竟元气大伤，要印《四库全书》这样的工程仍然困难重重。张介绍蒋去见总经理王云五。王认为，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计却不能不做。于是决定与教育部签订合同，在议印期间，学术界对选书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四库》所收并非都是善本，且有经四库馆臣删改者，主张应广求善本代库本。张菊老则认为，以善本代库本，陈义自高，惟言之易而行之难，为争取早日出书，力主选库本未刊珍本影印。经过南北藏书家、版本家的反复讨论，最后教育部采纳了张菊老的主张。《四库全书珍本初集》自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分四期出书。共231种，1960册，印1000部。

1933年底，张元济还应蒋复璁之邀亲赴杭州，选取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绘画图集各一种，编成《影印四库全书四种》，用朱墨双色套印，随《初集》一起发行。按合同，商务以印数十分之一赠与中央图书馆。该馆以此向各国的图书馆交换来一批图书，奠定了馆藏基础。《四库全书》这部被历代统治者秘藏数百年的重要典籍，也从此冲出禁苑，流传到了社会，为广大学人所利用。(www.guayunfan.com)1939年，上海已沦为“孤岛”两年。江南一带私家藏书由于战乱，纷纷散出，流入沪上。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与张元济等文化界爱国人士眼看国宝将落入敌手，流出海外，心焦如焚，以个人之力，无论如何不可能保存这批珍贵文献。1940年1月初，他们联名致电重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与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要求拨款抢救国宝。1月中旬，蒋复璁奉命秘密来沪，联络收购藏书事宜。途经香港，他机智地摆脱了日伪特务的跟踪盯梢。一到上海，即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见面，告以教育部已有决心在沪抢救江南一带散出的珍贵民族文献。经研究，拟推举张菊老主持其事。为了避人耳目，蒋复璁化名蒋明叔，登门求见张菊老。张接过用铅笔写的名片，感到疑惑不解，出来一看是蒋复璁，说：“我真不知道蒋明叔是谁呢。”两人相对大笑。张菊老对教育部愿以中英庚款董事会抗战前襄助的建筑费法币百余万元，来收购藏书，极为赞成。但力陈自己年事已高，不宜担任主持人，对选书和鉴定版本方面的工作，当然乐于分担。几天后，张元济在家约请蒋复璁，何炳松、张凤举、郑振铎作陪。席间谈定收书原则，以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出售；不能不出售者，则拟收购，决不听其分散零售或流入国外。当场议定苏州刘氏玉海堂、邓氏群碧楼两家藏书当先行收下。商定郑振铎、张凤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寿镛负责经费保管。

蒋复璁安排好收书事宜，赶在农历春节前匆匆离沪返渝。此后，郑振铎等组织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开始紧张的收书工作。张元济经常兴致勃勃地在郑振铎陪同下，出入旧书店肆，访书选书。郑也常送来一些珍本样书，请张菊老鉴定估价。经过“同志会”诸友的努力，一批又一批珍本古籍从书贾商人手中购回，避免了落入敌手的厄运。张元济还将他珍藏多年的宋版《荀子》、两册《永乐大典》等古书让售于教育部。到1941年底日寇进占租界前，好几批珍本古籍已经香港安全运抵重庆。可是还有相当数量的书来不及启运，滞留上海。由于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将书分散储藏，终于安全保存到抗战胜利。

1945年9月初，蒋复璁任教育部京沪特派员，由重庆抵沪组织“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主持接受敌伪文化机关。他抵沪后，立即与郑振铎等人联系上，并四处察看藏书情况。几天后他与郑振铎等来到张元济的寓所，商量藏书启运事。张菊老几年蛰居，今日老友相逢，非常高兴。大家谈及这批沦陷前收入未及寄往后方的珍贵图籍得以完好保存，无不为之庆幸。张元济、蒋复璁此次合作，又以硕果累累而结束。当然，这里还有郑振铎、张寿镛等许多志士仁人艰苦卓绝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张、蒋二人的交往似乎不太多。1948年11月张元济在一封致顾廷龙先生的信中提到商务拟出售《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提要》的纸型，“不知慰堂兄有意收购否？乞转询示复为荷”，大约蒋复璁此时在上海，这笔交易是否成功就不得而知了。蒋复璁到台湾后写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与张菊老的交往，对这位文化、出版界的长者充满着崇敬。《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一文，回顾了当年印行《四库全书》时的往事；《涉险区访书记》一文，记述冒险来沪安排收购古书的经过，对化名拜访张菊老等琐事趣谈也未及忘怀，涉笔写入文章。

（原载《团结报·史海钩沉》1991年4月24日）

注释

[1] 此记有误，蒋复璁先生去世于1992年。蒋复璁（1898—1992），号慰堂，浙江海宁硖石人，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曾孙。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49年后去台湾，并兼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著者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