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阎并祀与考据学风气的延续_顾炎武的事迹

顾、阎并祀与考据学风气的延续_顾炎武的事迹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的最后一次题记，是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的顾祠秋祭：

康出守夔州，不与祀事者，三年于兹矣。忆己巳秋，诸君子赋诗赠行，题《雅集图》殆遍，勖勉之意良厚，而端木子畴同年有“勇退望归舷”句，犹获我心。去年夏，幸解组旋都门，今秋九月廿有五日，始重与执笾豆之役。周荇农谓，宜兼祀阎百诗先生，以两先生学术志趣并同，复同游日下也。同人佥曰可，拟于明年春祭举行。汪泉孙属康题名，即为是卷跋尾，俟顾、阎并祀，当别作一卷子，用志雪泥。陈砚香愿为之记，洵盛举矣。是日与祭者宋晋、董麟、汪元庆、陈文田、阎汝弼、孔宪瑴、朱仪训、王应孚、徐炳烈、刘溎焴、王堃、高其操、顾怀壬，及康凡十有六人。初次与祭者陈福绶、字筱农、山东荣城人、户部员外郎，张翊宸、字枫廷、江苏铜山人、候选郎中。独康侄恩绶以事不果至。鲍康记。

这份题记的作者鲍康（1810—1881），字子年，安徽歙县人，官至夔州知府，金石家，尤精于钱币收藏，几乎参与了咸丰末年到光绪初年所有的顾祠会祭；题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端木埰，字子畴，江宁人，道光二十九年优贡生，祁寯藻荐为内阁中书，光绪十二年后充会典馆总纂，升侍读，年七十三卒，也是同光间顾祠会祭的积极人物[56]；周寿昌（1814—1884），字荇农，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久任词臣，官至内阁学士。根据这条题记，周寿昌在同治十二年秋祭时提出顾祠应当兼祀阎若璩，理由有二，一是顾、阎二人的学术志趣相同，二是他们都曾经到过北京与祭的顾祠同人都表示同意，并且相约在次年春祭起开始举行。因为增加了一位先贤，所以同人认为顾祠会祭进入了另一阶段，《顾先生祠会祭题名卷子》也应当告一段落，装池收存，以后的题名另作一卷，以示区别。

《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最后一条题名：宜兼祀阎百诗先生

不过到了第二年的春祭，祭祀阎若璩的事情没能及时实现。《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二卷子》的第一条题记说：“祀事完毕，饮胙题名，酒酣意洽，议及于慈仁寺另择一室祀阎百诗先生，春秋及生日三致祭，并别制一卷子以纪其事，秋间举行。俟有余资，再行建祠，亦同人私淑之意”。在这次春祭中，同人拟在秋间开始在顾祠另择一室祭祀阎若璩，规制也同顾祠一样，春秋及生日每年公祭三次，而且还要仿顾祠《题名卷子》的先例，同样制一卷子题名纪事。不但如此，他们还商定将来资金充裕之后，还要另外再建阎祠，以表私淑之意。到了这一年的顾祠生日祭，鲍康在《题名卷子》中再次提到兴建阎祠的事情：

王仁俊抄本《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二卷子》首页：议及于慈仁寺另择一室祀阎百诗先生

国朝经学，阎顾称最，惟并祀亦未尽善，当自今年秋始于别室设位祭之，题名一如顾祠例。同人复有择隙地建阎先生祠之议，陈砚香欣然作募启，落成尚有待，而瓣香前哲，良足多也。他日两祠并峙，俎豆莘莘，如有补《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者载及之，亦一时佳话焉。歙鲍康记。

鲍康虽然承认阎、顾是清朝经学的两大高峰，但他认为并祀不妥，或许是想起顾祠先辈发起会祭的初衷。不过，祭祀阎若璩的活动没有受到任何质疑，当年的九月初十日，顾祠就“别舒一座祀阎先生，笾豆如制”了。

顾祠中兼祀阎若璩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光绪十八年顾祠中断，延续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参与顾祠会祭的人，当然也都接受同时祭祀阎若璩的安排。同治三年至光绪六年九次参与顾祠会祭的张之洞有诗说：“北阎南顾祀儒宗，大雅尚书继相公。旧者不悲新者笑，朱书祠额在蒿蓬”，诗注说：“顾亭林祠，祁文端建于慈仁寺内，令子文恪复于寺内增设阎祠，今均毁。”[57]如《题名卷子》所显示，增设阎祠是周寿昌的提议，并不是祁氏父子所主持，不过祁寯藻、祁世长（即张之洞诗中所谓“相公”和“尚书”）是山西人，顾祠中能并祀原籍太原的阎若璩，应该与他们不无关系。

周寿昌提议顾祠并祀阎若璩，十分耐人寻味。他早年登第，太平天国战事起时也曾上疏弹劾赛尚阿逗留不战，颇有用世之心。他与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等湖南籍人士本就有交往，曾国藩曾经打算请他协助军事，却因为胡林翼与周寿昌不睦而作罢。此后周寿昌寓居京师数十年，专心著述。他的专长在于考据，于汉魏史事尤熟，著有《汉书注校补》、《后汉注补正》、《三国志注证遗》等书，亦有诗名。门人王先谦这样评价他：“余以叹先生不早自知其无与于功名，不得壹意于学问之途，以大昌其著述，为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强，爵位益高，当国家承平，既未必别有表见，而并以十年心力，亦销磨于仕宦，不暇专致于学问。”[58]周寿昌的朋友、同为顾祠同人的黄彭年（1824—1890）说：

自有兵事，而学者喜言兵；自兵艰于饷，而学者喜言利；自外洋通中国，而学者且喜言西学。大道之本，几晦塞矣。吾楚嘉道以来，名儒硕彦相与讲论传授，固不外经术、文章也，而事变之兴，人才不乏，则今日之舍本逐末，学术之歧，适为人才之忧，不可无人维持而默挽之。君以老宿启迪后进，其所成就不已多乎？[59]

黄彭年意在说明周寿昌不趋时，恰好反映出周氏不是一个对时代敏感的士人。咸丰四年周寿昌第一次参与顾祠会祭，后来因为丁忧返乡的关系，直到同治八年方才返京，重新回到顾祠会祭的名单上，此后成为顾祠的常客，直到光绪十年去世。在他提议顾祠并祀阎若璩的同治末年，如黄彭年所谓“言兵”、“言利”、“言西学”是思想界的主流，可是此时聚集在顾炎武祠的，反而是一群悠游岁月、论文考史的文人，不惟于时政无所表见，就连学问也仍停留在乾嘉时期的延长线上。

当年张穆在编辑了顾炎武年谱之后，接着编辑阎若璩年谱，结果受到许多批评甚至讥讽[60]。谢章铤在拜谒顾祠之后，看到阎若璩并祀，诗中特别说“嗟彼阎征君，博洽不足共”，注称“石州著顾、阎两年谱，以明向往之意，第顾之志节、学术，似非阎所可比”[61]。可是另外一些像周寿昌这样的学者，则仍然继续着乾嘉考据学的思路，坚持将顾炎武当作纯粹的学术典范。乾嘉学术的延续虽然难以造成学术史上的波澜，但它的影响却相当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