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诸诀系家风_曾国藩家族故事

“八”“三”诸诀系家风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国藩对女眷们的严格要求，不过是体现其力持家风、恪行家教的一个方面的内容而已。其实，不只是对女眷们，对其他家庭成员，首先是对自己，他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确与其家风有着紧密的牵系。

说到曾氏家风，归纳有以“八”“三”冠首的若干“诀”儿。

有治家“八字诀”。这是曾国藩根据祖父的治家之道提炼归纳出来的，即所谓“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考，指谨行祖先祭祀；宝，指与亲属邻里搞好关系；早，指早起；扫，指扫除洒洗；书，指读书；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

曾国藩屡次地向家人们传授这八字诀（八字排列顺序或不一样）。譬如咸丰九年（1859）闰三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国潢弟的信中说：(www.guayunfan.com)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按：其祖父）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星冈公生平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

这八个字中，除考、宝、书三项外，其余五项都是与农家生活直接相关的，集中概括了农家的一些勤劳事项。农家最讲究起早，讨厌贪睡；而早起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要打扫当院街巷，这既合乎卫生要求，也是积肥的一种途径。种菜、养鱼、养猪都是解决副食乃至交易换钱的重要事项，自产自食的东西似乎格外甘美可口。曾玉屏老人就尝言：“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到了曾国藩这里，就更上升到一种特别的意境，那就是自行植养这些生物，能造就一种家庭兴旺的生机。他曾说：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

咸丰八年（1858）九月间，曾国藩在江西建昌军营中写家信，还特别询问：“下首台上之线瓜、娈瓜今年有收否？”又嘱咐弟弟“冬塘肥鱼望烘几个寄营”。显然不是曾国藩真为解口馋，而是培养家门勤风，保持农家本色的一种督导手段。

其实，即使“考”与“宝”二项，也是与农家息息相关的事情。

祭祀祖先，无论穷家还是富室，都是要恪行的神圣之事。宗祠族祭，在乡间更是成规模的群体活动。以孝为本的传统文化精神即使对乡野的蓬门荜户也是浸润深刻的，何况像曾氏这种人家？

和睦邻里，在乡间比城市更为讲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这种朴素的谚语却概括了乡间邻里关系的一个基本法则。旧时乡间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交往面很窄，而一家一户的生产单位时常遇到自家力不能及的事情。协同互助，靠邻里最为便捷，一旦邻里关系弄僵，过日子就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曾玉屏那时尽管已是在乡里说话算数的人物，但和睦乡邻也是他所十分注意的。到了曾国藩在外做官，家信中也时常问询和嘱咐睦邻和接济亲友方面的事情。

唯有“书”字一项，说来未必与每家农户都能结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轻视读书，只是有些人家实在没有条件罢了。事实上，目不识丁的农民对识字的神圣感往往要强于识字者。只要有可能，人们总是要让自家子弟读几天书，识几个字，去领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的。“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这种俗谚对农民与其说具有刺激性，不如说更具有信条意义。前边已经述及曾玉屏其人在读书方面早荒晚悔、寄望儿孙，而靠读书成名成功到了曾国藩身上如愿以偿的特定情形，这使得“书”字诀自然更包含进了特别意义。

所谓“耕读之家”，是曾氏给自家当初的恰当定位。到了曾国藩兄弟这辈，虽上升为显宦人家，但是起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仍真诚地要保持耕读之家的本色和传统。

“八字诀”便不啻保持这种传统的法宝。与之相辅相成，曾国藩又总结出用以教导子弟的“八本”诀，即：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欣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从这八项内容的涉及面看，比前述八字诀更为宽泛，所包括的读书治学、养亲尽孝、养生健身、修养立身、以勤治家、居官守廉、带兵爱民这些方面的内容，除了耕读之家所关涉者外，又加进了居官带兵之道，因为曾国藩兄弟已身为高官将帅，自然需要有这方面的规范来约束自己，并传之家人。养生、立身历来为曾国藩所重视，所以也纳入家训的内容。

此外还有“三不信”说教。即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国藩总结祖父生前的生活之道而作为传家遗训提出来的，也不止一次地向家人传授。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别说是后人，就是曾国藩自己在这“不信”方面也要大打折扣。不信医药吗？看医用药在他来说可是常事。而对僧巫、地仙之类，他则处于一种或疑或信、亦疑亦信的骑墙状态，这在后面有关篇目要详细说到。

又有“三致祥”的训诫。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这是曾国藩与“八本”诀并提的教训子弟的内容，于孝、勤、恕三方面对家门安吉祥和而免祸避殃的作用予以特别强调。

我们不妨根据上述诸诀内容中的实际要项所体现的精神实质，重作提炼归纳，也为之作个“八字诀”，可曰：孝、立、养、学、勤、俭、廉、爱。

孝，是指孝亲。上述“考”字诀的祭祖，“八本”中的“养亲以得欢欣为本”，“三致祥”中的“孝致祥”，都是从不同方面体现孝亲内容的。曾国藩一生谨奉孝道，对子弟也多所说教，自不待言。

立，是指立身。所谓“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只是明确强调了立身的一个方面而已。事实上，综观曾国藩对立身的论说，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关涉人生修养的诸多方面。像“宝”字诀的和睦邻里，“三致祥”当中的“恕致祥”，也都可以视为教人立身之道方面的相关内容。特别是“恕”道，意境应该说十分宏赡。曾国藩是很强调所谓“敬恕”的，他说：

敬恕二字，细加体认，实觉刻不可离；敬则心存而不放，恕则不蔽于私。大抵接人处事，于见得他人不是极怒之际，能设身易地以处，则意气顿平，故恕字为求仁极捷之径。

既然是将“恕”视为“求仁极捷之径”，足见它对修养立身来说的重要性了。在曾国藩辈的心目中，达到“仁”的境界，不正是修养的最高圣人目标之所在吗？

与此相关，曾国藩还特别以“不忮、不求”作为立身的要项教导后辈。在他晚年任直隶总督期间，前去处理天津教案，知道这是关涉中外交涉的一大难事，甚至做了弄不好丢弃性命的准备，在写给儿子们的遗嘱性家信中，关于修养立身方面他这样说：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财货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曾国藩还特以《不忮》、《不求》为题，各赋诗一首，有句云：

善莫大于恕，

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

琐琐奚比数。

…………

消除嫉妒心，

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

我亦无恐怖。

知足天地宽，

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

多欲为患害。

…………

于世少所求，

俯仰有馀快。

俟命堪终古，

曾不愿乎外。

曾国藩的修养立身原则是多棱体的。他如此强调不忮不求，然而，不是又经常强调“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立志之诀，以及“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以柔克刚的“硬”字诀吗？大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气慨。他还特别强调“明强”，认定“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两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而“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所谓“明”，即不但要明白事理，而且要善于审时度势，“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要做到“强毅”而不“刚愎”。

综观曾国藩所倡的立身之道，可以说有着基于“经世”而调节制宜的广泛适应性。从他在京时的刻意“检身”到后来的世故权变所涉种种情态，足资印证。他自我持守而外，更用以教导子弟，培育家风。

养，指养生。曾国藩常对家人强调养生之道。有谁不愿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益寿延年呢？这是一家的吉安之本啊！而对曾国藩本人及其家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伤生”的痛苦体验，而更切身感受到“养生”重要性。

由于读书过于勤苦，特别是多年戎马倥偬的紧张生活的折损（当时湘军将领有“打一次恶仗，白一次头发”之言，可见若辈的领兵生涯不只劳身，且更劳心）。再加以官场上无止息的倾轧争逐，使曾国藩的身心一直压着沉重的负担，其身体自中年之时就颇为不佳，再加上顽固癣疾的折磨，他真是饱尝了疾病的痛苦。到了晚年，癣疾不愈，疝气常发，目近失明，肝郁日甚，眩晕严重，精神疲衰，简直是百病缠身。也正是因为如此吧，他才难以恪守祖父那不信医药的教条，有时简直是迫不得已地“乱投医”了。

至于家人，弟弟们疆场“玩命”，凶险叵测自不必说，即使姊妹和女儿们中也不乏多病短寿者，这使他也十分伤感。每闻一件噩耗，都要受一次强烈刺激。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他闻知国蕙妹去世的消息，写信给国潢弟这样说：

痛悉蕙妹于（三月）十四日未刻去世。吾同产骨肉九人，至是仅存吾与弟暨沅弟三人矣，哀哉！自丁巳至今八载，亲属死丧九人（合陈氏妾则十人）。久处兵戈之中，畏闻哀戚之事。

晚逝于曾国藩仅两年多，而享年还不及曾国藩的欧阳夫人，自中年亦是多病之躯，特别是咳喘病很厉害，以至于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时都未能及时随行，一度留金陵暂养。谁想在那里又因食菜肴不当，得了很厉害的气痛之症，服药不愈，反而累及眼睛，不久右目失明，走路也很艰难。转居保定督署后，寻医诊治不但罔效，而且连左目也又失明。那时，随居的儿侄男女也多患病，使得曾国藩愁苦不堪。

检索曾国藩历年家书，述说己病及家人病症之事连连不断，更可知曾国藩以养生来告诫家人诚为有的放矢。他强调“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足见他对恼怒伤身有着切身体会，深知精神因素对于养生的重要性。以自然物境来愉悦身心、调节精神也是曾国藩所注意的，譬如他把“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作为养生妙道教于儿辈。

学，指读书治学。这是曾国藩自身躬行及施行家教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可以说是其家风的魂中之魂。曾国藩自己早年攻读及教弟教子读书，上已述及一些有关情况。至于其教读的方法、意境，在下一篇专述。

勤，即勤劳。这作为一种美德，在农家尤其重要和典型。曾国藩在这方面于家风受益匪浅。克服贪睡晏起的毛病，是他居翰苑时期专意修身的要端之一。后来的军政生涯中，定时早起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在衙署中，他自己还要辟地种竹种菜，以示保持农家风习。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自己幼时曾在“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并切诫家人：“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他把“勤”推及为学，勤苦读书；推及理军理政，勤于职守。他处处事事力戒疏懒懈怠，以自身的楷模来影响和教育子弟。

俭，即节俭。这与勤可谓孪生兄弟，亦尤为农家的美德邵风。常言所谓“勤俭持家”，勤与俭联体不分。靠勤苦劳作所得收获，其来之不易才有切身体会，自然知道珍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算得上写农家生活的一首文字浅显而意蕴深刻的哲理妙诗。曾国藩生长在乡下，亲身体察过农家的勤俭生活，发迹以后能不忘此本，保持一种比较节俭的生活习惯。他贵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他于持守俭朴方面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对家人影响很大。小女纪芬对此尤为铭心，晚年她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述及先父督教持俭的诸多事例，生动具体，绝非杜撰之笔。

廉，即廉洁。这自然是对于为官者而言。曾国藩的确在“廉”字功夫上做得比较到家。他常讲，以做官发财为耻，立誓不靠做官积财以遗后人。在这一点上，乃弟曾国荃却颇显不肖。据曾纪芬透露，她这位叔父在为将时期，“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由此看来，他得名“老饕”（詈其贪）也并非冤枉。曾国藩虽然曾为老弟的这个绰号道冤，但对其不廉也颇有不满的训诫之辞，譬如说他“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教导他“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功夫也”。曾国藩为官之“廉”，又是与生活之“俭”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这方面形诸家风，对其后人确有积极影响。

爱，即所谓“爱民”。这也属为官之道的内容，曾国藩有意将此训谕作自己官宦之家的家风。至于他所倡导的是怎么个“爱”法，上面已有分析，此亦不赘言。

从曾国藩所倡家风看，可谓是把修身作为齐家之本，而齐家又是从官宦之家与耕读之家的“嫁接”上立意，力求官宦门庭不失昔日耕读本色，做到富贵不淫。应该说，他的主观立意是真诚的，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这又不是他自己全能把握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