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_张金哲院士事迹

语_张金哲院士事迹

结　语

现代小儿外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小儿外科的发展依赖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小儿麻醉技术和水电解质平衡理论与技术的提高。因此，儿外科虽然只是儿科的一部分，但儿外科的发展却是儿科现代化的标志。很多现代化的儿内科工作，不少治疗及诊断仪器的应用都需要与麻醉和外科技术配合，没有发达的小儿外科，儿内科工作也就够不上现代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儿病种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儿外科的要求迅速增长，现在世界上经济文化水平高的国家，儿童医院内外科床位数目比例从几十年前的10∶1已大致改变为1∶1。

从1922年兰姆斯蒂德（Rammstedt）手术推广以后，随着婴儿幽门肥厚性狭窄术后成活率的提高，不少新生儿先天性胃肠道畸形的矫治手术陆续成熟，小儿外科作为专业发展由此开始。1953年，美国格鲁斯医生出版了著名的《小儿外科学》并且率先在小儿身上施行动脉导管末闭手术成功，开辟了心脏大血管畸形矫治手术，打破了小儿心脏手术禁区。到50年代末，一向死亡率最高的食管闭锁气管瘘的成活率已达到90%。这是小儿外科第一个里程碑，是争取“成活”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小儿外科突出解决了新生儿手术的三个问题:环境温度与湿度控制、监护与人工呼吸、静脉高营养。这使新生儿术后成活已有保障，从而把小儿外科的任务重点由争取成活过渡到恢复“功能”，这是小儿外科的第二个里程碑。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是小儿泌尿外科的兴起。泌尿器官畸形特别是小婴儿管道畸形的手术要求很高，远期功能正常才是治疗的目标。因此，小儿泌尿外科强调手术精细彻底，一期作完，尽量避免分期手术留下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影像诊断技术的进步、围生期医学的发展、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学的应用、外科手术基本技术的进步（出血、止血与输血的革命，缝合器的进步，敷料高科技化等）和手术技术的高科技化（包括机器人手术等），胎儿外科、器官移植、微创外科与介入外科等应运而生，成为小儿外科第三个里程碑的开始。目标是“微创”，消灭外科手术的损伤，恢复正常解剖生理功能。从细胞基因层面达到诊断、治疗与预防，这对人类优生优育将起到革命性的突破。(www.guayunfan.com)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医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外科手术毕竟是一种有创治疗，小儿外科是要在儿童甚至是婴幼儿身上做手术，这是很多患儿父母和家庭所不愿意接受的。目前，小儿外科处理的病症中，小儿畸形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既然是畸形，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预防加以避免，利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在胚胎期或出生前就想办法纠正可能出现的疾病。而对于那些必须要通过手术治疗的小儿外科疾病，现在越来越多采取微创外科进行治疗，这也是小儿外科今后发展的主流。中国微创外科的起步比国际晚了点，但发展很快，近年来，无论从完成的手术量还是从业务范围上来说都不比国际水平低，应该说是站在世界前列。

在小儿外科学发展的上述几个阶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张金哲领军奋斗的身影，在国际小儿外科界中他可称为中国的代表，他的一生可谓是见证并参与了我国小儿外科发展的一生。

创始时期:在国外，小儿外科专业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而我国直到解放后才逐步建立起来。1950年，卫生部制定妇幼政策，各省均应建立儿童医院，创办儿科系。诸福棠教授郑重提出建立小儿外科。张金哲作为成人外科医生开始自学小儿外科。1954年，在卫生部的直接领导下，佘亚雄、张金哲拟定了小儿外科教学大纲。1957年，马安权、佘亚雄、王赞尧、过邦辅及张金哲在上海组织编写小儿外科教科书，同时委托北京、上海举办1年制小儿外科医师培训班。自此，小儿外科医生逐步增加。1964年，第6届儿科大会在诸福棠主任委员的领导下，设立小儿外科专题小组。会上张金哲等20余名小儿外科代表酝酿成立小儿外科学会及出版小儿外科杂志。但因为十年“文革”，一切学术活动陷停顿。直到“文革”结束，1978年，第7届全国儿科大会在桂林召开，会上通过了划分小儿外科专业组的决定。这一时期中的张金哲更多的是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改革开放以前外宾只由国家请，出国只能由国家公派，张金哲在北京，有近水楼台之便。1953年以后就有苏联专家来北大医学院协助工作，1955年后儿科以北京儿童医院为基地办全国儿科医师学习班，外科也偶来查房。1955年后英国共产党创伤外科专家豪恩（Horn）每周来儿童医院会诊，指导小儿创伤骨折及烧伤工作。在此期间也曾有越南及东德、罗马尼亚等医师参观访问。1957年英国的麻醉学专家沃尔特（Walter）随谢荣来儿童院访问，对张金哲介绍的肌肉注射硫苯妥钠基础麻醉颇为惊讶。1959年张金哲与友谊医院张纬逊作为互访学者回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苏联，结识了切尔诺夫斯基，介绍了皮下坏疽与手法摘除直肠息肉的理论与实践，受到赞同。1961年潘少川与同仁医院戴士铭参加巴基斯坦医学会，报告了小儿巨结肠74例。1963年全国外科大会及1964年全国儿科大会都有社会主义国家外宾来北京儿童医院参观访问与交流。1964年张金哲参加开罗亚非医学大会（钱信忠为团长），报告了巨结肠环钳手术，结识了日本的小儿外科创始人骏河。1977年张金哲随周华康等四人去新德里参加第15届世界儿科大会，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阑尾炎，结识了印度的甘地（创始人）、查特吉，日本的葛西，澳大利亚的迈尔斯等小儿外科名人。会上葛西邀请张金哲为代表的小儿外科工作者参加亚洲小儿外科学会。但由于亚洲儿外学会是骏河、甘地和中国台湾的洪文宗所创，最终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加入。但张金哲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吸收了国外的经验，也扩大了中国儿外科的影响，为小儿外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他本人在科研方面也颇有建树。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开展小儿外科，首先是麻醉困难。张金哲首创使用了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麻，简单安全，从而为各地开展各种小儿手术创造了条件。当时重点工作为小儿外科急症。张金哲对小儿感染、创伤、急腹症等总结经验，创造出与成人同类手术接近的水平；同时开展了肠套叠及外科性蛔虫症的非手术疗法；1958年获卫生部技术革命先锋奖章。1964年创出了90例小儿绞窄性肠梗阻无死亡的显著成绩，卫生部授予北京儿童医院集体奖。70年代他又在基本解决了小儿外科急症的基础上进行了小儿外科分专业。除已有的麻醉与普外科外，先后开展了骨科、泌尿、肿瘤、急症、成形、新生儿、胸科、心血管、神经外科分专业研究。

发展时期:1980年，以匹兹堡小儿外科主任凯兹维特教授为首的民间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进行了接待工作并与之交流，创造了让国内学者出国访问的机会。最终潘少川作为访问学者赴匹兹堡及水牛城9个月。在水牛城，又与该院院长杰弗里（Jeffery）组织国内一批小儿外科医生出国学习6～12月，由诸福棠院长建议，张金哲将出国名额分配到全国各地，为国内小儿外科引进了西方新技术观点，为北京儿童医院扩大了团结。1980年美国《小儿外科杂志》主编甘兹专程访问北京，并聘请张金哲作为该杂志的海外顾问。同年，世界小儿外科技术援助会主席、纽约长岛的布朗斯特访问北京，与张金哲、潘少川商定每年有美国小儿外科名医来华讲学与手术表演。同时由美方接待我国小儿外科医生进修6～12月。从1983年到1989年连续不断互相来往。著名的专家如:亨德伦、佩纳、阿什克拉夫特、肖等先后20余人。同时，张金哲等也先后去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作为访问学者6～12月，交了朋友，进行了交流，扩大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影响，使世界知道一个大儿童医院，病人多，病种多，临床经验丰富，成为小儿外科医生向往之地。1982年张金哲访问了美国七大儿童医院，结识很多国际名人，如库普、亨德伦、佩纳、奥尼尔、罗维、科朗、沈、安德森等，这些人先后都来北京访问。除此以外，还有英国的利斯特、扬（Young）和斯皮茨等教授，日本的骏河、葛西等教授等上百位国际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到中国访问，他们介绍了现代小儿外科的新技术新观点。同时我国小儿外科医生也纷纷到国外讲学、访问和留学，带回国际上小儿外科的新发展。这种相互交流让小儿外科工作者们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小儿外科之间的差距，也给我国小儿外科带来了新的进步。这期间张金哲开始致力于肛肠外科与胆道外科，先后创造了巨结肠环钳斜吻合术、胆肠吻合防反流矩形瓣及直肠纤维外膜松解尾路肛门成形术，为国内外同道所接受并引用。这三项均获北京市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这几项技术发明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传到国外的，而国外的一些新技术，如“空肠间置代胆道”、“骨延长与脊髓后根切断术”等技术也被引进过来。张金哲在与施陶费尔交流的过程中，施陶费尔提出合作研究张氏膜，这促进了张金哲与研究生付明更深入地研究直肠外纤维膜的工作。

巩固时期: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小儿外科主要是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到了90年代我国的小儿外科已真正融入了国际小儿外科的大家庭中。我国多次成功举办小儿外科的国际会议，交流的平台越来越多，国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91年大陆对台交往政策放宽，在洪文宗协助下，在香港太平洋小儿外科学术年会（PAPS）会前组织了“北京小儿外科国际会议”。在亚洲小儿外科年会的基础上还邀请了欧美澳同道参加。张金哲参加了香港的PAPS会议，与甘兹相约1993年在北京共同组织第2次国际小儿外科学会。1992年为亚洲小儿外科学会成立十周年，庆祝会议在东京举行。宫野武邀请了张金哲、潘少川、刘贵麟、佘亚雄、童尔昌、王慧贞等人参加。1993年张金哲赴台参加洪文宗退休典礼，遍游宝岛结识各地同道。1994年香港亚洲会议，张金哲、潘少川、叶蓁蓁、詹振刚应桑教授的邀请参加，另外还有温州、广州等地代表参加。1994年鹿儿岛PAPS会议，张金哲与刘磊、章希圣、黎明受高松邀请参加。他还与高松、大川组织了中日小儿外科交流会，每年秋季邀请一些日本学者来华在不同城市讲学。为了开好国际大会，1996年北京青年英语模拟国际会议，由张金哲的博士生李龙主持青年委员组织，得到首都医大徐群渊校长支持。1996年新加坡PAPS会议，张金哲与郭卫红参加，1997年、1998年张金哲还参加孟买的亚洲小儿外科学术年会及夏威夷PAPS会议。在洪文宗的协助下，确定了1998年苏州AAPS及1999年北京PAPS两个大型国际会议。两次会议均由潘少川主持，非常成功，得到国际盛誉。1998年苏州会上香港杨重光与黄澄如组织成立亚洲小儿泌尿学会，并选举黄澄如为首任主席。1999年PAPS会前举行中日交流会，会后连续召开了国际小儿肿瘤会议，纽顿等肿瘤专家参加。同年张金哲访问台中，会见斯文森。随后去美国访问一个月。作了“新生儿一期结肠拖出”手术的报告，在美国得到了几个城市儿外科界的认可。

收获时期:进入21世纪，国际的小儿外科有了新的研究方向，而中国这次也站在世界的前列，这里面当然有张金哲的功劳。同时这一时期，张金哲也迎来了自己事业上大丰收的季节。2000年，由香港的谭广亨教授及英国伦敦的卡皮拉教授推荐，英国皇家学会通过，在意大利的风景名城苏连托，张金哲接受了英国皇家学会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该奖项是英国皇家学会以英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丹尼斯·布朗爵士的名义奖给世界上对小儿外科学术事业有突出贡献的小儿外科医生。从1967年开始，每年全世界选拔一人。第一名获奖者是美国的格鲁斯，人称“现代小儿外科之父”。巨结肠手术发明者斯文森，无肛门系统开发者、澳大利亚的斯蒂芬（Stephen），做过里根的卫生部长的费城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库普，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主任亨德伦，美国《小儿外科杂志》主编甘兹等都是小儿外科世界最有名的学者。亚洲有三人获奖:日本发明胆道闭锁手术的葛西、印度小儿外科创始人甘地和中国的张金哲。张金哲的入选事迹为: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3　000多儿外科医生作出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所领导的小儿外科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贡献，如:肠套叠的气灌肠、水灌肠，新生儿硬膜外麻醉，以及新生儿一期结肠拖出手术。张金哲本人的张氏钳、张氏瓣与张氏膜的发明也丰富了国际小儿外科的技术。2002年张金哲又被授予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以及香港外科学院及英格兰外科学院授予张金哲荣誉院士。这都反映了中国小儿外科和代表人张金哲在国际上的地位。

如果说张金哲的成功有什么经验可言，那就是善于抓住机遇，进而不断努力，机遇和勤奋是缺一不可的。

说到机遇，张金哲自己也曾总结过，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一是“天时”。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当时我国尚无小儿外科专业，帝国主义又对我国封锁。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张金哲进入了一个无人问津的新领域，最终使他成为开展小儿外科的先驱。

第二是“地利”。张金哲身处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这使他在国内外都容易成为新中国的代表。何况所在单位还靠近卫生部、中华医学会、人民卫生出版社等，有诸多便利条件。尽管当时外地也有能人志士，却因为他在北京更容易突出。当他在北京开展一个新专业时，本地没有导师，同行也太少。需要联系外地，这时就依靠卫生部代为组织。当时连买一本外国的小儿外科书（1953年格鲁斯著《小儿外科学》）也得请卫生部批外汇。但他不是坐等机会降临，而是主动使卫生部了解小儿外科，了解小儿外科当前的需要。了解之后，国内外有关访问交流自然就介绍给张金哲。医学会和出版机构更是愿意为他提供做展示、交流和宣传的必要条件。学会与杂志这个地利，只要做出工作、做出成绩、肯发表、肯发言，就会得到机会，促使进步、促进发展。

第三是“人和”。张金哲的老师们都是医疗界的大家，老师的支持与鼓励让张金哲勇于开拓、创新。特别是受卫生部委托开办小儿外科培训班后，学员遍全国，他逐渐成为各地小儿外科带头人与骨干。这也使张金哲交友更多，交流更广，技术提高条件更有利。

如果说“天时”、“地利”是纯粹的机遇，那么“人和”却和张金哲自身的素养分不开。“人和”可谓张金哲事业成功最重要的保障，包括老师、密友、同事、家庭以及方方面面有接触的所有人。工作起步时期，关键是老师。张金哲在燕京、协和读书时都是前几名的学生，特别是1944年在上海医学院临床课实习时组织全班同学主编了《实习医师手册》很受教授们赞赏。他回北京时的介绍信中就着重提到此事（当时上海医学院教授多与协和有关系）。尽管他与北京的协和老师们未接触过，但老师们已经都对他有了先入为主的好印象。张金哲在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主要是诸福棠的提拔培养。事实上，在张金哲做小儿外科以前也未接触过诸福棠，只是在卫生代表大会上经胡传揆介绍才认识。诸福棠与胡传揆曾是同班同学。然而胡传揆对张金哲的青睐，选张金哲作他的随从秘书却不是偶然。张金哲从1948到1950年在北医外科做了两任总住院医师，实际上是总管外科的技术与管理工作。胡传揆当时是医院院长，对张金哲的工作很满意，很赏识他的创新能力。胡传揆觉得诸福棠要开展新专业，张金哲就是个人才，于是很严肃而有信心地推荐了他。老师们的支持无疑是“人和”中的重要部分。

由此也可以看出，仅有机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自身的勤奋，再好的机遇也难抓住。而张金哲无疑是勤奋的。不仅是勤奋，他对自我的要求可谓是异常地严格。他真正做到了他曾自我总结的十六个字:一生努力，两袖清风，三餐饱暖，四邻宽容。

图9－1　张金哲在为学生讲课

一生努力。努力就是手脑不闲，力争上游，有关的事就想，有用的事就做。做不成也不后悔，尽力争取就是乐趣。顺境逆境都不动摇。从小张金哲就争取考第一，几经转学也常考前三名。小时候看到医生能给人治好病，就想学医。学会用药就成了张金哲的追求。接触了医学之后，才知道医学很广，不少病还需要手术。真当了大夫才知道手术太多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做得好。只能在多能的基础上钻研一个小专业，要有拿手活。刚做实习医生就争取当总住院医生，看到小儿手术效果很不满意，于是就当小儿外科大夫。张金哲认为只要动脑筋想要改进，就能改好，而且是越做越好，越好越想更好。于是他改进了不少旧手术，也创造了一些新手术。就是这样从医学生到实习医师、住院医师、主治医师，逐渐提高成长为主任医师、教授，直到院士。每一个过程他都一直不断学习，研究改进技术，发表论文，争取按时晋升，升不上去也不损努力的劲头。凡做事就要做好。“抗美援朝”要立大功，“十年动乱”中扫了四年地他也发明了清洁工具。直至年逾八旬、九旬，他仍然满负荷工作。两天门诊，两天查房，一天带教研究生。教学研究、写书、改稿，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他总认为，今天我能做的事，明天就一样能做。凭着这样的干劲，何愁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张金哲总结自己一生努力的动力正在于“社会奉献”，而努力的方法就是“博思勤动”。

两袖清风。所谓“清风”在张金哲的解释中就是正派。他认为，工薪阶层的收入是有限的，开支大了就必须有来源。其他的享受也是如此，超出你的收入及你的级别，不是财路不正就是违章违纪，总之是不正之风。张金哲行医50余年，不但从未收受病人的红包，还用自己的稿费建立基金，专为看不起病的患儿支付费用。他28年如一日到天津儿童医院义务出诊、查房、手术、讲课，没拿过一分钱。他经常被学生们请去帮助开展工作，看着下了手术台一口水都不喝的老师，学生于心不忍，提出按劳取酬。张金哲说:“我支持的是儿童外科事业，要讲钱，谁也请不动我。”儿女们从小就被教育凡事要靠自己，张金哲也从不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家人谋取任何利益，甚至对孩子的要求比别人更严格。

三餐饱暖。作为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张金哲认为自己的生活待遇已经高于一般工薪阶层。不管什么时候也优于“温饱”水平，虽然比国外高薪医生相比还有天壤之别。然而张金哲已经非常满意了。他总说:“三餐有鱼肉，会客有西装，有一套宽松的两居室，办事公家有车送。两个老人还有何求？”每天他忙于业务，老伴忙于家务，日子过得其乐融融。至于更高的待遇，他认为实无必要，收入多了，反要分心处理高收入带来的麻烦。

四邻宽容。张金哲字典里的宽容更多指的是宽容别人。他认为，邻里之间矛盾难免，有时因误会而得罪人，只好求对方宽容。但首先是自己先能容人，然后诚恳相待，礼貌平等待人，这样才能得到谅解。在工作中“四邻宽容”就更重要。上下级同事、兄弟单位间都以诚相见。遇事以礼（理）服人，善意实心，暗室也不讲别人坏话。只有先宽容别人，才能争取每个人都能宽容自己的失误，才能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合作。他以自己选院士为例，如果不宽容，选院士，自己单位的人不服，周围人都不服，同行也不服，那么荣誉再高也不能领导事业发展。

除了善于抓住机遇，勤奋做事，严于律己，张金哲还是非常愿意动脑筋、会动脑筋而且有战略眼光的，当然还有勇气。

首先是富有战略眼光。

（1）既继承传统也勇于创新。医疗工作有史以来都是继承前人的经验。人命关天，不容违背。师徒时代如此，学院时代也是如此。然而医学不断进步，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发展与创新不可阻挡。小儿外科当时水平很低，因此首先必须全面继承下来，才能研究问题与改进。张金哲在工作之初，在1948年，正值北京市各医院产科婴儿室流行一种青霉素抗药性“皮下坏疽”。传染很快，病死率100%。各院发生后只能关闭病房，消毒两周再恢复工作。该病是一种化脓性皮下感染，按医学传统，不论中医西医，都须待化脓局限后才能切开引流。但是此病扩散急快，一两天内侵及全部后背而死亡。理论上应该早期切开减压，减少扩散因素。当时虽然得到病理教授的支持，然而正值国内批判魏尔啸局部病理学说。“不局限，就切开”既无实验又无把握，违反古训的手术无人敢做。恰巧他的二女儿降生，怕被感染，生后第2天提前出院。不幸第3天还是发现背部一片发红，中心皮肤漂浮感。于是他立即为二女儿行背部皮下切开术，这成为了此症存活的第一例。有了这一例，张金哲马上实行早切开疗法，把过去100%病死率降到了10%。后来他与合作者潘少川共同发表了论文推广全国。张金哲自作了一首小诗:“哲人善顺天，不顺苦多烦；志令天顺我，世界乃更迁。”这首诗成为了他的敬业指南。

（2）适时开辟新专业。完善小儿外科不能只守着原有的几个成熟的专业。在适当的时候就应该开辟新的专业，谋求更大的发展，不能等条件完全具备后再开始，一些问题如学习、工作、设备、病床、助手与专业护士等方面的需求应该逐步解决。而在开发新项目的过程中，特别是新的分科专业，首先必须有人自愿，不能指派。张金哲观察到，自愿的表现在于某人愿意多读此类书，多看此类病，讨论时多发言，众人中表现在这方面知识多，有兴趣。如果有机会则可争取让其进修学习。以后只要主动收治此类病人，主动会诊帮助别人，自然就形成新专业的专家。专家培养好了，此类患儿便会纷纷转来专家的门诊。之后为了便于管理，可以逐渐集中，于是逐渐构成专业门诊、专业病房（或病房一角）。特殊专业器械可以暂时寻求代用品或借用，甚至从外院借用。工作有了成绩自然可以申请添置。有了固定集中床位，自然培养出专业护士。有了固定的工作日程与常规，自然会招来合作助手。于是完整的新专业即告建成，之后，则是先巩固信誉再求发展。

（3）重视自主创新。张金哲认为创新意识是需要一代一代不断培养而成的，不能只以临床技术熟练、无死亡而自满。治病基本上是继承前人经验，但必须不断创新。他认为创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先是发现问题，然后复习文献与病例。复习文献不能解决，就要复习病例摸清情况，制订计划，查书借鉴历史，机械模型设计手术步骤与器械，尸体试验设计的可行性，动物实验检验功能与效果。有了充分的根据才能提出试用，根据各单位管理制度付诸实施。实行了一定例数后，要进行总结，写出论文争取发表，以求同道批评与进一步完善。对于创新，张金哲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新专业、新项目自然是创新，成熟的老专业同样需要创新。以北京儿童医院为例，他看到北京儿童医院虽然能做到40年15　000例阑尾炎无死亡，但手术室外的妈妈仍在因担心孩子的手术而偷泣。天津儿童医院开展腹腔镜微创阑尾切除，就医者成倍增加，甚至强求医生施行微创手术。因此，他认为凡是病人不满或是医生感到不便、不安全的，都需要改进，都是科研课题。科研创新是体现千方百计为病人的高尚医德，墨守成规甘为二手医生，只是明哲保身。

其次是讲究战术方法。

（1）抓典型项目，要绝对有根据，有把握，坚持重复一年、百次。创业要有勇担风险的精神，但不能冒险。特别是开始工作时决不能有失误。张金哲开展小儿外科工作一年多，直到1952年与潘少川合作，仍然只收治8种病:皮下坏疽、幽门狭窄、脑脊膜膨出、胚门畸形、肠套叠、阑尾炎、腹股沟疮、直肠息肉。直到掌握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根据，才编写成书面材料，供实习医师学习。

（2）积极稳定战果，重复成功，熟练技术，发展基础，奠定声誉。工作开展后，张金哲并不急于扩大，先是稳定战果。成熟的典型工作至少要重复百次，坚持一年。这样既熟练了技术，也完善了有关的基础工作，如:不同年龄小儿的麻醉、输液，各种特殊医疗护理与生活护理等都需积累经验。潘少川在当时竟成了婴儿穿刺静脉能手，到处应邀救急。更重要的是所治的病人安全疗效第一，打破“小儿手术危险”的传统印象，在同行与群众中都得到信誉。有了一年百例的考验与水平，即使以后偶然失败，也会有谅解。

（3）做到来者不拒，既负责会诊，还负责转院，请人协助。张金哲认为创办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维护声誉只看8种病，必招人民失望，反而失去声誉。因此限制病种的同时还要做到来者不拒。无经验无把握的病人决不冒险试治，但要负责会诊、转诊、收入院请专家协助。使就诊者不觉得碰壁、白跑，同行们转诊也感到可托、可靠。虽然只看8种病，而给人印象是小儿外科专家，包治小儿百病。

（4）逐渐扩大发展，依靠外援，引进技术，培训自家，扩大服务，消化矛盾。有了基础后张金哲仍不擅自开展新项目，而是多请专家，引进成人有关技术，参照成人技术发展小儿技术。他认为这样做是表示慎重:拜专家为师，能得到专家支持，使更多专家了解你是儿外专家，对小儿术后有保障，以后专家也宁愿把自己的小患者转到他院，由他来手术。渐渐地专家了解了他的水平，于是放心把所有小儿都转给他。而当业务发展后，如果人员增加，不开展新项目，必将发生人满的矛盾。新业务有广阔天地，只待有人开发。

最后是找准目标定位。

（1）立足本职与本国。张金哲认为我国小儿外科事业的发展必须立足本职与本国，之后才能谈到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本职事业不兴旺，则根基不固；不面向全国，则难广泛发展；不看世界，则无水平标准。创业不在大小，但要求能存在、能发展、有水平。客观条件不同，个人能力与兴趣有别。我国的客观条件便与西方不同，我们属于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追求高精尖技术，因此技术发展就应该推广适宜技术。

（2）提高效率。正是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比，张金哲认为我国的小儿外科必须从提高效率入手，即少花钱、多办事，技术要推广不能搞垄断。如果我们总是引进西方创新的东西，便总是等待学习别人，永远落后。而目前我国“看病贵”问题已经陷入危机。西方很多国家研究医学是为了赚大钱，必须研究“投入多、复杂难学”便于垄断的产品，因此新的药品、器械，提高效果不高而售价高出几倍。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不能盲目紧跟西方以“高科技”含量为评价标准，必须走一条“多快好省”的高效率之路。

正是有了这些踏踏实实的努力，张金哲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可是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些，而其他人却难以做到呢？以张金哲自我要求的十六个字为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坚持，这十六个字，能真正做到的人不多，而能一生坚持的人则更少。而张金哲能做到这十六个字，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非要找出自身之外的原因，那么幼时家庭的影响及青少年时期的学校教育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让他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知识观。

张金哲幼年家教严格，父母常教育他为人应该“正直”，这便成为张金哲一生谨守的信条。上学之外还接受家教读过《论语》、《孟子》和一些古文，受到孔孟道德教育，乱世之中常思报国。在投考燕京大学的国文试题中张金哲就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一文，表明为社会贡献之志。中学时期更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张金哲为人民服务对社会贡献的人生观和科学劳动的世界观便在此时打下了基础。中学时代的全面教育与多方面兴趣培养，成就了他较高的修养与素质。学校培养学生向课堂以外更广更深的知识探索的要求，培养学生的竞赛意识，培养学生奋斗成功和永争上游的荣誉意识，正是这种荣誉精神，成为了鞭策张金哲一生上进的动力。

（1）人生观:人生观是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张金哲的人生观就是，人活着，就要为社会作贡献。他认为人是社会动物，必须依靠集体互助生活、繁衍。每个个人都要维护集体，才能保证个人生活。个人能力不同，主客观条件不同，贡献可以不同。医疗工作是高科技、高风险、非等价交换的服务工作。没有奉献精神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他认为，毛主席提的“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就是一个医生奉献人生观的具体内容。具有奉献人生观的医生治好一个病人就是最高的荣誉、快乐和享受。反之，就会无限悲恸、懊丧、不安。医生奉献必须是自愿的，否则会受良心谴责，舆论攻击，甚至法律难容。奉献是医生的生命价值、生活的动力和奋斗的目标。

（2）世界观:世界观是认识自然规律，明辨是非的基础。张金哲认为远古不理解自然，奉之为神。现代科学进步，理论可以解释自然，实践可以证实自然。一切工作活动，既要适应自然规律，还要改变自然以满足人们需要。这就是世界不断进步的自然规律。他写了一首五言诗:“哲人善顺天，不顺苦多烦；志令天顺我，世界乃更迁。”这首诗恰恰表明了他的世界观，永远不断地在改进创新，但又都建立在“顺天”即安全的基础之上。不改则永无进步，最后决定的标准就是对病人有利。做一名有责任心的医生，他正如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创新。

（3）道德观:人需集体生活，但每人有各自想法，称为人情个性。共同生活中必须互相包容，大多数人的共同想法，称之为公共道德。人情要服从道德，否则受到舆论谴责。每个人的道德观常常是在自然中形成，是在生活与工作中，向群众学习逐渐形成的。为了奉献社会，作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张金哲的原则是多多照顾别人利益，处处节制自己。

（4）知识观: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知识有产权，知识是财富。以往只讲知识就是力量，可张金哲始终信奉周总理说的一句话:“知识交给群众才是力量。”否则只是个人头脑里贮存的一些信号。知识源于群众，学会后才成了个人私产。因此，知识要用于群众，为群众谋利益，才有价值。知识也只有经过群众实践才能验收，才能进步更新。一成不变、墨守成规、吃老本的知识就要掉价。知识在进步中存在，即使申请专利，也是暂时的。对待他自己的三个发明，他也有清醒的认识。现在在他们科里也不多用了，但他认为这不是不尊师，这是进步，作为科学家，要容许年轻人创新。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张金哲看来，医学书本上都是前人经过考验的知识纪录；向老师学习也都是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最后经过自己的学习和理解，再加上自己的实践验证，才是自己的知识，才能用以给人治病。通过治病实践，发现问题，又进一步学习钻研，又增长了新知识，循环不已，学无止境，因此要使知识不断更新。

张金哲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可张金哲的成功也是可以复制的，因为他的成功有着必然的规律。相信只要遵循着规律做事、做人，没有什么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