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道路_张金哲院士事迹

选择道路_张金哲院士事迹

第三章　选择道路

从实习生到总住院

1945年张金哲于上海医学院结业。当时毕业后的学生都是自己去找工作，那时还有个口号叫“毕业即失业”。一些同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医学院，大部分都自己开业。张金哲准备去北平工作，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在天津，另一方面他也听不懂上海话，就没打算留在上海。

到北平后，张金哲先到中央医院当了外科大夫。中央医院，创办于1915年。当时伍连德博士向北洋政府建议，在首都城区建一所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为此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委员会会议室召开会议，伍连德博士、财务总长周学熙、内务总长朱启钤、外交总长曹汝霖、司法总长章宗祥、国务院参事林长民、陇海铁路局局长施肇曾等官员与会。会议采纳了伍连德博士的建议，由财政部拨款10万元、会上集资11万元，聘请伍连德为院长，施肇曾为财务长，筹建这所医院。由于战事频繁、时局动荡，资金难以保障，伍连德博士返回家乡槟城，又募捐到3万元资金。梁启超就任财务总长后，伍连德说服他提供3万元资金和每年1　000元行政经费。随后施肇曾捐款5　000元，伍连德捐款2　500元，累计达到近30万元的建院资金，医院的建设才得以正常进行。这是中国人集资建立的第一家西医综合医院，最初定名为北平中央医院。1942年日本侵占北平，北平协和医院关闭，原协和医院钟惠澜、司徒展、林巧稚、关颂韬[1]、谢元甫、谢志光、孟继懋等一批著名专家转到中央医院行医执教。同时，中央医院开始接收北平协和医院的学生进行临床实习，医院进行了改组，曹汝霖任院长，钟惠澜教授任医监及内科主任。医院的多数教授都是原协和医学院的。张金哲曾就读于协和，成绩又向来优异，加上实习期间组织编写过《实习医生手册》，自然给教授们留下了好印象，于是进入该院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央医院实行的是住院医师制，竞争非常激烈。1945年，张金哲在中央医院外科实习时同级一共四人，可第二年只留下张金哲一人加入外科低年住院医师行列。当时条件简陋，没有打字机，他就用印刷体书写病历，画图清楚，自制袖珍常规化验盒，把查血尿常规器械全装在白大衣口袋里，上级医师查房说什么立即就做。于是第二年他便稳留为住院医师，其他三位都提前另谋出路。他是勤奋的，也是多才多艺的。后来成为著名泌尿科专家的黄澄如教授回忆道:“1949年，正当我们班在北大一院做实习医生轮转各科时，北平解放了，后来我被安排在外科实习4个月。当时总住院医生是张金哲，他很忙，手术找他，麻醉也找他，周末的跳舞晚会他带头，表演小手技，例如摸扑克、玩耳镜都颇在行。他工作忙而不乱，又多才多艺，深深地吸引了我。”[2](www.guayunfan.com)可这时期的张金哲还并没有明确的专业目标，况且当时也正处于时局动荡的时期。刚进入中央医院没多久，1946年中央医院又改名了。抗战胜利后，因南京已有国立中央医院，中央医院只得更名为中和医院，意为中国的协和。钟惠澜任院长，关颂韬任副院长，谢志光任医监。1947年协和医院重新开业，林巧稚、曾宪九、冯传宜、周华康、张乃初、张安、谢毓章、张乃铮、黄宛、曹玉朴、葛秦生、刘炽明、王文斌等人去协和医院工作。张金哲则随关颂韬、吴阶平医师去接管日本占领的北大医学院，成为继吴阶平、朱洪荫医师之后的总住院医师。为了更好地管理急重症病人，1947年秋，关颂韬又介绍张金哲去天津中央医院随吴英恺医师及姚张明医师学习胸科麻醉，返回北京后成为第一个能使用气管插管及机器给麻醉的医生，配合关颂韬、司徒展、王大同等医师在北京开展头颅及胸科手术，特别是开展食管癌手术。

这一时期虽然专业未定，但张金哲已经走入了科研的大门。在这入门的过程中，几位老教授都曾对他耐心指导，这才有了他在科研上的快速成长。

1946年他还在在中和医院（现北大人民医院前身）做低年住院医生时，我国泌尿科前辈谢元甫[3]教授要他为截瘫病人做“潮式引流装置”。谢教授查房时表扬张金哲装得很好，但是张金哲却向他提出“此装置起不到潮式训练作用”。张金哲讲明理由，并且建议谢教授改医嘱，由自己按时手工灌入与抽空。谢元甫教授严肃地说:“你发现常规工作中的问题应该嘉奖，但是遇到问题就退却决不允许。我的医嘱要改成‘限你一周’把它改造为有效潮式装置。”于是张金哲很快做了一个模型实验，改装完善了设备，从流体力学角度，证明它的科学性，并且在临床上试用成功[4]。张金哲在当月的医院外科定期学术茶会上作了报告。主持人关颂涛教授表扬张金哲，诙谐地说:“蒋介石不该派冯玉祥出国考察水利，应该派你去。”之后，谢教授又督促张金哲将这一改进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华新医学报》上。在《中华新医学报》1950年第一期上张金哲发表了文章《静脉注射滴管与十二指肠减压吸引器之改良式》。这些都使张金哲体会到科研要有压力限期，有实践数据还要提高到理论，要知其所以然，要写出论文，才算完成科研。正是教授们的要求、指导与鼓励，张金哲才进入科研大门。

图3－1　张金哲绘改良引流图

同一年，张金哲又总结一篇阑尾炎140例的文章，关颂韬教授替他修改、审阅。关教授看了说:“你是照杨静波（也是原协和老大夫）写的阑尾炎套改的，他写了1　000例，你写140例，有什么价值？应该首先是你在阑尾炎处理上有什么问题或困难，再看看他们的总结给你解决了哪些问题，最后你再想办法把你的问题突出，再提出解决的办法，这就为你解决了实际问题，比他的文章就有了一些进步。不在例数多少，解决一个问题也是科研，也是发展创新。”这是张金哲第一次听到的关于科研文章的要求，于是他马上着手重新写过。看了100多篇文献，找出存在的问题和自己临床的经验后，他重写了一篇文章。关教授看了很满意，请张金哲星期六晚上到他家改文章。当时写的是英文稿，关教授不但帮他改文章，还教他如何写英文。连续两晚都工作到午夜，师母还亲自送上一份蛋糕和一份咖啡，教授、师母为学生改稿子不辞辛苦的精神也给年轻的张金哲留下极深的印象。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影响，张金哲日后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是有求必应，循循善诱，悉心指导。

腹部外科术后减压、点滴是当时低年医生的两件大事。那时的点滴液面调整管的排气孔用粘膏封闭，常常漏气。胃肠减压是靠上下两个5　000ml大瓶，上瓶水流下产生负压；上瓶水流完，再把下瓶举高，使水流回上瓶，继续工作，很是麻烦。于是张金哲把两瓶改成密闭连接式，只要轻轻互换一下位置，即可继续吸引。与此同时吴阶平也改造了点滴瓶的调气孔，把粘膏封闭改为橡皮帽封闭，解决了粘膏沾水开胶漏气问题[5]。张金哲建议吴阶平报道这一改进，认为会对很多人有利。吴阶平却说:“这是你的工作体会，你报道才可信，我的改进也需要你肯定才可信，因为我无实践根据。如果低年医生的工作，要等待上级医生研究，这类工作就永远不得改进。”这件事也使张金哲进一步认识到，临床研究主要应该是研究自己实践的工作。从此，张金哲开始了从一名学生向科研工作者的转变。

业务上有了一定的进步，政治上张金哲也有了一些思想变化。之前他虽然一向抗日爱国，但对于政治却是远离的，因此在当年报考时才选了几个和政治都没有关系的专业。可是1949年之前的两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政治、教育危机日益严重，社会动荡，国民党的腐败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容忍的地步。原来北平用的钱叫“准备票”，是北方汉奸政府的，南方的钱叫“储备票”，是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抗战结束国民党统治后就都不要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金圆券，金圆券不行了又改成“关金”。通货膨胀异常厉害，早晨发薪发8块钱，到下午8块钱已经买不到一袋面了。所以一发薪后张金哲立刻拿薪水到西单自由市场换2块钱的银圆，拿到真正的银圆下午才能买到一袋面。在这种情形下，张金哲也走入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的队伍[6]，罢工并且参加了示威游行。在生活的历练中，张金哲逐渐明白了自己该选择的路。

选择小儿外科

1949年是个新旧交替的年份，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对张金哲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年份，他选择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虽然他是有机会去台湾的，因为他的三弟张金藻就去了台湾。可是他已不是之前那个不问政治的张金哲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只有留下来才能实现自己为“良医”的愿望。

那时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学习协和实行住院医师制，原本1949年张金哲就应该出师了，可是正值新旧交替之际，北大医院也正值从原来的背阴胡同向府右街北口搬家之际，关颂韬医师临危出国、王大同医师尚未任主任，外科全部医疗及行政工作均由张金哲代理直接向胡传揆[7]院长负责。幸亏当时有住院医师地下党员沈绍基等人支持顺利搬迁，从而稳定了外科工作。解放后为了人事上稳定，张金哲便延续了一年外科总住院医师，到1950 年7月才移交给王大玫。两年的总住院医师训练，不只使他在医疗及手术上能应付日常需要，在行政管理、组织领导方面也受到了很多锻炼，这对他后来创立一个新的专业及领导一个新医院的外科，打下可靠的基础。1950年 6月份，张金哲终于出师，但刚出师也没正式分配具体工作，他便担任了院长的执行秘书。没过多长时间，就赶上了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新中国成立前，广大劳动人民缺医少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而新生婴儿的死亡率竟高达20%。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描写旧中国病魔肆虐的悲惨景象:“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决心尽快改变医药卫生落后的状况。卫生部认为首先要抓好两件事:一是集中力量预防流行性疾病和严重威胁母婴生命的疾病，二是整顿卫生队伍，建立农村、工矿和城市的基层卫生组织。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21人，列席代表161人，其中包括各地区、各军卫生部的负责人和中西医药界学者专家。会议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主持，卫生部副部长兼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在会上做报告。会议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

就在这次会议中，张金哲做出了自己工作上的重要选择。说是8月份召开会议，可由于交通不便，各地代表早在七月份就汇集到北京了。因此一些会议实际在7月份就开始了（也因7月份在天坛同时举办了全国卫生工作展览会）。在7月份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张金哲进行了汇报，他汇报的是北大医院1948～1950年两年间小儿外科病儿死亡率情况。当时小儿外科死亡率为29.6%，而成人外科的病死率只有4%。同时，会上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工作，计划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成立儿科系，大量培训儿科专业保健人员。当时北大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儿科专家诸福棠[8]教授也参加了。会下闲谈时，诸福棠提出“我国儿科，首先应建立小儿外科”。诸福棠向胡传揆要求支援一个小儿外科医生，胡传揆当面就推荐了张金哲，正好张金哲也刚出师正待固定专业。于是他当场就欣然同意了。原本医院里有计划，想让张金哲做麻醉，因为他一直做并实际管着北大和人民医院及北京医院的麻醉。这时正好还有个便利条件，谢荣[9]从国外回国，麻醉也有人管了，所以张金哲从此就选择了小儿外科。

说起小儿外科，先得谈谈儿科及儿童医院。开始国内没有国立的专门的儿童医院。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协和医院停办。诸福棠便与吴瑞萍、邓金鍌组织了一个小的诊所，就叫儿童医院，是私人的。当时只有六张病床[10]，病重的或是走不了的就暂时住一住。医院的房子用的是吴瑞萍家里空着的一个房子。之后医院慢慢扩大，日本投降以后就扩大到了府前街，即现在的国家大剧院。原来那里还有一个私人医院叫首善医院，被诸福棠整体买下来。他的儿童医院就搬到那去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提出各个省市都要有儿童医院，北京市才办了儿童医院。北京市的儿童医院设在东单三条，原来是日本的同仁会医院，政府把这个医院收回后改成了北京市儿童医院。诸福棠把他的私人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无偿地献给了国家，改成了北京第二儿童医院。因此可以认为直到1952年我国才有国有的儿童医院。在此之前有些医院也有儿科，但基本只看内科的疾病，小孩有外科病就上成人的医院，有人愿意给他治就治，不愿意治就不治。手术是人命关天的事，没做过的手术，大夫也不敢随便做。可越是不做，就越不会做，越不会做越不敢做，最后也就没有医生愿意做了。因此当时的小儿外科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张金哲大胆地接受了这项工作。

会议之后，张金哲立即到北大医院儿科报到了，受到了儿科同事的热烈欢迎。说起选择小儿外科这个专业，可以算是偶然，但是也有一点思想基础。一方面由于张金哲掌握了麻醉的方法，而手术中麻醉是一个关键和基础；另一方面当时接受这个任务也有一些感情的因素，主要是因为两起事件。

其一发生在1946年，那是张金哲在北平中和医院（现北大人民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某日值夜班，张金哲在耀华中学的何老师抱着他一岁的孩子急忙跑进急诊室。他一见是张金哲值班，满面高兴，好像是说“孩子可有救了”。张金哲一看，孩子患了白喉，已经不能呼吸，面色紫黑。他一面给孩子施行人工呼吸，打强心针；一面叫护士电话呼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马上到场，听了听心跳，翻了翻眼皮，马上说“别抢救啦！开死亡证”。然后匆匆离去。当时全室非常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张金哲不敢抬头看何老师，只管低头写死亡证。何老师一言未发，拿了死亡证，头也未回，抱了孩子出门而去。从此张金哲再也未敢打听何老师，从未和他联系。遗憾的是，如果紧急施行气管切开，孩子或许不死，可是当时张金哲连想都不敢想。何老师孩子的死，就是一个深刻的实例，这也是促进他选择小儿外科的因素之一。

其二发生在1949年8月，张金哲的第二个女儿建玫出生。当时北平及全国很多城市产科病房正流行一种恶性皮下化脓性传染病。婴儿多在出生后三天发病，无一能活。医院只能关闭两周消毒。沈恩濂也怕孩子染上此病，产后第二天就提前出院。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孩子出院两天后也发生了此病。孩子的大姨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张金哲知道，如果按常规治疗，孩子必死无疑，于是大胆为孩子作了切开引流，使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是当时得这种病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按一般外科原则，化脓感染不局限就不能手术，中医传统也讲不熟透就不能切开。而这种病的细菌培养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当时是无药可治的，医生都只能束手无策。张金哲与病理科林振刚教授曾对此病进行过讨论，他们都认为应该早切开向皮外引流，避免感染性液体在皮下自由剥离、扩散。然而请示外科专家领导，都认为只凭推论，根据不足，而且细菌感染未除，即使引流也未必能活。这将是违反常规的手术，而一旦造成患者死亡，是无人敢负责任的。因此早期切开的设想，不可能实现。现在是张金哲自己的女儿得了此病，他便抛开了种种顾虑为孩子进行了手术切开，之后果然痊愈[11]。这样一来，张金哲便有了根据。以后初发病的婴儿在他的手下，他就立即切开，连续几例都获成功。正是这样的经验让他意识到，婴儿手术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医生惧怕困难、无人负责钻研有关。于是他更坚定了开创小儿外科的信念。

北大医院的工作

1950年8月1日，北大医院小儿外科正式挂牌成立。刚到儿科，张金哲得到了同事的很大帮助。先是儿科主任秦振庭[12]在儿科病房划出5张床专收小儿外科患儿，并给了他一本从美国带来的赖德（Ladd）和格鲁斯（Gross）合著《小儿腹部外科学》。外科主任也派了轮转住院医生，安排了小儿外科手术日和专业门诊时间。张金哲就这样先做小儿外科医生后学小儿外科技术而披挂上阵。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马安权[13]、佘亚雄[14]、王赞尧[15]在上海，童尔昌[16]在武汉也都分别创建了小儿外科专业。佘亚雄是在比利时学习的，但是比利时当时小儿外科也是刚刚开始，他也没有学过小儿外科，是专门做成人外科的。马安权在美国费城的儿童医院呆了6个月，做的就是小儿外科。这样一来全国各个地方都开展了小儿外科专业。

图3－2　合影:马安权（左一）、佘亚雄（右一）、潘少川（左二）、张金哲（右二）

以当时北京的情形来说，主要还得依靠北大医院成人外科各专业及儿内科医师护士的大力协作和支持。开始一个时期，张金哲要求自己务必不能出一点差错。每做一个新手术，必定先查书，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然后找一个同龄尸体，试做几次。等达到熟练的程度，估计手术后有把握能成功，才上台做手术。有危险的手术，一开始张金哲是拒绝施行的，仍由内科常规保守治疗。因为他希望新建的小儿外科争取在一二年内无手术死亡病例。开始时，门诊也与儿内科同时看，后来病人多了，便设立了独立门诊。病人增多，床位不够，便开展了小儿外科门诊手术工作。当时最大的突破是腹股沟疝手术和直肠息肉的摘除手术。刚刚开展一个新专业，而且是死亡率很高的专业，不少老师向张金哲提出要注意风险，所以他当时只重点开展少数几种有把握的病，逐渐地就形成了当时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八种病之说，即:幽门狭窄、脑膜膨出、疝、阑尾炎、肠套叠、肛门闭锁、皮下坏疽、直肠息肉。个别病情严重的病例，必须经过抢救好转才动手术。这样一年下来总死亡率从30%下降到9%（包括急症），比当时成人手术的死亡率仍高一倍。第二年下降到5%，[17]声誉逐渐建立，慢慢地打下了比较好的社会口碑。之后，张金哲才开展新的手术。就这样，看的病越来越多，能做的手术也越来越多。

当然，光凭他一个人是不行的。幸好，1951年潘少川[18]来到了儿外科。潘少川毕业于1951年，本来当时各地的毕业生都不留在本院，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派系。而那个时候确实是有派系的，比如马安权是美国派，佘亚雄是法国派，童尔昌是德国派。当时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学生毕业了，在北京毕业的被分配到上海或其他地方，北京的大夫则从各地调进来。潘少川本来应该调出去，可是因为他刚刚参加了抗美援朝，回来之后还没分配就赶上傅作义在全国做水利调查。傅作义是水利部长，随行得带一两个医生，那时潘少川还没分配，就把他调去跟着傅作义。路上他们遇见一辆车翻到沟里去了，不少人受伤。潘少川是学外科的，就给伤员缝针、打麻药，这样一来，他就留在了当地。潘少川在那干了好几个月，后来再回北医时，毕业分配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就留在了北医。

可是虽然留下了，并没有定在小儿外科。直到1952年，当时小儿外科也刚成立，正缺人手。而张金哲从1950年开始每年有半年的时间去参加抗美援朝，他一走，小儿外科就关了，要等他回来再开。当时参加抗美援朝要求有一定水平、能独立工作，而科里只有张金哲一人，他走了就得关门。那时他已经去过一次抗美援朝了，也不愿意再把这个科关了，所以就借机会把潘少川留在了科里，这样他走后潘少川还可以接着干。首先是潘少川本人同意，后来科里也通过，这样潘少川就正式分配到了小儿外科。从此潘少川就跟着张金哲做起了小儿外科。

按当时的环境，小儿外科的开展首先是解决内科的要求，如幽门狭窄、脾切除、脓胸、肺脓肿等，而后也得到儿内科的支持及合作，特别是护理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有了潘少川的合作，张金哲就开始“来者不拒”了。有经过24小时负责制训练基础的医师，加上一些小儿手术的经验，急症患者来诊均能应付。专科复杂急症技术解决不了，则先作初步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请专家会诊。很快积累了危重病儿抢救技术、麻醉、插管、静点等经验，从技术到设备基本满足了一般急症需要。例如气管插管，当时只有成人用插管，国内不能生产，也不能进口。小儿需各种型号插管，数量又不多，于是张金哲就到处找代用品，从各种尿管、肛管、电线管到玩具用的塑料管等，各种硬度、弯度、大小、粗细，应有尽有，因而完善了小儿危重抢救的现代技术（20世纪50年代初的水平）。有了这些独特的技术与设备，小儿外科显示了它的专业性，病人纷纷向他们集中。有了两年的成绩与威望，张金哲他们就开始扩大开展外科的选择性手术，主动协助外科各专业如骨科、泌尿科、成形科，开展小儿外科手术。专家来手术，他们就做助手、给麻醉及术前术后管理。随着业务的发展，床位也不断扩大，到1955年，新的北京儿童医院开院前北医小儿外科已在儿内科病房中占18张床。门诊手术已开展了疝气、唇裂、小肿瘤切除、直肠息肉摘除和乙状结肠镜检查及手术、包皮环切及石膏整复等多种小手术。

战争的洗礼

就在张金哲开始在北大医院初创小儿外科没多久，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张金哲三次奔赴前线，这让他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也让他在思想和业务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

说起这场战争，还得回到1945年。1945年2月，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朝鲜半岛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共同托管；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获得解放，美国和苏联随即改变计划，商定以北纬38度线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分界线（三八线）；同时，苏联、美国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半岛北、南半部，朝鲜半岛从此处于分裂状态。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于1948年8月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南朝鲜），朝鲜半岛北部于1948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1948年10月，苏联把朝鲜半岛北半部的行政权移交给朝鲜政府，同年12月25日，苏军全部撤离朝鲜。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韩国、南越等政权，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在朝鲜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韩国向美国等盟国求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7月5日，美军参加了第一场对朝鲜的战役。

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美军攻占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都积极动员起来。1950年11月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和卫生工作者协会共同组成了抗美援朝手术队，奔赴前线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这时的张金哲还不是共产党员，对党组织也处于观望状态，特别是对于要打败当时武器设备都先进于我们的美国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因此，当单位让大家报名参加手术队时，张金哲并没有报名。后来他回忆起具体的原因和想法时，他说:“我觉得，那时候美国的力量太强大了，在日本丢了原子弹。就觉得根本不可能打赢，也没认为共产党能有力量打赢。之前虽然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但只是认为那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腐败造成的，没觉得共产党有多大的力量。因此一开始觉得我们帮朝鲜是不可能打赢的，可结果第一年就把他们打退回去了。那时真觉得共产党真正是力量大，因此有了一个转变。”[19]可以说，第一年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张金哲来说是震撼人心的，这也促成了他思想上的转变。

第二年张金哲主动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后来一去就是三次，每次半年的时间。但这中间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51年9月，张金哲在长春第18医院参加了第一次抗美援朝，并担任了医疗队的队长。可是刚到那里，就被记了一次大过。张金哲后来钻研麻醉也是受此事的影响。当时张金哲接班的时候，一个星期就死了6个伤员，死于输血。张金哲是队长自然得负责。当时张金哲的医疗队里有一个协和去的内科教授，他说是血库的问题。当时就把血库封了，后来查出是取血的时候出了问题。当地的老百姓都不洗澡，胳膊上全是污垢，针一捅进去就把一些脏的东西都带进去了。血是存在冰箱里的，正好有一天因为停电，血坏了，里面全是细菌。这时输血就等于是把细菌输到伤员身体上，于是造成了伤员死亡。后来才真正认识到外科不仅是涂了灭菌药能做手术，之前先要洗、刮毛，最后才用碘酒酒精。而原先他们是不知道这些知识的。因此这一“大过”也给了他很多的教训和经验，转变了他不少的思想。在第一次快要离开的时候张金哲又立了一大功。主要是因为半年来在那里发展了静脉麻醉，同时办了麻醉训练班。总结手术的经验后，他发现很多外科手术之所以出问题，大部分都出在麻醉上。特别在部队里，很多医疗人员都没有受过基础的教育，光会麻醉，不懂得麻醉的原理，这是很危险的。张金哲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就立即着手组织了麻醉训练班。经过训练的人员回到各部队又进行推广，因此许多部队都改进了麻醉。特别是那时美国兵留下了一些那个年代先进的麻醉器械设备，张金哲都把它们用起来了。就这样第一次的抗美援朝以一功一过而结束。就在同一年，张金哲根据自己之前教授麻醉的讲义，结合了抗美援朝的实践，出版了《实用麻醉学》一书。这也是中国第一本麻醉书，195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又进行了再版。

图3－3　抗美援朝奖状（1951年）

1952年张金哲第二次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这次是去辽宁的兴城第34医院，他仍担任北京手术队队长。这次张金哲又立了一个一等功。对于这一次立功，张金哲回忆的时候非常谦虚，他说:“有几个战斗英雄，特别是最著名的蔡金同，肚子打了6个眼，左手只剩2个手指头，右手全没了，这么个伤员我把他给救活了，不但活了后来在广西还是特级英雄。还有好几个困难的病人都被我救活了。人家是英雄了，咱也就跟着沾点光。”[20]

说起蔡金同，那是在1951年11月30日。蔡金同奉命带一个战斗小组隐蔽到铁原以西阿谷右里的前沿阵地侦察。中午时分，他们被敌巡逻小分队发现，双方发生激战，毙伤敌六七人，我方两位战士阵亡。面对追上来喊着“抓活口”的敌人，蔡金同孤身奋战。在战斗中，蔡金同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盘在腹前，他就一手握着肠子，以单臂持枪对敌射击。就在他艰难地更换冲锋枪弹匣时，猛扑过来的几个敌人见到他肠子露在外面，一时吓破了胆，扭头就往回逃，后面的敌人不知出了什么情况，连忙跟着转身而逃。蔡金同又击中两个敌人。此次战斗中，他一人歼敌十四人。经过多次转院后，他被送到了后方的第34医院张金哲的手中。

虽然张金哲说得轻松，但抢救的过程本身也是艰难的。当时的设备和条件都没法和现在相比，伤员的伤势都特别重。仅以蔡金同一人来看，当时身中六弹，左手仅留两指头，右手全没。这样的伤势能在战地救护站救活也算是一个奇迹。重伤员要一级一级地转院，转到后方医院的都是困难的伤员。他们每天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因此这个一等功来得并不轻松。而抢救蔡金同的过程也给张金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在思索，究竟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人身负如此重伤之后还继续战斗。通过这一次抢救过程，张金哲在战士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坚韧与信念，深受感动。也许正是这种感动，让张金哲在回国后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张金哲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说起入党，张金哲认为抗美援朝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让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张金哲至今还记得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赵伟，一个是孙燕华。回忆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张金哲说:“那是很光荣的一件事，那表示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1953年，张金哲第三次参加抗美援朝工作。这个时候前线基本上不打战了，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这次去，主要是为了反细菌战。他们虽然是在后方不在最前线，但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张金哲回忆起当时很有名的一个老教授叫魏曦，是张金哲的老师一辈的，研究细菌学。结果在路上，坐在吉普车里的时候，正赶上美国飞机扫射。万幸的是只是脑袋上扫掉了一溜头发，如果头上稍打中一点就不行了。除了反细菌战，张金哲还曾赴板门店交换伤病战俘工作三个月。主要是互相交换伤员，对伤员病情等进行英文材料登记。

三次抗美援朝，主要任务是抢救伤员，除了医疗任务，张金哲还主动参加了很多宣传、慰问的活动。张金哲会唱京戏，他就经常唱戏给伤员听，伤员们非常欢迎，也很爱听。部队的政委还说:“你们不要看不起京剧唱戏的，唱戏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咱们这些战士，说彭德怀是谁还有不知道的，要说马连良是谁没有一个不知道的。”1951年底，在长春一次手术队联欢会上张金哲结识了童尔昌，这是他们的初次结识。共同的爱好把他们联系到了一起，张金哲会表演魔术，童尔昌也会。于是他们商量着共同合作为伤员进行一场魔术表演。表演得到了伤员们的热烈欢迎，张金哲也因此与童尔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金哲首次向童尔昌介绍了自己在国内开展小儿外科的想法，得到了童尔昌的赞同。停战后，童尔昌还专程到北京与张金哲交流他建立小儿外科专业的经过，并称得到武汉外科裘法祖教授的支持。此后两人不断通信往来，在发展小儿外科的道路上互相支持、帮助。

抗美援朝回国期间，张金哲也没有闲着，他给市民讲战伤急救知识，给家庭妇女讲救护，受到群众的欢迎。同时也引起了科普工作者的注意，他被吸收为科普会员。张金哲认为，语言不仅是教学、科研的工具，对病人及家属也是非常重要的。门诊几分钟，如何对不同水平的家长讲明白，就是高水平的语言表达艺术。不但内容组织不同，用词用字也不同，要长期不断的钻研与锻炼。正是通过给市民讲战伤急救知识，给家庭妇女讲救护，锻炼了张金哲的口才，也为他成为一名受人喜爱、尊敬的医师奠定了基础。

图3－4　抗美援朝队号

图3－5　抗美援朝肩章

图3－6　抗美援朝纪念章

【注释】

[1]关颂韬，我国神经外科的先驱之一。1932年，关颂韬在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神经外科论文。关颂韬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直至1942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占领北京，后关颂韬继续留在北京中和医院工作并于1949年远赴美国。

[2]杜金香主编:《智慧之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

[3]谢元甫（1887.9.17～1951.1.30），出生于夏威夷檀香山，191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哈佛医学院，时任北京医学院泌尿外科教授。

[4]张金哲:膀胱潮式引流之实验及临床上的经验。《中华新医学报》，1949年，第l期，第127页。

[5]张金哲、吴阶平:静脉注射滴管与十二指肠减压吸引器之改良式。《中华新医学报》，1950年，第1期，第178页。

[6]1947年2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在白区对国民党的对策》，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1947年5月4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提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学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各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5 月20日，南京各校学生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六千余人，组成请愿团在南京举行联合大游行，向行政院提出了五项要求，游行群众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伤百余人，造成“五·二〇”血案。5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国民党的暴行发出“要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的指示。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活动。

[7]胡传揆（1901～1986），湖北人，医学教育家和皮肤性病学家。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参见北京大学医学部网站。

[8]诸福棠（1899～1994），江苏无锡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1年赴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后回协和医院工作，1943年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科教科书《实用儿科学》，1942年春，诸福棠邀集吴瑞萍、邓金鍌合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亲任院长。1952年6月1日诸福棠等把私立儿童医院无偿交给国家，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参见余鸾雏:中国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光明网，2005－09－02。

[9]谢荣（1921～　），云南腾冲人，194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48年赴美国，任底特律伟文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代理总院医师。1951年回国。历任北京医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提倡肌注硫喷妥纳基础麻醉，此法有利于小儿的手术安全，已被普遍采用。

[10]王康久主编:《1949～1990北京卫生大事记》第二卷。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86页。

[11]潘少川、张金哲:婴儿皮下坏疽初步报告。《中华医学杂志》，1954年，第4期，第116－121页。

[12]秦振庭（1914～2003），生于辽宁省奉天市，1937年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后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实习一年后转入儿科。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继续深造，专修儿科学、血液和体液专业。1948年回国，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建立起血液实验室，同年转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医科大学）的北大医院（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任儿科副教授。时任北大医院儿科主任。

[13]马安权（1911～1977），祖籍广东中山，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1954年上海市儿童医院成立，被聘为小儿外科主任。创办了小儿外科专业病区。参见《一代名医——马安权教授》，发表于《临床儿科杂志》，2007年第3期。

[14]佘亚雄（1917～1995），湖南长沙人，1944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在他的创导之下，1953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参见《缅怀佘亚雄教授光辉业绩》，《中华小儿外科杂志》，1995年第3期。

[15]王赞尧（1921～），江苏启东人，194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1947～1958年任上海中山医院儿外科主治医师，副主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外科主任。

[16]童尔昌（1921～2008），出生于安徽芜湖，194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1950年在同济医院创立小儿外科专科。1960年代，参与武汉市儿童医院的筹建。参见《童尔昌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在同济医院举行》，http://www.tjh.com.cn/html/2008/0723/8612.shtml。

[17]杜金香主编:《德艺双馨之路　医学专家谈成才》。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18]潘少川，出生于192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教授、主任医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后与我国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教授一起创立了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专业。成为我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1958年参加了天津方先之教授主办的全国骨科进修班，之后成立了小儿骨科专业，是我国小儿脊柱侧凸矫形手术的先驱，一直从事儿童骨科疾病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

[19]张金哲访谈，2010年12月14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20]张金哲访谈，2010年12月23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