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力支持康有为改革的清末词坛领袖王鹏运

鼎力支持康有为改革的清末词坛领袖王鹏运

王鹏运（1849—1904年），字佑遐，一字幼霞，号半塘老人，后又号鹜翁、半塘僧鹜，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是同治九年（1870年）的举人。后来连续考了6次进士都落第，直到35岁时才登第。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内阁中书，升内阁侍读。光绪十九年（1893年），授江西道监察御史，后为礼科掌印给事中。

王鹏运为人正直，敢于弹劾权贵，并屡次抗疏言事，几罹杀身之祸。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上疏反对慈禧兴建颐和园，请办京师大学堂等。他弹劾不避权贵的举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从而声震朝廷内外。康有为在受到光绪帝赏识之前所作奏折，也是由他代为上呈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险遭杀身之祸；后弃职南下，讲学于上海南洋公学。晚年游历开封、南京、扬州等地，1904年病逝于苏州。

在清末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王鹏运是主战派和改良派。他寄希望于政治改革，推崇维新派变法，争取变法强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变革现实的愿望，支持并参与康有为的改良主义运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发动上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要求光绪皇帝拒签《马关条约》。上千名举人聚集奔向都察院，揭开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而鼓动这次著名的“公车上书”活动的人，正是当朝大臣——晚清词坛领袖王鹏运。他把李鸿章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消息告知康有为，从而引发爱国知识分子向皇室的抗议示威活动。

王鹏运画像

王鹏运被称为清代第一大词人，是晚清词坛领袖。他与况周颐、朱祖谋、郑焯四人，在晚清词坛最负盛名，时称“晚清四大家”。其中王鹏运和况周颐都是广西临桂人，他们致力词学，创立了“临桂词派”。王鹏运为词主张“重、拙、大”，在清代词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词作和词作理论也对当时和后世的词家带来了很大影响。

王鹏运胸怀一腔爱国热情和对敌愤慨，虽身为国家臣子却报国无门，家国之忧和愤慨郁积于胸，一旦爆发就好像火山岩浆喷发一样。他的《味梨集》《鹜翁集》《庚子秋词》等词集作于1893—1900年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1897年胶州湾被德国强占、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接连的家国之辱使国家到了兴败存亡之际。面对着外敌的入侵，清王朝却衰败至极。因此，王鹏运在词作中流露出忧心国事的沉痛心情，真是长歌当哭。

王鹏运的词作在对景物描摹时，往往不为状景而状景，而是深有寄托，对景物进行传神刻画，在景物描写中渗透强烈情感，使“景语”出“情语”，深受人们喜爱。例如，他在《虫秋集》中的《念奴娇》一首写道：“登临纵目，对川原绣错，如接襟袖。指点十三陵树影，天寿低迷如阜……平楚苍凉，乱云合沓，欲酹无多酒。出山回望，夕阳犹恋高岫。”此词风悲壮苍凉、慷慨激昂，有着雄壮的气魄和浩然气势，历来被认为是王鹏运的代表作。王鹏运不仅自己致力于词的创作，而且继承和发扬了南宋词风，丰富了词学理论，团结当时较有影响的词人，推动了晚清词坛的发展，开创了词坛一派繁盛的局面。朱祖谋在《半塘定稿序》中是这样评说王鹏运的：“君词导源于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龙榆生认为，王鹏运“其词承常州派之余绪而光大之，以开清季诸家之盛”。王鹏运的词集有《袖墨词》《虫秋词》《味犁集》《鹜翁词》《蜩知集》《校梦龛词》《庚子秋词》《春蛰吟》《南潜集》等，后删定为《半塘遗稿》。

桂林骆驼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