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失败与苏东剧变的关系

改革失败与苏东剧变的关系

有关苏东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在这里笔者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东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地分析，并提出一些看法。

（一）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说起。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6]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剧变的关系。(www.guayunfan.com)我们在本书第九讲就较全面地论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但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

关于阻碍机制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作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7]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大会上又做了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第二，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作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笔者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了——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8]

实际上，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位代表向他发问的一个问题。外长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绝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9]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103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147次会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