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和他的中国情结

伏尔泰和他的中国情结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Fran＆ccedil；ois－Marie Arouet），伏尔泰是他的笔名。

伏尔泰画像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曾因辛辣地讽刺专制制度而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他的书被列为禁书，他本人多次被驱逐出法国。1778年初，伏尔泰以84岁高龄重返巴黎，受到群众的盛大欢迎，几个月后即逝世。十一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www.guayunfan.com)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最近有学者指出，这句名言的原话并非伏尔泰所说，但它的确是对伏尔泰思想的归纳。

伏尔泰无缘来中国，也不懂汉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来中国的只有三种人：商人、传教士和海员。但伏尔泰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迷”。他一生在近八十部著作、二百多封信中提到过中国，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风俗等进行了全面研究。伏尔泰以“他者”的身份，以启蒙思想家的立场，用异样的、锐利的目光，对中国文化有两大发现，第一是中国文化的悠久性，第二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在现代考古学建立以前，欧洲学术界充斥着基督创世说和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按照《圣经》的说法，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而女性始祖夏娃是用男性始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埃及人的后代，中国是埃及人的移民地。《圣经》还记载，由于偷吃禁果，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生下该隐和亚伯两兄弟，两人发生争执，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揭开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序幕，人世间充满着强暴、仇恨和嫉妒。上帝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大洪水以后，除了诺亚一家用方舟避开水灾以外，亚当和夏娃的其他后代都被洪水吞没了。所以按照这个说法，现存人类都是诺亚的子孙。

伏尔泰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指出，根据确凿的记载，远在公元前2155年中国就已经有了日蚀的记载，确信中国古代文明史可以上溯到比《圣经》中的犹太民族还要早得多的时代。他不无讽刺地说：“的确，诺亚打发他一家去远游：他的孙子美尼斯去了埃及，另一个孙子去了中国，还有什么孙子去了瑞典，弟弟去了西班牙。当时的远游比今天更能培养青年，我们现代民族用了10个、12个世纪才学到了一点几何学；但刚才说的那些远游者刚刚到达那些荒无人烟的国家，就有人预言要发生日蚀了。人们无法怀疑中国的正史记载有大约4000年前计算的日蚀。孔子曾提到36次日蚀，精通数学的传教士核实了其中的32次。但这些事实根本难不住那些将诺亚当作伏羲祖父的人，因为世上什么也难不住他们。”（《风俗论》）

伏尔泰并不是第一个研究中国编年史的人，许多耶稣会传教士在他之前已经知道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是伏尔泰迫使当时的知识界承认了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他尖锐地指出：“只有瞎子才会怀疑，白种人、黑种人、阿尔比诺人、拉普兰人、中国人、美洲人，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民族。”（《风俗论导论》）正如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大师艾田蒲所说，伏尔泰“运用他的理智，在两个世纪前就看清了一个教会拒不承认的事实，即人类不是由一个牧养人部落的神创造的。传说这位神明在某一天‘用一个名叫亚当的男子的肋骨创造了女人’”。

就这样，伏尔泰揭穿了《圣经》历史是人类唯一历史的骗局，确立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他的巨著《风俗论》中，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介绍被放在第一章、第二章。他热情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有浑天仪、测星仪，以及丝绸生产、瓷器制作等。他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羡慕不已。当然他也提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缺点，例如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如几何学知识贫乏。他把这个归结于中国的文字，“在中国，学者就是识字最多的人，有的人直到老字还写不好”。这对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哲学通信》中，他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一种种牛痘的方法：“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中国人种痘的方法是不大相同的，他们并不割破皮肤，他们从鼻孔把痘苗吸进去，就好像闻鼻烟一样，这种方式比较好受，但是结果一样。”

伏尔泰进而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伏尔泰看来，根本不知道有上帝、有亚当和夏娃的中国人，奉行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一整套道德准则、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这套东西的核心，就是孔子所倡导的儒家伦理哲学。而最令伏尔泰赞叹不绝的，就是中国的统治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他认为以“孝道”为核心，国王就是帝国开明的君父，地方官僚是父母官，这就可以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样，这是最合乎自然又最神圣的法则。

他指出孔子学说没有任何神秘主义色彩，也没有任何强制成分，而只是以道德谆谆教诲。他称赞孔子“宁愿去教导人们，而不是去统治人们”。伏尔泰所说的，其实就是孔孟所主张的“仁”和“仁政”。他认为用道德治理社会比用法律治理要更人性化，因而中国简直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称颂说：

我们孔子是多么大德至圣啊！种种德行给他设想的一无遗漏；人类的幸福系于他的种种格言中。我想起一句来了，就是格言第五十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西方的民族能够用什么格言什么规则来反对这样纯洁完美的道德呢？

（《哲学辞典》）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出自《论语·宪问》，原文是：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句格言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关键是“以直报怨”中的“直”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不过用排除法可以看得很清楚，孔子既不主张“以怨报怨”，也不主张“以德报怨”。“以怨报怨”就是用怨恨回报怨恨，“以德报怨”就是用恩德回报怨恨。我们讲过，对于父母之仇，孔子的主张是“弗与共天下，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可见，对于大仇还是要报的。“直”是公平、正直的意思，如何能做到公正，弹性很大，要看对方施加的伤害有多大，予以理性的、恰当的回报。我认为，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就蕴含着这个意思。奚大美对成吉思汗的态度，既不委曲求全又不防卫过当，大概就是“以直报怨”。

伏尔泰在他的书房里挂孔子像，还在像下面题了一首诗：

济世之理代言人，

开蒙何须惑人心。

圣贤从未夸预言，

邦中他国人人信。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悠久性成为伏尔泰反对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便成为他攻击法国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法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是唯一对于一个在卸任时没有受到万民拥戴的外省巡抚要加以处分的国家；当各国法律只限于惩罚罪行的时代，是唯一设置奖金表彰德行的国家”。

他还赞扬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度是能够将有真才实学的人选出来的很好的考试和选官制度。这当然是有些片面的。事实上，科举制度到清代已经非常腐朽。《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考科举，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七十一岁才补了一个贡生，吃尽了科举考试的苦头，难道他没有才学吗？这事发生在伏尔泰创作《中国孤儿》前几十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更是将科举制度批判得体无完肤，《儒林外史》在《中国孤儿》创作前五年问世。但是这些材料伏尔泰都没有看到。他了解的只是科举考试的原则而已。从原则上看，科举考试是公平的，只要有才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可能的。这要比法国当时的选官制度优越得多。当时在法国，往往让一些出身高贵却昏庸无能的人担当大臣或者舰队司令。

伏尔泰还为落后、陈腐的中国风俗辩解。例如有人在游记中提到，中国有一个古老的风俗，就是把死刑犯处死后吃他们的肉。伏尔泰认为，这种恐怖行为与中国习俗相去太远，是不可能的；个别人也许有，但把它看成风俗是错误的。他还说：巴黎的贱民不是也吃掉了孔奇尼元帅的心脏吗？孔奇尼是意大利人，1613年被任命为法国元帅，曾多次发动叛乱，1617年被皇家卫队枪决，尸体被肢解。

伏尔泰自认为读过了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其实他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熟悉中国的传教士们和他们翻译、介绍、研究中国的书籍和文章，特别是前面曾经提到的杜哈德编辑的《中国通志》。这些知识本来就是二手资料，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信息。因而伏尔泰心目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中国文化，必然是真理与谬误并存，真实和虚构参半。

这样一个“中国迷”，他根据《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又会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