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张謇_儒家抱负接驳西方宪政_中国士人的故事

绅士张謇_儒家抱负接驳西方宪政_中国士人的故事

绅士，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弘勋等乃分遣绅士，裹粮深入贼巢，开导祸福。”（清·魏源《圣武记》）“我在这里，绝不交结绅士，就是同寅中我往来也少。”（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国士人讲到这里，可以知道是在以代表性士人讲士人趣味流变史，所关心的不是历朝历代士人的成就和政绩，而是背后的旨趣和志趣及其形成与变化，关注士人旨趣和志趣在朝代流变中的标志性特征，历史地位和变化方向，以及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给予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说明。所以，《中国士人》不是讲士人成就史，而是讲士人趣味史。

同理，这里谈论清末状元张謇，不是关注此人的状元之路，也不是关注他中年以后全力打造地方自治的成就和政绩，而是关注张謇为什么对地方自治产生了兴趣，关注张謇为什么在四十一岁中年以后才开始形成实业兴趣，五十八岁老年时才倾心于全力打造地方自治。还有就是，他办实业促进地方自治的旨趣和志趣，为什么在以往士人历史中，比如明末绅商一体的士人现象中，是不曾有过的？这就表明了中国士人旨趣的近现代转向。这就要说明，传统状元张謇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近现代旨趣的转向？这个志趣的形成与他的经历，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有什么关系？在这些经历与环境的影响中，有哪些要素起关键作用。

提炼要素也是便于叙述。关于张謇诸要素，主要有西学东渐（工业革命），洋务富国运动，内轻外重政治格局，地方自治，立宪运动的影响，近现代社会结构知识的形成，传统重农轻商观念的变化，公司制度的力量，大生纱厂承担的传统理想，到日本考察受到的灵魂冲击等。最终，探求中国士人近代工业化转型中的尴尬历史。

张謇出场的天幕，是工业革命。晚清，是一个国门洞开的时代，轰开国门的是一股远涉重洋向东而来的强大西方势力。什么是西方势力？“西方势力”就是工业革命的势力。西方势力向东而来，其实就是工业革命产能过剩、开辟远东市场的结果[1]。(www.guayunfan.com)在十七世纪，那些打头阵的“西方势力”，就是各种商业公司，譬如“英属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强行推动古老的亚洲改换结构、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也就是进入市场价值和规则，也就是进入近现代生活。一切旧事物、旧思想和旧标准重新洗牌，世界纳入新的结构关系之中，这就是公司的力量。最有代表性的公司形制，则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它是一个工业组织的创新形式，被称为近代最伟大的发明。在后来，有限责任公司形制也对张謇棉农牧垦经营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质的影响。股份公司面向所有市民、公司发行股票，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股东们的责任，仅限于所投的金额，公司即使倒闭，股东也不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投资者想取现，可以在交易所卖出股票，股票交易所和银行也应运而生。商业资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公司的精神也随着商业扩展不断延伸。[2]古代华夏文明是强势的，以开放心态让西域文化自然进来，这是传统中国常做的选择。在近代，西方各种商业公司来敲门，中华文明是弱势的。因为公司不单是一种工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制度与文化，还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自由主体、平等精神和高于王权的律法及其产权制度等，意味着中国社会“数千年未有”的全新结构。没有专制集权清廷不能活。清廷当然选择了拒绝，拒绝的结果，使中西交流表面由官方主导，更多实质地流向了非官方民间层面。这是大清末世改革的第一期，中国势必被纳入世界范畴。

张謇出场之前有一个序幕，是洋务运动。一八四○年工业革命以枪炮向中国敲门，停滞于古代的中国没有动静。二十年后，一八六○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晚清政府器物模仿阶段；二是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制度建设阶段；三是新文化运动，“五四”知识分子文化改造阶段。洋务运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在中枢执权秉政的恭亲王等，针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3]将魏源等“经事派”之“师夷长技”[4]思想付诸实践，第一次大规模学习西方技术，模仿西式工业的近代中国改良运动，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前期以“自强”为口号，重点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建立西方武器装备的新式陆海军；后期“求富”为目标，开办一批民用企业。洋务自强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甲午战争爆发，持续约三十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晚清时期汉人官员受到重用，发挥政治功能，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如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办金陵机械制造局、一八六二年徐继畬主持京师同文馆、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办江南制造总局、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一八九○年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等，均为其成果。尤其是，一八六四年曾经影响半个南中国的太平军覆没，中国恢复了往昔的宁静。各地洋务督抚利用几十年难得的和平环境，积极调解外部冲突，发展实业，经济上为将一个古老的中国带向近代，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根本性的。洋务运动首先不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需求，而是来自外部压力。其次，洋务政要们将一切都归结为实力，以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时的共识是，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政治制度，不是思想文化，而是技术实力不如人。世界行事是“丛林法则”，枪炮弹药落后就要挨打。事实上，“落后就要挨打”[5]是一个误读，西方并非是船坚炮利；洋务政要也没有真正理解“丛林法则”。西方强大是一个系统，“丛林法则”只是系统中的一个法则。[6]所以洋务运动一套无法使中国进步。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也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比中国还晚几年。结果日本崛起，进入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亚洲第一。究其原因，明治维新意在建立立宪政治；洋务运动目的是维护专制政体。之初，中国排亚洲老大，日本不入流；廿年之后，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割地赔款，日本翻身为亚洲第一。再过十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全胜，借以实现“脱亚入欧”。[7]这就是光讲船坚炮利不讲制度变革的恶果。

张謇出场的帷幕徐徐拉开，是维新运动。说西方强大不在于船坚炮利，这些道理，清廷和那一代洋务政要们或许并不清楚。直到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大败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时人们才发现先前几十年的富强发展是那样虚假，那样不堪一击。甲午战败证明单搞实力的洋务运动根本无效，变法革新制度才是真。于是一八九八年维新变法起。维新运动要以体制性变革带动整个社会良性发展。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徐徐拉开帷幕，大清末世改革的第三期开始了。四十五岁在家守制的张謇登台出场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三月，大生纱厂兴工，为刘坤一修改《开垦海门荒滩奏略》。闰三月，入京都销假。四月，为翁同龢起草大学堂办法。六月，请假南归。七月，任江苏商务局总理。[8]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汉族，“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以后竟会中了状元，并且投身实业、参与政治、大兴教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9]后世誉之为“状元实业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以后到清末新政，历史中国走向近代的帷幕拉开，这是张謇的人生幕景。

张謇十八岁（1871）要科考了，不料碰到一个大钉子：张家世代冷籍。所谓冷籍，是三代没有做过官，或三代以内不曾有人中过秀才、举人之户籍。清规“冷籍不得入试”。最后由教书先生作主，张謇冒如皋张氏籍入考。院试如愿得中，取学生员，俗称秀才，过了仕进第一道槛。不要小看秀才，意味着功名在身。功名带来特权，在乡里受尊重，外见官不用跪，犯事不可用刑，公务可依礼节禀见，还可免差徭。明清时代，秀才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之一，是乡村知书识礼的代表。地方上有争执，民与官衙打交道，秀才会出面，很有话语权。张謇中了秀才，门楣有光，阖家高兴。但是，如皋张家索钱要物，用冒籍一事要挟无宁日。幸而世有惜才者，师门斡旋，知州调解，学政上书，礼部核准，张謇得以“改籍归宗”。次年，张謇二十一岁（1874）入知州孙云锦幕府，在江宁做幕僚，社会人脉渐开。二十三岁（1876）改入湘军集团吴长庆幕府，在这里与幕僚中投亲靠友的袁世凯有了一段交情。这个时候，青年张謇熟悉了官场交际。到吴长庆病卒前，张謇在庆军干了八年。这年（1885）在顺天（今南京），张謇第四次参加乡试，得中，年三十二岁。之后，又在会试科帷里拼搏。会试三年一期，中间或做幕僚，或在书院，或归乡里。屡试经年，无奈落败不中。到了四十一岁（1894）时，张謇第五次赴京会试，心灰意懒，笔墨都是临时借的。却不料，小试榜上题名贡士，复试取殿试资格，二个月后大魁天下，高中一甲一名。张謇悲喜交加，十六岁取秀才，四十一岁中状元。从县试、州试、院试，一直考到殿试，“从小考到大魁”，到此经历了二十八次考试。

一八九四年，张謇四十一岁前，依然重复在这一条千年长安道上。今天看来，如果不是西学东渐，不是洋务运动，转而戊戌变法运动再到立宪运动，以致辛亥革命，张謇其人其事不过是一个老旧得掉渣的鲤鱼跳龙门故事。四十一岁大魁，重复士流老路，几无可讲。

张謇转型的历史机遇，是来自中国近代史中一个重要的关捩点——甲午海战。那时，张謇进士及第入官籍，正式进入体制，任职翰林院。张謇做虚职，习惯性复蹈前贤做清流。与光绪帝师翁同龢共进退，做了帝党。一八九四年七月，甲午海战起。张謇写奏疏弹劾李鸿章，“九月，疏劾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10]向后党发难。这种高蹈的清流作派现在看来引人发笑。莫非十年寒窗就为介入宫廷之争？真以为鲤鱼跳龙门就有了朝堂争斗的资格？做了有“主义”的书生了？实仍是士流之气，“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11]逞一时之快意而已。

其时“西潮”滚滚，早已不断冲击中国，张謇思想并不敏锐，甚至显得古板滞后。[12]这一年（1894），父亡南归，张謇守制三年。三年中，朝官没得做，不料做了一个地方上牵头实业的士绅。张謇刚到家里时，甲午战争还在继续，两江总督张之洞来函，说卫戍海防需要，已奏请他总办地方团练。这恰如当年太平天国发难，曾国藩回湘守制也奉旨总办团防一样。很快甲午战争失败，团练停办，而守制的张乡绅与地方洋务实力派张督抚建立了交往。张之洞曾也是朝廷清流，张謇自然接受其“西学应世事”观点。一方面办洋务，需要民间缙绅相助。另一方面张乡绅团练办不成，却在通海一带收获了声望，与商民关系活络。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忙“自强”，搞军工；海战失败后清廷元气大伤，变计“求富”，搞民用工业，筹资金。地方督抚也已失去号召力，只好洋务权力下移。张之洞给张謇办实业权，叫“绅领商办”。“以官府之体而亲阛阓之业终难透辟，不如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13]到此，洋务运动从“官办官领”，“少数上等人的游戏”，改为“官领商办”，再放权给士绅名望搞“绅领商办”，民间的空间打开了一个大豁口。张謇开办实业股份公司，其因是“殷实稳练素有声望之绅商”，再“由各商公举”做了董事，为“绅领商办”[14]定下了形制。张之洞、刘坤一下派张謇裁量权，张謇持着张刘的信誉，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以入股的形式招商人出钱。小钱变大钱，大钱变资本，股份有限责任，买洋机器建大厂房，办起了近代纱厂。这是一个求实重利的时期，起名曰大生的纱厂很快投产了。天时地利人和，张謇三五年时间便成为地方实业巨擘。在张之洞洋务地方实力派官僚支持下，“状元”张謇被带入中国近代工业历史进程中。但后来结果表明，张謇的观念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物资需求跟上变化，不能理性主义看待求实生利；反而把大生纱厂看作“实业救国”，[15]为的是念兹在兹的“悠悠万事”。[16]张謇最终失败，就败在这种训“物”为“事”的儒家惯有思维上。只是这时，大生纱厂人财两旺，生意蒸蒸日上，张謇决定不再回京城任翰林了，留在江南开始近代士绅的转型。

张謇四十二岁之后，终于跳出传统士大夫宿命，做士绅转向近代。士绅何以近代？答案是伸张绅权。绅权合法性由何而来？答案是民权和地方自治。何以民权而地方自治？答案是没民权便没自治，没地方自治便导致大清政府崩溃了。

在中国权力史上，内外轻重问题曾反复无常。所谓“内”是中央政府、中央集权，所谓“外”是地方政府、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偏重的局面，称为“内轻外重”，反之则为“内重外轻”。汉唐两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得失消长，没有定制，到了宋元明清已经绝对专制。地方大权由中央官员分掌，尽收地方之权于中央，而中央之权又集于皇帝个人手中。这种中央集权过甚，造成宋元以后地方再无分权可言的局面。朝廷尽收地方之财，地方政府无以为计，造成地方发展低水平、行政低效率，地方社会文明与区域经济大受影响。宋代以后，地方政府不仅无力举办诸如兴水利、办学校、恤灾荒等公益事业，有时甚至连官俸也不能自给。这样一来，地方人财物权稀缺，阻滞了地方正常发展，造成地方积贫积弱，最终导致国家失去抵御外侮的能力。清末太平军内乱兴起，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战争失败，这些都与王朝政府长期内重外轻，极端的中央集权不无关系。到了清末，又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一是太平军内乱时，军兴之时可从权，地方幕府制度起，权重下移地方，疆吏的时代到来。曾左李效西法，洋务运动产生出新的物力，也产生了地方权力。这就导致了“内轻外重”的局面。[17]二是甲午战争后，中央与地方许多界限已经弄得漫漶，地方搞“自强”运动失败也失去号召力。这就导致了“内外皆轻”的局面。张謇便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内外皆轻”、权力涣散的局势中。中央集权有名无实，清廷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18]这样，地方要维护一方平安，促进一方发展，绅权和绅治便从中站立出来。绅权就是民权，绅治就是地方自治。“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19]张謇后半生上蹿下跳，经营事业，全部合理合法性就在这里。“内外皆轻”说明传统形制失效，士绅们向近代自治形制找“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有效性出路。何以近代化？张骞搞“实业救国”。状元张謇重振儒家经世致用之学。寻求地方社会合理化方案是经世，搞实业是致用，实行公司制度是近代化。为寻求地方社会合理化方案，一搞“地方自治”，二搞“东南互保”，三搞“立宪”，地方由此自保卫，绅权由此自存立，儒家乡绅由此进入近代转型生活。

先说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西欧市民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加城市政权的产物，是西欧民主政治的表现。在清末中国，自治起初是不得已。一九○○年北方拳乱，各地绅民以“仕绅公共议政空间”[20]来解决地方问题，自治始立。譬如天津一度义和团拳乱十分严重，出现金融危机。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求济，慈禧出奔四川，皇帝成了丧家犬，求济无所得；转向洋行贷款无担保；再转向天津富商求助。商界商量条件是解散市政商务局，由商人自治。不久，天津商会成立，除总理、协理外，商会有权任命坐办（清制，非常设机构中负责日常事务的称为坐办，略次于总办和会办）。绅商有了权利，包括裁定商业争端及诉讼、促进和保护商人利益；另外提供与外商谈判的业务代理和翻译等服务。运作结果发现：没有朝廷，可以自治。绅商的会馆、公所、行会、商会等行业内部自治机构，广泛介入了城市的公共治理。如市政、协商税额、训练消防、福利机构、筹集救济等。袁世凯也利用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21]与各地商会组织之间，天津商会以民间性质往来，曾“以伸国权而保商利”[22]的口号，搞联合抵制洋货运动。这就在经济关涉之外，有了一些关涉国家、民族政治诉求的成功尝试，表明自治走近了政治近代化边缘。“通州之言地方自治，继天津而发生”。[23]宣统年，通州与上江江甘铜五县褒奖为地方自治模范，且通州自治成效较他州县为胜。清末民初，全国影响比较大的地方自治除了天津，还有南通，有无锡、武汉和宛西等几个典型地区。清末绅权觉醒，传统的士绅精神与西来的政治思想，将社会自治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4]

再说东南互保。这是张謇在强烈的绅权责任意识下，于一九○○年干的一件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东南互保最早起因是震荡了半个北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单单爆发于华北平原？这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它是清政府权威不振，体制土崩瓦解所致；是“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25]的后果；是清廷内部洋务实力派与保守高调派之间，两套治国方略斗争的反映。最终，它跟清末中国北方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十分薄弱，传统控制机制解体息息相关。[26]南方则不同。一九○○年当清廷向列强“宣战”后，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东南各省，以地方秩序和市场稳定为借口，以“东南互保”维持着平静的局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拒绝北上“勤王”，说明了清朝两百年来最严重的分裂。更大意义在于，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互保，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北方乱战之际，东南诸省维持和局、保持稳定。这是地方力量拥有相当独立性空间的公开表现。张謇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当时刘坤一游移不决，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张謇回答道：“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27]这一句话，朝廷听到了会透心凉。当然，也使忠臣孝子伤透了心。这一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家不爱我，我亦不爱国，怨不得谁。这便促使刘坤一下决心电鄂约张之洞。《东南保护约款》遂得于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上海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签订。“东南互保”反映了绅商张謇等东南地方新兴社会力量的兴起。

末说立宪运动。清沿明制，入关后实行的是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但道光以后，鸦片战争冲击于前，太平天国震撼于后，湘军集团兴起，即已表明政治重心逐渐下移。洋务运动更加益于地方实力派和随湘军集团发展而来的地方督抚。洋务官僚除了掌握集团武装和地方政权以外，他们又掌握一批工矿企业，以及交通、金融机构，从而把势力扩大到一省或数省之外。甲午战争后，洋务集团影响力严重受挫，唤起了地方士绅伸张权力的强烈冲动。尤其是一九○四年日俄战争起，中国舆论更以此为立宪与专制二种政体之间的战争。战争最终以日本战胜沙俄的结果，证明了先进的君主立宪政体对落后的君主专制政体的胜利，张謇即持此观点。在这种内政外交形势比对下，一九○六年立宪运动空前高涨。张謇公开赞成君主立宪，正式投入立宪运动。之前到日本考察时，他在日记中称赞立宪权利分明，道，“东西各国办事人并非别一种血肉，特造止法度大段（体）公平划一，立法、行政、司法人，同在法度之内，虽事有小弊，不足害法”，[28]十分向往将宪法引入中国江南，说：

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执，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

朝廷和部族官僚对立宪强国之举“昏若处瓮”，令张謇十分痛心。自日本归来后，逢人大谈宪法的好处，日益明确地以立宪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立宪的本意，是要议院与政府相制衡。议院立法，表决议案；政府实施，受议院质询。议院对议案表决后，即便是皇上裁可也“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29]所以，君主立宪下的议院，不单是议政机构，更是权力机构。但对这一点，大清皇臣在观念中万难接受。张謇在日本考虑到，要“掘其病根”仅依靠宫廷斗争、幻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依靠某些比较开明的大臣、督抚，都无济于事；必须在组织商会、农会、教育会基础上，进一步组织政治团体乃至新式政党，在全国推进立宪运动，通过分治来分享权力。总之，洋务运动以来，东南各省兴办了大批洋务企业，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士绅—绅商”群体。张謇代表这个群体，既保持着士绅传统，又对近代文明抱开放态度。通过地方自治、东南互保和立宪运动，做了东南地方社会进步发展最重要稳重器。反之，北方清廷与义和团，排斥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坚决反对近代化，与历史主题背道而驰，距离政府与社会的崩溃仅一步之遥。再反之，在东南方“士绅—绅商”群体与洋务实力派官僚互动，积极开辟的社会合理化道路上，绅商张謇如鱼得水。通过建设资本主义的实业，建立与世界接轨的教育，搭建“教养”伦理的社会事业，积极在南通地方落实“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30]

由此，张謇完成了士绅的近代化。

在朝称官，在野为绅。中国数百年来不准士绅干预地方公事，这一传统导致历史上许多公正士绅规避承担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的责任，也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上下悬隔。张謇从日本归来后，赞扬日本勃兴源自绅界影响所被者为多。而以往中国专制之世，绅界政府相分裂，有政府而无绅界。张謇批评中国政府部门，行政人摧折绅士人、反对绅士人，甚至解散绅士人。“行政人与社会，几几如冰炭之不复相入，以演成今日之现象。”[31]这里的“社会”，就是指绅界。张謇在给学务部写的一封函札中，批评政府对新式教育不作为，人力物力和热情远不如士绅。强调今日士绅才是地方教育的推动力。政府部门回信承认，道“今言学务者往往是绅而非官”。任何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都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动力群体。大体而言，英美法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多由资产阶级主导；一些“后发外生型现代化”[32]国家则有的由政府官员主导，如日本；也有的由现代军人主导，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土耳其、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南美一些国家；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则是传统社会精英的士绅阶层充当了重要动力角色。由此，张謇伸张绅权，说今日所谓立宪就是立绅界，立宪制度就是使绅界处立法之地位，绅界监察政府，从而官权与绅权、官治与绅治相辅相成。[33]绅治，成为张謇经营地方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张謇的士绅，已不是数百年前那些落选的传统举子、乡宦领袖和在野士大夫。清末民初社会流动速率加快，士绅有巨大变化。一部分经济实力雄厚的士绅，在近代工业化大趋势影响下投资近代工业，成了民族资本家；还有一部分流向城市的士绅，随着城市近代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成了绅商、绅学等都市士绅。第三类是那些州县士绅，在清末办学堂、新政、地方自治、开矿垦殖以及农会商会中，成为州县基层社会中的新派士绅。[34]这些由传统士绅流变而来的新社会角色，是张謇绅治的基础，共同构成了清末民初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力阶层。张謇搞地方自治，就是要由这个社会动力主体阶层，来监督行政管理、决定地方事务、主导社会事业。张謇是这个士绅阶层的精英，在于其学衔所体现的文化表征，又是“有家资或有品望者”，[35]故成为中国地方绅治社会的领袖角色。

人的近代化过程是与近代化职业、事业同步共舞的。对张謇而言，促使其近代化的是经营大生公司。普世性的公司思维、方法和制度贯穿了他整个后半生的职业和事业，是公司铸就了他的近代精神。公司拥有强大的改造力量，“个人可以有一种新的想法，但是要把这种新的想法变成商业化的、有市场价值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话，那么它是通过公司的力量所推动的。”[36]千百年来，儒家理想社会是依靠亲友、乡邻关系，建立在宗族组织之上。但由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持续而足够的人力和资金资源，尤其是无法提供超越自然性的体制和制度，一直停留在诗词歌赋想象中。身为大生公司董事长的张謇则不然，一九○一年联络诸人发起报股，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后）公司用机器垦种。”[37]在公司力量下，人力和资金可以市场化配置、集约化经营，通过现代组织，有效聚集为一个超自然的经济体。在公司运作下，将以往的儒家血缘亲情族群社会，提升到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而成的共同体。“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城市）”，[38]通过垦牧区之“新新世界”来黏贴传统的儒家理想，而“新新世界”构架则起于公司规划，落实于公司制度运作。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规划下的“村落主义”理念社会。用公司的思维来结构，有公司制度作支撑，在公司力量下去运作实现。传统从未有过的公司思维是卓有成效的，一个十四万亩垦牧区的小社会仅用十年时间得以完成。公司思维赋予张謇的执行力是无穷的。后来，张謇在政府做总长、部长，在国家事务中做决断都是按照近代公司思维来整饬。一九一一年，当孙中山临时政府要向日本借款开支，张謇宁可得罪政府，不愿实业受伤，坚决不同意抵押汉冶萍公司。一九一三年，他做北京政府农商总长，职务指导思想有很多是大生公司中形成的理想：“颇想利用中央政权来推行思谋已久的他那套治国安民的方针政策。从张謇来说，尤其希望在农商总长任内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39]

所以，从投身“东南互保”，建设师范学校、考察日本博览会、任职江苏教育会长，到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北洋政府农商部长等，张謇的思维无不公司逻辑，即是“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其时矣”[40]。张謇的公司生存强烈影响了其官僚生存和事业生存。后来张謇“南通自治”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自治典范，就是公司运作与儒家理想相互渗透的一次实践。儒家讲格物致知，张謇格“公司制度”而致知，传统读书人的气质中有了近代精神。

工商文明社会是一个分析性的社会，价值与事实，各司其职。由于近代工商文明的推动，张謇还发生了从“义利观”到“财富论”的伦理跃迁，这是张謇的最根本转变。一九○三年，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开幕，张謇抵日本考察。在一篇考察日记中写道：“然以不信不义之国人，而冀商业前途之发达，是则大车无GF8A5，小车无GF8A6之行矣。”[41]说经商办工业不赋予“信”、“义”，就像牛车没GF8A5、马车没有GF8A6一样，工商怎么会发达呢？这里，将“工商”之道寄托于其“义”的开掘，隐喻了财利也有“义”。一九一三年，张謇发表演讲，说：“据正义言之，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所由起也。”[42]明言“谋财利”是实业之“义”。这样一来，张謇认为主持企业的资本家，主义就是谋财利。这就冲破了传统义利尊卑有别观念。而传统“义利观”将价值与事实都纳入同一个道德范畴，所以赚钱有罪。西学东渐以来，东方文化在西方文明面前，日本做得比较好。明治维新商人涩泽荣一著《论语与算盘》一书，用实用的儒学态度改写“义利观”，称自己为“买卖人”，提出金钱无罪。他说“工商业没有增加物质财富的功能，那它的存在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也不会带来公共利益”，[43]表达了商业价值对政治价值排斥。在商言商，财利就是正义，这是涩泽荣一的“义利合一”观。张謇是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对自己准资本主义的求利行为，也在谋求合法性依据。一九一九年，张謇在商科毕业生演讲中说：“勉循职分，保全信用，行之以谨，持之以恒，自得社会之欢迎。”[44]将“勉循职分”做“社会之欢迎”充分条件，勉励做尽赚钱责任的商人，只有尽职尽责赚钱，社会才欢迎。这反映了近代工商业精神，与资本主义“财富论”理路相通。财富论是近现代经济学主题，认为财富的关键是讲“自由”，与所有权相联系，归法律管，不受道德约束。见利忘义并非大害，大害是不守法治。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应该是财富论的典型，写了一本名为《穷人理查德年鉴》的箴言集，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里边说道：“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45]富兰克林说，积累财富是一件光荣的事业，赚钱是一种美德和能力，为赚钱活着是美丽的。富兰克林是工商文明的典范，表达的是契约伦理，一个人致富并非大害，非法致富才是大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46]财富只与法律有关，并不涉及道德。反之，张謇是儒家文明的典范，依然圣贤伦理。一九一三年，在银行专修科上演讲，说“学术不可不精，而道德尤不可不讲”[47]。肯定了赚钱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能力，但不义之财不可取，取了亏心，不道德地赚钱花钱就不美丽。这是中国的财富论。清末民国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工商业在中国有五个文明标志：一是银行，二是大学，三是出版，四是报纸，五是新式机器生产的公司（工厂）。[48]这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成果，所以中国近代文明是传统士大夫官僚开启的，有很强的“修齐治平”文化成分在里边。

张謇是近代中国工商业第一人，自然明白法律的基础性。一九一三年，张謇就职国民政府农商总长，宣布一切事业“乞灵于法律”，“非借法律不能发生”。[49]他把农工商业立法（公司法）视为第一要义，陆续制定并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奖励植棉条例》等工商矿农林渔牧业等法律、法规，计二十余种。张謇已经深入工商文明的本质，即契约与律法。回顾二十年前，初任大清翰林时，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做帝党清流，第一篇上疏就是弹劾后党。从无条件做忠臣孝子到凡事“非借法律不能发生”，这是张謇最根本的伦理转变。

一八九四年张謇中状元，终于在朝任官。不料年底父丧，回家守制，又奉旨总办通海团练，随后做了张之洞洋务属僚，“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张謇绅领商办，招股集资建纱厂。张謇好不容易考上状元，当然不屑谋利之业，故“言商仍向儒”[50]。守制期一到，张謇扔下商务回京城报到，等待补官缺。不料，在“后党闪电般的手段”下，帝党领袖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恩师遭贬，意味着戊戌变法失败。张謇是帝党成员、翁门弟子自然从此断送了大好前程。“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51]由此，张謇思想人生进一步发生了三个变化：

张謇这年四十五岁，回到通海，重归张之洞幕下，担任江苏商务局总理兼大生纱厂老板。“大生”厂名出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52]，是朝廷翰林改做状元实业家的读书人情怀。一八九九年纱厂艰难开车出纱，一九○○年“厂事复转，销路大畅”，当年纯利十一万八千余元。张謇好有成就感，开始给股东分红了。同一年京城出了大事：大清朝廷向各国正式宣战！张謇在干什么？张謇不但不管不顾，反而逆势而上，促成了“东南互保”。公司人不是公家人，謇我不“勤王”。一是张謇这位儒家忠臣孝子早已伤透了心。二是现代公司制度，资本逐利本质使然。为什么张謇置京城皇上于不顾，在上海搞“东南互保”呢？大生的股东们宁要分红，不要一脸败相的朝廷。謇已是公司人，朝廷与我无干。一九○一年，大生公司为扩大原料生产地，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张謇依然书生气，以大谈“养民”，以儒家还本于民、“与民休养生息”来想象这个农工商并举的大农业公司。到一九○一年七月止，股资四十万元；再到一九一○年开发垦区面积达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最终一九一一年起，通海垦牧公司获利渐增，开始分红，土地所有者凭股票向公司支取利润，在中国农业史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张謇以后又陆续投资创办银行、航运、堆栈等十几个企业实体。这些经历，都源自公司力量、公司制度和公司思维。到此，企业家张謇的风头远远盖过了清流政治家张謇。由于大生公司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原创性，状元张謇黯淡湮灭了，实业家张謇熠熠放光，驻留在中国近现代史天幕上。

公司人张謇搞自治事业，自治事业自然也与公司制度互为因果。第一，公司改变了债务规则，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第二，公司超越血缘和教化，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把陌生人凝聚为社会群落，或共同体。大生公司建造了工房，工人安居；兴建学校，子弟入读；举办医院，职工看病；建造公园，职工休养；设立储蓄所，职工可以储存工资、生利息。第三，与政党、国家、宗教等现代要素一样，大生公司发挥着现代社会的缔造力量，可以说就是南通的政党、国家和宗教组织。张謇说：“创设师范而先之以纱厂者，教育必资于经费，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是也。兴教育而从师范入手者，师范校乃小学师资所从出，小学乃教育之基础……[53]”这意味着大生公司是南通文化经济生命力的源泉和灵魂，以之方生发出活络生机的文化社会。公司不仅在南通办教育，文化上有图书馆、博物馆和公园，强力机器上设有自治警察，乃至在垦区有自己的武装，是地方建设和治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维护者。第四，公司制造了需求，更创造有精神需求。南通市市政、马路街道、公交和码头等都是应大生公司文化之需而建，制定规则规范和提供服务管理的也是大生提供。第五，公司使得地域联系更密切，其生产销售网络给地方与地方制造了联系国内外的渠道，扩大了南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第六，公司助推了地方精神物质的近代化。一九二○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作教育讲演，在南通考察了五天，在更俗剧场发表演讲，赞扬“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54]。南通教育文化得益于张謇，张謇得益于什么呢？答案是张謇依赖公司及其制度。

大生的公司制度，既能够支持张骞的地方自治，也能够左右张謇的政治立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张謇开始时态度迟缓。在比较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机会之后，企业家张謇不再拘泥于所谓“小忠”，一剪刀去掉清臣的小辫子，选择了断绝与清廷的臣属关系。同样，到了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作为实业家，张謇公开支持袁世凯的立场。张謇的这个政治选择亦源自公司思维。辛亥革命后，选择聚集在袁世凯民国下的工商企业、私人资本，都获得了源源不绝的丰厚利润。

说到底，张謇的人生和事业得益于公司。“公司不但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生活选择。”[55]张謇的近代性，就是大生公司生产组织制度的近代性；张謇的进步性，就是大生公司文化和生存方式的进步性。大生公司是通州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组织，它是南通近代社会的真正缔造者。这一切，源自公司的力量。

一八一五年，张謇六十二岁，做了三个年头北京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败亡在即，中央政府已无事可为，张謇窘迫出京。既然不得志于庙堂，张謇“遁居江海，自营己事”，[56]愈来愈专注于经营南通这个地方村落。一是城市建设，二是府县议会建设。儒者行事本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伟大的法则是生命。一切政治和学问，最低理想是要让老百姓都能得到尊卑有序的生活。没有饭吃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使他能够改善，这就是张謇“儒者应尽的本分”[57]之村落主义。《剑桥中国晚清史》注意到了这一点，评论张謇办纱厂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又去办垦荒、教育、水利等，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儒者，忠于儒家的教诲。[58]张謇的村落主义实践是垦牧公司围海造田十年一役的成果：垦牧乡，张謇描述为“新新世界雏形”。它在一九一五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大奖。在股东大会上，张謇骄傲引领股东们巡视“新新世界”：今所见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若一小世界矣。而十年以前，地或并草不生，人亦鸡栖蜷息，种种艰苦之状未之见也。[59]

张謇将这个儒家理想主义的“新新世界”与南通“地区自治”融为一体。早在一九○三年，张謇去日本的考察，看到这个亚洲第一的国度里，乡下生活和城市区别不大。回来撰《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由点到面描述了南通地方自治蓝图。在点上，“又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在线上，地方自治并不局限于南通一地，而是以通海地区为起点，走“垦牧乡——通海地区——江苏省——全国”的道路，在苏北一带建立独立于江宁以外的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以谋求更大范围内推行地方自治的可能性，那就是“徐州建省计划”。地方自治发端于西方，是以“城市政权”为内容，张謇搞地方自治以实业、教育、慈善作为三大支柱。以实业为支柱，自然有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结合起来的功能。但是，张謇对地方自治另有旨趣。一九二一年，张謇在致南通县长的一封信中，为之定义道：“查地方自治，以进增社会之能率，弥补人民之缺憾为其职志。而进行之事业，属于积极之充实者，最要为教育；属于消极之救济者，最要为慈善。”这样，地方自治定义为“弥补人民之缺憾”，教育、慈善才是其最终目标。这重点关涉公益事业、道德风化的自治，就弱化了参政意识，实际是儒生之治，是一幅绅治小康图。后来，张謇向来自东瀛日本参观团追叙自己经营自治的成果，就是这样一幅乡村主义图景：

自东回国后，益专心致志于村落主义。更进而经营交通，遂有大达轮船公司之组织，天生港码头之建筑。又因利用纱厂废弃之棉籽，另组广生油厂，而面铁各厂亦次第兴办。复鉴于棉花之供不济求而经营农垦，十数年来，沿海一带之盐垦事业已推广至十余公司。至教育方面，全县初级小学校亦已有三百余所。又从全般社会上着眼，为老幼残废、无告之民设计，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贫民工厂等相继观成。最近复由全县人民自筑县路，计成宽坦大道三百余里。[60]

可叹的是，张謇的“地方自治”思想局限于儒家理想主义资源，缺乏西方的“城市自治”或“团体自治”的传统。既表现出近代改造社会以及关心社会民生的积极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是在儒教文化专制主义和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影响下进行的另一面，这是张謇近代转型的两面，是其儒学影响下迂腐人性和含混理路使然。总之，“儒”是张謇的吊诡，状元人生得益于它，近代化事业受制约于它。其实，张謇的地方自治是绅治，是受官府委托的“辅治”，或“官绅合治”，自治收效甚微，这是中国近代民权运动历史局限使然。[61]

一般说来，士绅群体自身的近代化与否，决定清末民初社会的近代化。如果执行者自身的近代化尚未实现，近代化实施则为无灵魂的躯壳。其实，“南通张季直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自身近代化与否大有疑问的执行人。清末中国仍是“绅之时代”，新精英集团由城市精英群体构成，包括士绅阶层，新兴的学生群体，都市商人群体；是社会变革中利用政权力量改造旧秩序的新势力；是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近代化的充分条件。但是清末各种趋新运动没有改造原有的生活方式，新精英群体还是原有的士绅群体。张謇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人物，多面多义。张謇的得力助手，也是大生公司经理的刘厚生，在其著《张謇传记》中，说张謇既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是一个实业家。评价确然。

说不是政治家，一是政治思想。“与同时期的一些先进思想人物相比，张謇的思想元素中并无多少原创性和前卫性的成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实行家”。“他对政治的认识和种种肆应措施，均以其地方自治事业为转移”，对西学急功近利的速成并不足以改变他的知识体系。[62]一九○一年“新政”时期，他撰写《变法平议》中的政治主张，关于府县议会功能，只提协助政府释民疑，平民怨，而无及伸民权，遑论“地方自治之中，亦有行政、代议之别”。他的“地方自治观念是基于孔子的‘富而教之’的思想”，声明“走抱村落主义有年矣。目睹世事纷纭，以为乡里士夫，苟欲图尺寸以自效者，当以地方自治为务。地方自治条理甚繁，当以实业教育为先。盖犹孔子富而教之之义，使地方无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63]这种以教养为目标的“自治”，是“将‘地方自治’与‘村落主义’相提并论”，故非民治而是绅治的理想主义。

二是政治风格。历史进入北洋军阀时代，张謇逐渐淡出政治，致力于南通现代化城市建设。虽然这也是他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但他完全以乡绅的身份做这件事，财力和影响力都有限。别说影响全国，就是在江苏也没有推广开来。[64]张謇骨子里乃是一个传统圣贤，从事政治而“清高”、“名流”、“人品”、“气节”、“乡绅”等，反映了其在朝时风节标榜的清流习气，在野时自营村落的乡贤人格；缺乏“政治是理性设计”[65]的理性政治认识，以及政治主张要靠获取政治权力来推行的坚定政治意志。

三看政治实践。以他的自治为例，实践中不乏“三代”影子，是在国家政权“暗蔽不足与谋”的情况下，依傍“乡里士夫”，为地方事业做几件实事，建立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村落”而已。根本上，“地方自治”应该建立在人民有参与政治权利的原则上，而张謇实践中恰恰始终少这一项自治的实质性内涵，那就是民权。[66]很大程度上，张謇推动南通自治有“个人之治”的考虑。“遁居江海，自营己事”，[67]充分发挥其个人能量，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设南通，一切均在张謇的权力影响下进行，这导致南通民众势所难免“（缺）乏自动”。“张謇在南通的唯我独尊和唯我独能”，不仅南通民众“（缺）乏自动”，南通事业亦无多少外人参与。“全国无论如何鼎沸，而南通则自养其兵；自教育其子弟，而发挥其实业”。[68]在南通近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未受过强大的西学舆论的洗礼和冲击，也无大批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西化知识分子，或在上海滩闯荡过的洋务派实业人士的加盟。张謇去世后，南通自治便难以为继了。

说不是实业家，是因为张謇搞实业中颇多文学性浪漫想象，主要表现在大生公司创设宗旨不纯。一方面，所谓实业救国，办实业为的是“求国之强”，“没去考虑市场需求和工业的本质”。[69]以爱国兴办实业，这里有英国重商主义政府“特许”经营为国家获利的阴影，违背了公司的市场本质。张謇的经济权利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事实上，张謇不允许外地人在南通办实业“谋利”，并凭借权势排斥一切挑战者。在相对封闭、垄断的环境下，固然有助于维护南通事业的高度统一性和组织性，也确保了南通现代化在启动初期的顺利发展，但最终则因缺乏自由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机制，导致了创新精神的严重匮乏。在这样的经济秩序下，一旦与政治脱钩，或者政治发生变革，旗下的经济体便崩溃了。唯有当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公司才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公司才能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这一点，张謇和他的时代还做不到。另一方面“言商仍向儒”，办实业不在创造财富，而是“乘时射利”，[70]目的是“父教育而母实业”，是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偏离了公司的财富属性。日本人驹井德三在实地调查张謇的事业后，断言道：“惟张公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表面以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标榜，里面则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振兴。”[71]所以，大生实业最终破产，根本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贪婪，并非公司之罪”。[72]对张謇而言，就是儒家理想主义“天下为公”文化贪婪的破产。

说不是文学家，是因为“扮演士绅领袖的热情，远在扮演实业家的角色之上”。张謇写《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一文，一方面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证明时下大兴工商实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工商农是“义有先后而无轻重”。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从事农工商实业，实在是屈己下人，“冒我缙绅先生之所不韪”，[73]声明自己一生干的仍然是自古圣贤事业。

张謇认为自己事业之所以能够有成，“贵赖于不绝贤人助阵”，功归“一兄一友两弟子”。[74]“兄”是三哥张詧。张謇主外，张詧主内。一九○四年大生公司创办，张詧先后任南通港务会会长、南通女子师范校董等，配合弟兄创业，影响力巨大。辛亥革命以后，张謇弟兄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南通地方政权。县知事（县长）、镇守使之类文武官员，怎敢违逆堂堂实业总长的意旨？至于垦区的特别区公所，各个盐垦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都成为毒霸一方的小朝廷，而张謇则是凌驾于这些小朝廷之上的最高权威。[75]由于张謇唯我独尊和唯我独能，事业不是奠基于某种制度化的社会体制之上，南通自治和大生资本集团必随张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然而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为什么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76]

一九二六年，张謇七十三岁，溘然去世。他墓碑上无名无志，看似空头，只题“南通张季直先生之墓阙”。他最深爱的头衔不是“大清状元”，也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77]而是名字前“南通”二字。南通活时是他的名片，死后是他的纪念碑。“张季直先生”几个字则回答了上述疑问。空头墓碑本身，暗示了近代转型无果，中国士人走到了尽头。

注释

[1] 马勇：《中国崛起的轨迹：想象的与真实的》，《领导者》，2013年8月25日

[2]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一章　公司公司》，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3]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十一　列传一百九十八·李鸿章传》，中华书局，1998

[4] （清）魏源：《海国图志·原序》，岳麓书社，2011

[5] （苏）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79，第272页

[6] 安立志：《也谈“落后就要挨打”》，《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

[7] 1885年（明治十八年），福泽谕吉写《脱亚论》一文，主张日本应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精神，脱离亚洲价值，结尾写道：“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脱亚论亦称为“脱亚入欧论”。详见（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附录　脱亚论》，商务印书馆，1959

[8]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附录一：大事年表》，中华书局，1986

[9]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一章·第一节　游幕生涯》，中华书局，1986

[10] 张謇：《张季子九录·卷一　政闻录·张謇年表》，张怡祖编，文海出版社印行，1965

[11] （东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七下　列传第二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2007

[12] 王奇生：《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第1期

[13] （清）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十九　户政七商务一·奏兴办商务疏》，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902131&remap=gb

[14] 赵明远、金其桢：《论张謇的“绅领商办”股份制企业形式》，《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5] 张謇实业救国说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互为表里；一个文化观、一个经济观，保国保种保教之保守性结构完全是一致的。

[1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三·李固传》，中华书局，2007

[17] 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七辑），1998

[18] 李细珠：《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

[19] 引自武廷海：《简论张謇的区域思想》，《城市规划》，2006年第4期，第17页

[20] 参见姚育松：《中国古代晚期政治哲学刍议》，《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21] 刘刚、李冬君：《近代天津商人的自治》，《中国经营报》，2013年9月28日（总2030期）

[22] 苏绍柄辑：《山钟集》，载《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3] 张謇：《张謇全集·第四卷·南通县测绘全境图序》，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4] 吴钩：《晚清社会的绅商》，《华商报》，2012年11月2日

[25] 雷颐：《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十四、义和团的悲剧》，东方出版社，2015

[26] 吴钩：《义和团为什么兴盛于华北》，《法治陕西》，2012年10月20日

[27] 张謇：《张謇全集·第六卷·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8] 张謇：《张謇全集·第五卷·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9]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30]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二编·第一章创办纱厂及垦牧公司》，中华书局，1930

[31] 张謇：《张謇全集·卷一·复宁学务处沈观察函》，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2] 谢冰：《试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之区别》，《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33] 王奇生：《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第1期

[34] 贺跃夫：《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3期

[35] 张謇：《张謇全集·卷一·变法平议》，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6]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一章　公司公司》，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37] 张謇：《张謇全集·卷二·农工商标本急策》，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12页

[38] 张謇：《张謇全集·卷五·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39]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四章·第二节》，中华书局，1986

[40] 张謇：《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0日，第12号），引自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41] 张謇：《张謇全集·卷六·癸卯东游日记》，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2] 张謇：《张謇全集·卷五·北京商业学校演说》，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3]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第四章　仁义与富贵·真正的生财之道》，李建忠译，武汉出版社，2009

[44] 张謇：《张謇全集·卷五·商校本科毕业演说》，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5]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三章　猎富时代》，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46] 冯象译：《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47] 张謇：《张謇全集·卷五·在银行专修科演说》，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48] 傅国涌：《中国商业文明百年寻根》，《中国经营报》，2010年1月25日D8版

[49] 张謇：《张謇全集·卷一·致商会联合会函》，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291—293页

[50]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二章　言商仍向儒》，中华书局，1986

[51] 张謇：《张謇全集·卷六·张謇日记》，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2] （西周）周文王：《周易·系辞下》，郭彧译注，中华书局，2006

[53] 张謇：《张謇全集·卷四·东游日记》，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4] 引自刘远柱：《张謇与南通近代城市化模式》，《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3页

[55]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一章　公司公司》，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56]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三编·第六章　棉业统计、社会主义、税法平等三问题》，中华书局，1930

[57]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第252页

[58] 傅国涌：《大商人·第一章“天地之大德日生”·“儒者本分”：通海垦牧公司》，中信出版社，2008

[59] 张謇：《张謇全集·卷四·垦牧乡志》，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0] 张謇：《张謇全集·卷四·欢迎日本青年会来通参观演说》，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1]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三章　更张瑟改弦·第三节　地方自治》，中华书局，1986

[62] 王奇生：《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第1期

[63] 张謇：《张謇全集·卷四·对于东台欢迎答辞》，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4] 施耀平：《张謇不是政治家》，见《张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海门市张謇研究会2015年第七次学术沙（纪要）》，海门市张謇研究会，http://blog.tianya.cn/post-4617925-94565953-1.shtml

[65] 李育书：《现代政治的理性基础》，《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66] 张雪倩：《张謇的南通自治及其局限》，苏州大学，2010，http://www.docin.com/p-147548752.html

[67] 张謇：《张謇全集·卷一·为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呈政府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68] 王奇生：《张謇与南通地方自治模式：兼论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的调适》，《苏东学刊》，2001年第1期

[69] 刘刚：《清末新权威之殇》，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28/12006696_0.shtml

[70] 张謇：《张謇全集·第五卷·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1] （日）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载《江苏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10辑

[72]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一章》，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73] 张謇：《张謇全集·第四卷·开学与教习监理致辞》，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4] 引自张祖涛：《张謇三哥张詧的一生》，《南通日报》，2014年11月18日B11版

[75]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第五章既死愁不休·第一节大兴集团的兴衰》，中华书局，1986

[76] 节目组：《公司的力量·第九章本土雄心》，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

[77] 张謇：《张謇全集·后记》，曹从坡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