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士左宗棠_一个寻常举人怎样炼成封疆大吏

国士左宗棠_一个寻常举人怎样炼成封疆大吏_中国士人的故事

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最勇敢的人物；一国中有力量的人物。“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古人所与成事者，必有国士共之。”（宋·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宋·黄庭坚《书幽芳亭》）

时间到了清末，中国士人出现了一段自主、自动的辉煌历史，主导这段历史的主体是一群湖南读书人。这些人均非书虫禄蠹者流，而是一批志行坚定而又怀才不遇，因而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经世致用主义者。太平天国内战兵戈掀起的波涛，将众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涡里来。这些人从社会民间走上国家舞台，一举担待起挽救传统精神价值、伦理道德，因国家内外交困而沦丧殆尽的民族责任。这些人“虽起家翰林，亦皆涉历兵事”[1]，“不为名儒，即为良将”，[2]恢复了秦以前“有兵的文化”之自主士人的遗风，逐渐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阶级在野派集团。

这些人的家世出身，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没有尝试过政治权力，因而是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士绅阶级基层成员。曾国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焘上溯五世内最高功名是贡生，四次进京会试始得一中，但选庶吉士后未及散馆即连丁双亲之忧返里，数叹命运不济。李鸿章与郭嵩焘是同年进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国藩幕。只有曾国藩当上了礼部侍郎，任内四次疏谏朝廷用人制度不当，因获谴责，旋亦丁忧返里。其他如左宗棠、王鑫、江忠源、罗泽南等人，均饱读诗书，对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作用非常熟悉，也只是穷而不酸的秀才或训导。这些人多是特立独行，能够独当一面，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狂生和谔谔之士，而非随人俯仰、依附取容的乡愿和恂恂君子。[3]中国地主阶级在野派知识分子们，虽然这个阶级即将走到它的尽头，但仍能依凭经世致用的儒家抱负，首先在湖南表现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一种非凡的经世能力。这是一个见识出于地方，人物也起于地方的时代，庙堂里的衮衮群公相形而显得气弱。[4]

在这些人中，湖南湘阴举人左宗棠是一个识见时殊和人格风异的典型。这位曾经落第归田、蛰伏在野的“湘上农人”，一生孤傲的执念被一场内战激活，将儒学精神化作卫道的自觉和自愿，读书人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识之亢扬，一时交汇在一起，回应“旷世难逢之奇遇”。[5]咸丰二年（1852），当太平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应巡抚张亮基之聘，缒城而入，一生的功名从此开始。在清末，一介寻常举人是怎样历练成封疆大吏的？这个民间士绅的人生，又何以时时都在鼓荡人间的踔厉之气，给中国人士历史的品性带来了另一种劲气？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岁自号“湘上农人”。左家祖籍江西，南宋时迁到湖南，“先世耕读为业”，世居湘阴。左氏是当地大姓之一，代有闻人。湘阴左氏一族，以左宗棠最为出类拔萃。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是湘阴县学生员，以孝义闻名，居贫好施；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6]据记载，人锦承家教，多所修建，尝仿社仓法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歉而左氏无饥人，著有《族仓条约》。可见左氏家族不是闭门读书人，也是看护一方的士绅，明清称为“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在明清乡村社会里备受尊重，跟汉唐时世代相继的名门大族控制地方情形完全不一样。明清两代县级以下社会管理，已经主要靠士绅和宗族等非官僚地方势力，通过族规、礼制、兴学、讲约等组织形式来进行。(www.guayunfan.com)父亲左观澜，是县学廪生，“有学行”，[7]教书维持家用。一八一六年，左宗棠五岁时，随父迁到长沙贡院东左氏祠，开始读经，学作八股文。八股文章之学，是以科举应试、中进士第为目的。科举是读书人功名之路，考中进士者即入官籍，可授官管理百姓；未考中者则清白身，回乡村教化百姓，读书应举。一八二七年，左宗棠十五岁，母亲去世。三年后母亲丁忧过后，父亲接着去世。就读长沙城南书院时，因“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8]再苦读三年，左宗棠二十一岁时，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发榜之前，他即与湘潭名媛周诒端结为夫妇，以贫故，入赘周家。一八三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落第。“比三试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9]一八四○年，应聘到安化陶澍家为其子开馆授学八年。这段时期，左宗棠“非修脯无从得食”，[10]不得已重复着父亲的“寒素”生涯。

说起来，左宗棠人生前半段有三件事情，使之最受打击。

一是因穷入赘。左宗棠积代耕读简居，家世寒素承继。晚年，曾写诗述及父母贫苦之状，有“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语。又向晚辈诉痛苦况，说：“吾家积代寒素……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11]二十岁谈婚论嫁之时，左宗棠“以贫故，赘于周”，不得已做了上门女婿。后来他做官位极人臣回忆这段生活，说自己那时“耻不能自食”。终于，左宗棠在三十一岁时，用积年教书攒银，购得湘阴柳家冲田地七十亩，携家带口移此筑室自立，门户名“柳庄”，扬眉吐气，“此为有家之始”。

二是素节寒士。左宗棠自言“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12]。左宗棠幼时随祖父在家读书，异常聪明，凡读书立就能背。尤其是对对子，更是悟性过人，倍受祖父宠爱。随父在长沙读书时，为文自负，“好弄敢大言”。[13]父亡后，虽孤露食贫，却孤高素节。到书肆购《方舆纪要》《水道提纲》，玩索山川险要、战守机宜，并研读顾炎武《郡国利病书》等。其间，遇到赋闲回家的布政使贺长龄。贺与之交谈，叹其年少博学，允家藏书任来翻览借阅，亲自梯楼取书。一个没钱买书的年轻人，得以“久亲教益，于先生政学颇有所窥，谬蒙以国士见待”。[14]成年后，左宗棠声誉越来越大。明清是个重名教的时代，一个人的卓识能力、善恶人品只是抽象的价值，必须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荣耀、名望等世俗价值，才被普通人认可。这年，林则徐返乡路过长沙，与之约见。左宗棠时年三十八岁，僻处柳庄“从事陇亩”。二人一见如故，“谈论竟夕”，林叹左为“不凡之材”。[15]林职事新疆的经验，为左后来经略疆防伏笔。左宗棠给哥哥写信，道：“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16]然而，时命没有给他一个将纸上之谈转化成实绩的机会。

三是进士不第。左宗棠十五岁参加长沙府试，取得生籍。参加院试考秀才时，母亲去世，丁忧尽孝没参加。二十岁捐了个监生，获得乡试资格，参加湖南乡试中了第十八名举人，开始有了身份。中国传统教育，宗旨是读书做官。学校学四书五经，实际是学道德礼仪和政治技艺，而不是科学知识或生产技术。所以考不取进士、当不了官，读书人便成为废人！府试秀才、乡试举人到殿试进士三级跳，读书人通过了京考，有了进士资格，才得以授官职。考进士实在太难了！道光十八年（1838），就是曾国藩中进士的那一年，全国有五千三百二十三人进京会试，及进士第只不到三百人。一八三二年底，左宗棠一次进京，不第而归。会考每三年一次，二十三岁再次进京，不第二归。二十六岁三次进京，仍然不第。回湖南家中经过洞庭湖时，写诗自叹：“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17]从此他绝意科举、不乐仕进，耕教之余，“仍从事地学图说”、“条列历代兵事”，其意气“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18]令人想起了蛰伏中的战国士人。但清国不是战国，左宗棠后来官至封疆大吏，权势熏天，却有两次大动肝火撂挑子。他要干什么？他要第四次赴京会试。原因是同僚噎他，说他不是考上的。

第一次撂挑子是在一八六○年，时年四十九。太平军内乱正盛，左在湖南巡抚罗秉章府中做无籍幕僚。他实权在握，功勋卓著。“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9]奏疏流出，官场大骇。左宗棠家信说自己“未著朝籍之人”的“希世之奇遇”，皇帝也知道自己可用好用能用，“敢言左某果可用矣”。[20]自进府幕以来，左宗棠总感到被人怠慢。实不是籍官怠慢他，是他把籍官看不上眼。所以犯了“劣幕”欺职官之罪。左宗棠发牢骚，扔下军务，扬言进京会试。这事连皇帝都惊动了，咸丰八年（1859）跟来京湘官郭嵩焘谈话，问左宗棠是不是想进士想疯了？郭回答不是想疯了，是被进士这个身份激怒了。“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感激奋发。”[21]第二次撂挑子是在一八七五年，六十四岁。西北戡乱收复伊犁正关键，左宗棠已是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身为一品大员，但朝中有人欺他出身举人，资格不足以入军机处。左得知便轰然炸地而起，向皇上请假入京会试。两宫太后议来议去下旨：“特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并升为东阁大学士。”[22]一年后，如愿升为军机大臣，很是解气，开了汉人官员赐同进士出身入值军机处先例。

封疆大吏在乎进士出身，原因在于中国品鉴人物的文化传统。一般来讲，“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23]传统是通过姓氏和品级“诠序”，“以定门胄，品藻人物”，[24]赋予个人权重地位的。以官吏为例，进士为官，非进士为吏。或官或吏，对一个人有流品高下的区别。官和吏在秦以前并无太大区别。到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官，事君之吏也”，“吏，治民者也”。官和吏有了流品高低的划分。东汉征辟察举选官，多依名士品题，定其高下，这时有抬升太学出身而贬斥吏员操守的言论了。魏晋人分九品，唐宋时，官与吏出身有别。“太宗置官品令，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不可授之官秩。”[25]即谓工商杂色不入流，不可为官。到明清，人物分流品是科举时代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进士及第是清流，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26]难怪左宗棠一碰即着火，体制内非胄即贵，官阶再高，品阶低了也属于浊流。

中国自古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左宗棠是耕读世家，重视读书是自然的。一般依目的不同，读书可分三类。一类为科举，读文章之学，如诗文八股词章学；一类为做学问，读经史之学，如训诂考据学；一类为功利，读致用之学，如山川地理农业兵学。一八三七年，左宗棠三试不第，变计一心务农。“弟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27]可钦处是他一读地理农业兵学，一读朝中宪章。八岁时跟父亲读文章之学，到十九岁那年父亲去世，改投书院读书。在书院山长、前湖北学政贺熙龄麾下，逐渐崇奉经世之学。后与益阳人胡林翼结谊，“综核名实，干济冠时”，[28]于实学潜心玩索。晚年，回忆改弦易辙的经历，那时并不被人看好：“于时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29]

事实上，左宗棠讲求致用、以用读书，受到诸多学者官员的赏识。其致用知识，侧重经济军事之义；而经世学问，则是官场政治之道。国事谏议的学问，是在两江总督陶澍家做私塾时完成的。陶家所藏的朝中宪章，提供了丰富的国是之道。左宗棠跟陶澍相识相知是在醴陵。一八三七年，陶澍回安化省墓，途经醴陵。知县嘱请渌江书院教书的左宗棠撰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欢迎陶澍。陶澍看了询问作者是谁。时年，左宗棠二十五岁，一老一少成为忘年交，陶澍因之才疏略闻称左为“国士”。三年后任上去世，陶澍遗下七岁子陶桄。贺熙龄写信，令左宗棠教陶桄，在陶馆一直做私塾八年。闲暇时，陶家藏有当朝疏稿和宪章，左宗棠一一阅读，对行政公文一套烂熟于心，阅世渐深。当时，湘潭人黎吉云以翰林谏议国事，上书直言。左宗棠劝之：“进言必有次序，论事须考察缓急。”黎吉云颇深以为然。对私塾先生左宗棠的政治历练，陶澍女婿胡林翼评价说：“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30]

一八四七年秋，左宗棠三十五岁，结束陶氏家馆八年塾师生活，返回湘阴柳庄，又开始了兵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为以用读书的左宗棠预伏了另一条晋升之路。他给兄长写信，说自己“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智慧和能力皆备，“不为名儒，即为良将”，[31]假我斧柯时，可一洗凡庸龌龊之胸襟也。

左宗棠耕读之外，结交了一批良师益友。要紧的是，这一批师友、书友、侪好、幕友从不吝啬对“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之美誉，使之名声越推越远。要知道，在一个有悠久察举征辟传统的国家里，这对一个科场失意者用作国器、跻身国朝将有重大影响。声名一波又一波与时局齐荡漾，助人誉满朝野，又使左宗棠永葆鸿鹄之志。左宗棠后来拔擢国用，得益于良师益友。

一是师友。贺熙龄为最，贺是嘉道两朝名臣，学术纯正、心地光明，崇奉致用之学。左宗棠十九岁后，追随求学十年，深受影响。左宗棠说话行文，惯于代圣立言，言大志大，于友不屑。贺师常以诗讽之，亦不是常情可比。贺师教诲多在言之外、事之中，渐渐左宗棠志向从八股转注条例。在给贺师信中说：“仰荷至教，在远不忘。宗棠虽极愚顽，何敢以空言妄对，自欺以欺吾师乎？”时时汇报实学心得：

宗棠近仍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吾师以为然否耶？[32]

贺熙龄死后，左宗棠无比怀念。“每思吾师，不觉泪之承睫也”。[33]以师遗命，遂盟婚焉，完成贺师“宜婿吾女”遗愿，将刚出生的长子孝威与贺的小女定下娃娃亲。师生之谊不足，又添亲家之戚戚。除了左贺，还有两江总督陶澍。陶澍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书院一介白丁，二人偶契，书信不绝。陶给左写诗，赞扬道：“六朝花月豪端埽，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特为儿子陶桄向左长女左孝瑜求婚。陶的褒奖激励了左的一生，左扶持孩子长大成人依嘱完婚。

二是书友、学友。左宗棠的侪好，有湘乡人罗泽南和丁叙忠，同县人郭嵩焘，以及益阳人胡林翼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湘军集团名将、湖湘文化巨擘、晚清中兴名臣。先说罗泽南，当时就很有些名气，以后又成为湘军著名将领。与时二人同在城南书院读书，在学习上互相帮助，“长与罗罗山、丁秩臣为友，亦藉窥正学阶梯，不陷溺于词章利禄之俗说”，[34]左罗丁品行上互相鼓励。与同县人郭嵩焘自小互淑。有一年世道动乱，郭丁忧在家，偕游湘阴东山，为太平军战乱躲避计，约定东山比邻而居。郭写《题东山十八景》诗，左相唱和。郭嵩焘有着超前的洋务意识，后二人同期活跃在同治朝，“跌宕风流”。

三是亲友。最值一提是胡林翼。胡是陶澍女婿，与左宗棠同年生，又是同学，却又是左之女婿的姐夫，喊左丈人。在左与陶澍结为忘年交后，左胡二人开始结识。彼此一见订交，相得甚欢。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很多观点上投契合缘。第三次进京会试，胡林翼已为京官，左宗棠住其家中。左落第后胡又写书信宽慰他，说“农人胜于鄂抚”，落第不一定是坏事。左宗棠称之“一生真知己”。左出山前，胡林翼时时关注丈人的仕途前程，一生中七次推荐，全心全意，尽心尽力，不吝溢词，是左宗棠事业成功的一大关键。一八四八年，胡林翼代理贵州安顺知府，将左宗棠向云贵总督林则徐力荐，说“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一八五六年，太平军乱时，胡林翼附片保奏，说湖南巡抚幕中出了一位“才学过人”的举人左宗棠，襄赞军务“代臣等为谋”。到了一八六○年，胡林翼很急，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再次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保举左，“据实附陈，以备圣明采择”，[35]并用心地将左夹在十六人中一同举荐。“其保左爵相也，同学而兼姻亲。均为圣朝得人起见，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百世馨香，万民尸祝，洵无愧也。”[36]胡林翼这种姻亲相举的精神，成为佳话。

凡事能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铰接一体，这叫“高瞻远瞩”。左宗棠禀赋超常，自己说“早岁言大志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37]一八五○年，左宗棠三十八岁，发生了一场对左宗棠人生意义非凡的会面。

头一年，从陶澍家私塾离开后，左宗棠迁到长沙朱文公祠开馆授徒。这时陶澍儿子陶桄已长大成人，配婚为女婿，跟随继续读书。门下生徒有益阳人周开锡，长沙人黄冕的儿子黄瑜、黄上达、黄济兄弟等人。左要求做人“志趣不妨高也”，后来都成长为湖湘俊才，譬如周开锡一直做到了内阁学士。与父辈不同的是，教书先生左宗棠已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绅士。湘阴发大水那一年，他主持宗族亲党捐赈济灾，守土安民，是一方有势力的实力派。一八五○年，左宗棠在长沙湘江一条木舟中，与接了林则徐。林则徐邀左宗棠相见，其来有自。林早年在江苏做官，是陶澍赏拔。一八四七年遣戍伊犁释回，改任云贵总督，胡林翼为其左右手。陶、胡两人又与左关系亲密，一个是忘年之契，一个是金兰之契。两契交汇，有了这次会面。说来也怪，一介书生左宗棠对当朝达官贵人总有强烈的魅力。十年前，第三次进京会试不第回乡时，途中绕道金陵，谒见去岁一面之缘的陶澍。陶留住官署，不久便郑重向左提亲。一个两江总督与一个教书先生，交往才一年便定下两家婚约，可见合契。后来陶又临终托孤。可见左宗棠的人格魅力。

这次，林则徐卸职回福建原籍，寻经长沙，左不在，又派人到湘阴请左举人一见。这个时期，左宗棠三十七岁，教书先生种田郎，经世之望、致用之名，早已声名在外，林有一面之意。反之，林则为国是巨擘，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左则一向倾慕。一月三日，左宗棠匆匆赶到湘江边，在一艘船上，见到了林大人。长谈话题，论及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宴谈达曙乃别。

据载，“先生究心地舆兵法，林翼曾荐于林文忠。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38]林的国是资历对左宗棠日后经略边防大有影响，一是创办福州船政局有创举，一是收复新疆有伟业，在此打下草图。林则徐说自己在大西北没有推行屯垦，肥沃的土地没有利用起来，不能富民安边，这是个遗憾。左宗棠说山川垦殖，已有亲历亲为的实践经验。后人给这一夜命名“湘江夜话”。对左后半生经略边疆，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的立场定下了坐标，也为左宗棠从一个湘阴的普通开明绅士提升到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巍巍丰碑奠定了基石。可钦佩者总有大睿智处，高瞻远瞩；英雄撬动天下，只需一个支点就足够了。

如果不是太平军进攻湖南，左宗棠或做一个地方乡绅，或重复父亲的一生。然而，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的。一八五一年，与林则徐会面第二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一八五二年，太平军进攻湖南边境，夺得几百艘船，顺湘江而下，集结在长沙城南，准备攻城越池。左宗棠这年四十岁，举家从柳庄搬迁到湘阴东山白水洞，就是那个与郭嵩焘相约比邻而居的山坳里。左宗棠率亲友砍茅草筑堡盖屋，打算隐居自保，保宗亲，保乡民。此间，胡林翼数次写信向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左宗棠。

张亮基派人赶到东山白水洞，请左出山，允诺“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39]左宗棠复信辞谢。后之，江忠源也来东山催促他出行。哥哥宗植陪着后来做了清廷驻英大使的郭嵩焘，又一次来劝出山。十月八日，终于攀索登城，左宗棠进入长沙，开始了幕僚生涯，宏才大略有了施展的舞台。据载，左宗棠办事不喜欢人掣肘，张亮基干脆将全部军事交给他指挥[40]。在这个舞台上，他能够纵横捭阖，长沙危困形势逐渐化解，“此左宗棠功名所从始也”。

自此，左宗棠开始了作战无数的一生，先后与太平军、捻军、绿林军、回军和新疆阿古柏叛军作战。军事上，他极有见解，克敌制胜有针对性，战略战术都不同。在赣浙时，面对太平军城高池深，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主雕剿而不主攻城”；[41]在黄河两岸，面对捻军狼奔犬突袭扰京畿直隶、山东内地，要先行筑堡、步步剿灭；在陕甘，面对回军有根据地不能远离，而绿林军无根据地东奔西突，则先扫平机动的，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钉子户。左宗棠以书生谈兵，可谓谋无不当。另外，在军务之外，尤重军需财务。打仗就是拼钱，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左宗棠创设厘金局、盐茶局，设厘金税收，剔除漕粮的积弊。湖南开办商贾货厘金，供军需局专用，效果显著，能以湖南一省而兼支鄂赣苏浙徽五省之寇。湘军在外打仗，“饷械均仰给于湘中，兵势稍振”。[42]湖南委任绅士筹饷治民，遂以平寇，亦肇端于是时。尤其有创造性的，是将官需交给民办，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一八六二年在与太平军攻坚之时，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出现了财政危机，商人胡雪岩“情形既熟，呼应较灵”，[43]三天便筹齐十万石粮食，解燃眉之急。左宗棠授其总管职，在以后十年里，胡总管帮办了三件大事：一是筹饷，二是购置军火，三是打理洋务。左宗棠后来成功征讨大西北，就是利用了彻底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商业手段采购和运输，而非帝国式的征调和拨付。还有就是通过胡总管这个中介，与独立金融机构融资和抵押贷款（汇丰银行），保证军需，支援了作战。第三，就是拿钱雇佣民间驼队搞运输，而非无偿抓丁征用，战争而不扰民。左宗棠的用人才干、经济谋划和后勤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左宗棠四十余岁出山，看似较晚，但这个年龄，能把积攒的社会阅历、人生才干、行事历练和民间干练气息，一并带入官场。不似进士做官，官场上承袭摸索，都是官场气。左宗棠后来能够一直做到衮冕巨臣，靠的都是江湖进入庙堂、野风吹乱华堂的一股新鲜官气官风。到了晚年，功成名就的左宗棠回忆这段时间，说那是一个“旷世难逢之奇遇”。[44]

一八五三年，曾国藩奉旨在湖南帮办团练，湘军由此兴起。曾国藩的湘军（包括后来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只是民间武装，不属于朝廷军队。民间武装崛起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内乱爆发后，由于清政府钦差大臣和八旗兵将屡战屡挫，只好起用地方督抚带兵所致。于其时机，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地方官吏，延揽人才，开设军幕，成立局所（如盐茶局）襄办军需，晚清幕府形成。幕府主要是湘军集团，由那些深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的官员士绅构成，在其率领下，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将清王朝带入“中兴”时期。湘军集团也诞生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中兴三大臣”。

左宗棠在湘军集团中后来以“曾左”齐名，但这个时候刚出山入幕，做张亮基幕僚，还处于集团边缘。执权统兵是他最大的梦想，此时既非良医，更非良将，顶多算个良差良吏。这是因其出身籍外，没有官籍身份。太平军内乱时期，各级行政长官都可以辟幕。明清不同于以前的幕府：其一，幕府纯粹是私人性的，与政府没有法定关系，即“古有幕僚，今惟幕友”。[45]一字之差，判若鸿沟。幕僚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幕友则不是。其二，幕府成员只是被官员聘为私人参谋，幕主和幕友彼此朋友，以礼相待。其三，国家承认幕友的地位，但受到限制，不被列入正式职官，官吏的任命权始终操之于政府之手。所以才华得以施展，依然寄人篱下。所以，到了次年，太平军撤出湖南后，张亮基异地他任，左宗棠决定辞归。

但是，太平军流窜生事，湖南局势重归紧张。骆秉章上任，新任巡抚三次派使者进山，挽留共相支撑。左宗棠再出，直到咸丰十年（1860），计六年专营湖南军务。依然没有职位，但这次“中丞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46]左宗棠有了话语权、裁断权。“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47]虽然自己有实无名，所有功劳都记于籍官身上，但他慷慨自负。章句之儒，帕首提刀，虽体制扞格，但有心卫道，实学大展，干得舒畅：“弟自入居湘幕，骆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单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48]六年里，左宗棠岸帻军府，超然不自有其功，以宾佐专执军务。随着太平军横跨东南数省，战争进入胶着状态。越胶着越现智慧，越凶烈越展才华。“谋无不当，才略流闻”，[49]反而过得似乎很滋润。作为久浸性理之学的湖湘读书人，左宗棠在乎的是做一个“有主义”的兵。一八五六年，四十四岁时，京官之间流传一段名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50]一时间交章论荐，引起皇上的注意。一八五九年，时郭嵩焘值南书房，上召入，问宗棠何如人。曰：“有才，肯任事。”上曰：“何不利于人口？”对曰：“性刚，且疾恶。”上曰：“向尝召之，奈何不至？”嵩焘曰：“左宗棠非求官者，若皇上有意驱策之，当不敢辞难。”上颔之。[51]

很快，郭嵩焘将此番晤谈写入日记并信告左宗棠，曾国藩也积极传达二手消息，“筠仙（郭嵩焘）召对，圣意殷勤，垂询阁下，将来自不免一出。”[52]胡林翼更大喜，写信鼓励道：“丈之声名已篆天心……今已名在九重，而转有忧色。能忧，是吾丈见道处。”[53]这场看似意外之幸，实在是“数年襄画军事”所致，所以左更关心的是“何时舍帷幄而事戎轩”。[54]很快，左宗棠自主自立的机会来了，鼓荡人间的时日到了。一反传统“无兵的文化”的政制、“没有政治生活”[55]的兵制，湘军第二波隆重出场了。

清末湖湘读书人中有一种浓浓的实事求是的风气，是传承清初湖南人王夫之“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56]的理学精神所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学，带有强烈的批判主义精神。在太平军内战的激励下，这批湖南人在文化上，务程朱为宗，以正统文化传承者自居，面对“孔孟”、“名教”知识信仰危机，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57]，意在挽救文化危局，成了捍卫道统权威的担纲者、有“主义”的兵。在军事上，以乡谊维系，招集乡勇团练，组建湘军义兵，建立幕府及其组织，开启了湘军集团自主化政治。这样，湘军集团思想上拥有自由化意识形态，组织上形成自主化体制，成为一个与八旗兵并行的一支军事力量、与清廷体制并存的地方集团。由此，开启了清末国家权力下移的过程。

清代国家权力下移和太平军内战的形式起落是同时进行的。内战中，朝廷兵无可调，惟有募勇；饷无可请，惟有自筹。大凡军兴之时，用人不拘常格，自可从权。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吏之权日重，结果是权力下移。[58]左宗棠的崛起，从机缘看得益于太平军内乱，给封闭的皇权体制撕开了一道大大裂口；从实质看则是湖湘人士绅阶层自由化运动的结果。一八六○年，这是一个多事的年份。这一年，太平军击溃了清军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接连攻占常州和苏州，又从苏州进攻浙江，攻占嘉兴。仿佛是为左宗棠登台亮相，吹响隆隆的前奏，布下宽阔的天幕。要知道，太平军越猛烈，体制的裂缝就撕裂得越大，左宗棠这样的湖湘士绅、寻常举人便有更多进入历史的机会。

左宗棠这年四十八岁，他坚决辞掉幕府执事，离开湖南。他声称要进京参加会试。其实，这只是一个表面原因，背后是犯政治错误跑路了。头一年，一八五九年四月，幕宾左宗棠与罗秉章手下的大清总兵樊燮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左宗棠的坚持下，永州总兵樊燮被巡抚奏劾回家。之前，樊总兵面见左姓幕僚，左幕僚呵令总兵“伏地拜”。总兵忿忿不干，说哪有朝廷命官跪拜一个师爷的？这话戳到了左宗棠的疼处，要求骆秉章把樊燮辞了，以儆效尤。巡抚从来“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倚重左，故一纸把总兵奏劾回家了。哪知樊燮是个有背景的人，湖广总督官文不高兴了，不打主人专打狗：你一个左幕吏竟敢在省“侵官越俎”。[59]的确，左宗棠越界犯忌了，犯的是“侵代正官，以幕僚为决策核心”[60]之大忌。其实，这是自主、自由化读书人与制度化、体制化官僚扞格所致。但这次左宗棠真的摊上了大事：官文劾之“劣幕”。“劣幕”一词从来名声败坏，是“纵情破律”的幕僚，同胥吏之害是一类，同归于成分庞杂的“公人世界”，[61]在中国政体中从来都是一个痼疾，也是一个政治心病，广为诟病。“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62]故明朱元璋裁断“吏胥心术已坏”，规定“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63]而劾到左宗棠头上，一是幕僚侵代，搞一印两官，一是超越正官，搞犯上作乱，处境危险。

左宗棠越界，说明幕府活跃，亦说明社会政治存在问题，长期看也说明官僚制开始颓败于幕僚制。战争中松动的秩序，使一个做幕宾的寻常举人生发出自动、自主面目。左宗棠主骆秉章幕六年军务，自谓“忘其愚残，一意孤行”，[64]积攒了“一意孤行”的权力，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是一个强幕。这种下移而来的权力，在他犯“罪”之时，并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度。太平军内乱非常时期，原本体制外幕府却生出有职官化驱动，事权正从政府一个一个挪过幕府来，幕府渐渐锻造为官衙。时间一长，政府权力屯聚于幕府（幕宾）。好处是，可以从纷乱否塞的官场关系中重组起一种与战争相适应的秩序；坏处是，与国家对立的地方军事集团的崛起。清末一直到民国初，各地割据的军阀就是其孑遗。幕宾左宗棠因权力空间松动而恣意纵横，也因之常常光焰迫人。一则记载说：“文武官绅非得到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到左欢心者，无不得意。”籍外“劣幕”侵官越俎，巡抚官文看不惯了，上奏折；皇帝咸丰忍不住了，下密旨：“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65]总之，历史的缝隙越大越好施展，但步子迈大了，就摊上事儿了。

黎明前总是有黑暗。一八六○年，左宗棠招致多人忌恨。“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功劳再大，没有身份也是白搭。四十九岁的左宗棠请求发给公文，要赴京参加会试，“特欲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去掉“频年怫郁之隐”[66]。进京路上，雨霰交作，风雪均大。经过襄阳时，收到胡林翼密信，告诉他官文在京畿布下了一张网，非常危险，切勿进京。一时间，左宗棠“侧身天地，四顾苍茫”[67]。帝乡既不可到，楚南忧谗畏讥，左宗棠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不得已，便改变计划，回舟汉川，沿长江而下，打算去赣游历一番。先到胡林翼鄂英山大营，然后投赣曾国藩帐下。“不为名儒，即为良将”的心思未灭，路上给曾的部下、同属于白衣出身的李续宜写了一封信，此来入涤老营，暂栖羁羽，可叹“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实为阙事，唯求一营官，杀贼自效”。五月十六日，到达宿松曾国藩大营，恹恹住下，度日如年。偏屋漏又遇连夜雨，湖南来信长子左孝威病重，匆促返湘。在家期间，“忽涤公奉廷旨垂询鄙人。”[68]踌躇间，忽然喜从天降：“俄而朝旨下，命以四品京堂从国籓治军。”[69]

左宗棠在老家闻讯，喜极而泣。“京堂”是个什么官职呢？是清代对特殊高级官员的一种称呼，一般为三品、四品官。清中叶以后只是一种虚衔。朝廷好吝啬，没直接给招兵权，且“劣幕”之名仍然悬在头顶。六月二十一日，胡林翼再次上疏力荐左宗棠。六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劳心劳力在外一年余后，终于自湘阴柳庄抵长沙司马桥，安静歇息，运筹帷幄。或许京堂身份接下来，是一件干大事的节奏？接下来，真出大事了！太平军击溃了大清八旗军的江南大营。接着，一口气连连攻占了常州和苏州，又从苏州进攻浙江，攻占了嘉兴。这意味着北方朝廷在南方再无成建制的一兵一卒了，意味着东南诸省成了一片真空，或成为一张白纸，意味着湘勇腾挪翻转的自主空间留出来了。形势固然对朝廷不利，但这对左宗棠是极大好事。英雄最值得敬畏处就是扛得住形势，救得时局。“中国民间，江山有思”。[70]咸丰帝草草了结“劣幕”一案，道：“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71]于是，左宗棠因祸得福，开始进入了从师爷到元帅的转型。[72]

历史表明，天下大乱必呼出大治的人。

一八六○年是咸丰十年，这年闰三月，太平军袭杭州，诱金陵围城之清军分兵往援，趁时击溃江南大营。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后，旋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诸地，主持江南军务的清军总领一路逃奔，呕血而死。除上海外，苏南地区尽为太平军所有，经制之兵（体制内八旗军）的气数也随之而尽。“赤地新立”的湘军独居长江中游，冷眼俯视盘踞下游的江南大营在滚滚烟尘中人仰马翻，分崩离析，各自议论纷纷。时左宗棠在湘阴家中，长坐长子病榻旁，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转而沉沉道：“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人说，湘军是从打乱了的章法里冒出来的力量。左宗棠此番议论江南半壁大乱之势，直露出一种久郁之后的酣畅。从此，带着一手规划天下的自信和自负，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六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拜奉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这个任命，显然令左宗棠的地位大不同了。幕府是民人私谊，而京堂则为官僚流品。一介士绅从民间进入到体制，一步迈上了朝官的位置。不但身份解决了，江南“赤地新立”，朝廷不得不权力下移：又有了提拔下属权，有了任免文武权，有了处事权。有了人财物权，后边总督巡抚、封疆大吏、洋务大臣诸冠冕，直到凭以载入历史的“同治中兴三杰”地位，就其才略所遇的苦艾而言，都是“一览众山小”了。立马，左宗棠着手筹备“治军”了。怎么治呢？“初，国籓创立湘军，诸军遵其营制，独王珍不用。宗棠募五千人参用珍法，号曰‘楚军’。”[73]

左宗棠要规划一支自己的“楚军”搞单干。他招回“勇敢朴实”的宿将做骨架，宿将往下募勇弁做肌肉，勇弁聚合乡里亲谊，维系成为血液。军队以儒教立旨，团队以义烈维系，队友讲忠义，做人讲廉耻信义。西方人通常是向法律寻求团契，而中国人团结集体（尤其明清社会）则以忠孝文化作黏合剂。一个人首先要孝敬父母，把对父母之孝推广开来，便是对统帅乃至国家的忠，这就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国荐之朝移孝作忠”[74]。湘军组建时，忠孝作为治军逻辑和建军办法，一并解决了文化认同、宗亲认同，直至国家认同[75]。这是一群维护文化正统、操持兵事的读书人，是乡下民间走出的有“主义”的兵，因其才是真正的湖湘“子弟兵”。这是湘军区别制军之所在，也是其“劲气”的来源。子弟兵初建立四个营，每营五百人。又建立四个总哨，每总哨三百二十人。另外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兵力为两百人，分为八队，作为左宗棠的亲兵。

左宗棠独树一帜，“楚军”做湘勇番号，这是一支五千人的兵，是自己的队伍。七月十一日，楚军驻扎在长沙城南的金盆岭。这时，太平军石达开部从贵州进入四川，清廷提议左调任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说，他的楚军刚刚组建，正在进行训练，无暇离去。实际上，他是不想再回到“八年戎幕坐啸”[76]的寂寞与无奈之中。一八六○年是一个转捩点，左宗棠年四十八岁。九月二十二日，楚军募练完毕，从长沙出发，经醴陵进入江西。左宗棠，一个曾经的寻常举人高高坐在马背上，从田舍迈向战场。这一迈步，便完成了从寻常举人到领兵元帅的漫长转型；伴着扯破一切掣肘体制的约束，走上人生豪迈的大道。左宗棠出征前，曾向曾国藩写信预言逐鹿天下雄杰，说惟有湘军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湘军中“与贼为难者，独有楚军”。[77]

以德胜天下，始得名正；以才胜太平军，始得成功。功成自然名就，左宗棠次年任浙江巡抚，再次年获专折奏报权，时年五十。

注释

[1] （清）王定安：《湘军记·卷一　粤湘战守篇》，朱纯点校，岳麓书社，1983

[2] （清）左宗棠：《左宗棠家书·戊申致兄左宗植书》，引自王纪卿、姜婕编：《新编左宗棠年谱》，新浪网，（后注引同，下略）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3] 张静：《论湘军集团及其与郭嵩焘的关系——关于郭嵩焘研究的一个先决方面》，《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4] 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载《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 （清）左宗棠：《丁巳与王璞山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6] （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左斐中像赞》，页一一，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7]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十二　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传》，中华书局，1998

[8]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yp0.html

[9] （清）左宗棠：《左宗棠文集·亡妻周夫人墓志铭》，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0bf.html

[10] （清）左宗棠：《左宗棠诗集》自注。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s6i.html

[11] （清）左宗棠：《左宗棠家书·壬戌与孝威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12] （清）左宗棠：《书牍·卷三·辛酉与郭意城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yp0.html

[13] （清）左宗棠：《文集·卷三·长沙徐君墓表》，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v25.html

[14] （清）左宗棠：《书牍·卷二十二·己卯与谭文卿中丞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yp0.html

[15] （清）胡林翼：《胡文忠集·卷五十四·启程晴峰制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16] （清）左宗棠：《左宗棠家书·戊申致兄左宗植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17] （清）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上　左相少年事》，谢兴尧注解，中华书局，1984

[18] （清）左宗棠：《书牍·卷一·己亥上贺蔗农先生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19] （清）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疏》，文海出版社，1969

[20] （清）左宗棠：《左宗棠家书·壬戌与孝威书》，新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21]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卷一·戊午与左季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203页

[22] 吴啸华、谢兰：《左宗棠与渌江书院》，《中国文化报》，2012年10月10日12版

[23]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明代·一、明代的政府组织·丙、明代地方政府》，三联书店，2012

[2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柳冲传》，中华书局，1975

[25]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七　职官部三十五·唐书曰咸通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26] 陈丽平：《吏之流品考》，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lwtj/content/chenliping_lzlpk.htm

[27] （清）左宗棠：《书牍·卷十九·丁丑与谭文卿中丞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0bf.html

[28] （清）赵尔巽：《清史稿·传四百六　列传一百九十三·胡林翼传》，中华书局，1998

[29] （清）左孝同：《先考事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8yp0.html

[30] （清）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启程晴峰制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31] （清）左宗棠：《左宗棠家书·戊申致兄左宗植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32] （清）左宗棠：《书牍·卷一·己亥上贺蔗农先生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121.html

[33] （清）左宗棠：《书牍·卷一·与贺仲肃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3a0.html

[34]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与杨雪沧书》，岳麓书社，1983，第8页

[35] （清）胡林翼：《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见《左宗棠传·附录　左宗棠年谱》，张振佩著，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

[36] （清）丁柔克：《柳弧》，中华书局，宋平生整理，2002年

[37] （清）左宗棠：《书牍·卷二十四·答陶少云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121.html

[38] （清）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致左季高》，页二二，光绪六年刻本

[39] （清）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壬子与左季高书》，页八，光绪六年刻本

[40] （清）郭嵩焘：《养知书屋诗集·扎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hkk.html

[41] （清）左宗棠：《书牍·卷四·丁巳答夏憩亭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hkk.html

[42] （清）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四·（乙卯）咸丰五年，公四十五岁》，清光绪二年夏长沙传忠书局刊印

[43] （清）左宗棠：《奏稿·官军入浙应设粮台转运接济片（正月二十九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wqk.html

[44] （清）左宗棠：《书牍·卷四·丁巳与王璞山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hkk.html

[45] 郭润涛：《中国幕府制度的特征、形态和变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6] （清）左宗棠：《书牍·卷二·甲寅与陶少云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a5s.html

[47] （清）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八·其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48] （清）左宗棠：《书牍·卷二十六·癸未与郭筠仙侍郎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a5s.html

[49] （清）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文集·丁巳致左宗棠书》，崇文书局，2008

[50] （清）潘祖荫：《潘文勤公奏疏·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才可用疏》，文海出版社，1969

[51] （清）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之二·骆文忠公秉章巡抚湖南时》，岳麓书社，1983

[52]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与左季高书》，岳麓书社，1994

[53] （清）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一·己未与左季高书》，同治黄鹤楼本

[54]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与胡润之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no0.html

[55]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岳麓书社，2010

[56] （清）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士文伯论日食》，载《船山全书（单行本之五）》，岳麓书社，2011

[57] （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二·讨粤匪檄》，线装书局，2012

[58] 杨国强：《太平天国的起落和清代国家权力下移》，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七辑）》，1998

[59]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第208页

[60] 李晚成：《中国幕僚制度考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61] （南宋）叶适：《水心别集·卷三·法度总论三　吏胥》，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

[62] （明）宋濂：《元史·卷八十一　志第三十一·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

[63]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通经为吏》，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

[64]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己未与刘岘庄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65]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三册　荐举类·潘文勤胡文忠保左文襄》，中华书局，2010

[66]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与李希庵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67]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与郭意城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68]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与刘荫渠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69]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十二　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传》，中华书局，1998

[70] 胡兰成：《今生今世·原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1] 徐一士：《一士类稿·王运与肃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2] 谭伯牛：《战天京·五　相期无负平生》，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73]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四百十二　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传》，中华书局，1998

[74] 位俭波：《位氏谱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bff5170101jf6q.html

[75] 顾春：《忠孝——明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清史参考》，2013年第8、9合期

[76]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与李希庵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

[77] （清）左宗棠：《书牍·卷五·庚申答曾涤帅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e945a01009q8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