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史研究

一、关于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史研究

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英国内地会的传教士。1891年，他第一次在河南和安徽交界处访问了一座清真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真寺如此整洁，且没有任何偶像，与通常的中国庙宇形成鲜明对比。1910年，他出版了《伊斯兰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本书1987年在伦敦再版，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迄今为止，该书仍然成为西方学术界了解和研究中国回族文化、中国伊斯兰教的入门必读书之一。

首先，作者在前言中写道：

19年前，作者在游遍中国大陆的漫长旅程中，第一次与中国穆斯林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一个安息日，由约翰·布洛克（John Brock）做伴，到河南省和安徽省交界的一个小城的清真寺进行了一次推迟的访问，这些居住在距离麦加圣城如此遥远的穆斯林引发了我们诸多的思考。首先看到的是，与旁边一个普通的汉人庙脏乱的条件相比，穆斯林礼拜的地方是如此的干净整洁、保存完整。清真寺中毫无偶像崇拜的形象实物，用阿拉伯文装饰的碑铭显示出中国的特征，所以受到儒学学者们的尊敬；与我交谈的一位毛拉，他们比那些跟随礼拜的普通穆斯林站立得更为端庄整齐时，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Broomhall，1987/1910：“Author’s Preface”）。”

海恩波著作封面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考察了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回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杂居相处的地方，对这些地方回汉民族文化的相同性、差异性等方面，以第三者的“目光”进行了观察、描述与阐释。海恩波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参照了大量的西方多种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如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内图书馆馆藏的许多英文书籍、期刊，以及法文、德文、俄文、土耳其文等资料；另一方面，作者游历和亲历调查，并在中国内地各地分布的传教士中，发放800多份问题问卷，回收超过200多份。同时，作者还参阅了一些当时在中国北京等地传教、教学的西方人士所翻译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形成了自己对中国回族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文化的思考与解读。

1908年的回民杂志

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的穆斯林人口相当于或多于埃及、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人口，清末的回族人民反抗清政府压迫的起义使国家认识到回族穆斯林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国内力量。当时，基督教的社区在中国内地的各个省区都有分布。全书共分导言、序、第一编、第二编、附录、索引等，还包含有27张照片。即：

导　言

序

第一编　历史

第一章　中国与阿拉伯：直到倭马亚哈里发王朝结束

第二章　中国与阿拉伯：从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兴起以后

第三章　早期的旅行者

第四章　中国的穆斯林传统

第五章　一些纪念碑

第六章　一个阿拉伯文碑刻

第七章　广东的清真寺和陵墓

第八章　云南的反抗

第九章　东干人的反抗

第十章　“回回”称呼

第二编　当前的情形

第一章　走访一座清真寺

第二章　穆斯林人口

第三章　个人和社会环境

第四章　宗教环境

第五章　通过突厥人的眼睛看

第六章　传播福音的问题

第七章　当前的紧迫问题

附　录

1.穆斯林汉语文献

2.一本穆斯林的小册子

3.参考书目

索　引

1.年代索引

2.总索引

3.文献索引

4.地名索引

（书中还附有27张照片和插图。）

首先，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在参考广泛的汉文、英文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历程。从可见的文史资料中，作者认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可以上溯到公元5世纪前半叶，从古老的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有通航到位于古代巴比伦西南部的海拉，那里经常出现来自遥远的印度和中国的贸易航船。这在中国唐代的编年史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在阿拉伯文献与西方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录。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交往，就是沿着世界上著名的文明交往之路、和平贸易的礼尚往来文化交流之路———海上“香料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而建立起了长传不息的历史友谊。

根据唐史记载，公元8世纪末（787年），当时旅居长安（今西安市）的外国侨民多达4000户。这些外国人来自西域诸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其中一些人是沿着海上航海贸易而来，他们大多已经拥有土地和妻子儿女。他们在不同时期来到中国，有的是旅行者，有的是肩负外国政府任务的使节，有的是将士，等等。在当时的阿拉伯文献中，也记载了中国与阿拉伯自由贸易往来的事实。如希吉莱历3世纪末，出生于巴格达以马松迪之名著称的阿布·哈桑·阿里曾经告诉我们，当时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线非常繁忙，他亲自碰到一个旅行家，此人已数次造访中国，并说从未经过什么海路。

作者考证了早期的阿拉伯、波斯旅行家的文献记载情况。如当时“广州”（Kanfu）是所有前来中国经商的阿拉伯商船和货物的集散港口，因为港口的房屋大多用木头或竹子建造，所以火灾频仍。另外，这些船只和商人在来来往往的航程中经常遭受到损失，或经常受到抢劫，或在港口停留多日延误行程，或将他们带来的许多货物出售给阿拉伯人，或者在港口修整他们的货船。整修货船需要花费他们相当多的时间，更不用说导致航程耽误的许多其他原因。

商人苏莱曼叙述说，广州是商人们进行重要贸易的评判所，中国的朝廷任命有穆斯林的法官，来决断当地穆斯林宗教事务和一切诉讼，每隔七天，他就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执行公共服务，进行讲解经典，或者发表作为聚礼结束时为穆斯林苏丹祈祷的“呼图拜”（宣讲之意）赞词。由于他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而作出的公正、公平的裁断，来此做生意的伊拉克商人们，对这位穆斯林法官的操行和管理才能十分赞赏。这是唐宋时期，中国回族先民在东南沿海大城市和内地大城市中“番坊”的雏形，也是后来回族穆斯林在内地各大城市中围绕清真寺而逐步形成的回族穆斯林社区的最初模式。

其次，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商贸经济活动成为友好文化的先导和基础。而这些商业经济活动也反映了中阿商贸文化交流的形式。当这些商人从海路进入中国后，当地的管理部门就将其货物查封并搬运到储藏仓库，让他们停止营业长达6个月，一直等到最后一批商人到达后才开市。然后，他们从每一种商品中提成30%，并将其余部分返还给商人。如果当朝皇帝想要一些特殊的东西，无论什么人贩运来的货物，朝廷的官员首先有权购买它们，并且以该商品的最高价付钱。他们的交易干净利落，也没有丝毫的不公正。他们一般要带走指甲花，并且之后为每一个商人偿还50个法库吉的利率，一个法库吉相当于1000枚铜钱。而当朝廷不需要指甲花时，它只能够卖到一半的价钱。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的商贸交流，自唐代以来，日趋发达和密切，到了宋代，中阿的贸易往来更是有所扩大和深入，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军事与文化等方面的多向友好交流。

最后，中外旅行家的见闻和文史记载，也是中阿文化友好交流的见证。如唐代中后期，阿拉伯的旅行家阿布·栽德（Abu Zeid）曾经于878年游历到中国，并记述了当时唐僖宗（873～888年）时广州的一场叛乱，当时是希吉莱历264年（即878年）。叛乱者夺取了广州并屠杀了城中的所有居民，除了本地汉人以外，还包括12万穆斯林、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祆教徒。此外唐宋时期，还有一些基督教的旅行家也曾经到过中国，如1253年到过蒙古王朝都城喀喇和林的圣芳济会修道士威廉·德·卢布鲁克（Wm. De Rubruquis），也在其行纪中记述了蒙古王朝境内的回族穆斯林、基督教徒的一些情况。

另一位对中国回族穆斯林有了解的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他在其游记中，对元代的许多回族穆斯林的名流都有细致、具体的记载。如他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忽必烈时期权倾朝野的中书平章政事阿哈马的专权、精明与被杀的经过。马可·波罗还沿着喀什、和田进入河西走廊，对当地回族穆斯林进行了具体的记述。如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其中居住着大量的佛教徒，也有一部分人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当时的西宁府、西安府的人口大多是佛教徒，但也有一批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而在云南的大理，他发现“当地有大量商人和工匠，杂居人口众多，有佛教徒、基督教涅斯托里派信徒、穆斯林等，其中佛教徒最多”。

广州怀圣寺老照片

公元1324～1325年到达中国的阿拉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是继马可·波罗之后的对中国记述最详尽的著述者之一。特别是伊本·白图泰记述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的资料非常丰富。他描述道：“中国人大多崇拜偶像，同印度教徒一样死后火化尸体。中国的国王是一位鞑靼人，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之一，他占领了穆斯林国家并使许多地方化为废墟。中国内地的各个行省都设有穆斯林居住的城镇。穆斯林居民形成自己的社会子系统，拥有学校以及由皇帝斥资修建的清真寺。”而在有些穆斯林相对集中居住的行省中，则在该省特定的地方都有穆斯林居住的城镇。它建有市场和清真寺，以及救穷人的收容所。这里有一位法官和伊斯兰的筛海（长老）。毫无疑问，凡是在穆斯林商人居住的城镇，都设有一位穆斯林法官和筛海来处理与穆斯林相关的事物。伊本·白图泰的游记还记载了当时著名的坎萨城的情况：“这是一座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当我们到达这里时，城中的法官、伊斯兰长老和巨商前来迎接。这里居住着大量的穆斯林。这座城市由一堵围墙围起来，城中又有用围墙围成的6个小城，在第二座小城中居住着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崇拜太阳神的突厥人，而该城尤以穆斯林人口最多，我在城中居住了15天。”

海恩波引用了这些旅行家的一些珍贵资料后，对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形成和分布特点进行了历史性梳理，以及对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杂居分布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总结，但他的总结和有些结论则带有较大偏颇，与中国回族穆斯林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