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

人类语言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巨大差异，时间差异表现为古今语言的不同，空间差异表现为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语言差异。因此，广义的翻译应该包括古文今译和中外文互译两大内容。中外文互译同样还可以分出外译中（或外译汉）和中译外（汉译外），翻译史研究同样可以区分出外译中（或外译汉）和中译外（汉译外）的问题。无论是外译中（或外译汉）还是中译外（汉译外）的历史，都有一个研究者所必须面对的庞大的翻译文献，外译汉的翻译文献主要包括佛典翻译文献和西学翻译文献两大类别。

凡是一门成熟的学科，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专题文献学作为自身学科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作为学科支撑的翻译文献学却很少有人关注。笔者不揣浅陋，在有限的篇幅中，拟以西学汉译文献为主要讨论对象，就西学汉译版本、西学汉译校勘和西学汉译目录学问题，提供一些浅见。

1920年问世的郑鹤声、郑鹤春编纂《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是第一本以“文献学”命名的文献学著作。该书“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并首先注意到了翻译在文献学系统中的地位，该书分导言、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七章。⁽¹⁾尽管篇幅很小，但该书考察的视界相当宽广，已经注意到了现代意义上的内部方法与外部方法，试图对文献学进行整体思考。然而这一尝试似乎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民国时期有关图书、版本、校勘、目录学的著述甚多，而综合性的文献学论著仅此一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献学研究异彩纷呈，但大多仍未能将翻译作为文献学的题中应有之义。2004年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叶树声和许有才的《清代文献学简论》，其中设立专章讨论“翻译学”，对清儒的译书和近代中日两国译进西书进行了初步的研究。⁽²⁾但西学汉译文献，在目前所有问世的文献学著作中，尚未给予恰当的地位。

本文所讨论的西学汉译文献大致可分为古典、近代两个阶段。古典阶段以1800年为界，起始于16世纪的明末，盛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至18世纪后半期，即乾隆中期走向衰落。这一时期的汉译文献主要是给中国传入了经过天主教改造过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中世纪的文化、部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文化。19世纪初以新教传教士为主体，再度掀起西学翻译潮，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形成的汉译文献，带来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西欧和北美所创造的文化，20世纪初的汉译文献还来自实现了独特现代化的日本文化区和俄苏文化区，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俄苏文化。

明末清初基督教初期传播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其中与传教士精通汉文，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文化，积极地从事汉文翻译和著述有着密切的关系。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成功的一大原因，是他们利用了自己娴熟的汉文学的功力，通过书籍传教的模式获得了成功。译著汉文西书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都是精通四书五经，能用汉字作诗文的高手。他们前后编著过许多在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汉文西书，如《坤舆万国全图》、《交友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七克》、《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同文算指》、《西学凡》、《童幼教育》、《职方外纪》、《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泰西人身说概》、《火攻挈要》、《坤舆图说》等。他们的继承者，虽然国籍多种多样，有意大利、德国、法国、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但都能承继“利玛窦规矩”，或独立撰著，或经其口述而后由中国文人“笔录”撰成的，或有他们完成初稿后经中国文人“润色”而成的。这些合作者中有著名的学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冯应京、李天经、王徵、韩霖、殷衮、瞿式穀等。

值得一提的是，耶稣会士在明清之际曾与中国学者酝酿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利玛窦传教主张的忠实执行者金尼阁1613年奉命回到欧洲，漫游了意、法、德、比、西、葡等国，每到一地都募集新书和仪器，在教皇的支持下，他收集了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西书共7000部，1619年7月15日运抵澳门。以后他与艾儒略、杨廷筠、李之藻等商议全面的译述计划。1623年艾儒略以答述的形式，分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六部分，对7000余种西书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编成《西学凡》，声称要“与同志翻以华言，试假十数年之功，当可次第译出”。杨廷筠更是兴奋地在该书序中写道：“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此岂蔡愔、玄奘诸人近采印度诸国，寂寂数简，所可当之者乎。”他也要求能“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其成之”。⁽³⁾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7000部西书来不逢时，不仅没有译出多少，甚至未及编目，以至运来的有哪些书尚不清楚。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的《建筑术》、斯蒂芬的《数学通论》、乔治·鲍尔的《矿冶全书》、拉梅里的《论各种工艺机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刻卜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若干种。有一些书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北堂图书馆中。⁽⁴⁾

晚明至晚清的西学汉译文献浩如烟海，目前学界有不少相关统计，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数据。耶稣会从1583年罗明坚、利玛窦入住肇庆起，到教皇克里孟梭十四世（Clemence XIV）1773年解散耶稣会前后190年内，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译著的汉文西书已达相当数量。依据先行研究者的统计，众说不一。如郑鹤声、郑鹤春的《中国文献学概要》统计为127种，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为300余种、科学著作为120种。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正文统计为216种。但该书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书名表》中收录的有关汤若望的书只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古今交食考》、《崇一堂日记随笔》、《西洋测日历》、《火攻挈要》等6种，但同书卷9的《译著者略传》汤若望条又列举了汤若望所著述的26种汉文西书，然而此处不见前揭《书名表》中的《火攻挈要》和《崇一堂日记随笔》；同时谈及南怀仁的著述情况时，在《书名表》中仅见《测验纪略》等若干种，但据《译著者略传》记载，还有《圣年答疑》、《道学家传》、《妄占辩》、《告解原义》、《熙朝定案》、《简年规总星图》、《坤舆外纪》、《神威图说》、《测验纪略》、《西方要记》等10种书未见著录。因此，韩国学者李元淳通过各种资料的详细比对，指出明清180年间耶稣会士的汉文西书，数量可在350种以上。⁽⁵⁾美国学者钱存训有过更为精确的统计：1584年至约1790年耶稣会士的译书共计437种（其中16世纪13种，17世纪369种，18世纪55种）；晚清的西学汉译文献就更多了。1810年至186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译书有795种；约1850年至1899年有567种；1899年至1902年又增加300种，1902年至1904年有533种。这些不完全的统计，就多达2632种。⁽⁶⁾笔者的统计较钱存训略有增加，1899年《东西学书录》统计有560种，《增版东西学书录》中增补了347种，加上《译书经眼录》共计2667种。1904年后可以依据的目录有谭汝谦统计的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日文中译本总计988种，年平均66种，其中绝大部分为转译西学的内容，因此笔者初步估计1904年至1911年六七年间，至少有400多种日译本。而民国时期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前后38年出版的书籍超过10万种，有人估计其中译本占三分之一，那么民国时期的译本有近3万种。其间各种重译、复译不可胜计；因此，一个学者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都一一经眼。

如何来研究和利用如此数量庞大的西学汉译文献呢？笔者认为，可以借助目前比较成熟的文献学的研究，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形成一套研究西学汉译文献的研究体系，这就是笔者拟提出的西学汉译文献学。狭义的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版本、校勘、目录三大部分。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三者的关系十分紧密。古人曾经将目录学称为校雠学，如郑樵《通志·二十略》中有“校雠略”，章学诚的文献学索性题为《校雠通义》。在古代进行较大的图书整理工作时，都存在有广收异本、校勘文字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贯穿于目录编纂的整个过程。所以古人也把版本学和校勘学统称目录学，因而有校雠目录学、版本目录学之说。随着知识的不断分化，版本学、校勘学逐渐从目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三科虽各自独立，但在鉴定原本、厘定篇章、校勘文字，特别是考镜学术源流方面，仍彼此相互关联。文献学给我们提示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寻找学术的本原之点，其核心就是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所讲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版本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项基本功，凡讨论书籍必定涉及版本。翻译文献同样存在版本问题，佛典翻译自不待言，传统版本有写本和刊本之别，西学汉译本也有翻译稿本（翻译一次稿、二次稿、修改稿）、抄本、刊本，以及二次整理本（丛书和资料集）的区别。所谓“稿本”一般指作者亲笔写的稿子，包括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通通包括在内，而由别人誊清的书本或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均以“写本”或“抄本”称之。⁽⁷⁾

刊本亦名“刻本”，指印刷的版本。同一部书，由于形式或内容不同，以及出版地点、时间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版本。译本版本按照内容，可以因全译、节译、直译、意译、改编、删节等不同的译述方法，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版本；也可以因印制方式，如排版或装帧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版本。如雕版、活字、凸版、平版、凹版、铅印、石印、胶印、影印、油印等不同的版本，或因纂辑方式不同，有单行本、丛书本、专题裒纂本等。“单行本”的初译本和全译本往往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当然，节译、编译本在流传和影响研究中价值也不容低估。“丛书本”在清代以后非常突出，清代以来辑刊的丛书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元、明三代的总和，如《四库全书》、《说部丛书》、《丛书集成》。但丛书因为卷帙多、编辑工程大、刻印时间长，所以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一是许多丛书最初都是随刻随印，一开始并没有确定要刻多少种，也没有“丛书”的冠名，只是每种书采用了统一的版式，并在牌记页统一题名。编入丛书的西学译本甚多，如利玛窦的《交友论》，在明清间除单行本流传外，先后被收录多种丛书，后人阅读多是依赖丛书本。还有各种选编的“专题裒纂本”，指在同一专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纂而成的较为系统的关于翻译家或翻译社团的资料集，如《创造社资料》、《文学研究会资料》、《严复研究资料》、《林纾研究资料》、《茅盾研究资料》、《郭沫若研究资料》等。还有200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罗新璋修订本《翻译论集》，也属于在翻译主题下将各种有关翻译研究的资料和论著编纂在一起的“专题裒纂本”。该书收辑自汉末以迄编定之日有关翻译的文论180余篇，略按历史线索分为五辑：第一辑“汉魏唐宋”，第二辑“明末清初”，第三辑“近代时期”，第四辑“五四以来”，第五辑“解放以后”，颇便初学翻译史学者利用。

版本形成过程中受译述背景和流传背景的影响，出版时间、出版地点、出版者、制作方式等因素都会导致形成不同的译本版本。由于不同性质的翻译、增删、修改、注释、校勘、校点、批评等，也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变化。按照刊刻资金的来源，还可以分出官刻本（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金陵书局刻印的译本）、教会刻本（如属于新教系统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属于天主教系统的土山湾印书馆等）和民营书局的刊本（如商务印书馆、大同译书局、金粟斋译书处等）。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曾对各类书局的译本有过分析，称1894年前“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⁸⁾根据印书质量情况不同，则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影刻本。依据增删和批注评点的情况，可分为增订本、批本、评本、注本、过录本、校本、删本、节本、足本、残本、焦尾本、洁本、插图本、题跋本、签名本。凡属活字印刷的，又可分为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等。清代以来印本的情况更加复杂，有雕版的刻本译本，也有铅印本译本、石印本译本，还有胶印本、油印本、影印本、复印本、横排本、竖排本、普及本等。即使在装帧上也会有原装本（初版时装订状态的书）、线装本、洋装本（精装、平装）、豪华装、毛边本（毛装本）、合订本、巾箱本（版式很小，可以巾裹之之书）、袖珍本等。

在西学汉译版本研究中，不同的翻译者参与翻译活动就会形成不同的异译本是最值得重视的内容。同一原本，即使同一译者完成的译本，因有不同时期不同书局的印制，会形成不同的版本，如严译《天演论》、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都有多种不同的版本。出版时间是确认版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首要事项，也是区分一书不同版本的最显著的标志。或因各种注释、删减、补充，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如《火攻挈要》前后有10种不同的版本。⁽⁹⁾而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原本，会形成更多迥然不同的异译本，如《哀希腊》一诗，1902年梁启超用词曲长短不一的句式，1905年马君武用七言古诗体，苏曼殊用五言古体诗，1916年胡适读了马、苏两家译诗，竟用离骚体重译。⁽¹⁰⁾《名学浅说》，即英国曼切斯特欧文学院的教授耶芳斯（W.S Jevons）的《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Elementary Lesson in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一书，中译本先后有1886年艾约瑟的《辩学启蒙》、1908年王国维翻译的《辩学》（益森印刷局）和1909年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20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众多的中文节译本和全译本，1920年由陈望道译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迄今，也已有了20个以上的中文全译本。为什么同一原本，先后会有如此之多的译者参与翻译，一本普通的西方逻辑学教科书，为什么会有三个大译家对之感兴趣呢？

译本版本的流传背景也颇值得研究。即使同一译本，由于时代的变化，刊刻者出于各种社会或宗教的原因，对译本重新进行删改，如《天主实义》；或出于读者趣味的变化，如《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就有采用拉丁字母和删去拉丁字母的不同版本；或因读者欣赏趣味和市场的变化，会采用不同的形式，如中译本《伊索寓言》，前后就有文言和白话、英汉对照等不同的版本；或为迎合政治需要加以改写，如《惨世界》和《惨社会》。⁽¹¹⁾译本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人们的阅读、加工、添加了新的内容，人们对译本版本的收藏和利用也会影响版本的情况，如藏章印记、题识、签名、批评、校勘、圈点等，都会增加译本的学术价值。名人题签也会使版本价值大增，如上海图书馆藏的戴德生的《地理志略》有张菊生签名及印章，这样的版本价值就非同一般了。批校评点能帮助读者有效地理解译作，如伍光建的《侠隐记》，一经茅盾校注，并附录《大仲马评传》，身价即刻非同一般；同样，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经潘光旦译出，并加了10万字570个注释，被认为是一部应该超过满分，得到125分的译作了。⁽¹²⁾历代查禁政策和销售市场的变化都会影响文献的制作，民国时期经常出现伪装本，如创造社所设的二线出版机构江南书店，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基地和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个秘密据点，先后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著，如向省吾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终末》，吴黎平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了避免受迫害，把译者署名改为吴理屏，这一译本在北平等地重版翻印了好几次。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许多出版社纷纷重版以前译出的旧作，如上海辰光书店、读书出版社1946年、1947年分别重版了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但书名被改为黎述编译《思想方法论》，摘录马恩列斯的有关著作译本。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读物有着相当大的读者市场，杜畏之和一个钱庄经理叶波澄认为有利可图，因此把过去一些译本拿来抽取其中一部分，把原译者姓名变变花样，重新印刷，如把吴亮平前两个字颠倒变化为梁武，林超真改为曹真。所出《新哲学典范》的内容是《反杜林论》的第一编哲学部分；《新经济学典范》是该书第二部编政治经济学部分；《社会主义》是林超真1928年所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中的一部分。杜畏之本人还把1932年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摘编成节译本，用文源出版社名义出版。由于这些书的出版已在1949年10月上海解放以后，大量质优价廉的马列读物大量公开出版，因此未赚到什么大钱。⁽¹³⁾对这些不同译本的研究，就需要充分运用版本学的功夫。

西学译本内容的校勘，涉及原本到译本、译本与译本之间，或同一译本不同版本之间的校勘问题。很多译本没有交代原本，就需要研究者来寻找译本的原本。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对《昕夕闲谈》原本《夜与昼》（Edward Bulwer Lytton，Night and Morning）的寻找和发现，堪称译本之原本成功寻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¹⁴⁾译本依据的原本又来自不同的系统，如《共产党宣言》有来自日文版、英文版，也有来自德文版。从1848年德文版问世，到1888年英文版、1906年日文版，直至1920年中文版全译本，形成了该书传播到中国的语言链，而日文版到中文版，是否存在错译，或日文语境到中文语境所导致的词义理解的差异，中文译本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在译词选择上的变化，都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¹⁵⁾

即使依据同一原本，由于不同的译者所采取的译书方法不同，也会有内容上的变化，于是就有了大量异译本的存在，这是译本校勘学存在的基础。孔慧怡《晚清翻译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文，通过柯南道尔《海军密约》（Naval Treaty）原本和张德坤、程小青不同译本的比较，指出英语文化中的典型南欧美人，移植到晚清译本，则成了粗笨或体态娇小、额前有刘海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¹⁶⁾译者的不同处理，所形成的不同译本版本，其内容、字句的比勘，同样有进行校勘的价值。郭延礼在其著作中就对不少译家进行大量译本与译本之间的比对，如曾大段比勘过李青崖译的《三个火枪手》和伍光建译的《侠隐记》。⁽¹⁷⁾不过其将李氏白话译文视同原文，而来评判伍氏译文的准确性，这是忽略了李氏译本还有创造性因素的存在。

译本版本的文字内容一般都由书名、正文和各种辅文内容所组成。同名异书和同书异名问题在译本版本中比较突出，如《友论》与《交友论》、《法意》与《论法的精神》、《原富》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红星照耀中国》与《西行漫记》、《基督教与中国》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等，都属于同书异译名。或有同一书名译名，却是不同的译本版本，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n Rozman）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有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200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两个不同的译本。古籍译本还有书衣题签、封面、版心、书根、目录、序跋文等的版本区别。由于各种原因，古籍译本书名常常与正文卷端所题的书名有所差异，让人无所适从，如葡萄牙人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卷首又称《新释地理备考》，或认为古籍书名一般应以每卷正文卷端所题为准，但也有是采用约定俗成的原则，以反映信息最多的署名、序跋、版心、卷端都可以。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如译本正文中的篇、卷、集、编、回、章、节数不同形成的版本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译本版本。

翻译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进行完全等值的语言转换，有翻译就会有增补、删减和省略，或为帮助理解而大量增加的注释，如潘光旦的《性心理学》、陈康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或因外语水平及对中外词义理解的不透彻而形成的错译；或因为中外文法特点的表述不同而形成的译本差别；或因为不了解中外背景知识而形成的误解和误译等，都需要进行校勘。译本还有错印的问题，如《共产党宣言》的初版封面标题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这种校勘工作还表现在译文理解的逐渐深入，如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校勘过成仿吾、徐冰的译本，成、徐译本是根据德文版直接翻译的，而乔冠华用英文版对校，发现有误植和个别字句的错误外，还有一些是因为原译本过于忠实原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至容易使读者发生误解。⁽¹⁸⁾

同一时期的异译本有校勘价值，如茅盾就曾经对20世纪30年代译出的夏洛蒂·勃朗特《简·爱》（Jane Eyre）伍光建译本《孤女飘零记》（1935年商务印书馆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和李霁野译本《简爱自传》（1935年8月出版《世界文库》第四册，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进行过对校，⁽¹⁹⁾我们也可以继续将两译本与以后的一系列译本，如祝庆英、吴钧燮、黄源深、凌文、戴侃等多家全译本继续进行对校，比较这些不同译者的选词和语言特色，很可以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选择的，从中可以管窥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选词的影响。通过对较，我们还可以发现若干译本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读Jane Eyre，译文中包含有意识形态含义较为浓厚的革命性词语，例如“反抗”、“斗争”、“革命”。同一译本的初版和再版本在内容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其校勘价值，如《天主实义》在晚明至晚清的不同刊本有突出的版本校勘问题，方豪曾经将较早出版的燕贻堂校梓本与1904年的徐家汇土山湾的慈母堂本相对校，发现有一系列严重的“挖改”，多达一百多处，主要是将“上帝”与“天”篡改，“上帝”和“天”的概念被“天主”、“上主”、“主宰”等概念所取代，其中对李之藻重刻序言的改窜，不仅在行文风格上有变化，甚至影响到文意的理解，改窜后的《天主实义》似乎用于论证的中国古代经典，只用《周易》一种。⁽²⁰⁾《泰西新史揽要》的全本、编译本、节本形成的不同版本，也是突出的例子。⁽²¹⁾辅文中的注文、序跋、卷首、卷末、刊语、牌记、内容提要、前言、凡例、目次、附录资料、参考文献、索引等文字内容，在书中占的篇幅数量很大或直接关系到版本的文字内容质量。这种差异往往表现在某类辅文的有无，辅文的增减、变化、多少，经流传过程留下的题识、签名、校记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不同译本版本的校勘学来解决。

译本版本探索、译本校勘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要考镜源流，我们就需要充分利用西学汉译目录。

中国古代目录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目”指篇目，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是叙录，即对一书的内容、作者生平、对书的评价、校勘经过等，作扼要的介绍，二者合称“目录”，或曰书目。完整的目录，大致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刻、提要、分类诸项内容。各个历史时期关于目录的称谓有所不同，或称“录”，如西汉刘向的《别录》；或称“略”，如刘向子刘歆的《七略》；或称“志”，如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或称“簿”，如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有的称“书目”，如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或称“书录”，如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或称“解题”，如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或称“考”，如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或称“记”，如明末清初钱曾之《读书敏求记》；或称“提要”，如清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姚名达曾将前人目录分为史志、宗教、专科和特种目录四类。⁽²²⁾有根据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将目录分为国家目录、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三类，或依据收录内容将目录分为综合目录、地方目录、专科目录和特种目录。译本目录应该属于特种目录。

西学汉译文献的目录学目前尚未建立起来，我们还找不到哪一本目录可以了解到晚明以来西学翻译文献的一个大概。译书目录亦可以分为中译外（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和外译中两类。有关外译中还可以细分出综合目录中的西学汉译书目，如《四库全书总目》和《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译本目录，以及作为特殊目录的译书目录，如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和梁启超所编《西学书目表》等。从体例上也如同中国传统目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不仅有叙述每一类学术源流的大序和小序，而且还为著录的每一本译作撰写提要，如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和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等；一是书目下无解题者，如《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

为便于利用西学汉译文献目录，笔者根据编制目的和社会功用将译本目录分为以下九类：

（1）综合目录。如王韬在1889年前曾以《圣教信证》为蓝本，编纂了把多数天主教系统译本包括在内的《泰西著述考》。⁽²³⁾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1983年影印本，目前还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标点本。由于明末清初西学汉译活动的主译者为耶稣会士，因此该书是反映此一时期译著状况影响最大的一部目录。该书主要依据徐家汇藏书楼的藏本，分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七类；每类之首有总论，每类中一书有一提要，介绍译著者、刊印时期、出版地点，然后录各种序跋。后附有索引，颇便检索。加上绪言和译著者传略共9卷。卷10是徐汇巴黎华谛冈图书馆书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反映1894年前晚清译本出版状况的重要的综合译本目录。全书分为学、政、教（宗教）、杂四卷，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学、政、杂三类著录图书357种，附卷著录图书291种，总共著录图书648种。上卷“学类”收“西学诸书”，下分算学、重学、电学、光学、化学、声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共十三目；中卷为“政类”收“西政诸书”，下分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十目；下卷“杂类”为“杂类之书”，下分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共五目。这三大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类的划分，分类体系比较完整。第四卷为附卷，另附札记一卷，系读书法。⁽²⁴⁾每类卷首标出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最重要的还在于该目录有“识语”部分，通过在表上注圈识等项，向读者提示译本的重要性。梁启超在该书中系统地整理评介了西书汉译的基本情况，并提示了读书法，对宣传西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该书目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图书分类体系，突破了旧的四部分类法的羁绊。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所编的《近百年间中译西书目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收录1854年至1954年百年间出版的西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百年间的译本出版状况，可惜没有著录译本出版时间，也无内容提要，且收录明显不全。

（2）官书局目录。1867年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主要组织中外译家选译西方的军事、科技书籍。1880年受聘于翻译馆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写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详述翻译馆的成立始末以及译书的方法等，其英文版载1880年1月的《北华捷报》，连载于《格致汇编》1880年第5—8期，后出版过单行本。书中介绍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缘起、特点，该书之后附载已出版的西学译书《运规约指》、《代数术》等98种，以及译成尚未出版的45种，正在翻译尚未译成的13种。每种书目下注明作者、译者、刊书年代、册数与价格，截止时间为1879年。该文英文版有所译西书的中英文名对照。这是笔者所见晚清最早的一份新式分类的官书局译书目录。之后江南机器制造局完整地编有《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1909年陈洙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详细绍介宣统元年以前该书局译书状况，各书附有详细的内容提要，全书收录译书150种、翻刻书10种。

（3）教会书局目录。美华书馆出版有1894年傅兰雅所编的《益智书会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益智书会”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1877年在上海成立。尽管这是一份留存于美华书馆仓库中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的销售书目，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894年前十几年被益智书会认可和出版的教科书究竟有哪些门类，具体书籍有哪些。书目分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与地图等、宗教与哲学、读本、杂类著作七大部分，外加补遗。该书目全部书籍又分成两类，一类为该会采用而非其出版者，用*标示，无标记者则属于该会出版者。数学类18种，如《代数备旨》、《代数须知》、《笔算数学》，其中采用而非其出版者8种，如《心算初学》。自然科学62种，如《植物学启蒙》、《化学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化学须知》，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31种，如《化学易知》等。历史9种，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4种。地理和地图14种，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7种。宗教和哲学7种，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2种。读本4种，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1种。杂类19种，其中采用而非出版者12种，补遗1种，如《代形合参》等。1890年“益智书会”机构改组，西文名改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仍称“益智书会”，1902年中文名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取消“益智书会”之中文名，1916年再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1903年中国学塾会编有《中国学塾会书目》，较之英文版互有出入。⁽²⁵⁾教会系统的目录还有《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载《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雷振华编《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汉津协和圣教书局，1918年）等。

（4）民营书局书目。如《商务印书馆译书提要》、《广智书局目录》等。民营书局的很多书目首先刊载于报刊，不少书目是刊登过的广告书目的结集，因此，报刊广告书目对于我们考镜译本源流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周振鹤所编的《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2005年出版），收录许多新学书籍和西学译本的民营书局目录，相对全面地反映了晚清民营书局西学汉译文献的出版状况，颇值得留意。

（5）私家修撰目录。晚清的西学汉译书目主要有《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也属于晚清私家撰述的综合性译本目录。《东西学书录》由徐维则编著。该书出版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分上下册与附卷，设史学、政治、法律、学校等20个类目，每类下又各设子目若干，收入各种东西学书560种，各书都著录著者、译者和其他版本，绝大部分译书都有识语，并附录了明末清初的若干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又有《增版东西学书录》，这是徐维则和顾燮光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300多种，全书四卷并附录两卷，类目也有所增加。增录部分为徐维则原书的漏录，部分为1899年至1902年的新出版物。1927年刊印的《译书经眼录》，编者为顾燮光1904年编成的，全书8卷，所录译书分25类，每类下又设有子目，所录之书的国别涉及英法德俄日等文种，全书收书533种，其中日文译书321种，高达60％。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北洋官报局，1903年）实际上也是一部私撰的西学汉译书目，主要收录政治科、文学科、武备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业科、医术科等西学译书。如同《西学书目表》，这些目录都没有注明译本的出版年份，因此，研究时还是需要查找原书译本进行核对。

（6）专科目录。如文学翻译目录，有蒲梢编《汉译东西洋文学作品编目》（真善美书店1929年9月第1版）按照国别，分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犹太、俄罗斯、芬兰、波兰、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意大利附）、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捷克、瑞士、罗马、意大利、法兰西、荷兰、比利时、西班牙、英吉利、非洲、杂集26类。⁽²⁶⁾蒲梢另外还编有《中译俄小说编目》（1930年）。⁽²⁷⁾宗教译书目录，如研究传教士的专科目录有法国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和法国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是目前研究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最为系统的译本目录。前者1886年完成，收入1552年至1773年的耶稣会士共467人，书目约800种，1932年至1934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1935年曾以《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为题出版了冯承钧译出的50人传记。1938年冯承钧将此书译完，1946年冯承钧去世，遗稿交向达保存于北大图书馆，1995年列入中华书局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以《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为名出版，中译本分上下两册，共1216页，有译名、传目索引。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同时纠正了费赖之的若干错误。因为当时费赖之在中国写书，无法利用收藏在欧洲的丰富的史料，特别自费赖之书诞生后，又有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科学译书目录有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有抽印本单行），该篇考述了中国翻译科学书籍的历史，内分明末迄清初、咸丰迄清末、民国二十五年间三个时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明末清初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译著132种，清末的译书468种，涉及天文地理、数学理化、地理测绘等多种学科。

（7）专题目录。由日本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出版），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书目引得丛刊之一，可以视为专题目录。全书著录1883年至1978年近百年间的中译日文书籍5765种，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出版物，每种书的版本记录非常详细，可惜没有提要。专题目录涉及范围很广，如游汝杰所编《〈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收录《新约》、《旧约》及各种单篇的汉语方言译本，按译本所属方言类别编排，每类内部再按方言地点分立，以年代先后为序，⁽²⁸⁾对于研究《圣经》在华的翻译传播史意义重大。其他有丁福保编的《算学书目提要》（1899年）、邹寿祺编的《列国史学书目提要》（问世时间不详）、陆丹林编辑的《外国记者关于老解放区情况报道的中译本书目》等。⁽²⁹⁾

（8）个人著译目录。如《冯承钧翻译著述目录》，⁽³⁰⁾戈宝权编有《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目》（1947年）及其续编（1948年），分短篇小说集、短篇单本、中篇及长篇、剧本、文学论文、社会论文集、选集、高尔基的传记、研究高尔基的书十大部分，⁽³¹⁾是研究高尔基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经典目录。此外还有柳倩《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译编目（1941年）》、邹嘉骊编《韬奋著译系年目录》（学林出版社1984年）。

（9）译本藏书书目。藏书目录是研究译本流传和影响的重要样本，古代私人藏书风兴盛，因此藏书家大多编有藏书目录，产生诸多的私家目录。近代私人藏书目录有徐树兰的《古越楼藏书书目》，著名藏书家徐树兰即徐维则的伯父，其家为绍兴望族，他耗银三万多两创办古越藏书楼，位于绍兴西鲤鱼桥西首，藏书7万多册，向社会开放，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具有公共图书馆特征的藏书楼。该书目章程强调藏书楼的特点是注意收集“已译未译东西书籍”，“已译者供现在研究，未译者供将来研究及备译”。⁽³²⁾在这一份典型的包含有西学译本的藏书书目中，把中外书籍集为一编统一加以分类。全书分“学部”和“政部”两大类，下设48个子目，将中外书籍分别归于各类之下。如“学部·纵横学类”，下分“历朝纵横学派”和“东西洋纵横学派”，“法学类”下分“历朝法学派”和“东西洋法学派”等；凡标“历朝”者收中国书籍，而标“东西洋”者收日本和西方书籍。三级类目中的医书分类，在学部大类生理学小类下设三级子目，如“东西洋医学总义”，设立了全体学、本草、方书、杂病、妇科、产科、儿科、眼科、外科等类目，著录近代西医学译著。尽管这些分类法都有把中外书籍简单加以类此之弊，并且用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来套用外国译书的问题，难免牵强附会，但能与时俱进，应需而变，融合中外，并存新旧，在目录学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³³⁾近代一些机构，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有不少藏书目录值得重视，如《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新编中文书目》和《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都一改旧分类法，而采用哲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史地、语文、艺术等新式分类法。1933年铅印的《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善本书目（第一辑）》称因为该馆获赠江南制造局全套“编译丛书”，“乃特辟善本书库，印行善本书目”，收录的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可补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一文内容之不足。⁽³⁴⁾

余嘉锡曾经强调：“目录者，学术之史也。”能否运用好西学汉译文献目录学的知识，也是决定能否做好西学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条件。

（1）清代学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³⁵⁾王鸣盛讲的是读古书，但对于阅读西学汉译文献和运用西学汉译目录同样适用。诚如熊月之在《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序言》中所言：“书目提要之于书籍，如渡河之津梁、旅行之地图，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导航指路作用。”⁽³⁶⁾西学汉译本如此之多，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难以看全，因此，利用汉译书目是了解和分析一个时代的译书状况的一条捷径。以往学界多根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得出了小说译本多于创作的结论，但日本樽本照雄所编《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贺伟译，齐鲁书社2002年出版）统计出19000余条，以比较确凿的数据，得出了小说创作多于译本的结论。西学译本目录的第一个作用是便于检索，不少具有提要和大小序的译本目录，可以帮助考辨译本篇帙的分合、文字的增删，如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关于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每类之首均有总论加以说明，所有汉译本各有提要，除介绍译著者、刊印时期、出版地点外，还录各种序跋，为读者了解这些译本的大旨、品题译本版本的优劣、研究者辨别译本优劣高下以重要的帮助，不仅告诉读者如何求得译本的渠道，也提供了研究明末清初翻译史的门径。

（2）西学汉译本目录中的提要，虽然仅数十字或数百来字，却可使研究者了解一个时代翻译的一般状况，比较准确地勾勒出翻译演变的轮廓和特征。明末以来，有不少译本在流传过程中失佚了，而西学汉译的目录则保留了许多译本的内容提要，通过这些西学译本目录中的总叙或大小序，读者可以根据提要了解已佚之书的大致内容，是考稽已佚之译本的珍贵资料。如上海通雅书局出版署名“通雅斋同人编”《新学书目提要》（作者为沈兆祎），按其首卷总叙所称，“综其为篇，列目有八”，依次为法制、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录、小说，目前所见仅有法制、历史、舆地、文学四卷，卷一至卷三出版于1903年，卷四出版于1904年。该书选择此前两年新出之书凡218种，一一介绍，卷一“法制”类收书93种，卷二“历史”类收书72种，卷三“舆地”类收书30种，卷四“文学”类收书23种。该书提要的特点比较详细，一般有五六百字，多则上千字，如《世界地理》、《世界探险》、《理学钩元》的提要达千字以上，介绍要素包括卷数、作者、出版机构、主要内容、版本源流和篇幅差异，主体部分是评价其书在同类书籍中的价值。有些译本还有版本比较，如评论作新社版的《最新经济学》，就在介绍其书内容后将之与严复翻译的《原富》相比较，指出《原富》所述不过是一家之说，不足以兼收异论，然后指出此书中哪些是不刊之理。该书提要确实做到了取宏用精，高屋建瓴，是富有编者创见的导读性书目。⁽³⁷⁾根据汉译西学书目的大小序，能够帮助比较了解各个时期或各个专题译本出版和流传的大致状况，以及研究一个时代选择原本的兴趣所在，如为什么有的书有很多异译本，有的书尽管在西方名气很大，却仅仅只有一个译本，甚至还只是一个节译本，为什么有的书有很多编译本、摘译本。每一种目录的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如根据官方译本目录，我们可以知道代表官方意志的译本的总体情况，如从《四库全书总目》中对西学书，包括基督教汉文西书的评价来了解官方对西学的态度；根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不仅可以了解那一个时代，作为官方译书机构译刊了哪些著述，而且可以据此了解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压力下所规划的译书政策，其选择译本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根据官方译本目录还可以了解官方对外来文化的政策。而根据私家汉译目录，则可以了解民间对外来思想和学术的基本看法。而一些译本目录是一时一地的刊刻、收藏和销售状况的记录，因此根据译本销售和译本藏书目录，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译本的流传情况，如可以根据晚清四川一些书局的售书目录和民国时期交大的藏书，大致了解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在四川的流传情况和在高校的收藏情况。而个人著译目录，一方面是提供了研究翻译家生平和著述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了解外国作家或学者的作品在华翻译和流传的重要资料。

（3）中国古代目录虽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法，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七略”和“四部”两大体系，且在《隋书·经籍志》后基本确定了四部分类法的优势地位。随着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和近代新学的兴起，汉文西书和译著层出不穷，清乾嘉以后陆续出现了大量学科相互交叉的丛书。对这样新内容的丛书，仍沿用四部分类就显得十分困难，甚至无法归入相应类下，于是“丛书部”应运而生，张之洞《书目答问》专门设立“丛书部”，就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一个修正。中国传统四部分类的真正突破，是从晚清的西学汉译目录开始的，因此，西学汉译书目也为我们研究近代学术分类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分析样本。⁽³⁸⁾《西学书目表》学、政、教、杂四大类反映了当时西学汉译的概貌，分类体系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分类原则，整个分类体系由两级类目组成，一级类目有三大类，二级类目分属28目，每目下著录图书若干，分类体系呈线性结构，尽可能地容纳日益增多的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的汉译本，类目之间的并列关系、隶属关系和包容关系的设置也比较合理，能基本揭示学科的内在联系和学科间的逻辑关系。类目名称亦较传统分类的类目更为合理，基本上涵盖了学科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旧的四部分类法不能解决的矛盾，适应了西书要求科学分类的要求。以后徐维则撰、顾燮光补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和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尽管各书的分类法之各个类目不尽相同，但都仿效了梁启超的分类，可以说，近代西学汉译目录，为近代西方分类法的输入开拓了崭新的局面。

文献学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翻译史作为一门专科学术史，当然也应以翻译文献为基础。文献学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范围，西学汉译文献也是西学翻译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常说的“功力”，即指某人所具备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能力、史料的辨伪能力、文献的采集能力。西学汉译文献学也是翻译史研究的基本功之一，在如何利用西学汉译文献方面，西学汉译目录是重要的一环。

学术研究是相通的，根本的方法可以归纳为一勤、二有、三多、四不。所谓一勤，即勤读，勤奋地阅读第一手基本文献和二手研究论著，为自己的研究打下雄厚的基础。二有，即有毅力、有恒心，对于一个学者来讲，学术积累就是时间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旷日持久的案头积累，没有长期默默无闻的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三多，即多查、多思、多问。“多查”就是要最大可能地利用前人编纂的目录和解题著作、各类工具书和参考书，这是取得事半功倍效果的最佳途径。“多思”就是要在勤读、多查的基础上不断思考，发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反复深入地再阅读和再思考。“多问”是在多查工具书的同时，也广泛地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和同学，不断切磋，以获得更进一步的提高。四不，即不作假、不取巧、不武断、不媚俗。学术贵在创新，学者应该洁身自好，不弄虚作假；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投机取巧；尊重古人和今人的学术成就，不轻下结论；独立思考，不迎合世俗的偏见。这也是笔者对年轻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者的一种期望。

附记：原文载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东方翻译》2011年第4期。本文为笔者在2011年6月27日至7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主办的“阅读中国翻译史”暑期班上所作的演讲，原题“译史研究中汉文文献的利用”。本文修订过程中，笔者受到暑期班讲者和学员在讨论环节中发言的诸多启发，特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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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鹤声、郑鹤春编纂《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上海书店1983年重印。

(2) 参见叶树声、许有才《清代文献学简论》第八章，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254页。

(3) 杨廷筠《刻西学凡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3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627页。

(4) 邹振环《明清之际的西书中译及其文化意义》，载祝瑞开主编《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283—294页。

(5) 参见［韩］　李元淳著，程玉洁等译，邹振环中文校订《朝鲜西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2—74页。

(6)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载《文献》1986年第1期。

(7) 李致忠《古籍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8)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36年。

(9) 邹振环《〈火攻挈要〉：晚明至晚清火器技术知识的转移》，载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1年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81页。

(10) 参见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初版，第152—15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增订版，第150—153页。

(11)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172—176页。

(12)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220—224、422—427页。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43、329页。

(14) 参见［美］　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2—130页。

(15) 参见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载《二十一世纪》第93期（2006年2月）。

(16)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67页。

(17)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8—405页。

(18) 张红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撷珍——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为例》，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17版。

(19) 茅盾《真亚耳（Jane Eyre）的两个译本》，载《译文》2卷5期，1937年1月16日。

(20) 方豪《天主实义》发覆，载《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67—1969年版，中华书局1988年再版本，第2—8页。

(21) 参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以1815至1900年西方历史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9—307页。

(22)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第375页。该书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57年重印，后多次重版。该书是一部目录学的通史，至今仍是同类著作中最好的一部，是典范之作。其总体研究仍然没有被超越。

(23) 载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24) 程磊《关于〈西学书目表〉的一些问题》，载《河南省图书馆季刊》1982年2期。

(25) 《中国学塾会书目》共收书籍178种，分七类，“算学”类收《心算启蒙》等17种，“格物”类收化学、声学等书57种，“历史”类收《万国通鉴》等8种，“地志地图”类收《地理初阶》等14种，“宗教哲学”类收《天人对参》等5种，“读本”类收《训蒙求是》等6种，“杂存”类收各种挂图、须知类读物64种。书目下注明作者、内容、价格，少量的有简短评论。1894年出版的英文本《益智书会书目》，所收书目与《中国学塾会书目》基本相同。参见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页。

(26) 蒲梢即徐调孚，是作者在曾虚白原编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甲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71—323页。

(27)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0—289页。

(28) 参见游汝杰《〈圣经〉方言译本书目考录》，载章开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0—131页。

(29)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丙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85—387页。

(30) 载王韬等编《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725—733页。

(31) 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丁编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63—493页。

(32) 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转引自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楼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页。

(33) 吴杰、黄爱平《论清代目录学》，《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4) 参见霍有光《交大馆藏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概貌及其价值》，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复印本。

(3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丛书集成”本，第二册，第1页。

(36) 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7) 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38) 参见邹振环《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与知识结构的变化》，《复旦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