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一、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中世纪欧洲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因为“游学”（academic pilgrimage）使得师生来往于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大学，追求其求知的理想。出现游学现象有几个原因：一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时，欧洲大学数量少且比较集中，于是，一些学者和学生为了获得高深知识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二是知识渊博和善于教学的知名教师云集在一些大学中设坛授课，吸引了从各地蜂拥而至的学生；三是大学超越种族、地区、国籍和地域限制，聘请和招收来自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四是17世纪以前，欧洲所有的大学都是以拉丁语作为教学用言，开设的课程和颁发的学位都基本相同，这便于学生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学习。^[4]正如法国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的：学生“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

（一）牛津大学国际化的端倪

伊莫

12世纪，牛津大学已经是英国一个远近闻名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心。1190年，来自荷兰佛里斯兰省的伊莫（Emo）是牛津大学成立以来已知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他的到来开启了牛津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传统的先河。^[5]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兄弟阿多（Addo）。他们一起听讲座，抄手抄本，参加辩论。在12世纪30年代之后，牛津大学在神学和文学方面的学术声誉已与巴黎大学齐名，并与巴黎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神学家、哲学家约翰·邓斯·司各脱从1291年到1308年就往返于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之间，其最为重要的著作《指示》（Ordinatio）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期间讲授阿伯拉尔的《语录》而编写的。^[6]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在牛津大学学习的学生主要还是英国本土的学生。其中，在牛津和剑桥学习的欧洲大陆学生加在一起只有2%，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攻读神学学位的。^[7]

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欧洲的大学开始从国际化大学向地区性大学转变。这一趋势归因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变化。首先，随着每个国家、政治实体或教会机构创办了自己的“公共讲习所”，那里的学生就可以就近入学。其次，相关教会或王权制定法律或颁布训令，禁止本国或本地区的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再次，社会各界对贫困学生漠不关心的态度阻碍了游学的发展。因此，到15世纪时，外出游学的现象基本上停止了。在这一时期，牛津大学基本上属于地区性大学，学生主要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牛津大学几乎没有外国学生注册的材料。

到文艺复兴时期，当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兴起之时，游学再次兴起。^[8]当时的学者将出国游学看做是获得人文主义教育、成为精英阶层一员的机会。在这一时期，游学的学生追随着诸如意大利法学家、人文主义法学派的创始人阿尔恰托（Andreas Alciatus，1492～1550）和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居雅士（Jacpues Cujas，1522～1590）等名师，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到16世纪，欧洲大陆的大学中的外国学生人数开始增加；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前半期，人数达到顶峰。年轻的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西班牙人以及葡萄牙人都蜂拥到意大利的大学去发掘古典文化的渊源。除了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外，他们还学习法律以及医学方面的知识。后者在17世纪时成了人们到意大利游学的主要目的。^[9]

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从15世纪后期开始影响牛津大学，大约到16世纪中后期才逐渐消退。文艺复兴运动对中世纪的牛津大学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人文主义教育日渐盛行。一些先后去欧洲大陆游学的学者，例如，人文主义者威廉·格罗辛、约翰·科利特、托马斯·莫尔以及托马斯·利纳克尔等来到牛津大学，敲响了新知识的晨钟。^[10]

16世纪中期，游学由于宗教改革运动曾一度停滞并改变了初衷。1553年，玛丽一世登基，天主教复辟，随后新教徒遭到残酷镇压。牛津大学也不能幸免，不少主张宗教改革的教师和学生要么逃往欧洲大陆避难，要么妥协。与此同时，也有来自欧洲大陆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师和学生到牛津大学避难。据史料记载，来避难的欧洲大陆学生占牛津大学学生总人数不到1%。这是因为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上台后规定，凡是进入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都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否则被拒之门外。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结果，牛津大学在这一时期与外界接触很少，更不用说与欧洲大陆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了。

爱德华·吉本

1500年后，在英国大学读书的学生主要来自资产阶级或绅士阶层，而家境贫寒的学生越来越少。对于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游学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然而，他们面前还有一条求学的路径，那就是参加盛行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另一种游学形式，即“大陆游学”（Grand Tour）。大陆游学兴起于16世纪，发展于17世纪，鼎盛于18世纪，主要是英国人到欧洲大陆游历或学习。他们作为导师（tutor）或家庭教师（governor）陪着一名贵族或绅士的子弟遍游欧洲。而这种游学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陪伴的导师或家庭教师。富贵人家有时还会资助陪游的导师或家庭教师与他们的孩子同读一所著名大学，他们甚至还能获得学位。^[11]总之，大陆游学的意义和影响已经超出了贵族青年个人教育方式这个狭义的范围。它使英国对欧洲大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与欧洲大陆的各种关系，为今后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奠定了基础。牛津大学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教育方式，但有几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例如，巴利奥尔学院的亚当·斯密、莫德林学院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和托马斯·霍布斯都在大陆游学期间做过陪游的导师。亚当·斯密曾陪学生到欧洲游学，先后撰写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其影响遍及英国和欧美国家。爱德华·吉本作为陪游的导师遍访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地，最后写出了他的鸿篇巨制《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托马斯·霍布斯也多次做过陪游的导师，论著颇丰，其著作《利维坦》（Leviathan）可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相媲美。

从17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英国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随着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英国构筑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国”。^[12]大英帝国的教育和文化殖民政策也随之在全球推广。牛津大学对遍布大英帝国的新建学院和大学表现出特殊的关爱，因为这些院校常常都由牛津大学的校友担任校长。^[13]例如，美国的哈佛学院被称为“设在海外的英国学校”。从1640年至1701年，哈佛学院先后有6名院长，其中有2名是牛津大学的校友。在哈佛学院董事会12名董事中，7名是牛津大学毕业的校友。^[14]此外，从19世纪开始，牛津大学的毕业生部分去了大英帝国殖民地任教。

到维多利亚统治后期（约1880～1901），牛津大学已拥有许多国际知名的学者，其中有法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和霍尔兹沃思（W.S.Holdsworth，1871～1944）、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和托尼（R.H.Tawney，1880～1962）、哲学家格林（T.H.Green，1836～1882）和布拉德莱（F.H.Bradley，1846～1924）以及东方学者马戈柳思（D.S.Margoliouth，1858～1940）等。尽管当时牛津大学并没有德国大学盛行的那种讨论班的教学模式，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也比较少，但牛津大学并不乏高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例如，牛津大学的学者团结协作，以集体的智慧完成了《牛津全国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和《牛津英语词典》的编撰工作。因此，在20世纪初期，牛津大学以其独特的教学模式吸引了大批的海外学生前来留学。1897年，牛津大学学生中有11%是海外出生的（尽管他们中间有一半是英国海外侨民的子弟）。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海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截至191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先后在印度、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了分支机构，所出版的书籍包括教材、儿童读物、专著等，极大地提升了牛津大学的国际学术声誉。^[15]

纵观1914年前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国际化，可以发现，牛津大学对外交流的方式主要以前期的教育输入为主，转向后期的以单向教育输出为主，但缺乏学术合作，而且留学人员也不多。

（二）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发展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牛津大学已经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其一，牛津大学已经成为培养统治阶层精英的学府，不仅让人们趋之若鹜，而且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其二，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国外对牛津大学这一培养“官方人才”的学术摇篮痴迷不已。^[16]

进入20世纪后，牛津大学的学术声誉日趋增长，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1914年至1939年，牛津大学由单一文科向文理学科并重方向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大学为英国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为理科本科生教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20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为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是在不改变牛津大学传统的保守管理框架、以文科为主导的前提下发生的。^[17]当然，牛津大学也面临着国内外学术环境中出现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英国政府间歇性地要求获得有关外国及其文化的专家知识；为争夺知名学者和优秀学生展开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开设新的吸引人的学术领域；寻找海外经费等等。^[18]

从1914年至1939年，牛津大学开始从文科大学向文理学科并重大学的转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政府和大众开始改变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研究在物力和人力上都有了很大进步，在广泛的学科领域树立了自己的国际声誉，密切了大学与欧美国家科学界和科学家的联系。

弗雷德里克·索迪

霍华德·弗洛里

西里尔·欣谢尔伍德

为了吸引优秀的青年人从事科学研究，牛津大学于1917年5月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一战后，来自英国本土、大英帝国殖民地以及美国的学生纷纷来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英国政府成立了阿斯奎思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为牛津大学的科研提供经费，支持它的科研活动。正是由于该委员会巧妙地处理了大学与学院、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明确了牛津大学的科研目标，落实了实验室和实验大楼的规划等工作，使得牛津大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发展有了方向和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牛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不断扩张，牛津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加。一战后，有两位牛津大学的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是默顿学院的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1921年化学奖）和查尔斯·谢林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1932年医学奖）。之后，又有5位1939年前在牛津大学任教的科学家先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分别是莫德林学院的霍华德·弗洛里勋爵（Lord Howard Florey，1945年医学奖）、欧内斯特·钱恩爵士（Sir Ernest Chain，1945年医学奖）、罗伯特·罗宾逊爵士（Sir Robert Robinson，1947年化学奖），巴利奥尔学院的西里尔·欣谢尔伍德爵士（Sir Cyril Hinshelwood，1956年化学奖），以及萨默维尔学院的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1964化学奖）。于是，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及其学科开始在国内外崭露头角，吸引了世界各国学者的目光。

1902年，罗兹奖学金的建立使得牛津大学跨出国界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迈出了一大步。两次大战期间，来自外国和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留学生数量每年约525～600名。其中，罗兹奖学金学者至少占牛津大学留学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帮助牛津大学提高了其在英语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此外，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并残酷迫害犹太人，许多德国及欧洲大学的科学家和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被迫离开欧洲大陆。其中，英国是他们移居海外避难所选择的地方之一。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牛津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19]

二战后，几届英国政府因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战略价值，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牛津大学每年从政府获得的拨款从1947～1948年度的60万英镑增加到1961～1962年度300多万英镑^[20]。生物化学、工程学、数学和物理等几门自然科学获得了让人惊叹的发展。随着自然科学专业的发展和硬件设施的改善，每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理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不断增加。1951～1971年，每年攻读理科学位的本科生从364人增加到1，003人或约占全部本科生人数的21%上升到38%。而攻读理科学位的研究生比例学生增加的没那么快，但起点已相当高了：与20世纪20年代只有13%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结束，这一比例就增加至33%，1964～1965年又上升到40%，1989—1990年则达到42%。即使如此，绝对数的增加也是相当可观的。例如，截至1989年，牛津大学攻读理科的研究生人数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五倍。在这些人中，来自海外的研究生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占全部研究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同时，在人文和社会学科领域，牛津大学在新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多样化与国际化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为明显。^[21]

在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跨国研究不断拓展。例如，在圣安东尼学院建立了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和国际关系学院，招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使得牛津大学在学术上比以往更加面向世界，从而大大发扬了牛津大学本科生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古老传统。

从1914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国际化来看，牛津大学的对外学术交流从前一时期的单向输出逐步转变为双向交流，既有“输出”也有“输入”。其主要表现在对海外殖民地及英联邦国家的师资、办学模式与教材的“输出”，以及德国避难科学家、罗兹奖学金学者与海外研究生的“输入”。自然科学学科的加强以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不仅为牛津大学赢得了国际声誉，而且使牛津大学的国际化特征愈加明显。

（三）牛津大学国际化的凸现

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是英国整个教育体系处于动荡和变化的时期。经济萧条、失业以及公共经费的削减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结果，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必须按照自己的绩效来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牛津大学虽然也经历了经费困难时期，但其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滞。

经过二战后20多年的发展，牛津大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体学科实力明显增强，对外竞争力亦有大幅度提高。随着撒切尔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牛津大学把更多目光投向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以便获取更多的办学经费，进一步参与国际高等教育界的竞争，从全球范围内招揽最优秀的生源，使牛津大学的生源国际化。截至1989～1990学年，留学生几乎占牛津大学学生总人数的18%。同时，留学生在研究生中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截至1989～1990学年，留学生占牛津大学研究生总数为42%。^[22]这表明，牛津大学已成为研究生教育“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为此，牛津大学建立了新的研究生学院，营造了世界水平的学术氛围，为研究生提供了学院式的住宿条件，使得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享有优质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牛津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大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愈加深入。牛津大学制定积极的国际化战略，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其国际化进一步凸现。

在师资方面，截至2009年，牛津大学38%的教职员是海外人士，分别来自世界上85个国家和地区。2009年，牛津大学聘任的外籍教授分别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德国的康斯坦茨大学，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学生中，约35%的学生是外国留学生，约7 100人。其中，14%是全日制本科生，63%是全日制研究生。他们分别来自世界上142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依次是：美国（1 421）、中国（705人）、德国（632人）、加拿大（355人）、印度（308人）、澳大利亚（253人）、法国（198人）、爱尔兰（188人）和意大利（178人）。^[23]在某种意义上，牛津大学已成为一个国际学者的共同体。

在学科方面，牛津大学已拥有世界一流的学者或国际知名的学者，其人数比英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多。2008年，牛津大学的该项指标被国家研究评估指标列为4级。另外，牛津大学还有十几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从事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专业研究。

在国际合作方面，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外，牛津大学实际上与每个国家都有关系。其科研合作遍布全球各个地区，从事具有全球意义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例如，牛津大学拥有欧洲一流的中国研究中心，也拥有5个世界一流的日本学研究所之一。牛津大学还是研究全球化的世界一流研究中心。牛津大学赤道医学研究中心在其肯尼亚、越南和泰国的实验室开展开创性的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出版社，在50多个国家设有代表处。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牛津大学的国际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在面向2020年的远景目标下，牛津大学在对内进行一系列治理改革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和发展资源，保持和巩固其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