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开展跨校辅修的研究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坚定不移走合作办学之路——复旦大学开展跨校辅修的研究

复旦大学　郑方贤　葛天如　苗　桢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4所规模、形式相近的大学，为了便于组织彼此间开展的体育赛事活动，在各校订立运动竞赛规则的同时订立了常青藤盟校的规章，选出盟校校长、体育主任和一些行政主管，进而讨论各校间共同的入学、援助以及行政问题。如今，扩展到8所大学的常青藤盟校已经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高校合作体之一，其联盟学校之间有诸多优惠，如学生可以顺利转学、教授可以流动等等。这一充满活力的制度设计，加之每所盟校严格的入学标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盟校所向无敌，成为众多优秀学子的向往之地。

而今，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协调发展的合作精神开展合作办学已有10年，尤其是面向合作院校所有学生而开办的“东北片普通高校跨校辅修专业”也已经走入了第八个年头，参与学校增加到了10所，参加跨校辅修专业学习的同学达到6千余名。跨校学习使得各参加高校的教学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尤其对大学生知识面的拓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上海市东北片普通高校开展“跨校辅修专业学习”（简称“跨校辅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同时通过对参与其中的复旦学生的访谈，进行实践方面的经验总结。

一、跨校辅修制度的理论探索

1．跨校辅修开展的理论价值

（1）从人才培养角度而言，跨校辅修是改善学生知识结构，促进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要。

21世纪需要的是高素质、高层次的专门人才，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使仅具有某一狭窄专业知识的学生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过去，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基于这样一种理论预设：同一层次的所有人，都应该接受同一种培养方案、同一种教学计划和同一种学习要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要求学生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背景，更要能够成为厚基础、宽口径，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富有知识扩展潜力和适应社会人才市场多变局面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实施的学分制教学制度正是为了开展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但由于完全的学分制对高校的教育资源提出了较高要求，部分高校，尤其是单科性院校的教学资源紧张、开课能力不足势必制约了学分制的实施，影响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跨校辅修制度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旨在发挥各高校优势，使各校的学生能选修、辅修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课程，感受到不同学校的校风校貌、学术氛围、教学方法、教学风格、治学态度，开阔了视野，拓宽了学习空间，从而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它有利于完善学生的思维方式，有效地改善其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知识结构更合理、社会适应性和社会竞争力更强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学习自由”。

大学的学术自由，除了包括学者、教师的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外，还应包括大学生的学习自由。美国的约翰·布鲁贝克在其枟高等教育哲学枠一书中，将学习自由概括为“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的自由”、“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在这些自由中，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即选择课程的自由居于核心地位。

大学生的个性不同，兴趣、爱好、特长和需求各异。目前在我国由于受资源限制，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不可能真正地被大众化，教育规模小、招生数目有限。因此不少学生为了求得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先“牺牲自我”，按学校统一要求的规格来塑造自己。然而，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求学者有“选择权”的时候，他们就会突出个人要求来满足自身的个性发展需要。关于发展个性的需要，毛泽东曾经有过精辟的阐述，他在给秦邦宪的一封信中说：“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毛泽东自己的文章写得那么有创造性，特别是他的诗词，写得那么精彩，正是个性的充分体现。而通过跨校辅修制度的引入，各大学提供了多种途径使学生有机会按自己的意愿各施所长，这一制度是对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尊重，能够积极调动出学生们学习的自主性、独特性与创造性，其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

（3）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开展跨校辅修，也是高校整合优势开展合作，防止“巨型大学病”的有效措施。

21世纪，战略联盟与合作是组织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战略联盟的时代，基于单干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了基于合作的竞争，传统形式上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模式遇到了挑战。从高校自身来看，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通过走合作之路来解决。任何高校都只能在办学的某些环节上拥有优势，而不可能拥有全部的优势。为达到“双赢”的协同效应，注重高校之间的携手联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彼此在各自的关键优势环节上开展合作，尽量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势相长，可以求得整体竞争力的最大化。

此外，跨校辅修一类的高校间合作办学也有利于防止“巨型大学病”，提高办学的效益。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习惯于“大而全”或者是“小而全”的管理思路，管理的精力往往耗散在众多低附加值的活动上，从长远看，这不利于高校积累起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亨利·莱文，在2002年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曾说过：“一所优秀的大学不一定要拥有所有的学科，而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东西，把节约下来的资源用于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其实，对一个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特色、是比较优势，不一定要大而全。”每所高校所分得的教育经费是有限的，因此通过跨校辅修制度，学校在满足学生需要的同时，可以节约在资源方面新的投入，极大限度地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

2．上海市东北片高校跨校辅修成功开展的原因

（1）各个学校本身的特色不同，这形成了跨校辅修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条件。

目前，无论是联盟合作模式的高校合作，还是个别高校间的教学合作在西方都开展得相当成熟，如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例子。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可以选修在伯克利分校开设而在斯坦福大学未开设的课程，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也可以选修斯坦福大学开设的课程。亨利·莱文曾解释这种合作说：“为什么（两所大学）一个有亚洲研究专业，另一个有中国研究专业，彼此完全分离，涵盖完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朝代。事实上，如果在驱车一小时之遥的另外一所学校开设相同的专业，两所学院都有可能因此而削弱自己的力量。于是，两所学校都说，不，我们要共享我们在亚洲研究与中国研究方面的资源，我们要合作，因为合作将使双方都变得更强大。如果你去每一所学校看一看，就会发现他们都有所放弃。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说，一所学校怎么能缺少这个系或此类资源呢？但答案是他们并没有缺少，学生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课程资源，尽管可能不是在本校开设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高校间的校际合作，应能满足核心能力互补的原则。高校开展跨校辅修的目的在于弥补自己原先的缺口，如果合作高校的核心能力大都雷同，则合作后规模可能很大，但却缺乏内部整合度，效果将不甚理想。

幸运的是，开展跨校辅修的几所上海市东北片高校均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复旦大学是一所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的多科性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在全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同济大学是国内土木建筑领域规模最大、专业最全的工科大学，现已发展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原属国家财政部领导，现在则是一所以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学科优势明显；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德、法、日等语言领域具备明显的专业优势，是一所培养涉外型、复合型高级外语人才的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以经济管理与航运技术为重点的多科性大学，特色鲜明；上海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兼有商、文、管、理的多科性大学。正是因为有了各具特色的大学，跨校辅修的开展也才有了可能，也有了必要。

（2）各学校开设的辅修专业均体现学校自身的特点与优势。

如复旦开设的新闻学、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与法学辅修专业，均属于本学校的优势专业。以新闻学为例，复旦新闻学院创办于1929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名扬海内外的新闻教育机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记者的摇篮”、“复旦新闻记者甲天下”、“好学力行、服务社会”等等说法，既是对复旦新闻学院的赞誉，也说明了复旦新闻的强大实力。因此可以想象，对于其他学校对新闻学感兴趣的学生来说，如果能够有机会通过跨校辅修这样一种授课形式，“零距离”地接触到复旦新闻教育，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开设跨校辅修专业的上海市东北片大学，均推出了符合本校特色与优势的辅修专业项目。再比如对于有着“学外语，找上外”之称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来说，也在推出何语种的辅修专业上，颇费了一番思量。“考虑到尽管我校的英语师资力量很强，但各校经过多年的努力都已建立了强大的英语师资队伍，因而在权衡之后先开设了德语和日语2门辅修专业。这2门专业的师资力量在我校均属于强势。”^[2]其他如上海财经大学的会计学、工商管理等，也是属于符合本校特点的辅修专业，其他还有同济的工程管理、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管理、上海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如此，在上海市东北片跨校辅修的开展过程中，各高校可以在组织上突破有形边界，根据办学层次和自身特色等实际情况，精选、保留、发扬和运用最关键、最有优势的功能，而将其他某些功能依托到跨校辅修的战略合作中，借助外力完成，并且予以整合弥补，各自的有限资源、传统强项都可以发挥出最大效率。这也成为了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能够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

（3）上海市东北片高校在构成上的不同层次，也促使学生们有参加名校跨校辅修专业的动力。

开设跨校辅修专业的6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海事大学，均是国家或上海市重点建设的高校。这些大学的基础实力扎实、师资力量雄厚，是莘莘学子所期盼就读的名校，加上一起参与合作办学的上海水产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电力学院和上海杉达学院4所大学，无论在办学层次、专业结构、学校特色等方面形成了极佳的大学联合构架。既有偏专业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上的互补，也有全国性大学和地方性大学的层次上的互补，纵横交错、结构稳固。从实践看，也正符合了跨校辅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宗旨。

（4）“东北片”各高校的教务处也为跨校辅修这一教学协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课程组织、教师与教室安排，学生从报名、成绩登记到证书制作发放等一系列教学管理事务，均是各校教务处在完成繁忙的本校工作的情况下同时进行的。再比如，开设辅修专业的各高校为了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务处在本校教育资源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仍然积极组织教师开课；为了避免与本校教学活动相冲突，利用双休日排课，并且坚持每个月的例会制度以有效规范地协调教学管理。参加东北片跨校辅修的各所学校本着以学生为主的服务思想，甚至不计成本，每周用大客车接送数百名学生到开设辅修专业的院校参加听课。由于辅修名额的限制，一些高校首先要在本校组织选拔，这些院校无疑也为跨校辅修的成功投入了很多。

正是因为同时具备以及创造了以上的诸多条件，我们东北片跨校辅修才能够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二、复旦大学学生参加跨校辅修情况简介及采访回顾

上海东北片跨校教学协作开始于1995年12月，而“跨校辅修专业”的第一次招生则开始于1997年春，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这一制度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趋于完善，无论是开设的专业，还是报名辅修的学生人数都有所发展。最近两年来，复旦大学学生参加跨校辅修的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表1。

表1　2003—2004年度复旦大学学生跨校辅修人数统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复旦大学学生对跨校辅修的态度及反馈意见，我们采访了部分成功拿到“跨校辅修专业证书”的学生，见表2。

表2　被采访者的情况一览表

1．复旦大学学生参加跨校辅修的原因

由于复旦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本身的教学力量相当强，开设的课程丰富，而且学生的素质较好，因此在众多大学中，复旦学生参与跨校辅修的积极性并不是最高的。那么，对于少数报名跨校辅修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大部分学生都认为是出于兴趣。

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辅修的谢凌玲同学说：“自己就是对语言很感兴趣，从初中到高中都是这样。我大一时对自己的本专业法律其实不是最感兴趣，填志愿的时候是考虑到当时高考外语口语考试考得不好，怕掉下来所以填了保险系数大些的法学专业。但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多学一门语言，正好当时给了这样一个机会（指开设跨校辅修——笔者注），就报名了。”

同样，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辅修的刘怡伟同学也表示：“觉得辅修的课程比较有系统性，而学校的课程可能限于时间不可能让你学习得很充分。学语言主要还是出自兴趣，这个过程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当然他们也都提到，参加辅修，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兴趣，但是在客观上也增强了自己以后的竞争力。通过访谈，我们还发现大部分对外语有兴趣的学生，都是喜欢把语言作为一门第二专业来修读，而不是作为自己大学4年学习生涯的主修专业。

在对上述几位学生的采访中，谈到参加辅修的功利性问题，只有一位学生表示“比较功利的目的占到7成，兴趣占3分”。从中可见，复旦大学参加跨校辅修的学生，更多还是从满足自己兴趣的角度出发报名学习的。

2．复旦大学学生参加跨校辅修的过程

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在上海财经大学辅修工商管理专业的郑文文同学说：“辅修专业的要求是要低些，但也没有松散。比如老师还会留课堂作业。一些理论性比较强的课跷跷课还没问题，但是像“公司财务”这样非常实践的课，我跷过一次以后得到的教训就是不能跷第二次，否则绝对跟不上。大部分课程还是闭卷考，学期中还要交小论文，而不少我们自己的专业课都是写写论文就结束了。“公司财务”第一次考试我还被关了，是靠补考再通过的……不过我觉得辅修自由一点的制度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不是很忙，但是大二、大三也会同时忙着社会调研的主课任务，还有我自己花了不少心思的学生社团‘沸点漫画社’等，所以如果碰到几件事情有冲突，我会把关于辅修的‘优先级’排在后面。所以如果像学校的课一样，要么不选，选了挂了就必须重修合格，不然毕不了业的话，压力太大了。事实上，有一学期到了期末阶段，我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背财务方面的定义，真的是‘火’蛮大的。”

而对于学外语的同学来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外语辅修课考试放在每学期初考试的安排，更加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辅修日语专业的张祺说：“我觉得只要你能跟着上课的进度走，保持一定频度的刺激，最后考试只要稍微看一下，总归不会通不过的。何况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把考试放在下一个学期开头的，这样我就可以在假期复习。”

参加跨校辅修的很多同学也都提到，同班同学总是“越上越少”，因为有很多学生都在中途退出。例如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辅修的张祺说：“我那个班，第一学期30人，上到第二年是10人，最后毕业拿到辅修证书的是8人。老师笑称我们是真正享受了研究生的小班教学待遇。”

谈到他们自己会坚持下来学完的原因，大多数学生似乎认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坚持修读完跨校辅修专业的学生大多没有过多的校内学生会、社团工作，周末晚间一般也居住在自己学校（这样到跨校辅修学校通常比较方便）。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修读德语专业的谢凌玲说：“（跨校辅修）本来就是兴趣出发的东西，不想学就不学了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在谈到老师的教学情况时，几乎所有的被访同学都给予了肯定的反馈意见。比如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辅修德语专业的1998级同学胡依贤就说：“实在想不出什么老师随便教课的地方，大概我这个人对negative的部分向来不大注意。老师不错的，记得第一门课就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上的，长得挺漂亮的，教得也很好，可惜后来结婚了，不能再教下去。平时上课的过程中，老师会常常叫人回答问题，做填空题什么的，所以上课还不能太分神。我挺喜欢老师讲讲关于德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之类的东西，因为听课之前完全不知道，所以上课的感觉是津津有味的。”

但是也有部分学生指出跨校辅修课程中偶尔存在有老师让研究生代课的情况，但因为次数较少，所以“大家都能够接受”。还有一名学生回忆说：“我们曾经发生过半天找教室的事情，最夸张的一次老师带着我们几乎找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在教学楼找到教室，好在我们人少，最后是挤在教师休息室上完这一课的。”

大多数学生对跨校辅修的教学质量还是满意的，但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在后勤方面，各个学校的服务水平还可以有所提高。

3．参加跨校辅修对学生日后发展带来的帮助

这也是很多学生乐于谈及的一个话题。

刘怡伟说：“大二、大三两年辅修后，我在大三暑假去了德国两个月。读德语的时候，我是希望着有朝一日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场的，但是也没有计划过那么快就能实现。

在德国的两个月，我每个周末都安排旅行，一查天气，二决定地点，三确定预算，然后就出发。实验室在柏林，利用那些双休日，我去过了慕尼黑、汉堡、巴黎、阿姆斯特丹。通常我是晚上跳上大巴（火车相对来说比较贵），礼拜一的早上拖着旅行箱直接到实验室上班，就这样除了上班就是旅游，两个月下来我几乎瘦了10斤，回中国的时候，我在德国实验室赚的钱一分也没有剩下。”

“要说学过德语的帮助，都是体现在了一些很自然的方面。比如买车票的时候，可以看得懂是礼拜几的票，写着自己是去哪儿，到了陌生的城市，可以看懂指路牌，可以问路，看懂商店的店牌，是卖什么的。”但尤其关键的是，由于会一定的语言，可以进行沟通，刘怡伟在那边交了不少的德国朋友。

同样学习德语的胡依贤也说，有学过一门第二外语的经历放在简历中，应聘时和企业的面试经理有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辅修工商管理专业的郑文文则把工商管理与自己的本专业社会学联系到了一起：“比如我们专业里的组织社会学与工商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还有一些知识如马斯洛‘人的5个需求层次’等知识点，都可以互相融会，我在考试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把一边学到的知识用到另一边的试卷里。”很多学习语言的学生也谈到了德语与英语的互通性。

而在大学本科阶段就在新东方培训学校兼职教书的闫铭更是称：“辅修是一次奇妙的经历，你看着一样东西从0逐渐被掌握到80、90分的程度，最后我甚至还可以辅导我弟弟的出国考试，真的很有收获感。”

学生们的反馈各不相同，即使有不少人提到辅修学到的知识，如语言、经济学知识中的一些条目因为长久不运用，有不少部分已经遗忘，但大家都认为辅修是一个自己充实提高的过程，两年的时间坚持下来，自己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可以提高简历竞争力的证书而已。

三、对跨校辅修专业存在问题的总结以及展望

通过理论探讨和实际采访我们看到，跨校辅修制度是高校利用各自优势，实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还是减轻教学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它有力地推动了高等院校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想学生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所带来的遗憾，扩展了他们的知识面，有利于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可以说，各高校间的合作办学，培养复合型人才，是今后高等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10年的跨校合作办学，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

1．跨校辅修合作办学的发展定位问题

即以后是依然局限在各大学内部间的跨校辅修，还是这样的合作机制能够与地域相结合，为东北片大学所在的地区作贡献。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高校合作办学活动的出现与其影响的扩大，与高等教育的大扩展和走向大众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美国高校校际合作办学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这段时间也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和实现大众化的时期。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占全国适龄人口的比例，从15%左右提高到了30%以上。之所以两者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带动关系，正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校的规模普遍扩大，扩招的压力增加，高校之间在竞争与发展之中，也逐渐出现分化，出现不同类型、形态的高校群体，各高校都面临着一个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取或创造问题。而各高校间的合作办学，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尤其对于弱势高校来说，合作办学可以使合作者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减少被强势大学吞并的危险。

而对于东北片高校来说，媒体早就有东北片“大学城”这一提法。关心高校或者与高校存在职业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如果有机会打破现有结构，允许改变现状，我们会怎样去建设一个新的高校运作模式和新型校际关系呢？东北片高校所天然形成的密集型高校社区，对各学校合作办学提供了机会，同时也对各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提出了一种挑战。尽管高校校际合作办学是应对高等教育大扩展和大众化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在认识上不能把握其性质和特点，做出适当的定位，在实践中作出积极的努力，采取相应措施，还是按照原有的做法去规划大学城，我们将失去一个使我国高校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更新换代的难得机会，跨校辅修这一制度原有的潜在作用也会非常可惜地难以得到彰显。

2．东北片高校跨校辅修的机制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

上海市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的成功协作已经使参与其中的在校生多达10000多人（其中4000多名学生参加跨校选修课程，6000多名学生参加跨校辅修专业学习）。规模的扩大既是对各院校教学资源的挑战和考验，也启发我们考虑其进一步发展的机制建设问题。例如，是否需要建设固定的校舍，以获得发展的空间，避免目前出现的校舍紧张对规模发展的限制；是否要考虑固定的管理人员以满足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服务需求，避免由于工作人员兼职而产生的无法尽心服务的缺陷。再如，是否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来保证教学质量，避免因为教师变动而影响课程开设的矛盾等等。

另外，当前的跨校辅修还主要依靠各学校教务处的无私协作与奉献精神来完成，那么从目前教育空前繁荣的现状，以及我国家庭教育投资占收入比重近30%的数字来看，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和市场对复合型人才的偏好，作为我国人才培养主力军的各高校是否也可以在制度建设时考虑把跨校辅修纳入经济化的轨道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各学校的成本投入。

尽管上述问题现在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跨校辅修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就自然而然会发生，因此我们只有建立了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和发展模式，跨校辅修才能够做到可持续性发展。事实上，2003年“非典”阶段我们的跨校辅修所遭受到的严重冲击，已经说明了如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一合作办学机制的生存是极脆弱的。

3．参加合作办学的各所大学管理制度差异的问题

前文已经说过，正是由于上海东北片每所大学的风格都不尽相同，跨校辅修才有了其独特的生存土壤与发展必要，但每所大学的不一致，也为跨校辅修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开学时间的不同，就势必影响到辅修课的开设时间。同时，每所学校的学期结束计划，甚至是节假日安排，也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有效授课时间的压缩。而且由于跨校辅修的不少课程都是大班开课，学生更是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这样就为开展讨论式教学，师生间的充分交流以及课后作业的布置与检查，增添了一道难题。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说，高校的合作办学，本质是各高校所结合而成的一种战略联盟的形态。但是由于参与各方在组织制度、行为方式、观念和能力范围上都存在着差异，要使这一联盟能够稳定地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各方共同克服组织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别，必须建立完整的信息网络和协调机制，使得参加的每所学校都可以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迅速反应，高效率地完成联盟所确定的目标。

4．东北片跨校辅修参与院校的地域问题

地域集中，这曾经是上海东北片高校合作办学得以成功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地域的关系，复旦、财大、上外、同济4所大学自行车的车程，均只在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其他参加的学校，除上海海事大学、杉达学院坐落于浦东，相对较远外，也都位于杨浦区内。但是随着上海高校布局的新一轮变动展开，这一合作办学开始时所具有的优势正在逐渐失去。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本科生，已经在松江大学城上课，电力、水产、上理工3所大学的学生，逐步转移至南汇大学城，海事大学在规划中也将迁移至芦潮港的临海新城。学校的分散化，肯定会带来参加跨校辅修学生上课成本以及精力耗费的增加，还可能会影响到诸如学生午饭如何解决等等看似无足轻重，实则颇具影响的细节问题。如何使合作办学受地域变迁的影响减到最小，是各高校教务处在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尽管还有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有待于我们去解决，但是跨校辅修开展10年来取得的贡献之巨，是有目共睹的，最大的受益者始终是学生。在最后，还想宕开一笔说的是，开展跨校辅修，实质是对现行高等教育制度的一次创新。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革命”，它是对现存秩序、规则和行为的批判，是各种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其间会触及到各类“敏感”问题，或受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与阻力。因此，上海东北片的各所高校想学生所想，淡化自身学校的界限开展学校间的合作，是颇需要勇气的。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变革创新的勇气，中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够不断得到新的发展动力。

【注释】

[1]枟作家文摘枠，1999年7月30日。

[2]丁智勇、肖琳，枟共享上海市东北片高校的辅修师资资源枠，枟复旦教育枠，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