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诞生于抒情时代。施密茨将那个时代的“人的状况”归结为：矛盾分裂，缺乏通过自身意愿和行动以自救的意识（注：Bruno Snell如此刻画彼时的人类“灵魂状况”：“在抒情诗人对自身感受的表达中，我们发现了灵魂的分裂（Zwiespaltigkeit）和精神中的共同体意识。不过，在诗人Archilochos、萨福和Anakreon眼中，精神的自发性仅止存在于感觉的相对狭隘的一方领域。强烈的激动依然源于神性的‘入侵’，只有灵魂的困苦被视为属于自身。关键还在于，意愿和行动的领域尚未被开掘，后者属于悲剧时代的成就。”引文出处同①。）。从哲学诞生地伊奥尼亚的抒情诗人的自白中，我们能普遍地感受到一种听天由命的惑乱气氛（Atmosphare der Beirrung）。在施密茨看来，这些“风化”之言提供了关于早期希腊哲学活动所应对情状的宝贵启示，遗憾的是，这一点一直不曾获得足够的重视（注：至少就施氏写下其“开篇之作”《当下》的1964年而言。）。诗人们在与痛切体会到的生活之无所依凭（Haltlosigkeit des Lebens）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才有哲人们接手这一使命。
巴门尼德被视为早期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通常的说法是，在他那里，素朴的自然哲学思想第一次达到了抽象的高度——“存在”被提了出来。施密茨指出，如果把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想进步说放回到哲人身处其中的抒情时代，将不难看出，巴门尼德的哲思与彼时代人类处境的困顿关联紧密。在希腊早期抒情时代，人类被刻画为一种随波逐流、无所依凭的生物。伟大的桂冠诗人品达这样哀诉：“朝生暮死者！人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不过是梦的阴影。”（注：对此，古希腊研究者Frankel这样评论：“我们自己就是朝生暮死者；我们的思想与感触、我们的举止乃至生活和行为方式——一句话：我们的整个所谓个性变动不居，任由这一天的短促光阴摆布。”Hermann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 I：Gegenwart，Bouvier Verlag，Bonn，3.Auflage 1998，S47.）除了这种无所依凭、变换不定的“本性”（eigenes Wesen），对自身之无助（Hilflosigkeit）的深切感触也是早期抒情诗中一再出现的主题。这两种基本的生存经验烙印在诗人们对自身处境的迷惑及冒险式地应对之法中。最早的抒情诗人Archilochos便是个中典型。
这位以漫游的歌者自居的诗人公然藐视传统，听命多变的命运摆布。他可以满不在乎地丢弃象征战士之尊严的盾牌，在一般人眼里，这样的人甚至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向“厄运”和“偶然”哀告，或以一种英雄式的听天由命（Resignation）的姿态，坦然承受命运的起起伏伏。就像失去了庇护的海上的船只，在Archilochos看来，人便是受无尽苦乐浪潮摆布的生物。为对抗这种状况，他诉诸自身的情感（Gemüt）：一方面勇于自我克制，不受过度的喜悦和哀怨的影响，另一方面力求认识“保持人之为人的是何节奏”。（注：施密茨认为，我们可以从与Archilochos同时代的另一位抒情诗人阿那克里翁那里获得关于这里所谓的“节奏”的启发。阿那克里翁痛恨世人贫瘠世俗的“节奏/步调”而赞美爱人独特的“柔和轻盈”。Archilochos便是在类似意义上谈论“节奏”——他同样诉诸情感来认识作为摇摆不定之“本质法则”的“节奏”。在这些诗人们看来，人类生活展露于这种“节奏”之中。Hermann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 I：Gegenwart，Bouvier Verlag，Bonn，3.Auflage 1998，S43.）施密茨指出，如此理解自身的Archilochos实际上已经开启了通向哲学之路：在对自身处境的反思中，Archilochos发现了自身的“本质法则”及这种“自身本质”扎根于周围发生事件之中的状况。而他诉诸自身情感来进行这种反思更是一条“中道”的开启——居间于“认识你自己”的教诲和阿纳克西曼德意味深长的启示（注：“依据恰如其分之事而行；因为，依据事件的尺度，它们因不义之事为彼此带来公正的惩罚和赎罪的机会。”转引自Hermann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 I：Gegenwart，Bouvier Verlag，Bonn，3.Auflage 1998，S43-44.。）此言何谓？德尔菲神庙的铭文要求人们反思自身，阿纳克西曼德则强调令万物“各得自性”的节奏。Archilochos的“节奏”与后者更相近似，不同之处在于，诗人将这种节奏限于人类命运的范围，淡化了它的的宇宙论色彩。“节奏”成为自身反思的内容，这种关注首先是由对自身生命的关切引发的。（注：Hermann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 I：Gegenwart[M].Bonn：Bouvier Verlag，3.Auflage 1998：42-43.）
根基处的迷惑和应对引起哲学的反思，这种关联在巴门尼德的著作中尤其显著。对摇摆不定的凡夫俗子处世之道的厌恶之情，成为巴门尼德哲思活动的激情所在：“那些什么都不明白的凡人们两头彷徨。因为他们的心中不知所措，被摇摆不定的念头支配着，所以像聋子和瞎子一样无所适从。这些不能分辨是非的群氓，居然认为存在者和不存在同一又不同一，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注：译文取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2页。）在凡夫俗子那里犹如一种渎神强力的无助，为指引和教导巴门尼德的女神所驱散。面对群氓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巴门尼德的女神引导他诉诸努斯、灵魂的力量。另一位抒情诗人，Amorgos的Semonides，同样将凡人的沉沦归咎于努斯的缺乏：“人对意义无所了知，他缺乏灵魂。作为朝生暮死者，我们像羊群一样活着，一无所知，直到神令每个人终结的那一天到来。”施密茨指出，这说明，早在巴门尼德之前，诉诸灵魂已被视为对凡人典型的醉生梦死、摇摆不定的生活方式的对治之方。不过，在诗人们的作品中，获得表达的毕竟只是一种苦涩的听天由命之情。除了为含混的希望驱赶着得过且过，虚度这短暂的光阴，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抒发这种悲观之情的诗人承认自身同样是这朝生暮死的生物中的一员。这种姿态明显有别于站在哲思高度上的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谴责这些凡夫俗子，自信凭借哲思带来的智慧，他能使自己免于这种摇摆不定的命运。
在施密茨看来，巴门尼德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原始时代这种不安定的状况。他向人们指明了一条发现确切之物的道路，一条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道路。赫拉克利特则名副其实地与巴氏“性格相反”（Antipode），两者以南辕北辙的方式成就“同一者”（das Selbe）。赫氏同样超越了朝生暮死的沉沦态。他指责将日子分为“好时光与坏时光”的希罗多德，认为后者没有看到“每一天的本质都是同一个”（das Wesen jedes Tages eines ist）。他说，本质（自然）热爱遮掩自身，然而隐蔽的相合比可见的更为强健。细心倾听这一喜爱保持在隐蔽之中的“本质”，赫拉克利特获得了真实的支持（一如巴门尼德由于认识到坚定的心灵那完善的无蔽而获得的支撑）。（注：Hermann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 I：Gegenwart[M].Bonn：Bouvier Verlag，3.Auflage 1998：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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