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城邦国家到帝国阶段
人们通常把氏族部落之后的城邦社会视为最早的国家形态，围绕着一个城市为中心及其周围农村腹地，宣称进行自治的最小政治单位。由于城邦体系频繁性的战争和经常性的内部仇杀导致城邦国家衰落，取而代之的普遍性国家形态即帝国，诸如罗马帝国。不管是农业帝国、部落帝国还是游牧帝国，主要依靠武力扩张形成的大帝国看似强大，其实内部权力结构重叠松散，诸如欧洲，不只是罗马教会和罗马帝国声称拥有权力，还有诸多其他政治行为体（国王、贵族、城市公民、贸易行会和主教）也声称拥有权力，历史形成了重叠复合的封建国家制度。这也即是说：帝国体制的内在张力也埋下帝国危机的隐患，宣称拥有神圣性的统治者与完全处于臣服地位的民众之间的矛盾是根源之一，帝国最高机构的高度集权与地方永恒斗争的官僚行政机构之间的矛盾是根源之二，这些构成帝国瓦解的内部根源。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德称之为“统治者的目标取向和主要社会阶层的目标取向之间的矛盾，当两者矛盾不那么激烈的时候，帝国体系发生调适性变迁；但当矛盾十分激烈以至于动摇帝国存在的两个条件的时候，帝国体系就会崩溃” [1]。肯尼迪“将衰落归结为帝国治理的成本，即罗马帝国的基本逻辑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所以它在不断扩张。但是，它不能持久，而且必然导致走向军国主义。在扩张过程中，他们压迫其他民族，也必然遭到其他民族的反抗，导致帝国成本上升，极端的情况下导致帝国瓦解”[2]。《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肯尼迪的解释进一步扩展，认为所有帝国都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在其居民与中央关系为从属关系，而他们似乎并不情愿接受帝国权威的领土上，如何保持政治控制”[3]。
二、从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到王朝国家阶段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各种权力主体便纷纷形成邦国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好在欧洲有宗教信仰的传统，“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无上权威。教皇把这些大小邦国联结而成为一统的基督教世界。” [4]在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5]的情况下，以普世价值引导的国家成为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形态。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封建主义国家分封割据以及教派林立导致市场闭锁和战乱频繁，形式上统一的基督教统治的世界面临国家瓦解，封建邦国纷纷进入王朝国家时代。王朝国家将国家共同体内的居民凝聚为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开启了一个重新塑造民族的历史进程。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统一的国家形成以后，统一的国内市场在封建割据的壁垒被冲破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国家经济。在文艺复兴运动影响下，民族的语言和民族文化也逐步形成，从而完成了民族共同体心理认同的文化整合。“当时的人文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揭露教会的腐败，歌颂人民的智慧。他们一改过去上层知识分子以拉丁文为文学语言的积习，开始用本民族的语言写作。从此，西欧各国才有了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载体的文学、戏剧等等。”[6]
三、从民族国家到超民族国家阶段
尽管王朝国家通过构建新的民族来促进新的国家统一，但是王朝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矛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国家权力维护的是国王和王朝的利益，而不是维护整个民族的利益，王朝国家自身的狭隘性质阻碍了民族对它的认同。随着民族的成熟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就将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举起全民族利益的旗帜向王朝利益发起了冲击，资产阶级要用民族利益消灭王朝利益，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一切权力转移到‘全民族’手中，并且，整个国家的一切行动和所追求的目标自然均要服务和维护着‘全民族’的利益”[7]。资产阶级也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从16世纪遍布整个欧洲的宗教派别斗争而引发的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到1648年确立起威斯特伐利亚近代国家体系，随后各国的资产阶级纷纷走上民族建国的革命或变革道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不断冲击，使处于现代国家核心的资本与强制力量结合的范围不断扩展，结果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发生于绝对主义国家提供的领土躯壳之内”[8]。即现代民族国家脱胎于欧洲17世纪晚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及其培育的国家间体系，最终形成了“一种非人格化的而且是法治的或宪政的秩序，它规定了权力的一般结构，明确了对于一定社会实行控制与管理的性质和形式” [9]。尤其是对国家政权进行了宪政化改造以后，就基本上解决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将国家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民族国家成为近代国际社会基本政治单元，现代化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展开的，英、法、美、德、意、日、俄等通过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纷纷走上发达国家道路。“对于亚洲、非洲以及美洲南部的广大地区来说，则是在20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真正获得了国家主义观念。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前，我们很难断定这些地区已经有着成熟的国家主义观念。”[10]
不过，民族国家也不是国家形态演进的最终形式，民族国家的出现并没有终结国家形态演进的进程。国家形态的演进还将继续下去，民族国家也会被新的国家形态所取代[11]。今天在欧洲以及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苗头。但不管民族国家未来发展趋势走向何方，目前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元的地位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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