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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汉光对于士族的理解,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时间:2022-09-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以下笔者尝试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对于士族这一概念的认知与使用,来观察历史情境中士族及其相关词汇的出现时间及使用频率。另外两个明确指称士族的词语素族、门阀则出现得更晚一些。语言的流行相对于实际事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士族及其相关用语的晚出,

第三节 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

以下笔者再对与本书研究关系甚巨而又为学界所习用的士族及其相关的概念略加检讨。关于士族的称谓及其释义,学界多有讨论,[124]但是对如何来界定士族这个词语的内涵及其边界,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知。海外学者似乎更倾向于在较为广阔的时间段以及更为宽泛的定义下使用士族这一概念,其以士族为题的研究上及两汉,下延北宋,[125]而大陆的学者的态度要更为谨慎一些,例如在如何称呼两汉大族的问题上,更多地使用豪族、宗族甚至豪民这样的字眼,[126]并有意无意地避免使用士族一词。[127]日本学者则更多地交替使用豪族与贵族这两个词语。只是豪族这个词语在中国史上很容易与“豪强”这样的概念相混淆,根据川胜义雄的意见,豪族与贵族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如果要成为贵族,豪族就必须要首先成为地方名望家;在成长为贵族的过程中,还需要被赋予某种高贵性的东西。[128]若此豪族大约与地方大族地位相似,贵族则等于士族。此种用语的纷杂与多歧,其背后往往反映了对于士族问题不同的学术思考。如何来认知士族这一现象,是将其视为中古史中的一种特殊存在,还是认为其存在的历史时段可以溢出魏晋隋唐之外,或者仅仅是根据使用的方便与否?如何来界定士族这样一个被广泛认同与使用、但很难确定其边界和范围的概念?又如何将中古史中的士族与中国其它历史时期中普遍存在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以及地方大族进行合理的区分?这些都是每一个试图展现中古士族社会面貌的学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毛汉光曾经以“三代五品官”作为划定士族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统计两晋南北朝正史所载的4 022个人物的传记资料,试图用大规模计量统计的方式,精确描绘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在政治、社会等诸领域所占据的地位。[129]毛汉光的研究主要把握了士族在仕宦方面的特征,其研究规制宏大,尤其是采用了社会科学化的精确表达方式,使得过去晦暗不清的史实能够用表格的方式清晰地展示出来。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仅依靠统计来描述历史这种方法背后所蕴藏的危险性,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要素都是可以被量化的。[130]陈寅恪当年曾经批评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术之真相愈远”,[131]过于追求精确化、条理性的描述,往往会遮蔽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我们对于士族观察也需力求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以求得真了解,以避免出现将尔朱氏这样的代北酋豪认作为士族高门这样的完全背离于古人对于士族认识的案例。[132]士族并不等同于“仕族”,在整个中国的帝制时代,三世五品官的官宦家族是一直长期存在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士族在整个中国的帝制时代都是存在的,所具有的差别只是各个历史时期士族数量的不同呢?我们应该注意到哪怕是在士族政治最为鼎盛的时期,士族在仕宦上的优势地位也从来没有被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特权,而更多的是依靠一种社会文化的认同。这种现象引导我们更多地关注士族在社会、文化诸方面所具有的特征。日本学者曾经对作为国家官员的士族是寄生性的官僚还是一个自立性的阶层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如果转换一下观察的角度,我们似乎都可以感到在政治领域之外,在社会文化层面中,士族拥有一种自立于皇权之外的特征。所谓“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自我标举,使得士族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文化标准与社会认同。正是这种社会文化上的自立,使得中古士族超越了其他历史时期的官宦世家而具有特殊性,所以一种理想形态的士族研究需要同时展现士族在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特征,描述士族在仕宦、婚姻与交往、学术等各方面的活动。

以下笔者尝试通过分析历史时期对于士族这一概念的认知与使用,来观察历史情境中士族及其相关词汇的出现时间及使用频率。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古人的指称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并不是严格的概念界定,这种统计频率的方法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特别是在总体样本量有限的情况下,也蕴含了失真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语词运用的变化往往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方式展示着社会知识的变迁,毫无疑问大族这样的泛称在从先秦至明清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普遍使用,那么士族一词的出现与流行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士族这一群体的认知?对此略加统计探讨似乎也不无裨益。

毛汉光曾经胪列过史书之中可以用来指称士族的二十七种说法,[133]可知当时人在指称士族时,用语颇为歧异,并无一律,这种用语的多样固然有一部分是修辞的需要,但可反映出在当时人的心中,士族并不是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用多种不同词语来描述的社会阶层。更为重要的是士、庶,高门、寒门的定义往往在不同语境下有所变化,[134]很难用同一把尺子加以量度。所以这种方法只能提供一种侧面的说明,而非定论。笔者选取了士族、大族、世族、豪族、门阀、素族六词,统计其在史书中出现的年代以及使用的频率,制成表一(附于本节末)。之所以选择这六个词语来进行统计,主要是由于这六个词语使用较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这些词汇并非修饰性的形容词,包含确定性的概念表述,并且在词义上具有一定的差异,从中或许可以窥见当时人对于士族认知的变化。

从表一我们可以出人意料的发现士族一词本身起源甚晚,[135]正史之中,最早使用士族一词的是《晋书》,共有四例,而有三条出现在载记部分,都用来描绘少数民族统治者“典定士族”的政治举措。[136]至于历来被认为士族门阀极盛时代的东晋仅有一次使用了士族一词。[137]由于《晋书》成书过程的复杂性,我们无法确证《晋书》中士族这一词语的使用是出于唐人改写,还是沿袭诸家旧晋书的本文。特别是《晋书》士族一词多出现在载记部分,这让笔者颇为怀疑士族一词并非为两晋人所习用。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士族一词的广泛使用大约在是南北朝时期。另外两个明确指称士族的词语素族、门阀则出现得更晚一些。素族一词流行于南朝,而门阀一词尽管有一例出现于《后汉书》中,但是考虑到《后汉书》是刘宋时期的范晔完成的,在语词使用上可能反映的是南朝时的习惯,所以门阀一词也是到了刘宋以后才日益流行。语言的流行相对于实际事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士族及其相关用语的晚出,实际上是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士族这种阶层的认知和界定是逐步形成的。而在两晋时期人们在指称士族时更加常用的词语是世族、大族与豪族,这三个词相对于前三个词而言,出现时间更早,其概念更为宽泛,并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中被广泛地使用。当时人最初使用一些历史上的习语来描述士族,随着士族特殊性的日益显现,进而发现旧词已难以清晰描述出士族的特征,转而开始发明一些特定的词汇来指称士族。这种语词的指称的转换,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而言,展现了士族这一概念在人们的社会知识中逐步清晰化、明确化的过程。

在最初指称士族的三个词中,豪族一词带有武力强宗的意味,豪族一词在正史中的使用往往与动乱的社会背景有关,《晋书》、《周书》之中豪族一词的使用明显偏多,《晋书》中的豪族往往是指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中凭借武力崛起的地方势力,而《周书》中豪族则多是率领部曲加入府兵系统的乡里豪右。世族一词则往往强调家族在仕宦、学术等方面世代绵延,而大族一词涵义则最为宽泛。因此,遵循历史发展的本身脉络,根据当时人对于相关语词的使用习惯,笔者在本书研究中基本上使用大族这一较为中性而宽泛的概念。[138]

表一 士族指代语词使用频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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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表一通过统计各正史中对于士族指称词语使用频率的变化来反映当时观念中对于士族认识。其中《后汉书》尽管是记载东汉的历史,但由于该书是范晔在刘宋时完成的,其语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南朝的特征。《晋书》则是唐初史臣根据十八家晋书改写而成,其语言所反映的社会观念当略晚于两晋。《新唐书》为欧阳修在宋初编撰,因其不满于《旧唐书》,对唐代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其语言运用或许可以反映宋初人的社会观念。[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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