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征士严光

汉征士严光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据严礼高纂《姚江下河严氏支谱》（1920年务本堂刻本）（以下简称支谱）之《子陵墓碑略》云：“严光生于西汉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壬午八月十二日，殁于东汉建武十七年（41）辛丑，农历十一月初十日（12月21日），年80岁，以寿终于家。”娶梅氏，生子庆如。继室范氏，生子严伦、严儒。

出身官宦世家

据《支谱·宋少宰公谱序》载：“严氏周时为芈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祖姓，五传熊渠称楚幽王，传至熊旅楚庄王。楚庄王为列国五霸之一，国境一直扩展到吴越。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秦统一后，当时流传着一首童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此，秦竭力搜捕楚王宗族。部分楚王后裔芈适公，始改芈姓为庄，隐居东海之滨。”这东海之滨，具体位置又在什么地方呢？《史记·楚世家》说得很清楚：“邑之西隅，古为句章州，里湖山拱其南，历山居其北，亭山襟其左，柏山塞其右，境面有湖环带。”就在四山之间，如今这四山依在，四山之间的古村落依在，这就是古时所称的“严公山”“客星里”，现为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俗称下河严家村）。据光绪《余姚县志·山川》载：“严公山在县北三十里，相传为严子陵故里。今子陵裔聚族而居。少东曰：陶婆岭。”

生活于西汉之际的庄姓著名人物，有庄忌、庄助等。庄光即是庄助的第六世孙。至东汉明帝时，因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为避明帝讳，后代的史学家便把庄忌、庄助改为严姓。当时庄忌、庄助都已去世，史家把他们改为严姓后，历代相沿未改，故有“庄严是一家”之说。严忌之子严助（？—前122）以贤良对策得高第，擢为中大夫。曾向汉武帝推荐会稽朱买臣。时有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东方朔、枚乘子、枚皋等，相结为学友，朝议国事得失。

严助担任会稽太守时，已世系繁衍，成为余姚一大氏族。严助与淮南王刘安交情深厚，后因淮南王谋反，严助受株连而被杀。严光的父亲安乐公名士恂，曾任南阳郡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令。刘秀父亲刘钦任南顿（今河南项城市西）尹。严光父士恂与刘秀父刘钦同朝为官，相互友善。当时，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身于南阳郡蔡阳县。据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记载：“建平元年（前6）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也。……光武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性情柔弱，勤于稼穑。因天下连年灾荒，又加蝗灾遍地，寇盗蜂起，刘秀随父居南顿。”

自幼勤奋好学

《支谱》曰：“严光自幼聪颖，勤奋好学，于县学就读时享有‘神童’之誉，获得了博学的知识，誉满乡里。15岁时，县令钱通招待会稽丞时，礼聘书作《姚江赋》。”严光借姚江波涛，为百姓诉苦中有“缘何甚民不聊生耶？苛征若虎，横征暴敛，斯民何堪重负也。地势自高而卑，河道由窄而宽，滚滚东流水，何至一雨便溢，又何至乍晴即旱耶？岂有司之疏于职，而未导民治河修利耶。清流浊流也，今洪波中皆和着生民之血泪。人祸乎？天灾乎？何昔日之大泽兮，今直为此大害也”的怨愤句。因此，得罪了权贵。20岁时，随父去新野读书。21岁，入太学。时梅福，字子真，西汉九江寿春人。少学于长安，治《尚书》、《谷粱春秋》，主持太学。梅福看中严光勤奋好学，一表人才。便将二女儿嫁他为妻。时严光31岁。之后，严光一方面求师探讨学问，同时结识绿林好汉，遍访各路英雄，观察山河形势。严光与刘秀是因士恂和刘钦的亲密交往而相识，两人时常往来，互相探讨学问。不久两人又一同赴汝南郑敬处求学《尚书》。刘秀虽比严光小31岁，由于志趣相同，不为年岁相隔，成了忘年交。

成帝时，大将军王凤专权。京兆尹王章因讥刺王凤被杀。群臣莫敢正言。梅福独上书切谏，被王凤所恨，被贬补南昌尉，遂弃官家居。《支谱·序》载：“吾余姚之严宗祀子陵，子陵宗于会守助，助与子陵相去100年，以世统纪其裔孙也。陵父士恂公尹新野，得与光武同游学。元始元年（1），见王莽有窥窃神器之意，与外父梅福公相决，福即变姓名于会稽，为吴门市卒。陵携其妻迁余姚龙泉山之南麓。及光武即位，侨寓富春山中，以耕钓隐居。”至汉平帝元始中，王莽专政。梅福离别妻子儿女，离开九江，孤身来到四明山隐居。行事卓异，人以为仙。实已去普陀山修炼。

辅君讨贼往复除残

据谭山雨着《严子陵传奇》一书载：“严光学有所成之后，便出外游学，寻访名师，结识绿林好汉。至元始年间（1—5）外戚王莽开始篡权。居摄二年（7）晚秋，严光到达京城长安，得悉早年在新野相识的好友刘秀等被王莽囚禁在蔡阳县，立即去新野组织绿林军，去蔡阳县救出刘秀，并与刘香结为生死之交。初始元年（8）王莽废西汉建新朝，借改制之名，大肆搜刮民财。国破家亡的惨景就在眼前，途人皆伤心而切齿，当世贤豪都不一而出，助刘秀讨国贼。严光却王莽之聘，抗命不从，却遇刘秀于山林草莽间，避吏新野。为图中兴业，地皇三年（22）十月，刘秀与严光、李通及从弟轶等起于宛（今河南南阳市）。

据《中华庄氏流源》载：“庄光少壮时为刘秀起兵舂陵出力。公元23年，随同刘秀于昆阳地区（今河南叶县北）与王莽新军战略决策，刘秀以一万多人的兵力，内外夹击，捣敌要害，一举歼灭王莽四十二万军队……”毛泽东评述严光：“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摘自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更始三年（25）刘秀终于推翻了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政权，战平群雄，夺回了刘家的天下，即位为帝（光武帝），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改年号为建武元年。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时严光63岁。

农耕、渔钓、隐居

严光获知刘秀做了皇帝后，必将重用于他。而他本着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旷达胸怀，不愿在恶浊的官场中沽名钓誉。他以冷静清醒的眼光看待社会，是一位超凡脱俗、全身保真、洁身全行，绝不与专制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士。他认为功成身退是明智之举，可以追求清静无为的情趣，不愿受官场的束缚，怕被光武帝征召进京做官任职，遂改名换姓，隐居不出。

东汉建立之初，急需治国之才。刘秀深知严光品行学问优异，命会稽太守查访严光，但不知下落。光武帝刘秀求贤若渴，便口述严光容貌，叫画师画像，四处张贴，再派人四出查访。建武五年（29），齐国境内有人向朝廷奏报，说是有一个披着羊裘的男子，在大泽边垂钓，举止怪异。光武帝思忖此人很有可能就是严光，即命人备下安车玄曛，遣使者迎请。经过长途往返三次，前两次被严光拒绝。到第三次去礼请时，光武帝叫使者带去了一封亲笔书信，信中写道：

“古之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严光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

光武帝与严光书，简短精练，反映了身为皇帝之诚心礼请。严光受到感动，才不得已上了车，被请到京城洛阳，安置在北军兵舍。

严光气度高洁，到京城后，拒绝与达官显贵们交往。他静心地观察思考，为自己的下一步作选择。古话说：“人生自古嫉人才。”由于严光才高，再加上与光武帝之间的特殊关系，受到一些平庸臣僚的忌妒。这时，大司徒侯霸，字君房，已经当上了刘秀的宰相。他原先是严光的旧友，王莽篡权后，就投靠了王莽。在王莽失势时，便及时转舵，向起义军靠拢。他深知刘秀十分器重严光，所以一听到严光来了，不敢怠慢，忙派属员侯子道带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军兵舍问候严光。侯子道来到北军兵舍，严光没有起身，箕踞抱膝于床上，对侯霸那种追名逐利，一味投机的行为十分鄙视，拆封读信，侯霸在信中告知：

“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

意思是：因碍于官场礼仪制度，不能够亲自前来拜访，要严光上司徒府相见。严光心中明白，问侯子道：“君房先前有点癫狂，现在位至三公，这癫狂的毛病有所好转否？”子道回答：“司徒位至鼎足，不犯癫狂了。”严光当即语带讥刺地说：“你说司徒大人现在已经不癫狂了，信上写的这些不就是癫狂话吗？天子请了我三次，我才答应来到京城。难道要我先拜见司徒吗？”说得侯子道不敢出声。临别时，侯子道要求严光写一张回条，严光假说身手犯了毛病，不能书写，便口述两句话：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

言下之意是：你侯霸权位显要，在朝廷里举足轻重，这是好事。但希望你要多多想到老百姓的难处。只有心怀仁义，办事公道，才能获得百姓的心，不可一味地阿谀承旨，专依皇帝的意志办事。侯子道说：“就此两句话太少了，还有要说的话吗？”严光当即反唇相讥：“这难道是在市场上买菜吗，过秤之后还想再添一点？”侯子道只好无奈地赶回大司徒府，禀报侯霸。

侯霸看了便条，知道严光在讥讽自己，心中十分不满。马上将便条奏呈光武帝，光武帝看了便条后，反而笑着说：“这正是我老朋友，不必计较。”但侯霸想方设法要把严光撵出洛阳。严光则因为看到侯霸这样的人居然当了“丞相”，也就不愿再在洛阳待下去，每天只在宾舍里睡大觉，等待回家。光武帝不但没有责怪严光，而且亲自到严光下榻的北军兵舍去看望严光。

严光知道皇帝御驾亲临，就睡在床上翻身向里，闭着眼晴，假装熟睡，不予理睬。汉光武帝见严光性情高洁，心中暗笑。随即以老朋友的身份坐到严光的床沿上，抚摸着严光的肚腹说：“严光呀严光，你到底为啥不肯出来辅助我治理国家呢？我今天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你，你难道仍不予理睬吗？”严光听到刘秀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他，当即翻身起来。过了好一会才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只好叹息而回。

“客星犯帝座”之说

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光请进皇宫，论古道旧，极为投机。白天讲不完，又作彻夜长谈，光武帝向严光请教治国良策。谈至深夜，按皇宫规矩：掌灯之后，即禁止进出。严光只好留宿宫中。严光与光武帝同榻而眠。谁知严光在睡梦中把脚搁到光武帝的肚腹上。第二天早朝时，有太史官奏报：“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说皇帝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光武帝笑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严光与我同榻而眠，他把脚搁在我的身上。”因此，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话，并由此把严光当做“客星下凡”。光武帝本想把严光留在京城，以便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委任严光担任谏议大夫的官职（职掌朝政议论、侍从皇帝、随时向皇帝进行规谏的朝廷大员），遭到严光的拒绝。

严光意识到“客星犯帝座”的含意，想到屈原忠而被谗遭流放；贾谊为文帝所重用，陈政事、制法度，而终被大臣所忌，为庸臣所害；晁错为国远虑，制万世受利之法，终被诸侯所嫉，卒受大戮。严光认为总有一天会触犯龙颜，随时会遭到贬斥或者会把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甚急”的账一起算，还不如耕钓山泽来得自由自在。据余姚民间传说：“严光悄然离京，不告而别，待刘秀得知消息，即派四位将军追赶，奉旨请回。”时至冬日，大雪茫茫，直追至余姚峨眉山（当时陈山称峨眉山）。严光急中生智，倒穿芒鞋上了峨眉山，在月德庵后面躲避，追赶的将军到峨眉山南麓，见不到上山的脚印，而只有下山的芒鞋印，追请不到严光，难复帝旨。一不做二不休，便拔刀自刎。此状严光看得一清二楚，即起身整衣，走不数步，见石上四人已死。经辨认，严光只认识伯仁一人，乃光武亲兵。他很内疚地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然后让儿子庆如：“将四人葬于岩石左近，陈山南麓要建一将军庙，进行祭祀。吾死后葬在陈山北麓，以永远陪伴将军。”如今陈山南侧的将军庙早毁，而石雕将军仍在。月德庵几度废建，当地百姓今又兴建三间月德庵，内祀严光泥塑像、将军原石雕像两尊，以示纪念。后人有诗曰：

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鞋上陈山。

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据《支谱》“家世纪略引言”载：“征士公讳光，字子陵。生汉元帝永元五年（前39）八月十二日，年八十，终于家。建武十七年辛丑十一月初十日复特征，而公已卒。”说明严光卒年确是东汉建武十七年（41）。

史迹在慈溪、余姚

光武帝听到严光病逝的噩耗，非常悲痛。特赐钱百万，谷千斛（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将严光安葬于余姚城东北十里的峨眉山东北山腰（今属慈溪市横河镇）。因有“客星犯帝座甚急”的传说，后人将此山称为“客星山”。后世因有陈襄之子孙散居山下，故又称陈山。

严光是两千多年前的隐士，余姚各地还有不少相关史迹。唐开元六年（718），严光二十一世孙，登州刺史严浚，在严公山建严公庙。后因墓在客星山，乃徙庙于墓右，灵瑞塔院之麓，改作祠。到咸淳七年（1271），又在客星山顶上建高节书院。至明代，为了祭祀方便，又迁建祠于龙泉山。此后，据《支谱·严子陵生平考》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安太守始建祠（姚江下河严氏宗祠）于客星里（即低塘街道黄清堰村），四年建成，严子陵为始祖。祠屡建屡毁，现存祠为清道光三年（1823）重建。坐北朝南，面对严公山，又称白云山（俗称里湖山），面前湖，山清水秀，湖光山色。规模雄大，气势非凡。祠共三进，原有严光塑像。一进五开间门厅，二进五间大厅，三进五间后厅（摆放神牌位）。左右有侧楼，中间有戏台，雕梁画栋，周以围墙。正厅和后进的雀替、牛腿、倦棚顶等部位和戏台都雕刻精细，戏台和牛腿上雕刻考究，镂雕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

余姚城区有条古老的虞宦街（现为新建路），中段有一座桐江桥。“桐江”原指建德县梅城段的别名。余姚人为纪念严光，把引后江水入城的东水阊，往南至秘图山北转而向西，至龙泉东北麓再转向西北出西水阎，自秘图山西北麓至龙泉山东北麓，这一段江取名为桐江，江上的桥称桐江桥。据光绪《余姚县志·山川》云：本是“桐江一丝”之意，“一丝”是指丝纶、钓丝，亦即指垂钓，意即谓桐江桥钓鱼者——严光。黄庭坚有诗云：

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

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

这一丝风，是指江风吹动垂钓的一线丝纶，以纪念余姚先贤严光。

离姚城东北十里的客星山东北麓有严光墓，历经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可惜现已无存）。在龙泉山上，还有严子陵祠。

龙泉山南麓，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建的严光故里碑亭，亭联题刻为：“渺矣纶竿神汉远，依然城郭客星高。”亭额是“山高水长”。原建在城西的西石山之左江边，俗称接官亭处；抗战时期，迁至旧县府荷花池畔；新中国成立后，移至龙泉山南麓。“文革”时被毁，1982年按原样用钢筋混凝土复建。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低塘街道黄清堰村（俗称下河严家村），有“高风千古”石牌坊。晋太康四年（283），七世孙严晋安建。现存牌坊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浙江按察司使在重修严光祠、墓的同时建造。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雄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艺术，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只是坊额以上石斗拱及顶部建筑已不存在。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留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

子孙繁衍

现存一部保存完好的《严氏宗谱》，最早修于宋宣和元年（1119），《姚江下河严氏支谱》修于1920年。谱中载：“严光为始祖，有两位夫人，元配梅氏，生子庆如。”他的后裔即是姚江严氏支系，包括由余姚迁徙到福建漳州的严氏，及远至陕西户县余姚村的严氏。据《严氏合族先茔碑记》载：“余姚村先祖严肃，字恭钦，原籍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黄清堰村，任豫州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通判，告老还乡，起程三日，金兵阻窒，难归故里，遂携四子，长存仁、次存义、三存礼、四存信，西望雍州，戾止ト居户邑之北，名曰余姚村，以示不忘本余姚祖籍。”至今已870余年历史。继配范氏，生有严伦、严儒二子，他俩的后裔，即成为桐江支系，子孙繁衍由桐庐外迁到淳安、开化、东阳，江西南昌、分宜、宁都、建安、黎州，福建福州、莆田、龙岩、永定等县市，远及我国的澳门和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地区。至今姓严的子孙，已传至七十世。

千古敬仰称高士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应该看一个人的全部。尤其是严光，既要看他64岁以前的表现，也要看他64岁以后的作为。《支谱》载：“西汉末年，兵匪为患，适严光父亲士恂任新野尹（今河南新野），刘秀父刘钦任南顿尹，同邻为官，故士恂与刘钦友善。”严光20岁随父去新野读书，这时的严光，认真学习，研究学问，广求名贤，探访绿林好汉，结识各路英雄，观察山川地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帮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本领。然后与刘秀一起，南征北战。

几年后，刘秀中兴汉室，即位为帝，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政权。严光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丰功伟绩。他不邀功请赏，而是本着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旷达胸怀，以冷静清醒的眼光看待社会，是一位超脱凡俗、全身保真、洁身全行的高士。他的行为足以使贪者廉、懦者立。他的这种不图名利，不图富贵的思想品质，一直受到后世的赞誉。

严光也深知每当社会动乱时期，每一个文化人都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日益体察到集权政治和文化专制对人心的压抑和束缚，极力争取人格独立和身心的自由。

历代有多少忠臣良将，为国而劳苦功高，最终还不是屈死于君王之手。所以说严光得以预先看清事情的迹兆，亦是他高人一着之处。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严光被历代文人所敬重，是一位真正的高士，历世不替。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古文观止·严先生祠堂记》）句来赞颂他的高风亮节。黄宗羲逝世时，也留下“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的望族柱联，表示对严光的敬仰。刘秀也颁诏云：“上追几许之高风，下继夷齐之清操……真三代以下名贤，实千古仰称高士……”

严光在国难当头时，能挺身而出，聚集义军，南征北战，带领靖安军以讨贼。蔡阳县救刘秀，功不可没。怎么能说他不忧国忧民呢？千百年来，历史在前进，而严光的万古清风依旧在。东晋时云南有个严昭，写了一篇《严公论》云：

“世皆称子陵不仕光武甚矣，子陵之深于仕光武。子陵一代之贤，岂不知君臣之义，况当王莽篡位，途人皆伤心而切齿，盖世贤豪不一而出，辅君讨贼者之理乎？方其遇光武于山林草莽间，即图中兴业，使其一赴天下英雄，以创建非常，此子陵之志也，及誓师南阳，先之于邓禹，继之于马援，必欲往复除残，此岂楼崖渊谷，付理乱于不闻者耶，追四海既平，天下所少者教耳，子陵之清风亮节，隐钓桐江，至于物色旁求无馑，三聘而不为光武屈，正使千百世下‘顽者闻其风而廉，懦者闻其风而立’所以长安共卧，足加帝腹不顾也。范少伯相越既成，扁舟以放江湖间，张子房功高，也遂从赤松子游，使子陵以垂老之年，不为宾师之尊，而为臣庶之卑……”

严昭，东晋时（317—349）云南人。离光武之世不远，他的话基本可信。他在《严公论》中说：“子陵之清风亮节，使千百世下，顽者闻其风而廉，懦者闻其风而立，扶持风教，不亦深哉……”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当其末平，人本高蹈远隐，君子独出而匡之；迨其既平，人皆争进取荣，君子独退而之。”这是严光被历代帝王臣庶奉为高贤的根本原因。巢、许、夷、齐，有笑傲风月之清操，无拯民于水火之美德；姜尚、孔明有安邦定国之功业，无急流勇退之明智；范少伯放舟五湖，惜有铜臭；张子房飘然仙游，事涉虚幻。严光平世乱，以天下为己任；范世风视富贵若草芥，高风亮节千古一人也。

严光的人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直到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在严陵濑旁建了钓台和严光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严光才以“高风亮节”闻名于天下。而严光钓台，经过历朝历代修复和完善，因风景秀丽，山水如画，如今业已成为杭州地区的旅游景点之一。

清余姚倪继宗也有一首《客星祠》诗句：

云台功业古今稀，不及先生一钓矶。

家在舜乡甘侧陋，名垂汉史转光辉。

清风一派来明月，高节千寻达紫微。

漫道客星警帝座，羊裘原是胜龙衣。

可惜的是陈山（客星山）严光墓，只剩下一块墓碑和一块碑记。

现仅存三处纪念性建筑：一是低塘镇黄清堰村明代正德年间建造的“高风千古”石牌坊和“严子陵宗祠”（现仅剩三间）；二是龙泉山南麓的“严子陵故里碑亭”和山巅的“子陵亭”；三是龙泉寺东上的“严子陵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