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贸交往
自隋唐以来，畲族长期居住在山区，依山结庐，耕山为业，射猎为生，生活所需大都依靠自己生产，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贫困生活，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即使偶尔需要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商品，如铁制农具、生活用具，也多用以物易物的形式，与周边汉族进行交换。因此，在畲族聚居的村落内部，很少有定时、定点的集市贸易，一般都到邻近的集镇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畲族地区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直到明清时期仍然存在。如顾炎武就曾经记述说，偏远畲村“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长短为验”[1]；魏蓝也说清代浙西南畲区“凡物以人换物者，即以高价与之，畲客亦不肯售。畲妇持鸡至城市，换人旧衣服，或挑番薯、芋头、萝卜之属，与人换鞋”[2]。可见畲族地区的商品贸易十分落后，这与当时畲族地区文化教育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畲民经济生活极端困难是密切相关的。
但从清代以后，由于与周边汉人的交往日渐密切，畲族地区的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畲民劳动生产所获的产品也逐渐丰富，一些多余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便进入集市，成为贸易商品，如畲民所制竹器、所酿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3]。更多的畲族山民则是“负薪鬻于市”[4]，“易币以购各种棉纱布匹等杂货归焉”[5]。这些表明，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畲民已经比较频繁地介入贸易市场，商品意识大有提高。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直到清代中期，畲族内部尚没有出现专门从事贸易营生的商人。
由于畲民多以耕猎为生，平时手头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比较差，因此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时不得不向商家赊账。而在畲族地区开设杂货店的汉族商人也乐于向畲民赊销货物，“予取予求”。因为尽管赊销可能造成一定的资金回笼困难，但对畲民的赊欠，汉族商人是要计算利息的，一到农产品登场，就要本利还清，分文不欠，因此仍然是有利可图的。虽然这种赊欠货款的贸易方式带有高利贷的意味，但它的确给一时手头拮据的畲民带来了许多方便，因而颇受畲民欢迎。而通晓畲语的汉族商人，在畲族地区也很受畲民的尊敬。[6]
20世纪30年代浙南畲区的商铺
到清代中后期，在一些土特产品生产数量较大的畲族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专业市场，并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土特产贸易的畲族商人。如在著名的“处州茯苓”的主要产地、我国香菇生产发源地之一、素有“菇乡”之称的浙江景宁，据传所产香菇早在明初即为贡品，到清代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产量的增加，景宁香菇远销华东、华南，其中就有不少畲民开始专门从事香菇贸易；而在闽东畲区，畲民村寨所产的茶叶也开始大量外销，宁德八都猴墩畲村则是当时闽东茶叶外销的门户之一，从事茶叶贸易的畲族商人为数不少，该村著名的茶庄就有雷氏“振昌号”、雷氏“泰盛号”等。这些茶庄每年收、售的茶叶数量相当大，仅收的头春茶就多达700担，主要销往闽中、闽北一带汉族地区，获利颇丰。由于茶叶贸易的兴盛，猴墩一时成为商旅辐辏之地，各种商业、服务业也得到发展和繁荣，屠宰店、杂货店、豆腐店、酒店、糕饼店、客栈等相继开设，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不少店铺就是畲民所开设。而在浙江平阳莒溪，清同治年间，族人钟瑞凤由莒溪迁往桥墩，以“货值起家”，操“醯酱盐梅之事”，由于钟瑞凤在经营生意中交易公平，童叟无欺，在畲、汉乡邻中都颇有声望。
到民国时期，畲族商人不仅在乡间从事贸易，一些殷实的畲族人家还将商铺开进了城市。如1929年浙西南的蓝姓畲族人就在云和县城首先创办了该县最早的糕饼店“聚芳斋”，品质之优，令人称道。1931年，云和的六家蓝姓畲族在青田县西门外开设“陆同春”木行，资金雄厚，交易公平，业务遍及浙西南诸县，在青田县木行中首屈一指。这一时期，畲族乡村还出现了贩卖米酒、耕牛、山羊等的专业户，他们在农业劳动之余，通过商业经营赚取少量的利润弥补生活所需，一些人也由此过上了比较宽裕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商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和计划经济的施行，在城乡经营商业的畲族商人也逐渐退出商业领域，畲村所需的商品、货物主要通过供销社和代销点供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畲村才重新出现私人开办的杂货店、代销店，但多不成规模，仅勉强维持生计。但一些具有经营才能的畲族才俊开始兴办企业、经营商业，有些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民族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展身手。
总之，尽管商贸经营在畲族传统文化中并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对畲、汉民族交融来说，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商业贸易，密切了畲族与汉族的交往，在贸易往来中，畲、汉人民进一步加强了接触和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理解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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