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宗族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分析

二　宋元宗族制度的发展

宋元时期是宗族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前期的宗族制度相比，宋元宗族制度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以祠堂、族谱、族田作为收族手段的宗族形态，宗族的官僚化，宗族制发展形成南盛于北的局面，族权与政权相分离^[3]。

唐宋时代的社会变动对宗族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门阀士族宗族制的衰落，导致了宗法人伦关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弱化。面对“世道衰，人伦坏”的现实，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阶层都感到必须要重建宗族制度，以此来巩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秩序。统治者对重建宗族制度给予了大力支持，采取了诸如旌表义门^[4]、政策法律上给予支持等方式来扶助宗族的发展。同时，对宗族制度重建贡献最大的当属官僚士大夫。他们肩负着复兴的使命，积极投身于宗族制度的重建活动中。

张载较早对宗族重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构想，他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5]张载是将明谱系、立宗子法作为“收宗族、厚风俗”的要务，希望借此来维护宗族长远发展及国家统治秩序。同时，他亦对家庙和祭祀祖先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程颐也提出了建家庙及祭祖的看法，他认为:“士大夫必建家庙。庙必东向，其位取地洁不喧处。设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东，左昭右穆而已。男女异位，盖舅妇生无共坐也。姑妇之位亦同。太祖之设，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衔位而已。妇各从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时: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阳，冬以长至，此时祭也。每祭讫，则藏主于北壁夹室。拜坟则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则又从常礼。祭之饮食，则称家有无。祭器坐席，皆不可杂用。庙门，非祭则严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亵而近也。”^[6]他还主张取消在祭礼上贵贱之别，放松对民间祭祖代数的限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庙五庙，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虽或三庙二庙一庙，或祭寝庙，则虽异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祢，只为知母而不知父，禽兽道也。祭祢而不及祖，非人道也”^[7]。这种祭礼僭越了古代礼制中诸侯甚至天子之礼，士大夫可以祭及高祖和先祖，逐渐形成了一种“庶民化”的宗法伦理，为民间宗族组织的由小宗向大宗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朱熹是继张载、程颐之后另一个提倡重建宗族制度的理学家，并且，他为此进行了具体设计，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案——《朱子家礼》。朱熹《家礼》的内容涉及建立祠堂、墓祭始祖和先祖、设立族田、族长、家法、家礼等，“其方案兼顾大小宗法精神，祠祭的对象是高、曾、祖、祢四代祖先，未出五服。墓祭的对象则是始祖、先祖，祭祀者是出了五服的亲尽族人。朱熹的主张重点在于小宗祠堂之制，但又不局限于此，亦为大宗族人祭祖和收族提供了方案。随着小宗的发展及向大宗的过渡，他的方案展示了宗族的发展前途”^[8]。

宗族制度重建过程中，不仅有张载、朱熹等著名理学家在理论建设方面的大力倡导，更有如以欧阳修、苏洵、范仲淹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在躬行实践，以实际行动为当世之表率。欧、苏两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修撰的族谱——《庐陵欧阳氏家谱》及《眉山苏氏族谱》，其内容、体例较前代族谱丰富，主要有谱序、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还有类似传记、祠堂记文的记载。欧阳修、苏洵两人创修族谱，是为了满足本族需要，“使谱谍互见，亲疏有伦宜，视此谱为例而审求之”^[9]，同时也意在为天下提供修撰样本，“以告当世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10]。“他们创立的小宗谱法为后世修谱提供范例，其断自可见之世，详亲略远和征实存真的叙法也对后世的修谱影响颇深”，“实为宋以后中国族谱之张本”^[11]。

作为宗族形态三大特征之一的族田，其最著名的践行者便是范仲淹，他创设立了范氏义庄，并以此作为维护宗族利益的重要方式及手段，此举为世人所称道^[12]。范氏义庄主要由义田、义学和义宅构成，其运行是以义庄规约为依据的。义庄以义田为物质基础，以福利宗族为主旨。其设立目的是为维护宗族的整体利益，并使其能够拥有长远发展的基础^[13]。范氏义庄成为当时官僚富室推崇、效仿的榜样和范本，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兴建义庄的风气，且一直持续到后世的元明清诸朝，元代史料介绍精英设立宗族义庄时多提到“仿范文正公义庄之成规而有所损益”，足见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