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调解背后的现实因素分析

三　民事调解背后的现实因素

(一)官府的考量

面对纷繁的词讼，官府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民间少讼甚至是“无讼”，长期以来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追求。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诉讼过多，容易对正常的统治秩序形成干扰和破坏，所谓“两家争田，连村受祸，废夺农时，破坏产业。视骨肉为仇雠，化邻里为盗贼，饮恨衔冤，死莫能解。一乡一县，虽素号淳厚者，亦皆变为奸欺诡谲、顽嚣健讼，诈造契劵，硬作佐证。府州司县惟利是视，以曲为直，以非为是，上至台省，浊乱尤甚”^[106]。诉讼的发生，对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伦理道德、风俗教化都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任何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

统治者将消减民间词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而交给地方官吏去完成，并以其作为衡量这些官吏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之一。元代官员考核主要依据“五事”^[107]，“词讼简”即为其一，“谓治事之最”，它要求官员办案“听断详明，讼无停留，狱无冤滞”^[108]。官府希望“词讼简”有多方面的考量。首先，较少词讼可以减轻官府压力，降低行政成本。处理诉讼需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官府受理民众诉状后，开始审理，包括听取被告、原告的陈述，传唤证人并听取证言，查验物证等等。审讯结束后，主要官员还要集体讨论以作出判决^[109]。尽管诉讼审理程序制定得较为细致严格，但不可否认，官府为审理词讼需要付出大量行政成本。民俗“健讼”、“嚣讼”，常常造成“持牒至庭日数百人”^[110]的局面，这必然给官府审理增加极大的压力，毕竟各个环节都要依靠官吏处理，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这一点，宋代已经有前车之鉴，如浙东温州平阳县，“土广人稠，词讼极多，每引放，不下六七百纸”，县官因“阅视太多，两目若眩耳”^[111]。江西抚州临川县为江右巨邑，官员到任之初，“薺?一日五百纸”，如此只能“坐曹听讼，至忘寝食”了^[112]。过多的诉讼会加重地方官府处理政务的压力，对于官员的考课亦不是有利因素，所以官府希望这些纠纷在上升为诉讼前就消弭于民间。为此，统治者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政府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中已经规定:“诸民讼之繁，婚田为甚，其各处官司，凡媒人各使通晓不应成婚之例，牙人使知买卖田宅违法之例，写词状人使知应告不应告言之例，仍取管不违甘结文状，以塞起诉之原。”^[113]元人还特别强调写词状人在防止诉讼中作用:“起讼有原书，讼牒者是也。盖蚩蚩之氓+于刑宪，书讼者诚能开之以枉直，而晓之以利害，鲜有不愧服，两释而退者。”^[114]官府也寄希望于写词状人“书写有理词状”，使告状人“知应告不应告言之例”，如此则能“庶革泛滥陈词之弊，亦使官府词讼静简，易于杜绝”^[115]。

当然，如果民间纠纷可以通过调解或和解来解决则更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如前所述，元代官府支持民事诉讼双方通过“告拦”等办法解决纠纷，并对其效力给予司法认定。为了将民事纠纷消弭于基层乡里，元政府还规定社长要履行起“以理谕解”的责任，“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116]。同样，官府也希望乡里士人能够平复调解纠纷，免使其到官，“若乡里有耆民秀士能曲直”，地方民众应该就便前往，不要诉讼到官“以微事烦尹”，如此则可以“讼庭然”^[117]。

(二)民众的考量

尽管官府不想民间诉讼成风，但是“健讼”、“嚣讼”的字眼却屡屡出现在元代史料中。民众为何被官府形容为“健讼”呢?一方面，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趋于频繁，利益关系也变得复杂。元代大一统的局面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加剧了各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民事关系的内容也变得异常丰富。这种情况下，矛盾冲突必然会增多，所以，民间纠纷日益增多有其客观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健讼”之风的形成还有其他因素，譬如吏治腐败就是其中之一^[118]。元人已经指出，“今日府州司县官吏奸弊，无讼而起讼”^[119]，“贪官喜民讼之繁，则其需贿之路广架”^[120]。贪官污吏利用诉讼来诈取民财，中饱私囊，反而诬蔑民众好讼，例如“江西之民吉州尤号富庶，为吏者纵欲以求获，民不堪命，俗尚气，常百计求直，因得善讼之目，实由贪残迫之，非素然也”^[121]。

事实上，普通民众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并不容易，因为元代告状需要履行相应的程序，而履行程序的过程对于普通民众是漫长而艰辛的。以最初的写状程序来说，“比年以来，所在官司设立书状人多是各官梯已人等，于内勾当或计会，行求充应。所任之人既不谙晓吏事，反以为营利之所。凡有告小事，不问贫富，须费钞四、五两而后得状一纸。大事一定、半定者有之。两家争告一事，甲状先至，佯称已有乙状，却观其所与之多寡而后与之书写。若所与厌其所欲，方与书写。稍或悭吝，故行留难，暗行报与被论之人，使作先告，甚至争。一先费钞数定者，又有一等有钱告状者，自与妆饰词语，虚捏情节，理虽曲而直。无钱告状者，虽有情理，或与之削去紧关事意，或之与减除明白字样，百般调弄，起灭词诉。由是讼庭日见繁冗。初词疑似卒难穷治，其失置立书铺之意”^[122]。可见，纠纷尚未被受理，已经要花费颇多。富有者自然凭借财富优势，通过贿赂写状者而赢得了主动。升斗小民如果与富有人家产生纠纷，尚未登堂审理已经输了一局，结果可想而知了。

再如，元代在诉讼受理问题上沿袭了唐宋时期的“停务”制度，“年例除公私债负外，婚姻、良贱、家财、田宅，三月初一日住接词状，十月初一日举行。若有文案者，不须追究及不关农田户计者，随即受理归问”^[123]。“停务”制度的出发点本是保障农业生产不会因民众诉讼而受到干扰，故而将每年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初一日定为“务开期”。也就是说，民事诉讼在每年“务开”期间才能得到官府解决，逾期则不予受理，如此，则“务停”期间的纠纷便无法得到受理，拖延了案件处理的期限，“小民所争，不过土田、房舍、婚姻、良贱、钱债而已，是数者皆非难问难断可疑之大事。有争田一二亩而稽迟不断……直至三月务革，十月务开，又复如前，动一年、二年不决”^[124]。再加上吏治腐败，“务停”制度在执行中完全背离了恤民的初衷，成为妨民害民的制度，“务停之法，本欲恤民，今告田宅词讼年深不绝甚众，原其所由，有司背公循私，奸弊滋甚，贫民被抑，纵恣富势得安”^[125]。

吏治腐败问题是元代社会难以医治的顽疾，它带给司法制度的恶劣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其表现之一便是司法审判效率低下，“小事动是半年，大事动是数岁。婚田钱债，有十年十五年不决之事。讼婚则先娶者且为夫妇，至儿女满前而终无结绝;讼田宅则先成交者且业主，至财力俱弊而两词自息;讼钱债则负钱者求而迁徙，而索欠者困于听候”^[126]，这导致民众，特别是贫苦民众诉讼成本过高而无法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吏治腐败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制度的公正、平等原则，一些官吏“听讼之间，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百计千方，务在得钱。民之冤抑无所控告，司县州府，上下一律，哀声怨气郁积而不能发”^[127]。

凡此种种原因，导致许多民事纠纷很难通过诉讼途径而得到公平、及时、有效的解决，诉讼成本过高，其结果往往得不偿失，如漳州路龙溪县，其土地民众“视他邑大以众，故其事繁难理”^[128]，其地民众“持牒至庭日数百人，睚眦之争、尺寸之较辄成讼”。词讼繁多为奸吏渔利提供了机会，“吏胥利为贿，谋至以牒多寡占贿赢缩。君(县尹邓朝阳)进民前曰:‘讼，尔利乎?’曰:‘匪利。’曰:‘然则奚为不忍小忿，而以微事烦尹耶?若乡里有耆民秀士能曲直，汝矣无庸肥吏胥也。’民感服，相告非不可平者不复来讼，讼庭然”。可见，小事兴讼，于民于官不利，求直于“耆民秀士”等精英人物，则官民两便。诉讼由官的弊端客观上促使民事纠纷转向民间相互和解，或通过第三方调解来解决。

(三)精英的考量

统治者希望民间“息斗讼”，“兴行礼让、叙别尊卑”，“成礼义之俗”^[129]，从而建立起一套“礼”的观念，并以此来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上看，统治者与精英士人在意愿上有着内在的契合。传统社会中，儒学思想长期占据着文化统治地位，儒士是儒学文化的掌握者，“单就垄断儒学文化这一点，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以传承道统、教化万民为己任的特殊权力”^[130]。儒学文化提倡“礼”，它“不但是社会基本单位——家族、家庭的生活规范，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纲纪。‘礼’是以家长制的家族伦理道德的孝为核心的，扩展到政治生活中，即‘移孝作忠’，这就使礼不但具有调节、整合家族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功能，也具有维护君主专制和宗法等级制的政治社会功能”^[131]。儒士作为儒学文化的掌握者和维护者，尊奉“礼法”的同时必然也要去亲身实践“礼”的要求，如绍兴山阴人赵由钟，“平居以礼法自将，虽盛夏必正衣冠，端坐家庭肃如”^[132];华亭朱柯，“外甚乐易而内实严正，虽终日欢洽未尝有违礼”^[133];开化县刘彦章，“未尝自轶于礼法之外，与人厚，虽后生孺子莫不接之以敬”^[134]。民间纠纷诉讼本身是有违“礼”的精神的，因此，对于违礼之事的平息更是儒士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我们看到，诸多士人在为此努力，“民有小忿平之，不令至官府”^[135]，力求达到“里讼为简”^[136]的目标，积极地维护着乡间礼法秩序的平衡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