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观察》到《新路》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全世界民主阵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的自由主义赢得了继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国共两党的对抗为自由主义作为中间派别的存在撑开了政治空间；社会主义思潮在战后国际社会的流行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影响着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新阐释。《观察》杂志等自由主义政论报刊的生存和迅速扩张，成为上述社会—思想畸变的文化表象。本节将以《观察》杂志等自由主义报刊为焦点，来透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解决“平等”与“自由”和“民主”等现代观念的价值关联，并进而探讨与此相连的现代性困境。
一
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众多自由主义报刊中，之所以选择《观察》做个案研究，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这本杂志创刊于1946年9月，作为一本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它一开始就标举了“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四大宗旨；并且公开宣布：
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60]
无论就其基本的政治信念还是其组织状况，都是典型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报刊，其经费完全由民间募集（主要是学界知识分子同人）一途获得。既无政党背景，也没有特殊的商业资本背景。
第二，它是一家相当成功的报刊。其发行，从创刊时的第1期初版5 000册，再版1 000册，到1948年8月，两年时间里，即已扩大到5万册。订户遍及全国，以军政工商学为主体，说明其在当时中国知识界受重视的程度。选择它可以借而间接地印证自由主义的观念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
《观察》的成功当然主要是它的政治批评获得同情的表现。我们知道这本杂志对于国民党有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痛骂国民党“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烂污！”[61]这些自然不用赘述。就政治理念而言，它与共产党也本非一途，按照其主持者储安平的评论：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在当时全国民意都厌恶国民党又无法制裁国民党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以为可以利用共产党来制衡国民党，达到他们理想的境地：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至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自由意志），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62]
第三，因为《观察》的反政府色彩，1948年底即被封闭，主编储安平则到了北京。这固然首先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左倾”，但是他们所赞成的“社会主义”牵扯到更广泛的价值认同。这就和本节试图借自由主义报刊的个案来探讨中国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的目标相吻合了。
以《观察》为对象研究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与用哲学史的方法做研究有所不同。即我们不能用学术专著的标准来要求《观察》的文章，我们并不假定《观察》在平等问题上发表了那个时代最典型、最有理论深刻性和完整性的理论。而应该将《观察》杂志发表的有关“平等”的言论安放在“有意无意之间”，而且它面对的是普通知识阶层，所以就更有广泛性和代表意义。
简要说来，《观察》等杂志所关心的集中在“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他们像一般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认为“自由”和“平等”有着天然的关联，因此在理论上并不排斥“平等”的价值。相反，他们高举的旗帜是“每人一碗饭，各人选路走”，似乎是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并重的理路。这样的价值选择使他们自信可以带领中国走出英美和苏俄两极之间的第三条理路。不过，在“自由”和“平等”之间，自由主义者更注重前者。这多少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也体现了从《新月》以来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优先”的原则立场，与《新青年》所表达的激进的平等立场有所不同，与共产党实行平等优先的社会改造方针更是大异其趣。作为一家自由主义的同人刊物，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自由和平等间的张力？对“平等”的理解比其前辈有何提升？如何实现他们的平等理想？存活仅仅两年有余的《观察》可以提供一个考察这些问题的窗口。
二
《观察》的创办者和主编储安平在其第一期即发表题为《我们的志趣和态度》的文章，表达刊物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包括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条宗旨。毫无疑问，这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价值基本上一脉相承；但是同时引人注意的是他们没有把“平等”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当然也没有把“博爱”作为基本的信条。也许后者显示出其中国特色，或者说中国自由主义的世俗性。这与本书讨论的主题距离较远，暂且存而不论。那么前者即如何处置“平等”的价值，却涉及对这个刊物的社会政治立场之定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划分知识分子之“左”、“右”的标准通常是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这个标准似乎显得可疑了。“左”、“右”之争今日依然存在。按照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伯罗特·博比奥的观点，“左派和右派之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区别，而平等之观念，始终是指导划分这一区别的指导原则。”[63]其实，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相当程度上也是对待平等原则的态度，尤其是经济平等的态度。这一点在我们对《观察》杂志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
简单说来，《观察》杂志没有将“平等”作为主要纲领之一，说明它和社会主义者或平等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有所差距；但是另一方面，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又包含了比较强烈的平等要求。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定他们所持乃中左的立场。这需要做若干分析。
“民主”是《观察》的第一条原则。但是，《我们的志趣与态度》说：
民主是今世潮流，人心所向，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措施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经济民主”概念，它是一个后来被《观察》杂志的许多文章反复讨论的概念。这与当时中国由于穷苦民众的极端贫困而显示出极为畸形、露骨的贫富悬殊有相当大的关系。外国观察者注意到的下列事实是人们的共识：
压在农民阶级身上的负担如此沉重，竟使任何一种财富的不平衡都会变成一种剥削的手段。在农村集团内部，甚至最富裕的经营者也没有欧洲最贫穷的农民舒适，而佃农也始终不是最赤贫者……1927—1949年间的中国农民阶级经常接近人类灾难的最底深渊。[64]
这种由于普遍的贫穷而加剧了的阶级之间的不平衡，甚至使部分自由主义者产生激进的革命期待。[65]他们意识到内战是一场“经济斗争”，由于是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所以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自由主义者终究主张“你活我也活”的社会改革方案，所以他们呼吁：“在政府方面必须百分之百的实行民生主义，不但放弃现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错误政策，并且强制他们负担从事和平建设的经费和制服实行民生主义的代价。政府应用种种方法，保障并改善中下层的生活。”[66]
在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问题的解决只是民主理想的一部分。譬如吴世昌就把英美和苏联的区别说成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区别：
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似乎不只是被人养得胖胖的就可以满足，自由意志，不受暴力压制而能自由发展的意志似乎比丰衣足食更可贵些。……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我们现在只有根深蒂固的不民主，却还没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二者可以得兼，必须为兼。[67]
这意味着将平等转换成“经济民主”，或者说，他们所谓“经济民主”主要是指经济平等。
比较详细地讨论“经济民主”问题的是萧公权。像当时许多人那样，萧也将“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并列，以为它们都有某些民主的原则。不过他同时明确地区分了两者，把“经济民主”规定为注重人类平等，并且将它主要归结为社会主义的纲领：
政治民主的中心，就是人民的政治平等。人民的社会及经济平等诚然随着政治平等而有所改进。中世纪的阶级界限到了近世已经大体消泯。然而社会经济平等不是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他们只主张个人应当决定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向及形态，正如民族应当决定它自己的制度一样。社会不应当划分贵贱贫富的阶级，强迫人民受不平等的待遇。但也不应当干涉管制人民，强迫着人人受同样的待遇。……经济民主的观念可以拿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来做代表。社会主义者也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经济生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除非人民在经济上能够平等，他们不能在任何方面得着平等。
简括地说：政治民主注重个人自由，经济民主注重人类平等。后者偏重于物质的满足，前者偏重意志的解放。两者之间确有极显重大的差异。信奉自由主义者和信奉社会主义者互相猜忌攻击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平心来看，双方虽常以“不民主”互骂，而实各有合乎民主原则的成分。[68]
在几乎是《观察》的发刊词之《我们的志趣与态度》中，“自由”是第二条“基本立场”或共同的“信约”：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则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储安平在“自由”的原则下包含了“平等”，即实现法权平等，并以此进达人格平等。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自由优先：自由是目标，平等则意味着保证所有的人自由地实现自身、发展自己的潜能。平等只是自由的补充性的条件。
总之，储安平为《观察》杂志定下的基调，是民主、自由优先的原则下包含了平等的诉求——主要是法权平等、同时也有某种有限的经济平等的诉求，因而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观念。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属于中左或者说自由左派的立场。事实上，他们对于这一立场也有相当的自觉。[69]
三
当储安平以及《观察》杂志的相当一批作者以为“自由”、“民主”都包含了“平等”的时候，对现代性价值之间的相关性有所见，对自由、民主与“平等”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却尚未有所觉察。然而，《观察》杂志后来发表的某些文章表明，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就其现实性而言，“平等”与“自由”并非天然一致，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
按照储安平的设计，《观察》杂志主要是政论刊物，但是也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观察》所刊发的相关文章，虽然采取了理论的形态，但并非纯粹理论的研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国的现实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自由抑或平等的问题，也与这一现实政治前途的选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当他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苏联社会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典型起着强烈的示范作用。第二十二期刊登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突出地表现了这一批人的观点。文章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经济合理性的制度，都可以使经济获得发展，但却表现出自由和平等在经济领域中的冲突：
资本主义经济优点在能使经济进步，在能享受经济自由，也在能使生活多样；但其缺点则在为不平等与不安定。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在能使经济进步，在能享受经济的安定及经济的平等；但其缺点则为单调与不自由。从经济制度方面看来。自由与平等无疑是互相排斥的观念。爱好自由的人们不妨选择资本主义经济，而偏好平等的人至少已经倾向社会主义了。[70]
间或出现一些对于“平等”问题的近乎纯学术的研究，使《观察》杂志的平等论在理论上有所深入；但是还是基于以苏联和英美的不同典型为对象的观察。譬如有人把经济平等区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意义，就是个人所得的来源相同，都是劳务所得。“第二种经济平等论者，其判断一个社会的平等与否，不注重收入的来源，而注意个人收入的数量是否有很大的悬殊。”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结果平等。第三种是权力的平等问题：
希克斯（J.R.Hicks）在他的名著《社会骨架》一书中，在讨论平等问题时，说是铲除不平等，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现。社会上还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就是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弥漫于各种社会之中，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权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现代的社会里，为企求某一种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种不平等。我们为要求收入的比较平等，很容易引进经济权力的更不平等。
按照这个作者的说法，第四种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核心，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个社会，如果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机会平等，这个社会也就是平等的。”
文章的结论是苏联和美国都不是平等的社会，但是，“从收入的来源与收入的数量两方面去看，苏联均较美国为平等。从经济权的分派去看，美国又较苏联为平等。这些现象，与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如经济制度不改变，这种差异，也难改变。教育机会的平等，现在苏联似乎不如美国……在这两国中，教育机会的平等，假以时日，将来似乎都有实现的可能。”[71]
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指出了追求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可能同时伴随着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方式与在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的不平等，他称作“经济权力的不平等”。实际上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关系。而将“机会平等”完全归结为“教育机会的平等”也未免过于简单。因为机会平等当然应该包括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平等、劳动和获得发展自身的机会平等，而接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只是机会平等的众多方面之一。事实上，机会平等是相对于结果平等而言的。总之，《观察》杂志所发表的关于“平等”问题的文章中，这一篇已经是比较注重分析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它过分粗放。
以上所述，大致代表了《观察》杂志在平等问题上的一个面相，即意识到“平等”与“自由”的矛盾，意识到“平等”诉求本身包含的悖论。但这样一种意识同时受到《观察》杂志的另一批作者的批评。吴恩裕提出平等与自由是统一的、互相联结的关系：平等是自由的基础，自由是平等的鹄的。他反对英国历史学家爱克顿（Lord Acton）所谓“追求平等的热情，使令我们对于自由的希望，成为泡影”[72]的说法。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追问，是谁在争取自由，是什么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和真正得到了自由？结果发现：
近代历史的发展，直到目前为止，自由的实现始终没有扩展普及于全民；其原因就是：在全民中之贫困的农工阶级在现代国家中，虽然表面享受自由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却阻碍了他们实际上享受这种权利。所以法律上的规定是“应该”享受自由，而事实上的问题是“能”“不能”享受自由。这种“能”与“不能”的背后，实在隐藏着阶级的分野，财富分配的不均。这种情况就正是所谓“不平等”。有钱的，能享受自由的，在现代国家中，都成了特权阶级；他们的自由之获得，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上面的。因此，少数人经济上不平等的存在，恰好是全民不能普遍获得自由的基本原因。
换言之，不自由与不平等联结在一起，自由应该从消除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开始。这当然是自由左派的说法：
要自由是当然的，因为照上面所说，自由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平等也是重要的，因为西方民主政治的经验已经昭示给我们：没有平等的基础，真正全民的自由是不会实现的。平等与自由是不冲突的，因此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争取自由，另一方面也要促成平等，以为自由的基础。但是这争取自由的运动必须是普及各阶层的，否则就不免流为某一种人的特权之争夺了。如果民治的运动是以都市为出发点，而谋逐渐普及于乡村，那自然是可以的。如果是始于都市，又止于都市，那就不免是特殊的民治而非普及的民治了。
对于“自由vs平等”，还有另一种意见，以张东荪代表。1948年张东荪发表了《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第四卷第一期专论），由于受到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这篇文章判定，因为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与对外战争，决定了政治自由主义已经过时。同时他提出，要正确解决“自由vs平等”的问题，必须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增加了一“生产”的概念，恰如以前有人用进步的概念来衡量一样：
现在的论坛上总是争论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关系，有的说二者冲突，有的说二者本相一致。在我看来，都没有鞭辟入里。他们只用自由与平等两个范畴。殊不知还有第三个范畴，是“生产”，却必须加入在内。无论如何讲自由，讲平等，若与生产发生冲突，换言之，若使生产反而降低，则绝不能成功……所以在自由与平等的打算中必须把生产列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以往社会主义种种试验都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只注重平等而忘了生产的重要。[73]
战后中国的经济将采取计划经济的形态，因为它是经济发展的合理形式；而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为了增产必须先排除其障碍。官僚资本豪门资本是障碍之一。地主与放高利贷的是障碍之一。所以废除这些，不完全是从平等着眼。如果专从平等来看而忘了增产上的需要，这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产业落后的国家，不把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去掉是无法使产业发达的。”[74]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或者说，伦理的价值意义与历史的固有要求有着惊人的内在一致性。正因为这样，在张东荪看来，“平等”价值在特定社会的具体实现，一定同时受到那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
我以为论者们主张经济平等以后必使政治自由有亏，固然是只知二五不知一十之言，但说经济平等以后自由更可增加，亦非探本之论。老实说，一谈计划，如果社会有计划性，则只能有计划以内的自由与计划以内的平等，而断不容有超计划的自由与超计划的平等。计划是以增加生产，使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则凡自由之足以妨害生产的提高，凡平等之足以使生产降低，则都应该在限制之列。论者以为自由平等本身有问题是错误的；须知问题只是在产业不发达的民族必须把生产加入到自由平等之中。一班刊物上有流行的说法，什么英美有政治的民主而无经济的民主，苏联有经济的民主而无政治的民主，都由于不明白这个情形。还有人说这个应该二者都要。其实只是一句漂亮话，根本没有用过一番分析工夫。
张东荪的文章表示，《观察》系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有的实际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这一点在他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表现得更充分：
为什么落后的国家反而急于要采取社会主义呢？这个缘故便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乎讲均富。社会主义对于人类生产过程有一种看法：就是以为患不均与患寡乃是同一病症。正犹一个人患胃病一样，必至全身瘦弱。所以去不均是手段，而变寡为多是目的。换言之，即以为只有用社会主义方能增高生产。可见生产原是社会主义本有的涵义。以前各种社会主义者多不注眼此点，迄至马克思出，此义大明……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的办法，就是废除剥削。废除剥削在表面上好像是属于消极方面的，而其实在本质上就等于经济平等。所谓经济平等亦就是废除剥削，不必再讲进一步。[75]
人们知道，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张东荪差不多就在重复恩格斯的论断。不过，张东荪依然有些疑惑，他同时指出，在这样的条件下“平等”与“公道”（justice）并非一事，不平等固然不公道，严格的平等也许同样是不公道。因此，什么样的平等是“正义”（justice）的？这是一个问题。
总之，面对“自由vs平等”的问题，《观察》同人发表的意见甚众，我们可以大致将他们归结为矛盾冲突说、统一互补说，和张东荪那样以历史发展来消解此问题的三种理论。尽管它们似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它告诉我们，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忽略“平等”问题。他们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但又有超出其前辈的地方。如果我们将《观察》与《新青年》做一番比较，就可以更大略地看出这种轨迹。与《新青年》的作者们主要在将“平等”作为一个新的价值而呼吁和倡导，主要利用西方思想资源、社会变动和法制进步来论证平等之价值；尤其着意于男女平等之实现，以及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抨击不同，《观察》已经将平等视为不言而喻的价值。以此为前提，《观察》的讨论显然比较深入和细致。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作为一个现代价值，平等之实现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平等作为理论在现代观念谱系中之地位也尚未澄明。人们开始用“进步”、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等现代性来描写与规范“平等”；而经济发展的后面是繁荣和福祉的诉求。说明这一时期的“平等”观念就其理论化程度而言，比三十年前有所深入，尽管它们是如此的不完善，而且在现实中显得力不从心。
四
我们今天以《观察》为个案来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的平等观念，自然会用理论的自洽和周延即内在标准来衡量它们。但是如果做社会史还原的工作，则不应该将理论批评抽象化。因为，对于《观察》的作者们，时刻悬在他们头上的，首先是国共之间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未来的社会走向。这不是理论的务虚，而是坚硬的现实。《观察》杂志同人希望他们的政治批评多少能够表达民意、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径的选择。换言之，他们的“平等”论是服从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的考虑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对于“平等”价值（以及其他基本价值）的认同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选择。
十分明显，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平等”有很强的认同，前面的论述多少已经说明，他们对于“平等”的诉求是相当全面的，不仅指政治平等，而且指经济平等。
《观察》第一卷第二期有篇《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认为内战其实是一场“经济斗争”，政府与共产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很可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他主张“你活我也活”：
在政府方面必须百分之百的实行民生主义，不但放弃现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错误政策，并且强制他们负担从事和平建设的经费和支付实行民生主义的代价。政府应用种种方法，保障并改善中下层的生活。在共党方面，“你活我也活”的政策是指放弃武力革命的企图，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愿在宪政常规下做一个宪政的党，并愿以推行民生主义为满足。[76]
战争中国共双方互有进退，自由主义者展开了想象力。第一卷第六期有个叫庄智焕的，向国民党当局建议“确定土地政策，并首先施行于收复的‘解放区’。”他说：
国父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该是土地政策的基础，“二五减租”也曾推行于广东。可惜若干年来，党员只尽力于“八股”的主义宣传，对于实际政策太为忽视，或是有政策而无施行的办法和决心。共产党要争取贫农的拥护，以暴力在解放区推行着土地重分配。这一举对于纠正大地主拥地坐食，不事生产的观念与习惯，也未始无益。可是这些地区收复后的地权纠纷一定很多。政府正应利用时机来推行新土地政策，使地主与农民均获得合理的解决。这正是一个争取政治配合经济的安定力的机会。新土地政策在这些地区施行有效以后，即可推行全国。[77]这使我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旧事：当国民党军队“剿共”取得胜利，重新进入江西等苏区时，蔡元培、蒋廷黻等著名自由主义者都建议，“政府必须设法使农民知道政府的战争不是为地主而反对农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土地分配的现状。”[78]他们主张忠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消除社会不公正，给人民以希望，包括实行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男女平权，减租减息，普及教育等等。
不过，《观察》所具有的中左倾向的平等观念，并不只仅仅是其前辈的思想遗产，它既与西方思想的脉络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有关，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关，也与二次大战以后全世界向左转的时代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二次大战以后，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有计划的干涉主义”成为潮流，因为全世界甚至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人也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弱点：
举凡生产过剩，资本集中，贫富不均，经济恐慌等等，都是资本制度的产物。它与全民的福利常常不是一致的。对这种病状，惟有以社会改革的精神去修正资本主义，以求财富分配逐渐平均；生产计划比较合理，庶使全民的福利增加，大众的生活获有保障。
如果严格地说，当然，计划经济常须将所有的生产工具国有，并制定依劳力与能力而异的分配制度。同时私有财产制度是不能存在的。不过，目下变动的性质是：割舍放任的经济，而从自由主义的计划经济趋向干涉的计划经济，可以允许有限度的私有财产和利润制度，对私人企业予以维持。但对其发展，须根据全民福利的立场随时加以干涉。……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生主义实具有这种精神。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全是以避免财富集中，谋全民福利为主鹄的。至少在原则上，是着重干涉的经济政策，不愿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由此可见，世界潮流和我国先进的看法完全是一致的。[79]随着国共之间战争的进展和国统区民生的凋敝，《观察》还不断地发表了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经济平等是其中心之一。譬如胡先肃在第十二期《经济之改造》一文中，表达了六项原则，其中多处涉及平等：包括经济改造必须普遍提高各级人民之生活水准与顾及各级人民之利益；必须顾及劳资及消费者三方之利益，使其不受损失而得公平之分配，等等。作者以为资本主义的好处在于政府不干涉经济，使人民在经济活动中得以自由发挥其创造性。但是“人类社会之经济活动，有三种要素；即资本劳工消费三者是也。三者缺一，经济活动，必至停止。资本主义之错误，在仅认资本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之主体，但知顾及资本阶级之利益，而不顾及劳工及消费者之利益。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之错误，在仅仅认劳力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之主体，但知顾及劳工阶级之利益，而不顾及资本阶级与消费者之利益。”作者提出的方案是高度理想的：
人类尚未进至能完全大公无我之前，吾人如欲改造一国家民族之经济，一面固须防止自由经济之流弊，一方面亦须鼓励人民对于经济之创造性，而不过妨害其经济活动之自由。其实此种折中之办法，并非难能。只需政府与社会操有统制经济之权，一方面承认私有财产权，一方面亦承认社会有征用与统制私人财产之权。换言之即节制资本之权。凡矿产工业交通与公用事业皆属于国家，农地使用权及轻工业，则托付与私人，任其自由经营而以累进之所得税与遗产税以节制资本，则一面可以鼓励人民之经济活动，一面亦可以防止资本主义之流弊矣。[80]
在处理“平等”问题上，走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前景，与中国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平等与自由问题上的鱼和熊掌将兼而得之的心态，多多少少是导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不同于苏联和英美的另类现代性设计的原因。[81]
我们今天批评当年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倾向，并不仅仅指他们的政治设计“第三条道路”，而且指他们在诠释自由平等诸价值时的人性论乌托邦。譬如前面曾引用过主张经济发展第三条道路的那个戴世光，他的平等论是以集体主义的功利主义为基础的：
本来经济生活的目标在谋全民公众的幸福。每个人的利益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前提。如果每个人只谋自己个人的利益，自然会侵害旁人的权益，进而害及全体的福利。因此私人的经济活动与其发展一定要有限度。须以全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一切发展全直接间接地使全民福利能够提高或者增多，则个人的福利自然也会随之增多提高的。消极方面，凡与全民福利有冲突不一致的情形，则应用国家的力量有计划的来干涉。所以，具体的说，我国经济应走的途径是不能采完全放任自由的经济制度。同时，也不应该以某些经济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为本位的计划经济。而应该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这包括社会改革、防止独占、平均财富、建立直接税系统，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重要设施。唯有如此，我国的经济建设才有意义，而且连带的政治问题也容易获得解决。[82]
他天真地以为可以通过说教或政治操纵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从利己转变为利众；天真地以为可以有一个理想的政府会自动地“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实行经济平等。他们不仅犯了乐观主义的幼稚病，而且差不多已经忘记“无利不起早”或者“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祖训，也没有弄清西方自由主义的背后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察》同人没有意识到“平等”之作为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不再是不平等社会的精神追求和安慰，它既有人类在保证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诸方面的相同性，又有保证个体在获得充分发展方面的相同性，而后者恰恰是要求平等地（通过机会平等）实现（实质的）不平等。因此，平等与自由的冲突，本质上是群己关系冲突的一面之表现，是平等自身的悖论，也是人性的悖论之一种。换言之，人性是如此矛盾，一方面早就意识到类的共通性，在差异和矛盾面前，弱势者追求共通性的实现——平等。另一方面，人类总是要超越自身，个体之间几乎永恒地存在着的差异，无论是潜质的还是结果的，都使得追求卓越和超胜很可能转变为实现不平等的平等。
当然，我们批评这种乌托邦的时候，多少还指怀抱着平等理想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选择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83]绝对不会预料到计划经济可以在毛泽东时代曾一度演变为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其实又有谁能预料到呢？另一方面，在唾弃了平均主义以后，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速发展，却又造成了今日中国几乎空前巨大的不平等。虽然我们不能将之归咎为自由主义，但是今日中国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群，对此多少有些麻木不仁，大约也要令他们的前辈《观察》同人大失所望吧。
五
与《观察》杂志持相似的“平等”观念的报刊，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不少，譬如《大公报》。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提出：
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19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爱用的代名词。
并且强调他们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并重”。该文的作者是文学家萧乾。他同时与另一个自由主义刊物有关。那就是比《观察》杂志存在时间更短的《新路》。《新路》的创办与中国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国共两党激烈争战中另走第三条道路有关。[84]该刊的作者与《观察》的作者群有所重叠，譬如吴景超、吴恩裕、萧乾等，但也有所不同。然而在有关平等问题的讨论，却显示出与《观察》杂志高度的相似。有些讨论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关于经济民主之主张的论文，将这两家杂志合并研究。因此，欲了解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平等观念，《新路》杂志可以成为对《观察》杂志研究的佐证加以补充。
与《观察》杂志是比较单纯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其经费完全从民间主要是学界知识分子同人募集，没有政党和特殊的商业资本背景）不同，《新路》的背景比较复杂。发起人和主事者钱昌照是国民党政府在任官员，在筹办《新路》的同时还发起组织了一个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团体，其人员有大学名教授、政府官员、实业界人士。《新路》创刊伊始，就发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共计三十二条，涉及“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及其他方面”等四个方面的“初步主张”，实际上颇有施政纲领的意味。其中，关于平等的问题特别强调“国家”的主导角色和政策作用：包括“国家应筹划妥善办法，负责发展国家资源，实现全民就业，促成公平分配，提高生活水准”。“国家赋税政策，应以平均私人财富，创造国家资本，促进资源开发，维持经济繁荣，及达成社会安全为目标。”以及保证男女在教育就业上的切实平等，实行义务差不多是一个全面的自由主义左派的纲领，[85]因为它中间包含了明显的平等主义倾向。
他们赞扬苏联的经济民主：
苏联民主的最大进步是全民在经济基础上的绝对平等与这种平等的具体保证和实现。苏联因为实行废除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做到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同时也因为保障人民的劳动权，已经达到全民就业的境地。……民主是整体的，而这整体的基础是经济，有了经济的平等，然后才有真正的民主，反之则是假民主。苏联因为达到经济的平等，所以苏联是一个能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86]
《新路》表达的平等是多方面的原则，包括教育机会的平等、生存机会的平等、财富分配的问题、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之间的关系等等，[87]《新路》的作者将它们安置在“经济平等”的概念下讨论，与部分《观察》杂志的作者一样，《新路》也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表达了自由主义左派的憧憬，他们相信“一碗饭”和“一张票”是可以兼得的，即中国可以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双重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必须并存而缺一不可的。经济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同时，政治民主也是经济民主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必然不会持久，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一定不能永存。”[88]
很显然，所谓“经济民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的趋平均化，即现代自由主义更倾向与用“经济平等”概念来描述的平等原则。《新路》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选择，合理的经济制度应该达成的若干目标之一是：
使社会总生产之分配尽可能趋于平均，俾使社会所有人士自一定的总生产中所能获得之满足之总和臻于最大。此项目标或需稍加解释。经济学中之所谓效用渐减原则告诉我们，倘使一人的收入逐渐增加，则每增加一单位之收入所能给他的满足必将逐渐减少。假使我们认为社会中每一公民都有平等的地位与同等的享受能力，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同一单位的收入其可能授予富人的满足必较其能授予穷人者为少。本此，假使我们使全社会总收入之分配更趋于平均，就可以使用一总收入产生更大之满足之总和。[89]
而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通常会产生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危机，所以需要运用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加以调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的弊病则是可能因为平均主义而导致效益低下，因为不能恰当地奖勤罚懒、调动人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制度中，作者以平等优先的价值排序来作为选择的标准，所以肯定中国的“新路”应该是社会主义，但又不完全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它的好处是：
所得的分配是不能绝对平均的。因为各生产因素的报酬仍旧由自由市场来决定，那么各生产因素（包括劳工）的报酬自然有与其对生产之边际贡献相等之倾向。因此能力不等的生产因素，其报酬亦不相等。这样产生的劳作所得的不均，实在是维持生产效率所必需的牺牲。但是劳作收入之不均程度，可以利用国有生产工具之收入，国营事业的盈利，以及赋税收入等等，设法减消。譬如社会主义的政府可以利用前述的种种国家收入，给劳作收入过低的人一种生活津贴，或免费提供给种种的社会福利设施，俾使人人至少可以享受一最低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水准。这样我们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与消除经济不平等之间，求得一合理的妥协。[90]
为了保证经济平等的实现，也要追求政治民主，以防止具有高度控制经济能力的政权落入专权者手中，变成极权主义的专制政治。
大致说来，这一派人认为，“新路”的选择理论上的困难并不重要，自由主义左派所追求的政治自由（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的不相容性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其间的冲突可以在具体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中解决。由于中国属于不发达的穷国，首要的任务是“裕民”，在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民主）之间，平等优先即意味着用平等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进而有望实现政治自由。[91]在国共之间政权转移的前夕，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精英表达了激进的平等观念，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潮流）以及自由主义者信奉的拉斯基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文化政治派别，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庞杂的阵营，会有左中右的分别：“自由主义者越是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靠近左翼的社会主义；他们越是不倾向于平等主义，他们就越倾向于右翼的保守主义”。[92]如果说《新青年》以及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在平等的问题上的有过左右分化的话，那么《观察》、《新路》等自由主义期刊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宰性潮流是倾向于平等主义的。换言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占据主流地位的混合型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曾经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倾向。他们倾向于平等主义，因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混合型的政治文化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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