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关于区域政府之间合作的探讨

五、公共经济学关于区域政府之间合作的探讨

公共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和规范政府职能和作用的科学。它将政府部门也视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通过哈丁的公共用地悲剧，“囚徒困境”博弈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公共物品供给低效率进行了模型化的分析。

公共事物悲剧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具体分析这一断言并使之成为公共选择分析模型的是加雷特·哈丁。他于1968年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公用地的悲剧》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公共用地悲剧”理论，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在此理论中，他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畜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只承担公共用地退化成本的一部分，这时就会出现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的现象。这就是悲剧所在，在信奉公共事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共事物中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经典案例。它出于英国作家W.塔克的一篇小说。描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犯罪而被警方拘捕，并对两人分别审讯。如果两人均不招供，根据现有的证据两人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供，招供者将从轻处罚，判3个月，不招供者将从重处罚，判10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则各被判8年，如表6-1所示。

表6-1

在这四组策略中，集体理性的选择应是两个囚徒均不招供，但在经济人对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下，不管对方是否招认，自己都招认则成了最优的选择。因而最终的结果是两个囚徒均招认，这一均衡点是对博弈个体最理性的选择但对全体来说是最不理性的选择。它包含了这样的含义：公共事务需要有关当事人精诚合作，但由于在完成过程中，存在着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不对称性的问题，在这种利益格局下，有关当事人的博弈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精诚合作，最后导致公共事务无法解决。

奥尔森在他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以任何一个人追求他们个人的福利为参照，对促使个人追求他们共同福利的困难性，作了一个与“囚徒困境”博弈密切相关的考察。他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就是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有“搭便车”的倾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即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集团内存在迫使或诱使集体利益的选择性刺激机制，在这种条件下“搭便车”倾向会得到遏制。例如，在人数较少的社区中某一成员虽然因为“搭便车”享受了短期利益，但他会失去社区成员的信任而有损于自己的长期利益。出于这一考虑，社区成员“搭便车”的动机就会大大减弱。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决定于分利集团的情况，分利集团的天然倾向是宁可牺牲国家兴旺的前途而为自己牟取利益，因此分利集团势力越强，国家就越容易衰落。

公共产品供给低效的难题，对于消费者以及政府都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而要解决这些难题，只靠消费者的自觉，靠政府的强制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有人认为，通过建立民主制度，以政治市场竞争，来体现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让消费者显示真实偏好的重要途径；而将有关公共产品的决策下放到最低决策单位，实行地方和社区分权，建立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给消费者以更多的选择权，这是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当一个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只是为自身利益打算时，即使大家都遵守社会规则，个体的行为并不一定符合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甚至不一定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理论分析上，区域合作有利于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无序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优势互补而实现更高收益，但由于政府这一利益主体对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注以及“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利益主体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而导致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区域政府之间关系的协调，构建合作共赢的机制可以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效果。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一定自然条件下，面临公用地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况的结构”。所以，促进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是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矛盾，走出“公用地悲剧”和“囚徒博弈困境”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