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公共慈善的具体介绍

第三节社会主义与公共慈善

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托克维尔就预感到了现代民主之作为社会主义的土壤及社会主义在现代民主中的潜在萌芽:“不能认为民主在进入政界和其他界之后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人们会永远安于在其他方面均已平等而只有一个方面不平等的局面，他们早晚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⁶⁴⁾这段话以似乎不如《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样鲜明而激扬的语句预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

社会主义在托克维尔的眼中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潜在趋势，又是现代政治理论的产物。它是理性主义热烈信仰的出口;社会主义者“是理论人而不是行动人，他们要随其所愿地推翻社会”。⁽⁶⁵⁾社会主义理论“重塑社会”的幻想是理性主义精神感召下的产物，同属于现代政治理论的谱系。根据托克维尔的理解，公共慈善的实践与观念同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都具有相似的特征——国家权力的扩张，个人权利的窒息。最初，托克维尔反对公共慈善对个人自由的压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载体——工人运动日益兴起之后，托克维尔又有保留地将公共慈善作为社会主义与暴力革命的替代物。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公共慈善的反思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体系中是相互联系的，它们是两个既具有亲缘关系又具有替代关系的观念，所以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探讨。

一、社会主义的起源、性质、特征及后果

托克维尔从社会运动、思想变迁与政治实践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发源与形成过程。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是民众的崛起与无产阶级壮大的产物。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主义和具有“天意”特征的通向身份平等的民主运动相关联。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把1848年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同60年前发动的大革命联系起来。700年之久的现代民主运动在1789年的一场政治革命中达到了顶峰，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人民的权力、教育和愿望要远比他们的财富增长得更快。托克维尔相信，在由阶级差别和财产所有制构成的旧式社会中，贫困阶级的繁荣几乎达到了它的自然限度。在这里，托克维尔显然低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潜在的生产能力。“贫困阶级，他们是卑下的但却是强大的，怎么能不想起使用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贫困与低下状况呢?”⁽⁶⁶⁾但是，政治革命只能给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带来微弱的改善。毫不奇怪，他们终究会相信，只有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或总体革命，通过不仅改变政府制度而且改变构成社会自身的不可改变的法则，才能获得完全的平等与彻底的解放。在这些社会法则中，最突出的法则是财产权，它对于革命者而言是旧秩序的最后特权，对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而言是社会与政治自由的基础。“当所有覆盖与隐藏财产特权的特权被废除时，财产就成为人们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和惟一象征”。⁽⁶⁷⁾托克维尔也注意到了，同民众的崛起相伴随，所有欧洲大国的工人阶级在数量和权力上都在增长，由此造成了“他们的需要与激情如此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福利和政府的存在，以至于所有工业危机都会越来越成为对政治危机的威胁。”⁽⁶⁸⁾托克维尔认为，二月革命的哲学是社会主义理论，二月革命的主体就是工人阶级。⁽⁶⁹⁾产业革命把大批农民吸收到工业生产部门;被资产阶级政府所激发的物质享受激情越来越牢固地控制着这些人群;内在于民主社会的嫉妒病也在工人阶级中静悄悄地传播。“经济与政治理论开始引起注意，并极力使人们相信:人类的悲伤是由于法律而不是因为天意，贫困可以靠改造社会体系来废除”。⁽⁷⁰⁾所以，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系统而彻底的社会改造学说，迎合了现代民主中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成为他们改善自身状态、追逐物质福利、展开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工具。

托克维尔还从法国近代思想演进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了启蒙运动中的某些思潮同社会主义精神之内在联系的问题，最重要的文本是第三部分的第三章: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托克维尔提出，某些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思想由于给予了大革命前法国的舆论与政治以重要影响，从而成为塑造大革命及其后的法国政治生活的非自由主义特色的特殊原因之一。就托克维尔而言，这些18世纪的思想表明了自身同19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性。在法国，某些哲人与经济学家创造了一种使自由之爱从属于对社会改革之关注的舆论氛围;许多知识分子更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对比如地方自由和权力平衡等具有“非理性”与“封建”特色的政治自由制度的轻视。当然，无论是伏尔泰还是重农学派，他们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与情感却给予了更激进与更整合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思想以动力与支持。托克维尔承认，议会、独立的司法团体常常会阻碍必要的甚至是可欲的改革，但他也责备伏尔泰不能理解这些制度的高贵性。它们虽然在阻止法国政治与行政现代化方面是反动的，但却通过抵抗皇家权威的扩张而捍卫了法国民族的自由与尊严。伏尔泰偏爱的是开明君主的理性行政管理，而不是诸如议会这样似乎是专断的、常常是不明智的自由政治制度;他也不能理解由于把改革置于自由之前而内生的专制潜在性。托克维尔似乎发现了启蒙运动内在的悖论:启蒙思想由于给予了改革与理性行政高于政治自由的实践、制度与精神的优先性，从而损害了它自我声称的对自由的热爱。对于自由政治生活的表层混乱与非理性特征的厌恶，在伏尔泰的作品中还只是温和而未成熟的，但在重农学派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正是在重农学派的作品中，启蒙观点与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明显联系得到了彰明。重农学派大部分是具有良好意图与公共精神的理论家与公务员，他们是经济不干涉政策的支持者。他们想象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与行政改革方案，但托克维尔注意到:“严格意义的政治自由，他们丝毫未加考虑”。⁽⁷¹⁾重农学派是“民主专制”的倡导者:他们支持废除社会与阶级差别和等级制度，主张建立由启蒙原则引导的在非人格化的行政机关的监护之下的平等的、个人的国家;他们对启蒙国家的理解具有高度的几何学与对称美的特征;他们很少为个人权利、联邦制或中间机构保留位置;他们轻视传统，相信政治制度与社会实践理性化的必要性与可欲性。总之，重农学派是优秀的政治理性主义者。托克维尔相信，重农学派是社会主义的真正预言家。社会主义共享了重农学派对自由权利的轻视，把后者的政府观加以激进化，不仅通过操纵非人格的国家来改变社会结构，而且把国家看作是“毁灭社会基础”的工具。⁽⁷²⁾重农学派与社会主义者都轻视个性、个人权利和社会多样性;两者都偏爱奴役中的平等而不是贵族或民主形式的自由制度。重农学派博多的一句名言，“国家随心所欲造成人们”成为托克维尔对重农学派与社会主义亲缘性之认识的总结。

托克维尔甚至从旧制度中的政府实践中也发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旧制度下的王权到处破坏既得的权利，改变古老的受人尊重的习惯，摧毁根深蒂固的自由制度，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从而在人民头脑中灌输了敌视个人、蔑视权利、爱好权力与暴力的习惯。政府通过滥用权力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权应持轻视态度”，使人民学会:“当公共利益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国王公开宣称:“国家才是惟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因此，托克维尔提出，“社会主义首先根植于国王专制制度”;⁽⁷³⁾而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⁷⁴⁾

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起源的分析不同凡响。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现代民主的产物，是启蒙思想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幼苗，是专制君主的工具。同样，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也有其特别之处。托克维尔虽然接触到圣西门、傅利叶、巴贝夫等人的学说，但他只是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与六月起义中才真正遭遇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信条与影响。托克维尔认识到，作为二月革命哲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引燃了真正的激情，激发了嫉妒，最终挑起了阶级之间的战争。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要求废除财富的不平等，或者要求废除教育的不平等，或者攻击男女之间最古老的不平等，或者提出了反对自有人类存在以来困扰他们的贫困和所谓工作疾病的疗方。总之，每一个人在由于革命的震荡而使社会碾落成泥的条件下，都提出了各种重建社会大厦的计划。”⁽⁷⁵⁾尤其是六月起义者在错误的权利观念的指导下，“真诚地相信社会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要给予它另一个基础。”这是一种大炮和刺刀都不能消灭的“革命宗教”。⁽⁷⁶⁾托克维尔把这些他认为是奇怪的各种信条的本质概括为:“否认财产权，或至少限制、减少或削弱这种权利的行使”。⁽⁷⁷⁾针对社会主义的性质，托克维尔正确地预见了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以来各国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革的基本趋势:“不久，政治斗争将会存在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财产将会成为伟大的战场;而主要的政治问题将会转向将要作出的财产拥有者的权利或多或少的深刻的修正。于是，我们又会看到伟大的公共骚动与伟大的政党。”⁽⁷⁸⁾如果说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和对未来社会与政治发展的预测在我们当代人看来已不足为奇，那么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种独特视角却使他有别于其后一切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者。他认为，社会主义在其内在精神——对人的物质福利的有力诉求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疾病，是由资产阶级传染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脐带联系。在托克维尔的认识中，“工人阶级嫉妒的根源存在于伴随着资产阶级掌权的伦理，一种自利与执着于商品与享乐的伦理。”⁽⁷⁹⁾尽管社会主义是由物质福利的要求即商业精神所激发的，尽管它同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伦理具有一个共同出发点，但它进一步要求废除私有财产权(最后残留的不平等)和使个人臣服于国家。因此，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社会主义有悖于他对自由与权威关系的主张，毁灭了他所钟爱的自由精神。最后，我们可以把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概括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对所有财产，特别是对工业的拥有，对劳动组织的绝对控制。”⁽⁸⁰⁾

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特征的全面表述出现在他于1848年9月12日提交给制宪议会的《关于工作权利的演讲》中。当时，托克维尔的目标是在法国建立一个温和的共和国，而社会主义则是他实现这个目标时所遭遇的首要问题。这篇演讲的表面目的是反对一条宪法修正案，该法案要求以国家资源担保有能力的公民的工作权利，将其作为国家的一种义务。托克维尔认为，国家对于“工作权利”的承诺会使国家以合法的形式“把个人资本积累在它的手中，最终成为所有财产的惟一拥有者。”即使是工作权利的倡导者真诚地希望能够避免经济的国家所有，但要求私人企业雇佣工人的努力会导致竞争的消除和确立国家作为“劳动的惟一组织者”。⁽⁸¹⁾这个建议的“致命逻辑”，即使不是出于它的支持者的意图，也会造成国家对经济生活和财产的拥有、管理和规制，最终导致更大范围、更全面地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管制。托克维尔在这种场合表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

托克维尔提到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对人的物质激情有力的与不断的诉求”⁽⁸²⁾。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而言，不是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无私与共产主义式的矫正物，而是对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积极强化。社会主义者承诺为所有人提供人类肉体上的需求，“为每个人获得无限的消费品”⁽⁸³⁾。以平等与人民的物质福利的名义，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空气和几乎没有光的社会”⁽⁸⁴⁾。托克维尔把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同大革命中慷慨的激情与高尚的牺牲，一种理想主义进行了对比。革命者为了一个“自由与文明”人的社会而战斗和死去，而托克维尔把社会主义者的社会版本称作是属于“熟练动物”的“海狸群”。⁽⁸⁵⁾尽管托克维尔在其他地方表现出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大革命的矛盾判断，在这里，托克维尔把革命者的英雄行为、对政治自由、个人独立与财产的捍卫同社会主义卑下的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对比。他甚至把他所厌恶的罗伯斯庇尔作为一个财产的保卫者和从旧制度中继承的国家管制与集权病的批评者的形象。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其《回忆录》中，托克维尔表达了对“六月起义”中失败的工人阶级的顽强与勇气的赞赏。社会主义者是为了热忱信仰的胜利、为了一个繁荣与平等的未来前景而斗争的伟大政党。但社会主义的胜利将会终结伟大政党的存在和政治理想主义与英雄成就的可能性。托克维尔热切地关心人类伟大的幸存，忧心于唯物主义影响下人类灵魂的削弱与消弥。所以，社会主义对托克维尔而言意味着自我毁灭，由于它的动力与诱惑来自一种毫不妥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他们“对财产原则的有时直接有时间接，但却是不停息的攻击”⁽⁸⁶⁾。托克维尔认为，“各种社会主义者”都轻视财产权。财产权作为永久性的不平等根源，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使得个人独立与自信成为可能。财产权同托克维尔的自由核心观念中的人的骄傲与独立愿望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它被民主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所威胁，又被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加以否定。所以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限制和最终清除人类骄傲、独立与个性的各种表达形式，从而毁灭了人类自由。

最后，托克维尔洋洋洒洒地勾勒出了被后世的极权主义批判者津津乐道地加以摘引的社会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我们到达第三个也是最后的特征，表明每一种类、每一派别的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特征。它是对自由、对人类理性的极端怀疑，对独立的个人、对人类条件的深刻的轻视。这些人的所有特征是不停地、全方位地以各种方式努力地抑制、限制人类自由;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国家不仅必须指导社会，而且必须成为所谓的每一个人的主人的思想——必须成为他的主人、他的监护人、他的导师;正是出于害怕个人会失败的想法，国家必须总是在他旁边，在他上面，在他周围，以便引导他、保护他、抚养他、约束他。总之，它是对人类自由或多或少的剥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必须为我看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述的社会主义寻求一个确定的、一般的概念，我会说，它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⁸⁷⁾对托克维尔而言，社会主义最终意味着一种新形式的奴役。社会主义声称是一种理性与启蒙的信条，但社会主义者对个人的理性与启蒙能力有着深刻的怀疑，对于普通人民的独立与判断缺乏信心，他们相信人类只有在国家监护之下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⁸⁸⁾托克维尔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通向未来的解放。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唯理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的逻辑是统计学，它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工程学所产生的强大激情。因此，托克维尔的一个得到后世反极权主义者强烈共鸣的结论是: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操纵人类，像实验材料一样处理人类的愿望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基本特征。

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即社会主义许诺个人以物质享受的快乐，使平等高于自由，使个人从属于国家，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得到后世自由主义者的喝彩。但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剖析如果到此为止，也不过使他成为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者中的平庸无奇的一员而已。托克维尔和一般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看到，社会主义不但会带来专制，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同样会带来专制。他认为，法国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向帝国屈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幽灵威胁到了他们的未来而打扰了他们的快乐”，⁽⁸⁹⁾甚至连“穷人相互谴责对方为社会主义者以拥有一块馅饼。”⁽⁹⁰⁾出于对“红色”的恐惧，“为了避免它们，大众将会把自己投入恶魔的怀抱中”⁽⁹¹⁾。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明确地描述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与专制统治的相互关系:“只要社会主义一出现，人们就应预见到剑的统治。一种事物产生另一种事物。……此刻的这个民族，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而发疯，并强烈地希望重新获得它的福利。”⁽⁹²⁾托克维尔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会强化国家机器，从而把它转变为一种可怕的压迫工具;中产阶级会提高中央权力作为对无政府状态的最好防御物。在一个民主社会，物质福利的激情首先会使中产阶级害怕无序状态，以至于“公共秩序之爱常常成为惟一的政治激情”。⁽⁹³⁾时代越陷入困境，对社会主义威胁的感受就越增长，中央权力的增长趋势就越强。当政治危机在其余波中带来社会危机之时，危机的理想主义发动者就会感到恐惧。在1848年的欧洲，到处都是这样:中产阶级出于对社会主义的过度害怕，轻率地投入到专制主义的怀抱中。拿破仑三世就是这种恐惧的直接后果。的确，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税务控制、公共工程的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与专制镇压的混合物。早在拿破仑三世军事政变之后的1852年，托克维尔就怀疑“这次漫长的法国革命不会终结于平等与专制之间的妥协中”⁽⁹⁴⁾。所有人在专制者之下获得了平等，所有人都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或通过剥夺别人的财产而获得了安全，所有人都以自由与个性为代价提高了自己物质福利。可以说，在托克维尔的政治逻辑中，资产阶级的专制倾向以社会主义的冲击为触媒演化为一种政治现实。

作为中道自由主义者的托克维尔虽然反对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但也同样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托克维尔害怕一个具有工业权力的大集团同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的结合。他指出:“平等在到处不断地扩展它的统治——除了在工业，它每天都在走向一个更贵族化的方向”，而且资本慢慢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⁹⁵⁾。现代工业不仅把财富也把贫困带入世界;工业创造了中产阶级的财富，也把男人与女人转变为野兽与野蛮人。所以，托克维尔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不干涉原则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当它促进自由、创新、活力等自由特性时，托克维尔才能够欣赏它。另一方面，为了公共利益，托克维尔会要求政府驱散垄断，管制工业，监督铁路、港口、运河等公共工程，保证所有地区相对平等的工业发展。⁽⁹⁶⁾所以，从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集中与垄断国家权力所持的批判态度中，我们不能推导出他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信徒的结论。

在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废除财产权成为托克维尔的一个重要的攻击靶子。但是，托克维尔虽然认为财产权对于一个和平社会而言是必需的，在他所处时代的文明条件下是不可替代的，并且把威胁财产权的人视为野蛮人，但他却怀疑从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信条:财产权是人的自然权利，优先于社会。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认为，财产权在未来所要采取的可能形式多种多样，超出人们的想像力;私有财产权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财产制度。同样，他不能肯定社会主义将会在未来被埋葬;“我肯定在长期内，我们社会的构成法则会被强烈地修正。”⁽⁹⁷⁾在这段话中，托克维尔表达的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绝对排斥与摒弃，而似乎是在表明社会主义的出现将会极大地改变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面貌。这就是一个温和与灵活的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立场:在反对当前的社会主义的同时又不排斥未来的社会主义因素存在的可能性。

托克维尔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同他为所谓的自由事业服务的一种政治行动共存与互补。在奥尔良王朝的众议院中，他属于左派反对派的一个独立分子。一些研究者为“二月革命”后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反感所吃惊。他们认为，这种反对同托克维尔对奥尔良王朝的资产阶级寡头制的严厉排斥不相协调，同他对人民参与和公民资格的捍卫更不相容。他们相信，托克维尔由于以毫不掩饰的热情与活力支持二月共和国对六月工人起义的镇压，而部分地放弃了他的民主感情，并表明了他的阶级出身的偏见。这种推理线索忽视了托克维尔自由观的基本内容。在七月王朝统治下，政治生活被限制在“法制国家”(pays légal)中。法制国家观主张为国家的所有合乎法律的利益提供实际的代表权;但是“真实的国家”(pays réel)——穷人与低层阶级的主体被有意识地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由于政府成为一个“贸易公司”，而不再是一个自由民能够讨论重大与实质事务的政体，政治生活看起来已从法国消失。⁽⁹⁸⁾在托克维尔看来，自由的民主政权的特征是法治、普遍的公民资格、个人的自由权利及对所有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的尊重。菲利普王朝限制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权利与政治行动责任，社会主义者剥夺了人民的个性独立之资源与个体行动的主动性。菲利普政权与社会主义者同样都是对自由政治的败坏。对菲利普王朝、社会主义理论家与1848年革命者的双重反对并不有悖于他为自己所界定的自由事业。

当然，由于托克维尔本人知识来源的缺陷与历史认识的局限，他所了解与批判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主要是圣西门、蒲鲁东与巴贝夫等人。对托克维尔而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圣西门式”的，它的首要特征表现为一种全面组织、管辖与治理社会与人类的愿望。“对托克维尔所言，社会主义一词唤起的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是和圣西门的集权化社会工程相伴的巴贝夫和卡贝的兵营般的存在。”⁽⁹⁹⁾托克维尔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捍卫财产私有原则，但他明显地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赞美中世纪分权的共同体中的财产共同拥有;这种赞美显然是出于对政治自由、政治活力的向往，而不是出于对经济效率、经济平等的追求。在他的演说中没有提到马克思的作品，也没有证据表明托克维尔阅读过他的作品。⁽¹⁰⁰⁾虽然由于他无意中反对了《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基本政治纲领的概括:废除私有财产权，而实际上承担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但他显然不理解马克思对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更历史的、更全面与更深远的卓越见解。由于历史的局限，托克维尔也不能预料到一种参与式的、非统计学的社会主义所可能具有的分权特征与自由主义性质，而唯意志论的与分权的社会主义显然不是托克维尔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他更不能预料到我们当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所表现出的新的性质与面貌已远远逃脱了他对社会主义所作出的过时批判。

由于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早期历史形态的批判，他被当代古典自由主义者奉为反社会主义的先驱。哈耶克就声称在托克维尔的精神感召下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但是托克维尔并不像哈耶克一样把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都置于同一个篮子中，而是意识到了当代所谓极权主义的不同革命谱系。托克维尔从来没有明确地把《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结尾所描述的监护性专制主义认同为社会主义。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软、硬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和天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也没有丰富的证据支持托克维尔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硬的、软的、革命的、官僚制的或混合的奴役形式。托克维尔的监护性专制主义意味着:如果国家以悉心照料的名义篡夺了人们的责任感与主动性，一种“灵魂”(即内在于主体的人们的一种行动与选择能力)的削弱就会发生。因此，哈耶克对托克维尔的理解与托克维尔的深刻洞察力并不合拍。托克维尔意识到，监护性专制会削弱位于民主核心的自由精神;他是人类灵魂的幸存、整合与活力的支持者。可以说，“灵魂”是托克维尔自由主义政治科学的中心主题，而不是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议题。哈耶克只是以肤浅、机械的方式理解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剖析，而体察不到托克维尔的全面的、平衡的政治思维方式。托克维尔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不乏简单化与片面之处，但作为中道自由主义者的他，虽然不是像有些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但也不是右翼的古典自由主义信条的坚定支持者。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以他所理解的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名义进行的，毫无党派利益的激情，他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非教条化的态度，并缺乏后世反社会主义者的“圣战”精神。

二、公共慈善的起源、措施和政府的职能

如果说托克维尔对以国家控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反对是明确的，因为它扼杀了自由所必需的独立、活力、个性与多样性，那么他对同样具有国家控制特征的公共慈善(或公共救济，当代被称为福利国家政策)观念的态度却随其政治生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并由此引出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所界定的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和对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新的发展趋势的触及。

托克维尔对公共慈善观念所持的态度来自他对社会、政府与个人关系之原则的界定。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认为，在民主时代由积极能干的政府去举办个人事业，去维持人们的思想与情感交流，将会使政府走上一条暴政之路。因此，“必须使社会活动不由政府包办”⁽¹⁰¹⁾，但是在《美洲之旅》中，他又认为美国政府不是社会发展的旁观者，它奉行的不是不干涉主义原则。“美国政府，像我们政府所为的，不会干涉一切事情，这是真的。它不要求预见一切事情和执行一切事情;它不给予补贴，不鼓励贸易，不资助文学或艺术。但就重大的公共事业工程而论，它很少把它们留给私人管理;正是国家自己在从事它们。”他从美国范例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是:“因此，没有排他性的体系可以追随;美国并不是那种使我们时代的肤浅与形而上学的头脑感到高兴的一个同一性体系的典范。”⁽¹⁰²⁾托克维尔的灵活开放的政治精神使他跨越了当时甚至当代各种自由主义流派对国家干预功能的纷争。对他而言，政府功能的界定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维持自由政治所必需的个人自由、社会活力与国家繁荣。同样，他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旅》中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包含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社会与国家必须为个人担保并创造他的福利;第二种观点是，社会与国家仅仅给予个人担保自身和创造自己福利的方便与安全的手段。“第一种观念更简单、更一般、更一致，更容易被半开化与肤浅的头脑所理解。第二种更复杂、在运用中更不一致、更难理解;但却是惟一正确的、惟一和政治自由的存在相容的、惟一能够造就公民甚至人的观念。”⁽¹⁰³⁾通过托克维尔对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托克维尔对两者关系界定的基点是这种关系是否有利于个人的自由、社会的繁荣与政治的伟大，而不是出于先验的、抽象的教条。托克维尔对国家与个人关系所持的开放观点与灵活态度影响了他对公共慈善观念发展着的认识。

托克维尔对公共慈善观念的探讨来自他对现代贫困问题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又来自他对不平等之发展的阐释。在1835年写就的《论贫困》中，托克维尔在文明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描述了贫困现象，并且把它同人类不平等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考察一下从社会起源以来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平等仅仅在文明的两极存在。野蛮人之间是平等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样软弱与无知。非常文明的人或许都会变得平等起来，因为他们都拥有任意获得物质舒适与快乐的手段。在这两极之间，我们发现了同所有其他人的贫穷、无知与虚弱相对比的一些人在身份、财富、知识和权力上的不平等。”⁽¹⁰⁴⁾正是当人们离开森林从事农业时，正是当人们拥有土地时，不平等和由于土地占有而发生的战争就首先出现了。⁽¹⁰⁵⁾由于和人类完善相联系的需求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人们创立了工业以满足这些需求。工业生产比农业生活更不稳定，由于农业的目标仅仅是为了提供生活必需品，工业与工业阶级更易受制于外在的不可预料的变化而导致境况的恶化。和工业化的发展相伴的是一个社会的辉煌，而贫困也变得更为普遍。例如，在英国的穷人数目比伊比利亚半岛的穷人数目更多。此外，在一个更加工业化的国家，由于富裕与贫困之间的对比更为强烈，大众对贫困引起的悲伤更为敏感，也更急于缓解这种悲伤。于是，公众良心意识到了以慈善行为救济贫困的需要。

托克维尔划分了两种慈善:个人慈善与公共慈善。第一种属于私人美德;第二种是由社会与国家产生与调整的。托克维尔承认，“初看起来，没有比公共慈善的思想更美丽和更伟大了”⁽¹⁰⁶⁾。在当时的英国，由于它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也由于英国的工业要努力满足全世界的需求而使得它的工人受到这些需求的波动的支配，于是就产生了严峻的贫困问题。在这里，对于主要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出现的广泛接受和长期存在的公共救济，托克维尔反复表明了其批判态度。1.公共救济毁灭了工作动机。在他看来，公共慈善喂养了一个懒惰、无所事事的阶级，靠花费工业与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而生存，这种情况反过来对经济与公共繁荣产生了不利影响。2.公共救济对公共道德具有不良效果。由于贫者接受社会帮助的权利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会提高受助者的心灵，而是使他堕落。公共慈善是出于对自身低劣的承认而被接受的，所以对接受者而言，它是一种羞耻。此外，公共救济据说促进了犯罪和非婚生子等社会罪恶，腐蚀了人类自我改善的愿望，剥夺了个人成为关注未来的公民的能力。3.公共救济鼓励了阶级冲突而不是社会整合。被个人自愿给予的私人慈善在富者与贫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道德联系”;它产生了给予者的个人关注与主动参与精神，激发了接受者的感激之情。相比而言，公共慈善被视为强制剥夺，被富人所怨恨，并促进穷人的嫉妒。4.更重要的是，公共救济对穷人的自由具有不利效果。在托克维尔时代的英格兰，公共慈善是被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地方政府负责救济居住在它们辖区范围内的穷人而不是外来的陌生人。如果一个穷人希望得到帮助，他就必须被迫留在出生地。这样，英国的《济贫法》就使得该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不能自由迁徙。

托克维尔虽然共享了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共慈善的批判，但他并不像一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拥抱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而是公开怀疑它的最基本的假设。的确，尽管托克维尔毫不掩饰他对社会主义的厌恶，在他关于市场与平等关系的认识上，他更接近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竞争与交换作为一种平等化的过程，社会主义者把市场作为一种不平等的根源。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托克维尔把贫困的原因看作是系统地根植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业化，而不是个人失败的结果。因此，贫困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运作产生的。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不仅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还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托克维尔不仅担心由集权与官僚制国家所产生的对自由的政治威胁，同样关注资本主义市场对保存与保护自由所带来的经济威胁。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把共同关注转向市场而不是民主决策，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纲领削弱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强化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托克维尔的眼中，一个集权的和监护性的国家和一个私人化的市民社会并不相互对立，而是相互强化，共同合力威胁到了人类自由。

当托克维尔在批判公共救济的现存形式和他的当代人的替代性方案时，他同时也在努力寻求自己满意的方案。在几个重要方面，他对国家帮助进行了限制，而不是全盘否定公共救济。“我不仅认可适用于不可避免的灾祸，如无助的婴儿、衰老的人、病人、精神失常者的公共慈善的有用性和必要性，我甚至承认在公共灾难时刻它的暂时的作用。”⁽¹⁰⁷⁾在这个方面，托克维尔的观点并不令人惊奇，但他走得更远。他挑战了福利国家反对者的假设:国家为社会需求采取措施必然会带来依附。他一方面建议国家帮助可以采取授能性与监护性的形式，如为穷人的孩子开办免费学校，以便给予他们通过劳动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能力。免费的公共教育就是一种授能性国家帮助的例子。另一方面，他审慎地、试探性地提出，国家帮助可以采取预防性而不仅仅是补偿性的措施，以挑战贫困与经济不稳定。“在考虑过缓解灾祸后，事先预防它们难道没有用吗?……如果没有生产整个国家的财富而不得不诅咒自己产生的繁荣的人们的一个份额，这些财富能够持续增长吗?在工业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一种更持久与更正确的关系难道不可能吗?工人阶级能否在帮助之下积累储蓄使他们在工业灾难之时等待命运的转机而不致于死去?”⁽¹⁰⁸⁾这些未竟的关于预防性国家帮助的思考成为托克维尔在《论贫困》续篇中加以明确阐明的问题。在《论贫困》的结尾，他一方面认为法律形式的公共慈善能为个人苦难提供暂时的安慰，但却会引起社会的阵痛;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面对不断扩张的工业化与人数不停增长的工人阶级时，个人慈善软弱无力，依靠它是不审慎的。显然，托克维尔在这里又遇到了理性与情感的冲突问题。他认为，公共慈善危及到了个人自由与行动的主动性，对于自由具有不利影响;但他也看到，大量社会苦难的缓解又需要公共慈善这种有效手段。这种困境需要他在新的政治现实的触媒下，彻底突破他对公共慈善的完全不利的评价。

在未完成的1837年《论贫困》续篇中，托克维尔继续探讨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作为农业方面的预防性措施，托克维尔提倡财产拥有的更大程度的分散，以作为补偿因财富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的替代性措施。他甚至赞成大地产的划分以促进更大的平等。⁽¹⁰⁹⁾同社会主义者否认私有财产原则不同的是，托克维尔寻求使更大数目的公民分享私有财产。在工业方面，托克维尔建议以合作的方式重新组织工业生产与公共帮助措施。托克维尔承认工业资本不能以大地产的方式进行分割，于是就建议许多工厂或许可以被工人协会所指导。他的这种建议成为密尔提倡的工业民主参与制的先声，并且在后来成为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普遍事实。关于工人协会的性质、条件与未来，他是这样论述的:“可是，我得相信，一个大量工业(被工人协会)指导的时代的可能性将会到来。当我们的工人获得更广阔的智慧能力，当为了诚实与和平的目的而结社的艺术在我们中间取得了进步，当政治不再同工业协会搅和在一起，并且当政府对它们感到放心，不再拒绝把自己的善意与支持给予这样的团体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的增加与繁荣。我认为，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民主世纪，在所有事情上，协会必须逐渐取代少数强大的个人的支配性影响。”工人协会思想可以说是托克维尔为了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使工人摆脱对“新工业贵族”的依附，从而获得指导自我生活、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与自由的一种前瞻性的观念。但是，托克维尔承认工人协会的措施在当时还为时过早。“因此，工人协会的思想在我看来将会是一个必然丰富的思想。在当前，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疗方。”⁽¹¹⁰⁾于是，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些解决贫困问题的现实可行的建议，如国营银行、国营当铺、穷人医院与避难所等。总之，托克维尔为了解决贫困问题而提出的措施背后的基本原则是:1.为了避免贫困，必须使工人与农民在财产中具有利害关系，使他们同财产的精神与习惯融合起来;只有财产的拥有才能灌输阻止贫困的美德与社会道德。2.反对贫困的制度必须“作为一种教育措施，使更大的经济安全成为可能”;⁽¹¹¹⁾必须教育穷人，“反对贫困的主要方法在穷人自己手中，依靠他的活力、勤俭与远见，依靠他的能力的优良的、聪明的运用”。⁽¹¹²⁾3.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改善穷人的状况，都不能有助于国家进一步的强化与集权。4.民主时代等级制度的废除，个人之间的相互隔离使得政府慈善的立法不可或缺，“民主社会，政府慈善，两件走在一起的事情”;只有自由的政治制度最终“能够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创造习惯性联系，给予他们共同的利益，”才能避免政府慈善。⁽¹¹³⁾在这里，托克维尔终于承认了公共慈善(即当代所谓的福利国家政策)在现代社会中的必要性，但又给它附加了一些限制条件与原则，希望能够避免与减轻公共慈善给自由政治带来的不利影响。

托克维尔对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公共慈善的批评是经典性的，他所提出的反贫困措施具有可行性与前瞻性，他的反贫困原则最终仍落脚于自己的自由政治观，希望以生活参与、启蒙教育及自由习惯的培养解决贫困问题。但在他的明察秋毫之处却存在着在今人看来的重大疏漏之处。托克维尔对贫困现象进行分析的缺陷之处表现在:1.他没有想到工业主义的潜在能力可以提高穷人的生活条件，而不必完全求助于属于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系列微小的杯水车薪般的反贫困措施。2.他过分强调了工业化所导致的相对贫困，而忽视了工业化所带来的整体社会繁荣与前工业化社会的绝对贫困，把工业化同贫困对立起来。3.更重要的是，即使托克维尔把民主作为未来的浪潮，却不能看到工业主义与民主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而把两者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并且认为“贵族式”的工业部门对于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上民主的农业部门构成了一个重大的、不幸的例外。历史证明，现代民主之所以能够生存发展，正是由于民主倾向内在于工业主义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工业化自身至少有助于提供对于工业主义与民主而言属于偶然性疾病的疗方。

托克维尔对公共慈善的反对常常被当代西方新右派作为其社会与经济政策合法化与合理化的根源，为反对公共救济的批评者所倡导的改革提供了权威性托辞。当代新右派有两种分枝: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不同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同传统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主要属于历史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私有财产与市场的美德;社群主义——强调一个强大的道德秩序的必要性与可欲性。当代新右派与福利国家批判者自认为在他们的观点同托克维尔的洞见之间发现了某种相关性。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公共慈善观念与措施的考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把托克维尔诠释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者毫不含糊的社群主义者会导致对他的遗产的片面运用;把托克维尔理解为一个一心一意的福利国家的批判者也会把托克维尔的丰富而灵活的政治思维精神脸谱化与简单化。在某种意义上，托克维尔不能为工业主义所产生的依附问题提供根本有效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他的理论只是指明了以一种独创而崭新的方式改革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可能性。

如果说托克维尔的《论贫困》及其续篇表明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些偏离，而他在1847年所写的《论中产阶级与人民》一文中对政府功能的崭新定位、对于政府慈善扩张的积极肯定无疑是对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重大突破。他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由于特权的废除，政治生活被局限于单一的阶级——中产阶级中;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觉醒将会在挑战最后残留的特权——财产权中达到顶点。如果中产阶级不为了大众的利益进行一系列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一次新的革命将会到来。为了把握托克维尔在自由主义，特别是在现、当代之交的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我们把托克维尔的政府改革计划详细列举如下:

“为人民可能做的事情分为以下几类:

被要求承担的公共负担的削减，包括每样事情——军事服役，法律诉讼费。这是我特别关注的。它是大量的，但不是足够的。它是使穷人得到帮助的间接方式。

让我们看一下属于直接帮助的事情:

(1)建立为了穷人而特别运用的机构，它们将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服务，并且使更大的经济保障成为可能:储蓄银行、信托机构、免费学校、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法律、托儿所、慈善工厂、互助救济基金。

(2)最后，通过税务基金的花费以解除穷人的苦难来直接帮助他们:救济院、救济委员会、济贫税和产品、工作、金钱的分配。

简而言之，三种得以帮助人民的措施;

(1)解除人民的一部分公共义务，或至少仅仅按比例负担。

(2)使人民能够拥有摆脱困境和变得更加富裕的机构。

(3)“使人民能够得到帮助并在它处于困境之中时帮助它。”⁽¹¹⁴⁾

在写作《论贫困》及其续篇十年以后，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封闭的政治体系的反思和对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和路易·勃朗等人作品的阅读(可惜他没有保留对这些人的学说进行概括的笔记)导致了他对自己以往所持的具体的社会经济信条的突破。在这篇文章中，托克维尔虽然在整体上没有违背他的自由政治原则，却明显肯定了他以前所否定的公共与政府慈善观念;他明确要求政府干涉与调整经济生活，执行补偿性甚至再分配政策，保障每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劳动权利。这篇文章表明了托克维尔完全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信条，表明了托克维尔有意识地将经济平等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这是他对自己的现代民主理论的完善。

在托克维尔的晚年，他继续沿着这条自由主义的新路向走了下去。在他于1856年9月致斯韦特希恩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赞同你的意见:在这个世界上，利益与权利的更加平等的分配是那些执行了人类事务的人的视野中的最大目标。”⁽¹¹⁵⁾提倡权利的平等享有和社会善的公平分配，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突出特征。早在19世纪中叶的托克维尔似乎已隐约地把握到了当代自由主义的理论趋向与特征。人们常常把密尔看作现当代之交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过渡人物，认为他界定了个人与社会、国家之关系，在弘扬个人自由的同时，又主张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适度干预，但却往往忽视了托克维尔在自由主义思想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由于托克维尔对自由执拗的、有时是非理性的热爱使他作出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过激的、甚至是片面的谴责，从而留给人们一种铁石心肠者的形象。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的所有努力在于寻找新的使工人参与工业发展和储蓄金钱的财产形式，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大的福利和中产阶级一样的独立”⁽¹¹⁶⁾。托克维尔心目中的自由不是贵族阶级的自由，更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它是一种试图给予各个阶级、施惠于整个社会的自由，一种类似于当代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社会自由。托克维尔比密尔更早地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涉原则，更早地界定了个人与国家、社会之关系，更早地提出了国家干涉的主张，更早地感受到和认可了政府职能不可避免的扩张趋势，虽然他的崭新观点淹没在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零散政论之中，并被他的变化着的、有时又自相矛盾的政治与政策主张所冲淡。如果我们主张密尔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典型思想家，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承认托克维尔在这种自由主义转型中的先驱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