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吾身”、“居安思危”的民族传统

一、“三省吾身”、“居安思危”的民族传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出现过传统文明断层的国家，其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的诸多优良要素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忧患意识可居其一。在浩浩荡荡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被证明是一个具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三省吾身”的反思精神以及纠错传统的民族。具备这样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国家才能在浩瀚的历史洪流中不断发展，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忧患意识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居安思危的意识。从哲学的视角来看，其是人类理性意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于事物的肯定之中发现潜在的问题，通过对潜在问题的认知和预防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中国无论是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下，忧患意识一直内嵌在民族精神之中。就传统而言，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忧患意识。“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则是在和平的环境下产生的对危机预期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可以是个人心理，也可能是社会集体心理。《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记载：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魏绛推辞时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儒家圣贤孔子亦曾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孔子之言，其意就是让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同时也指出了忧患意识不仅是个人安身的个体心理，也是可保国家的社会集体心理。另一儒家集大成者孟子也发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论。

近现代的中国史，可以说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在忧患和图强的互动中奋发崛起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同样强调要增强全党和全民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强调居安思危的重要性。他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即提出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要对未来改革可能面临的困难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¹⁾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而消除危险的途径就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我们可以这样说，忧患意识与中国发展史的脚步相伴始终，它从古到今绵延不绝，逐渐由精英个人自觉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作为古代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其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并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如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风险、能源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都可能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改革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各级政府和政策决策者能否对这些危险具备足够的认知和防范意识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能否为继。只有具备了忧患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

中华传统不仅具有强烈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而且更具有深刻的反思精神。从“反思”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内涵而言，其就是一种个体的内省过程，就是个体对自身之思想、认识、行为等再认知。我国的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了反思的意义，并认为“内省”应该是君子修身之必需。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见到贤人，希望和他齐头并进；见到非贤之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和他一样的毛病。就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四部曲”而言，修身无疑是最基本也同样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此，内省、反思作为儒家修身所必须的方法就成为后来中国士大夫们的自我要求。

在治国的实践环节，反思精神更是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阶层自觉或不自觉所吸收和发扬。以西周礼乐制度为例，西周礼乐制度其上承夏商、下启中华传统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其礼乐制度的形成不是对夏商礼乐文化的简单继承。西周统治者在反思精神之下，吸取了夏商两朝在礼乐制度中对音乐滥用的教训，对使殷商亡国之“淫乐”进行改革，形成以“德”为核心，以“节乐”为手段的西周礼乐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不仅对前朝灭亡之原因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而且对本朝同样具有反思精神。当然这种反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反思精神。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反思、不断自我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遵义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最初的全盘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做法进行深刻反思的标志。也正是因为遵义会议上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才痛定思痛，经过伟大的长征之途，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错误决定和政策同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战略本身就是共产党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反思和纠正的结果。

从逻辑而言，伴随着反思精神的必然是纠错传统。就如海涅所言：“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将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使我们有改正的机会。”故而说反思不是目的，而是通向纠错这一目的的手段。就像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反思精神一样，我们同样具备悠久的纠错传统。《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就提出：“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他还提出“过而不惮改”。可见，对错误的纠正也是一种中国的传统精神。纠错就是在对错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错误的修正。对国家而言，纠错包括了改革和革命两个层面。回顾中国历史，整部中国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变革史。当然这种纠错式的变革通常是由政权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和完成的。中国的纠错传统从国家整体而言，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诸多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即秦末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本身就是对当时秦朝当权者诸多暴政的一种抵抗与纠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陈、吴两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秦朝晚期的暴政却在农民起义的大浪中被摧毁了。此后，农民起义就成为中国封建王朝更替过程中的重要的纠错途径之一。纵观中国封建王朝更替史，农民起义往往是在王朝末期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农民起义本身而言，其本身就隐含了社会大众对王朝晚期统治者错误政策的一种反思、抵抗和纠正。当然，这种反思、抵抗和纠正或许不是自觉自省意识下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不堪生活重压下的无奈之举，但是其结果却是对执政者错误政策的一种纠错。同时，在王朝发展过程中，统治者受到外部压力，也会与一些上层政治精英一起共同推动政策变革，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策纠错，其通常以变法运动的形式出现，如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

在近现代中国，作为政权体制外的纠错力量已经从农民转变成了学生、工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等新的社会阶层。以五四运动为例，由于民国初期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以及外国列强的侵略，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首先在文化层面开始纠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习进行改革，积极推动现代性的变革。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这种文化层面的纠错开始显现其溢出效应，逐步由文化向政治和社会领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战略实施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将这种亡羊补牢式的纠错传统发展成为更具现实意义的预防式试错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而言，在局部区域进行有限的政策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来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和转变与否，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模式。从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特区设立，到当下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它们都带有一种试验性质。在这种局部政策试验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借助中国共产党内部自成体系的反馈机制和官员问责制都能得到及时发现、及早解决、防患于未然。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自我试错模式是中国纠错传统的再发展和升级版。从微观层面来看，这种“试错纠错”的精神更是体现在我们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试运行就是这种“试错纠错”精神的完全体现。虽然拥有了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的经验，但是对于历时更长、接待任务更重、游客更多等诸多新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就充分继承和发扬“试错纠错”精神，在世博会正式开幕之前的数次试运行，对安保安检、入园人流引导控制、观展密集人潮的疏导等方面出现的诸多不足估计和认识进行了有效的纠正和调节，为之后世博会的顺利举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