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演变与特质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演变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既取决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民主”“科学”“人权”等民主宪政核心理念认识的逐渐成熟，也取决于社会历史过程中民主宪政思潮与运动的逐步实践。从社会历史看，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接受君主立宪制到拥护共和立宪，从质疑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到实现民众大联合，从工农民主宪政到人民民主宪政的探索过程。本书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分为五四运动前民主宪政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宪政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思想三个阶段。
（一）五四运动前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自清末宪政改革至五四运动前，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性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58)，“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做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59)。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宪政运动都是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推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民主宪政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时代的历史特点。
从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看，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还是接受了梁启超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10年，当他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便认真地阅读了这本杂志。在梁启超的《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的文章旁，他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60)。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及民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接受了梁启超所提出的“民”与“君”平等的思想。因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他只是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君民虽然是平等的，但中国“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民之愚也”(61)。因此，他向往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希望能够通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制能够达到强国富民之目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帝制。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和建立的共和立宪“名存实亡”，共和立宪遭到践踏。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毛泽东对这一黑暗局面“愤愤不能平于心”。这一时期，陈独秀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矛头直指封建专制思想，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这期间，毛泽东读到了《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受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等思想。
总之，五四运动前，即大约从1913年至1921年，是毛泽东从接受资产阶级宪政思想转向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从爱国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青年时期。毛泽东早年对民主宪政问题的思考和阐述，促成了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者，并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实践，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论战，即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胡适的关于“问题和主义”之争，同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关于社会主义之争，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争。这样，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中的许多问题就逐渐清楚了。相应地，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也就发生了质的转变。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2)1920年12月，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申明，完全赞同建立共产党，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改造中国和世界。这标志着毛泽东的民主观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进入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当做“政治指导者”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主基本原理、俄国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宪政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基本原理和俄国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宪政思想，实现了民主宪政的中国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63)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发展看，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阶段；土地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初具模式阶段；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完整形成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全面成熟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全面实践、艰难探索并曲折发展阶段。
1．国民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国民革命时期，时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我们党的重要任务是通过罢工、游行示威等较为和平的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同时，政治上是要确立国民党为“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以及“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此一时期，“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虽取得许多成绩，但也有不少教训。
从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来讲，毛泽东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总结了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其民主宪政思想突出体现在：正确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阐述了革命的客观规律、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等。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64)这不仅指明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阶级本质和基本特征，而且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上，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土地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根据地人民建立了完整的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这也是历史上新型的政权和宪政模式。这一时期，党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暴力手段，在巩固并发展“红色政权”的同时，“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但党一些领导人如王明等，在政权建设、阶级关系等思想方面表现为极强的左倾，在斗争对象、斗争目标的选择、斗争手段等问题上犯了许多“左”的错误。由于一些极左政策的推行，在宪政建设实践中，也使得我们党建立的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在许多方面都照搬当时的苏联政权模式，在政权的阶级构成、选择问题上表现为强烈的“左”的倾向，尤其是把许多小资产阶级都排除在政权之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宪政建设。
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在这一时期粗具规模。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阐述了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职能等民主宪政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还成功地发展出从土地革命中的土地产权革命、土地立法和政策变动推进民主宪政建设的思想逻辑。为了彻底推翻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行了大量的土地立法，包括1928年2月制定的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1929年7月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1930年5月制定的《土地暂行法》及同年8月制定的《中央军委土地法》，等等。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这些土地立法，尽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但这些土地立法的实施，彻底废除了红色区域内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了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拥有，调动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红色苏区的农村经济，扩大革命根据地，推动民主宪政建设的顺利进行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3．抗战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通过一系列通电、宣言和讲话等革命舆论方式，“唤起民众”以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宪政的理念、宣传口号、斗争方式和对象上发生了重大转向。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和发展时期。由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改组国民政府，并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实行民主政治。1941年，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纲领》。《五一纲领》规定：“边区内部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保证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设计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模式，就其基本特点来说，已经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十分接近了。后来，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正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思想的演化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就真正地开始实现。
4．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这一时期，因国共和谈的破裂及内战的爆发，党的重要任务由致力于“联合政府”的成立转而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不仅传统的以工农为代表的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群众和海外华侨等新兴的力量也都参加到了人民解放的斗争之中。
毛泽东对宪政理论探索的最大成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65)。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民主宪政理论，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初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6)。同年，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他看来，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7)；表现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对派的专政两方面的结合。这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宪政思想的新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作为一种制度来讲，社会主义的民主首先是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容侵犯的主人翁地位，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同时，这种由绝大多数人实行的政治，必须通过民主制的政治形式加以保障和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思想方向的把握是正确并有所发展的，例如他主张人民民主制度化的正确创见。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曾试图用体制资源程序式动员代替革命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突发式动员，以此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群众运动突发式动员的报酬递增效应形成了路径依赖，而轴心仍是阶级斗争，频发的运动构成了运动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开始出现偏向。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又因为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左”的判断，我国的民主宪政运动和法制建设渐渐停止；直到“大民主”论的全面失误，毛泽东的民主观最终脱离了正确的轨道。
二、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特质
（一）民族性
民族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主要源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形成的“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性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不得不把追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纳入民主宪政思考的范围。毛泽东指出，“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68)，“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69)。他认为，“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70)。面对近代以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与变化的国内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敏锐地抓住时代的主题，将民族独立也作为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把握了时代变化，才能在中国社会实现新民主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胜利。
就民族性而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在内容上更具扩展性和激励性。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当一种制度变得更有竞争的或更有包容的时候，政治家们就要寻求那些现在比较容易参与政治生活的集团的支持”(71)。而其反应之一就是“使词汇、纲领、政策和思想都迎合那些被认为迄今未能得到代表的集团或阶层的要求和利益”(72)。因此，民族危亡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热情会把人们的政治思维推向更广阔的范围，激励人们追求更高的政治目标。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容易被各种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阶级、不同思想觉悟的广大范围的社会成员所理解、所接受。正如列宁所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73)这种最深厚的感情最纯朴，最一般，最广泛，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社会公德等多方面有着深厚的根基。可以说，也正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抓住了民族性的特征，才使得其民主宪政思想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中吸取丰富的理论涵养和强大的动力支撑。
（二）阶级性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带有深刻的阶级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74)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了民主的阶级性。他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认为，空谈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隐瞒和掩盖其一个阶级专政实质的手段。“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75)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76)。可见，超阶级的、纯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宪政就是要争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而不用空洞的辞藻来掩饰自己的阶级性。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性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的重要区别。
（三）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一个时刻关心人民利益、人民疾苦的伟大的政治家集体。因此，人民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民主宪政思想的最突出表现。
毛泽东的民主宪政思想，其人民性主要体现为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他认为，民主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这种民主的政治、人民的政治，绝不是像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一样用“人民”来抹杀阶级界限，而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原理的基础上，用人民来统一具有相同经济基础和政治目标的各个阶级。在他看来，“人民”不仅是一个阶级概念，是以经济、政治利益为基础的阶级的集合，是一种象征政治活动主体的范畴，而且，“人民”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民”包含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内容。譬如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赞成祖国和平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为了人民的利益，他毫不畏惧独裁的谩骂；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不谋求任何个人的私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掉泪。”因此，他反复重申，我们党实现民主宪政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社会主义民主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即广泛而又真实的民主。时至今日，在中国的民主宪政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一词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可以说，人民性作为毛泽东民主宪政思想的突出特征，已经伴随着毛泽东思想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结构深层，积淀为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表现。
（四）斗争性
在革命化思维方式的束缚下，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了毛泽东民主宪政的政治心理。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宪政绝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77)斗争性至上的最大后果就是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旧敌人消灭了就创造新的敌人，这是民主宪政的斗争性所能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缺乏敌人意识，斗争就难以长久地维持。中国民主宪政发展的事实是：革命战争时期通过阶级斗争达到民主宪政实践是适用的。然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剥削阶级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基本不能适用了。这就导致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国民主宪政，阶级斗争理论成为指导思想，人们轻易地相信并接受了绝对化和教条化了的阶级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一切社会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的指导性原则。在毛泽东这里，阶级斗争包含了丰富的“目的——手段”意义，正如李锐所说：“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一言以蔽之，这就是‘阶级斗争’。可以说，毛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78)
从民主宪政的历史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作为革命的遗产并没有随之消失，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复活。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让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不满。毛泽东感到阻力越来越大，既有来自党内的，也有来自党外的。这一切让毛泽东感到阶级矛盾及其斗争还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关系，以人民为主体的真正的民主宪政并未实现。譬如，19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由毛泽东定性的。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事件草拟了一篇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时加写三段，其中有此一句：“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这表明他在政治上也接受了斯大林公式：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同时，他还多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收效甚微。因此，他决心把人民群众再度发动起来，借此把民主还给人民。
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下，毛泽东倾向于把“大民主”战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形式来进行“大民主”，于是马克思主义民主原则被曲解，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进程被打破。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从我们的历史看，陈胜、吴广揭竿起兵以抗秦，王莽废子婴而篡汉，东汉灵帝时黄巾起义，汉晋之际曹操、刘备、孙权纷争天下，清朝的洪秀全、杨秀清等搞金田起义等等，是大民主的做法；我们搞革命推翻蒋介石的做法，也是大民主的做法，这次举行反对英法侵略埃及的示威游行，也是大民主。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认为的“大民主”，就是农民起义、民主革命和游行示威之类的阶级斗争，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历史教训表明，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只在革命时期民主宪政中起主导作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但是，绝不能靠“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宪政。
（五）实践性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纯粹的理论家不同，毛泽东的民主观绝不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也不像乌托邦虽然美好却脱离现实。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是符合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科学理论。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曾经提出过许多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政治主张，但都没有能真正成为现实。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提出正确的行动目标，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民主力量和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如康有为曾写过“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五四时期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所描绘的“一幅田园诗画般的共产主义蓝图”，也是脱离中国实际状况的。孙中山提出过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目标，因存在无法克服的根本弱点，也未能真正实现；而毛泽东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弥补了这些不足。毛泽东紧紧立足于中国大地，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真正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因而他的民主思想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并非是主观臆断或虚无缥缈的空想。这一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便会化作巨大的物质力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2)张友渔：《宪政论丛》（上），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1页。
(3)张友渔：《宪政论丛》（上），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0、71页。
(4)《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二，第236页。
(5)《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戊戌变法》二，第236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2—805、824—825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2—805、824—825页。
(8)参见马捧娥、李芬主编，郑宪、傅君莉副主编：《中国政党：政党概论》，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9)《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53页。
(1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112、114页。
(11)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12)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8页。
(1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112、11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15)［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6)［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17)《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111页。
(18)《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111页。
(19)《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11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23)《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9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732、735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732、73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732、73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30)《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00页。
(32)［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34)刘中树：《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史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
(35)《吾人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5—16页。
(36)《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386页。
(38)《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2页。
(39)《袁世凯复活》，《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8页。
(40)《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9—50页。
(41)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每周评论》1919年第24号。
(42)《吾人最后之觉悟》，《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6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4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673页。
(45)《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
(46)《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
(47)刘德厚：《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48)《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150页。
(4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559页。
(5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559页。
(5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559页。
(52)转引自刘德厚：《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53)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54)《市民运动的研究》，《每周评论》第22号特别附录，1919年5月18日。
(55)《时事杂感》，《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56)参见刘德厚：《毛泽东人民民主国家思想的历史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5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页。
(5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72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72页。
(6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页。
(61)《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2页。
(6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6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
(6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6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480、1480页。
(6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480、1480页。
(6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480、1480页。
(6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665页。
(6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665页。
(7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665页。
(71)［美］罗伯特·达尔著，刘惠荣、谭君久译：《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页。
(72)［美］罗伯特·达尔著，刘惠荣、谭君久译：《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页。
(73)转引李培臣：《爱国主义是唤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光辉旗帜》，《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3页。
(7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2页。
(7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7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
(7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78)李锐：《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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