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

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_中国西南地区灾荒

地震与西汉灾异思想

叶少飞　陆小燕⁽¹⁾

一、汉代以前的地震

文献首次记载的地震发生在西周幽王二年，对此伯阳甫用阴阳学说进行解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并将这次地震与夏亡时伊、洛竭和商亡时河竭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西周亡国之兆，“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²⁾。如其所言，幽王昏庸，犬戎破镐京杀幽王，周朝东迁。“这是因地震而用阴阳二义推测人事的最早记载，后来苌弘还据以预言西周王子朝之必败。”⁽³⁾“昭公二十三年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杜预注:经书乙未地震，鲁地也。丁酉南宫极震，鲁地亦震也，为屋所压而死。”⁽⁴⁾这次地震从成周到鲁国均有波及，依附于王子朝的周卿士南宫极被震倒的房屋压死，成为王子朝败亡的征兆。

《春秋》及《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传均有论天地异变和自然灾害，但是议论重点却有不同。“日食星陨山崩地震”可分为天文和地理，《春秋》三传对日食、彗星以及星动均作出了与政事相关的经解。但《春秋》记载地震仅五次，昭公二十三年地震外，《公羊传》和《穀梁传》分别对文公九年地震略有解释，“地震者何，动地也。何以书，记异也”，“地不动者也，震，故谨而日之也”，⁽⁵⁾但是言之太简，也没有像梁山崩⁽⁶⁾和昭公二十三年地震那样与政治进行结合议论。“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闲，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⁷⁾显然春秋时期观察和论述的重点在天象。

随着战国历史环境的变化，三代以来天文地理联系政治的传统中断了，地震在战国时期的史书典籍中也杳无踪迹。各国史书因秦焚书之故被烧绝，仅有《史记·秦本纪》保留了少量记录。就现在传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典籍而言，《战国策》、《国语》两部史书关于战国时期的历史均没有关于地震、日食和彗星的记载。

为什么以天地之变晓谕时君政治的传统会在战国时中断，最大的原因是历史形势的改变。天地异变是德政失和的征兆，战国诸侯以力治国，谋求强兵富国，德政高标难以施行，君主们也就对天地异变不加理会。《史记·历书》记载:“先王之正时也……战国并争，在于强国擒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⁸⁾《天官书》记载:“(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⁹⁾诸子难以用天地异变晓谕时君，因此弃日食地震彗星于不顾，以霸政干时君。王道不行，君主失德之说也就无从谈起。

二、汉高祖至武帝时的地震和灾异思想

《史记》从战国到汉武帝时代没有关于地震的记载。但据班固《汉书》记载，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均曾发生地震，武帝时则发生过五次地震。⁽¹⁰⁾

司马迁为汉太史令，记载司马谈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¹¹⁾司马氏虽为周之太史，但于播乱中四处迁移，只保留下了家族传统。如前文所述战国时期对于天动、星变之事没有记载，也没有论述，即是天变与政治相联系传统的中断，也是天官系统和职能的中断。司马迁在《史记》中著有《天官书》，“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¹²⁾重新恢复了三代时期的天官和灾异传统。

司马迁虽然恢复了天官传统，却对战国以来的地震即地理之变没有记载和论述。据笔者查证，《汉书》所载惠帝到武帝时发生的数次地震，朝野公卿均没有议论。大言灾异的董仲舒也只在《春秋繁露》中略论周政衰，天地有异象，地震为其中之一，没有言及汉朝发生的地震，只有汉武帝元光五年五月“地震，赦天下”一事。⁽¹³⁾

汉高祖不好儒学，以黄老道家思想治国，公卿俱以黄老治政;“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¹⁴⁾文帝窦后好黄老，“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¹⁵⁾文帝至武帝初年，窦太后贬斥儒术，灾异思想为儒生所论，自不免受到打击。因此地震实录于史书之中，而未与政治发生关系。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虽然为汉武帝肯定，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武帝却对董仲舒的“灾异”说不感兴趣。董仲舒“著灾异之记……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¹⁶⁾董仲舒不谈祥瑞，其天人思想正是要用灾异来劝诫人主，但最后却因灾异获罪，不敢再言。尽管董仲舒因言灾异遭遇了政治生涯的巨大挫折，但是汉武帝仍对其信任有加，经常向其咨询国事。董仲舒也一直在用他的经学思想影响汉武帝的决策，但是其影响力十分有限。⁽¹⁷⁾皇帝的兴趣和思想家的理想有相当大的差距，思想在实践中的变轨往往让思想家变得更加无奈。董仲舒因灾异思想而受祸其实是汉武帝不希望国家思想受到儒生及其他人物的影响，能够主导帝国思想的只能是皇帝本人。汉武帝虽然用儒经来选拔官员，但是国家思想却由皇帝牢牢把持。因此，儒家思想在汉武帝看来只是一时的工具而已，其所倚重的多是法家实践派人物。

汉武帝好大喜功，“内多欲而外仁义”，⁽¹⁸⁾“尤好鬼神之祀”，⁽¹⁹⁾希求神仙长生之术。方士屡以神仙长生祥瑞取仕禄于武帝，武帝虽知被骗，多数杀掉了事，但其对于神仙术仍乐此不疲。神仙的灵异以及祥和气息与董仲舒宣称的灾异思想对皇帝的束缚相比较，后者并不符合汉武帝的“事功”心理。“仲舒之主罢百家，尊孔子，独为武帝所取者，以其时言封禅明堂巡狩种种所谓受命之符太平之治，以及徳施方外而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者，其言皆附会于《诗》、《书》六艺，而托尊于孔子故也。故武帝用仲舒之议，而疏仲舒之身。”⁽²⁰⁾武帝即位之初，即倾慕太平盛世之象，致力于符应之说。⁽²¹⁾勤力一生的汉武帝在事业上几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是神仙的遥不可及及能够对自己和汉朝带来的肯定迫使一直成功的皇帝不停地追逐下去。⁽²²⁾在武帝的影响下，朝臣也多言祥瑞以媚上;既使有灾异，也以为祥瑞。元封元年，有星茀于东井、三能，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元封三年，伐朝鲜，大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武帝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²³⁾元光年间，黄河决于瓠子，“田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武帝久之不事复塞也。”⁽²⁴⁾此后武帝一朝，公卿再无言灾异者。

三、汉宣帝时期的地震和灾异思想的流行

昭帝驾崩后，霍光废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即位当年的本始元年就发生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本始四年再次发生地震，宣帝下诏，诏书内容直言灾异。

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乃者地震……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

本始四年地震后，改元“地节”，应劭注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年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²⁵⁾地节三年，宣帝再因地震下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²⁶⁾汉宣帝对地震的重视态度是之前的皇帝所没有的，针对地震采取的措施是修德政、举人才、安百姓。因灾异修德政是春秋时期的传统，现在又经宣帝重新建立起来。

为什么儒家灾异思想在宣帝执政时期开始受到重视呢?这首先和武帝晚年采取的政策有关。征和四年桑弘羊等上书屯田轮台，武帝下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²⁷⁾此时武帝的政策由外扬转为全面收缩，实行保守稳健的富国安民政策。蒲慕州先生指出汉武帝尽管对先前的政策有改变之意，但仍不愿完全放弃，并对自己身后政策的施行作了安排，辅政昭帝的霍光代表的是保守和与民休息的方向，而桑弘羊则代表武帝进取、与民兴利的方向。⁽²⁸⁾昭帝时的盐铁辩论实际上文学贤良获得了胜利。随后桑弘羊与霍光争权，因谋反被诛，法家思想被暂时放弃，朝政完全执行武帝轮台诏中与民休息的政策。⁽²⁹⁾保守政策的实行为儒家思想的进取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其次，儒家灾异思想的实行还与宣帝的学习背景和即位后的形势密切相关。霍光向太后奏议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³⁰⁾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影响下，长于民间的汉宣帝也习儒经，其对当时风行天下的董仲舒策论也当详知。宣帝后来斥责好儒术的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³¹⁾可见，宣帝所用的儒家思想仅是治国策略而已，真正主导国家思想的还是宣帝自己。

宣帝诏本始四年地震开篇即言“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也就是说诏书首先认定地震属于灾异。董仲舒将孔子作为灾异思想的创始者，《春秋》即是行“天人之征”。董仲舒在言灾异的同时，也说祥瑞，但其关注更多的则是灾异并以之劝诫君主。⁽³²⁾

宣帝即位至地节二年由大将军霍光辅政。汉武帝驾崩前曾赐光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画，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³³⁾周公为儒家至圣，《霍光传》虽未言光以周公自许，但其辅昭帝，确如周公辅成王。霍光奏立宣帝，以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可见霍光对儒家思想与经典是认可的。

宣帝即位后，霍光归政宣帝，“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并对霍光极为礼遇，“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³⁴⁾但宣帝内心实不自安，“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³⁵⁾本始四年地震诏书所确定的灾异思想和采取的措施首先经过了霍光的肯定，然后奏报宣帝诏行天下。但是因为宣帝本人也曾习儒经，认可灾异之事，因此在霍光去世之后，地节三年地震仍然采用了相似的措施。可以说，西汉时期董仲舒倡导的天人灾异学说、昭宣时期国家与民生息的保守政策以及汉宣帝和霍光的认可而正式确立并执行了下去，其中的契机却是《春秋》和三传略论的地震。

四、汉元帝时期地震和灾异思想的确立

元帝在刚即位的初元元年四月即下诏:“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³⁶⁾

初元元年并没有地震发生，诏书言“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所指当是宣帝时的数次地震。宣帝执政之初的本始元年，曾因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元帝在没有地震发生的情况下，下诏书言地震修德政，显然是效法宣帝。初元二年地震诏书⁽³⁷⁾的内容明显与宣帝本始四年地震诏书措施相似。

元帝对灾异的重视更甚其父，初元三年六月，元帝下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³⁸⁾至此朝野公卿皆可言灾异，大臣言灾异以安社稷，小人则言祥瑞以媚上。元帝好儒术，用儒生，在国家思想上接受儒家思想，经学成为主导，皇帝失去了在国家政治思想上的主导地位。

成帝即位后曾分别在建始三年和永始四年⁽³⁹⁾、哀帝在绥和二年秋⁽⁴⁰⁾因地震下诏修德政、荐人才，政策措施同于宣帝和元帝。哀帝在元寿元年因日食下诏“日有食之，厥咎不远，在余一人”，⁽⁴¹⁾对灾异负责的仍然是汉朝天子，⁽⁴²⁾这也正是董仲舒天人灾异思想的初衷。平帝时王莽执政，在发生日食时仍然沿用灾异学说并大赦天下，⁽⁴³⁾但是王莽已经谋划代汉革命，小人纷进祥瑞以干王莽。⁽⁴⁴⁾董仲舒鼓吹的天人相与因灾异以言革命的思想，至此彻底变为王莽因祥瑞进行革命的工具。⁽⁴⁵⁾

五、元帝以后公卿的地震灾异思想

尽管汉宣帝已经认可灾异思想，但是“不甚用儒”。⁽⁴⁶⁾宣帝利用儒术治国，却不允许他人用儒术干涉国政。因此，宣帝朝只因地震下诏书，并无上书言地震灾异者。而汉元帝用儒术儒生治国，并因灾异屡下诏书，所以公卿大臣也一转宣帝朝不言灾异的情形，纷纷上书陈政。频发的地震是其议论的重点之一。元帝时弘恭、石显等弄权，萧望之、周堪及刘向为其所谮，刘向上书“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⁴⁷⁾因此希望元帝退小人，近君子，最终去除灾异。

而在此之前，“望之﹑堪﹑更生……为许﹑史及恭﹑显所谮愬，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⁴⁸⁾元帝因地震和星动赐爵免官萧望之，显然灾异已经在实际指导汉朝的政治施行。而刘向也就因此上书言灾异地震，希望“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用灾异来指导政治实践。

《春秋》是刘向灾异思想的理论来源，虽然“春秋三传”不解地震，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倡言灾异:“书……山崩、地震……《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⁴⁹⁾董仲舒并因地震言政治，“地震梁山、沙鹿崩，宋卫陈郑灾，王公大夫篡弑，《春秋》皆书以为大异”⁽⁵⁰⁾。刘向因地震论政治，远承《春秋》之意，近袭董仲舒灾异本旨，但其所论较之于董仲舒则更近于政治执行。

元帝时翼奉提出:“地比震动，天气溷浊，日光侵夺。……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⁵¹⁾迁都之论不可谓不宏大，其关联也极广。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秉政，“王氏浸盛，渐灾异数见”，梅福上书以阴阳说和《春秋》经解释灾异，所指则变为外戚专权。而成帝时大儒张禹则惧祸言灾异以阿王氏:(成帝)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⁵²⁾

张禹不以灾异回应王氏执政，反劝成帝修德政，实为本末倒置。但其理论根据仍为《春秋》，因此成帝“不疑王氏”。元帝以来，公卿大臣多为儒者，因此论地震灾异往往援引《春秋》，并用董仲舒的灾异观进行发挥。但是地震灾异既可以劝诫君主，也可以安慰君主之心，如何解释完全在于儒者一心一念之间。张禹以灾异阿王氏，王氏坐大虽未必与之有必然关系，但是此风一开，终至哀帝时鲍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鲠”，⁽⁵³⁾灾异不足畏，小人进祥瑞，王氏代汉成为必然。

三代以来因天地异变言政治劝诫人君的传统，在经过战国和西汉高祖到昭帝时代的中断之后，在宣帝即位初年因为地震被重新建立了起来。元帝时经学独尊地位确立，儒生多承《春秋》和董仲舒的灾异思想以借地震灾异议论朝政。在西汉灾异思想的流行和实施过程中，地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春秋》及三传在各种灾异之中略论地震，但是灾异思想却因地震而得到实行，这虽然是历史选择的偶然，但却是汉朝儒家思想发展和国家政治实施的必然。灾异思想从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到王莽代汉革命，其间皇帝公卿参与其中，行事极为凶险。因此顾炎武在《日知录·星事多凶》中专论阴阳灾异，⁽⁵⁴⁾并引《汉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此学者之大戒”，⁽⁵⁵⁾“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德也”，⁽⁵⁶⁾高允曰:“阴阳灾异，知之甚难。既已知之，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⁵⁷⁾能够警戒人君的灾异思想因其巨大的政治影响，逐渐讳而不论，走入神秘主义的行列，儒生也因之放弃以灾异劝诫人君的想法。但就其初衷而言，实属迫不得已。

【注释】

(1)*叶少飞，汉族，陕西西安人，红河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陆小燕，汉族，云南昆明人，红河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2)《国语》卷1《周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3)王梦鸥:《阴阳五行家与星历及占筮》，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思想与文化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62页。王梦鸥先生又提出伯样甫和苌弘解释地震中间相距二百七十余年，前者是否由苌弘所言演变而来尚不能定;而自隐公元年至昭公二十三年，其间两百余年，只有这一次有人出来说话。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6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

(6)杜预等:《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7)《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4页。

(8)《史记》卷26《历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9页。

(9)《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44页。

(10)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作者制作了“两汉时期破坏性地震基本情况统计表”;段伟:《禳灾与减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6页，制作了“秦汉诸帝统治时期自然灾害次数统计表”，对地震也有记述。

(1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3、3295页。

(12)《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1页。

(13)《汉书》卷6《武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页。

(14)《史记》卷121《儒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17页。

(15)《史记》卷49《外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5页。

(16)《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8页。

(17)〔美〕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本书详细叙述了董仲舒在汉武帝朝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个思想家和官员对朝政的努力。

(18)《史记》卷120《汲郑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06页。

(19)《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84页。

(20)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7页。

(21)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5～500页。

(22)〔美〕史华慈著，程钢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页。

(23)《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99、1400页。

(24)《史记》卷29《河渠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09页。

(25)《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6页。

(26)《汉书》卷8《宣帝纪》，本始元年、四年，地节三年地震分别见于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245、249页。

(27)《汉书》卷96《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12～3914页。

(28)蒲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三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87页。

(29)劳幹:《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参见《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0页。劳幹先生提出桑弘羊和霍光发生裂痕，可能还是桑弘羊纯法家思想政策和霍光保守政策之间的问题，二人争权再加上政策上的问题，终于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30)《汉书》卷8《宣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8页。

(31)《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7页。

(3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33)《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32页。

(34)《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48页。

(35)《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58页。

(36)《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页。

(37)《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1页。

(38)《汉书》卷9《元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4页。

(39)《汉书》卷10《成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7、324页。

(40)《汉书》卷11《哀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7页。

(41)《汉书》卷11《哀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页。

(42)段伟:《禳灾与减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页。

(43)《汉书》卷12《平帝纪》，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1、354页。

(44)陈槃:《秦汉间之所谓“符应”论略》，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00～513页。王莽革命主要因符应来进行，以示王氏得天命，代汉为天意。

(4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46)《汉书》卷81《匡衡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32页。

(47)《汉书》卷36《楚元王传·刘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1页。

(48)《汉书》卷36《楚元王传·刘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31页。

(4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8页。

(5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78页。

(51)《汉书》卷75《翼奉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77页。

(52)《汉书》卷81《张禹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51页。

(53)《汉书》卷72《鲍宣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87页。

(5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93～1696页。

(55)《汉书》卷75《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95页。

(56)《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65页。

(57)魏收:《魏书》卷48《高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