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发展的学术价值

第二节　本书的学术价值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知识增量。正如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在《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指出的:“知识的进步主要在于对先前知识的修改。虽然我们有时（例如在考古学中）可能通过一次偶然的观察而进步，但发现的意义一般都取决于它修改我们以往理论的力量。”^[7] 本书为探究国际制度增强国家自主性的因果机制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不但会推进国际制度研究的知识增长，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本书推进了国际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如上一节所述，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制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的因果关系包括两个方向上的因果链，一是国内政治对国际制度的影响，二是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前一因果链是将国内政治作为原因，国际制度作为结果，后一因果链是将国际制度作为原因，国内政治作为结果。尽管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野下两个问题可以有机联系起来，但是否联系和如何联系仍需要视学者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设计而定。以海伦·米尔纳的《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和《投票、否决与国际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学》为代表，^[8] 国际关系学者在国内政治对国际制度的影响这一因果链上已经发展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模型，并且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研究成果。与之相比，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仍属于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研究领域。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评述的，无论是既有的各种建构主义模型还是既有的各种理性主义模型，在解释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上都尚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与组织趋同模型、社会学习模型和文化匹配模型等既有的各种建构主义模型相比，本书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假设偏好稳定性的基础上充分说明了多元偏好条件下国内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战略性运用，并且弥补了传授和学习等建构主义机制对国际制度强制性一面的忽略。与议题联系模型、成员条件模型、社会动员模型和行政主导模型等既有的各种理性主义模型相比，本书所发展的理论框架详尽考察了国家行为体在参与国际制度上的国内政治动机，更加突出了国内政治制度在行为体互动中的作用，并且在理性选择的框架中容纳了身份认同、正当性等一些传统上属于建构主义的元素。这样，本书的研究弥补了既有文献在理论逻辑上的诸多不足。

此外，作为欠发展状态的反映，有关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既有文献仍处于碎片化状态。该领域的代表性文献大多聚焦于具体的某一议题领域，如贸易自由化、人权政策、汇率合作等，鲜有《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这样更为一般性的理论建构。也许戴欣媛的《国际制度与国家政策》和贝思·西蒙斯的《为人权而动员:国内政治中的国际法》可以算是两个例外，^[9] 她们都致力于建立更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但她们所讨论的国际制度只是人权机制、环境机制这样“弱的国际制度”。与这些“弱的国际制度”相比，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欧盟等“强的国际制度”对国内政治具有更大的穿透力。由于研究问题上的碎片化，在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上仍缺乏系统性比较强的论著。作为对一般性因果机制的探讨，本书试图超越既有文献的碎片化来系统分析国际制度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基于在一般性理论框架中所发展起来的因果机制，我们在书中分析了贸易政治、货币政治、劳工政治等不同的议题领域，并且涉及了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欧盟这样“强的国际制度”和国际劳工标准这样“弱的国际制度”。这样，我们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处理了过去需要分别加以处理的问题，从而为国际制度影响国内政治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理论。

其次，本书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众所周知，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制度研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广泛的交集。比如从代表性学者上看，罗伯特·基欧汉既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国际制度研究的开拓者。又如从研究议题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部分，即全球经济治理和开放经济政治学都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和扩展有关，而且国际经济制度显然是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成分。作为对一般性的国际制度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本书的理论框架当然可以直接用于探讨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本书所选择的案例研究都是有关国际经济制度的，世界贸易组织和欧洲货币合作都是典型的国际经济制度，而国际劳工标准则兼具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人权制度属性。

在这种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中，我们意外发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由于学科分化所引起的研究兴趣的分化，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包括其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都更为关注作为结果的国际关系而非作为原因的国际关系。在比较政治学者彼得·古勒维奇的引领下，“颠倒的第二意象”研究议程使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探索作为原因的国际关系。但国际关系学者对“颠倒的第二意象”议程的接受和发展实际上是有范围限制的。在表中，古勒维奇所列举的各种国内结果中只有少数的结果能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兴趣。

作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开放经济政治学虽然在“颠倒的第二意象”下把国内政治结果置于研究焦点，但也大多只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过程。戴维·莱克对这一范式作出如下界定:“开放经济政治学将公司、部门或生产要素作为分析单位，从每个单位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来推导它们的经济政策偏好，并将制度看作利益聚合的机制和竞争性社会利益集团议价的条件，最后探讨具有不同社会利益的国家之间在国际层次上必要的讨价还价。”^[10]也就是说，标准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是一个“两头在外”的模型，即国内偏好的国际根源（分析单位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和国际结果（国家间讨价还价）。这样，许多纯粹属于国内政治结果的问题，比如中央银行独立性、国有企业改革、国内劳资冲突等问题，很少进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之内。如此一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就可能错过观察和分析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的一些重要影响。本书明确地将国际制度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国际—国内互动，而不论这种结果最终会反映为对外经济政策还是对内经济政策。比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和劳动关系治理问题都是国内的公共政策问题，但本书探索了这些问题的国际制度起因。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的融合，特别是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融合。^[11]这种融合不仅会使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也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参与到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与辩论中，从而为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提供一种国际关系的维度。

再次，本书对国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自国家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政治学家在理解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国家与全球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2]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讨论的，西达·斯考切波等学者早期为“找回国家”而界定的国家自主性概念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问题。与其将国家自主性看作“过时的概念”，不如结合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对这个概念进行重构。本书在理性选择路径下对国家自主性的新界定不仅将国家看作具有一定微观动机的行为体，而且要求研究者在解释国家自主性程度的变化时探讨国家行为体在将自身偏好转换成公共政策时会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什么样的战略互动，并说明制度安排在这些战略互动中如何有助于国家行为体的目标达成。这样，我们不仅“将人带回了国家”，而且突出了制度与个体微观动机的关系，从而为国家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

本书不仅为国家自主性的概念提供了上述的微观基础，也为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来自国际制度的新维度。作为现代政治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建设无疑是政治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大议程之一。^[13]我们知道，复兴后的国家理论并不缺乏对国际因素的探讨。在“找回国家”的过程中，比较政治学者就强调了国际军事竞争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国家建设的影响。西达·斯考切波早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就强调指出，国家的发展总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跨国结构中进行的。^[14]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斯考切波等编者进一步指出:“观察国家的行为与跨越其边界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现代国家的必要途径。”^[15]查尔斯·蒂利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战争缔造国家”的断言:“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缔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16]彼得·卡赞斯坦则考察了开放的国际经济对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小国家内部结构的影响，指出这些小国的民主统合主义体制来自于它们对国际压力的反应。^[17]鉴于这些强调国际因素的国家理论大多基于欧洲的经验，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和马丁·谢弗特（Martin Shefter）主编了《战争和贸易对美国政治发展的影响》。^[18]书中各章作者分别探讨了战争对美国早期国家缔造、公民自愿组织以及贸易对国内政党政治、国会保护主义立法等方面的影响。通过对美国政治史的重新审视，他们发现:“国际力量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治理制度、这些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和美国政治中的行为。”^[19]

这样，既有的国家理论在跨国经验比较的基础上强调了国际因素对国家建设的影响。这一基本逻辑也是本书试图予以说明的主题。但是，国家理论所强调的国际因素限于战争和贸易，而没有涉及国际制度对国家建设的意义。毋庸置疑，战争和贸易是国际关系中最古老也最常见的形式，也是国家建设中最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二战后以来，国际体系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一系列国际制度得以创立、扩展和强化。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制度作为重要的外生变量业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蓝本和模板。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为国家建设的国际因素探讨增加一个国际制度的维度。

在国家缔造的问题上，中国无论与西方世界相比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通过对政治发展的比较历史分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20]尽管今天中国的国家建设起始于这个相当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仍会受到一系列新的挑战。^[21]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中国应对新的挑战而进行的“国家重建”（state remaking）过程。^[22]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会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而且会推动国内的制度变迁与国家重建。所谓的“倒逼机制”就是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国内改革。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甫一上任后就强调的:“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23]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参与国际制度会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本书的研究使我们观察到了国际制度对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些影响。比如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使中国建立和完善了适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协调政府与企业、市场关系的国家机构和法律体系。又如在中国劳工政治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劳工标准为中国提高应对劳资冲突的国家能力提供了一种制度框架和动员工具。因此，本书在国家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