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什么

（三）文化本质主义思维方式

世界是纷繁芜杂的，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是人类文化的正常的与普遍的现象。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文化的普遍存在，冲突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文化停滞不前的迹象：不同文化之间在交往中碰撞、冲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圆融通达，不断交汇前行，根据社会存在的变化不断改变自身——大多数时候这种改变只是量变，比较缓慢，但有时也会产生质变而进行文化的重构，这是文化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是费孝通先生所寄望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7]的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的文化交往中，不同的文化主体往往分庭抗礼，各执一端，在交往中展开激烈的斗争，大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之势。这种状况的发生与文化主体普遍具有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这种本质去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38]这种思维模式有三种表现形式：^[39]一是绝对主义，即万事万物的本质是恒定不变的，它决定事物“是其所是”；二是基础主义，即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无论该事物的表象如何复杂多样，均可从中提取出单一的、稳定的本质；三是科学主义，即人们可以用理性来发现、表达事物的本质。很显然，本质主义的典型症状是形而上学的猖獗。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任何文化都被牢牢地拴在某种“本质”之上，现实世界的变动不居与多样性最终都将被遗忘。本质超越了多样的现象，获得了同一的形式与内涵。在交往实践中，交往中的文化通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特性，即把自身的文化视为确定的完善的文化形式，大千世界中繁杂的精神现象均已囊括其中，或至少可以在其中得到合理的说明，其结果必然导致对他文化的鄙视，把自身文化看作是他文化的典范，并将其与一般、普遍、自我、中心、永恒、同质等联系起来，以之作为衡量、评判交往中的他文化的尺度。

当然，把文化本质主义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偏执的文化斗争思维方式是不合适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一种从变动不居的现象中寻找本质、寻求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从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再到康德的“自在之物”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不是对事物本质孜孜不倦的寻求。这种寻求根源于人们在认识与改造世界中的主客二分，即在现象世界之外设立了一个本体世界，并以那个独立自存的本体世界的逻各斯来说明人生活于其中的现象世界。俗话说，擒贼先擒王。一旦本体世界的逻各斯问题得以解决，那么现象世界的纷繁复杂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因而人们对世界的把握不应是对现象世界的把握，而是对本体世界的把握，是对原初性、确定性、普遍性、永恒性的追寻。这种追寻自有其合理性。当“人猿相揖别”之时，人类从混沌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并具有了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既是认识的法则，是人们在对浩瀚无边与气象万千的自然界进行认识与把握的过程中必须要借助的一条相对抽象的道路；又是一种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萌芽。人们从经验到的事物中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事物从来都并非纯粹的个别，而是一种能够以“类”来对待的具体。因而在对具体事物的经验中培育了一种抽象的能力，即把现实世界变成一幅抽象的图画，并赋予其某种秩序，在差异中消弭差异，寻找出共同的东西，“这乃是自然宇宙通过人类意识活动所要体现的一种力量”，“乃是文明的不归之路”，^[40]确证了人作为人的认同意识与理性力量。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化作为特定群体为应对大自然的挑战而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系统，其存在的依据既根植于人类自身所处的现实世界本身便具有的可归类性，也根植于该群体在进行“归类”过程中对自我理性能力的确证，是该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关键。

文化上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是与文化一同发展起来的。在早期相对隔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从氏族、部落到民族的长期的共同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中获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形成一种预设了统一的人性、统一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实现方式的文化形式，并以此作为这个群体的本质力量的表征和存在的标志，文化由此而成为民族存在及其历史的证明。民族与文化之间建构起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作为社会的产物，如沃勒斯坦所说，“不应被看成是永恒传统的简单延续。它们是在艰苦工作的岁月里好不容易才形成的社会产物。”^[41]因而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充分肯定与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之作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以之作为观看世界、认识现在与展望未来的原点，文化由此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支柱，是在风云变幻的现实世界背后支撑着人们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本原。任何对民族文化的轻视或不敬都将被视为是一种亵渎而予以严惩。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有强烈的欲望，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感到与自己不相像的每个存在就是一种耻辱，并憎恨它。由此便产生了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人的意向，甚至可能达到迫使整个世界都模仿它的程度。^[42]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大文化体系、各大宗教无不具有世界主义的理想，无不背负着“普渡众生”的责任和义务，无不把自己的价值观视为普世的福音。这就是文化本质主义——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文化现象。

马克思认为，“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43]从认识论上来看，文化本质主义的产生是以狭隘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狭隘的世界观则是由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所决定的。当人类的生活局限于狭小的群体范围与实践活动所展开的某些孤立的地域时，人们只具有局限于民族和地域的活动能力，这种能力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的狭隘性以及由之形成的与整个世界联系的狭隘性，同时也决定了人们意识的狭隘性、世界观的狭隘性。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说，如果其视界仅局限于自身及文化的话，那么就会“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44]进而“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45]这样一来，该民族文化体系被主体想当然地赋予了某种权威，致使主体在交往中持自身文化所坚持的某种信念，并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方式来把握未知的世界与评判他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贬低他者价值、尊崇自我、追寻普遍的文化本质主义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文化本质主义，在文化交往实践中显现为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的“中心”，是文化主体在交往实践中审视他文化主体的窗口和平台，是该文化主体进行判断与从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文化主体秉持某种“中心主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与需要来设计和从事某种活动。主观性是永远的规则。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参与交往的各文化主体，都是由边界清晰的不同民族国家所构成，它们在价值取向、利益和需要方面大异其趣，因而对它们来说，以自身的民族文化为“中心”，是当代世界所流行的原则。任何文化主体不会也不应当“高尚”到为了他文化及其主体的存在与发展而放弃自己存在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地步。

因此，在文化交往中，文化中心主义维护着自身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文化理想，同时抵制交往中的他文化的独断专行。这本来是文化交往中正常的文化心理与现象，但如果把握不好，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就极易滋生一些恶性的文化心态，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价值盲目的绝对的肯定，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是他民族文化不能比拟的，进而把自身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与评判他民族文化优劣的标准与尺度，并对交往中的他民族文化持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如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文化交往中的优越感与自豪感使其总在不遗余力地输出其文化价值观，排斥、挤压他民族文化。而受到排斥与挤压的非西方文化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种不良心态的过程中，一旦矫枉过正，同样会出现类似的不良心态。“东风西风”说、“河东河西”说等都是这种不良心态的端倪。具体来说，文化中心主义在交往中的不良文化心态有两种情形：

当民族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时，文化中心主义往往表现为文化霸权。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最早是葛兰西提出来的，意指一种必不可少的思想文化统治形式。在文化交往中，文化霸权变异成文化强权、文化殖民，是一种夸大特殊性文化中的普遍性，将特殊性文化价值观念强加于他文化主体的行为。那些物质世界极大繁荣、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和国家，在交往中总是对自身文化具有极强的优越感与自豪感，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文化比他文化更优秀，从而滋生强烈的普世意识与拯救意识，造成一种征服、同化甚至灭绝他文化的行为模式，产生文化霸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中心主义的霸权主义表现形式不是不讲文化差异，而是以差异为前提。只不过因自诩为“最优”而企图取消差异，把文化一元化作为自己的“使命”。文化霸权的推行由于得益于经济上的支配性地位，因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手段紧密结合，成为与“硬权力”相对应的“软权力”。从这一角度看，文化霸权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公开以暴力与政治统治的形式来加以推行。对这一历史事实，马克思曾评价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46]在经济全球化愈益显著的今天，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用文化输出、文化渗透等文化外交行为来推行和实施文化霸权。这种形式上的转变是因为明确的强制行为不仅已经不能得逞，反而还激起了他文化主体普遍的反抗斗争，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文化霸权的实施只能改头换面，更多地以文化扩张的形式出现。文化扩张不是外显的手段，也不通过强制的形式，而是通过市场的全球化，借助于经济和技术优势，借助于物质性的诱惑，以和平自愿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横行其道。应该说，文化扩张更具备文化的形态，从而也更加隐蔽。由于整个文化工业能够把人类塑造成在每个产品中都可以进行不断再生产的类型，^[47]大众文化由此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统治的“社会水泥”，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扩张的有效手段。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仗其在文化产品输出上的优势，保证了它在文化价值观上的输出权，即通过大众媒介向外灌输其文化价值观，消解着非西方社会的各民族文化传统。因此，文化扩张虽然在形式上相对温和，但它本身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实质则根本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公开的文化霸权，还是隐蔽的文化扩张，都会使他文化主体受到伤害，引发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是战争。

当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时，文化中心主义表现为文化相对主义。众所周知，在几乎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之中，相对主义一直是哲学讨论的一个核心论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一个哲学的概念，从它产生之日起就试图破解本质主义的神话。因此，当以启蒙为名的世界主义风行之时，与之相抗衡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而然也就崛起了。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人们的信仰和行为准则来自特定的社会环境，任何一种行为如信仰、风俗等等都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48]不同文化彼此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亦无先进与落后之别。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相对主义强调的是特殊性的存在与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文化中心主义、反文化本质主义的。然而，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并保护特殊性文化的存在、反对用特殊性的是非善恶去判断其他的特殊性文化时，却又坚守着特殊性文化的自足性而盲目地排他，反对与他文化的交往，沉浸于自我，陷入文化保守与文化孤立的境地。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会陷入文化保守与文化孤立的巢臼，不在于它对多元文化的承认，而在于它把特殊性的民族文化传统视为神圣不可动摇的。这种对已有文化的严重依赖、这种无法摆脱的不舍与留恋，在无力将之“兼济天下”，又唯恐受到他者浸染的情形下，只能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之与他文化进行孤立与隔绝。很显然，文化相对主义这种保护特殊性、崇尚多元文化的自我实现的冲动是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来表达的，是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对多元化的推崇来强调自身存在的重要性，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成为世界文化的领导者。以中国为例，近代以前，中国文化位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在文化交往中表现为妄自尊大，非我即夷的文化霸权主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崛起，中国文化变“夷”无望时，实行了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以保守主义的心态推行消极的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排斥一切外来的东西，固守着已有的传统。同时像一只猎豹，伺机而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的没落》一书在中国的介绍、罗素等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赞扬，使得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出现了以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它认为，在精神层面上胜过西方的中国文化将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路向，实现“东方化”。可见，文化相对主义关上了文化霸权的门，却打开了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窗，始终没有脱离文化中心主义，因而在实质上还是一种文化本质主义观念，与文化霸权主义殊途同归。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相对主义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本质主义的反叛无疑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文化中心主义的上述两种情形无疑是文化交往顺利实现的障碍。在当前的文化交往中，它们是比单纯的文化差异与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文化冲突原因。在这两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支配下，无论是文化差异的对立还是利益的争夺都将被过分夸大，并能够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文化交往所提供的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以重拳出击，从而使它们与文化冲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文化霸权与文化相对主义引起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又进一步强化文化中心主义并使之走向极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文化本质主义与民族文化一同产生发展，为什么在当下的文化交往中才显现出如此巨大的威力呢？毫无疑问，这种情形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拉雷恩认为，“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问题”，文化本质主义也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49]在利益分化和私有制还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交往不对称，各文化主体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在根本利益上仍然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这样的社会状况决定了文化本质主义在文化交往中将表现为一种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所以，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相关时。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冲突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社会的力量；文化冲突所造成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