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的性格命运为核心去创作电视剧作品

第二节　以人的性格命运为核心去创作电视剧作品

我在上一节说，正是有了文学元素的进入电视，才有了电视剧艺术的发生，实际上是说了，电视剧是富含文学特性的。

我在上一节实际上也说了，电视剧的文学特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一个层次是，电视剧的基础是文学剧本。这电视剧的文学剧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不过，好的文学剧本，是充分带有屏幕造型特点的剧本。

另一个层次是，电视剧作品本身，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文学同一源流的特性。其中心，乃是人物形象的塑造。

这一节，我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人的性格和命运为核心去创作电视剧作品，乃是电视剧作品富含文学特性的最为鲜明的标记，或者说，乃是电视剧作品的文学价值最突出的表现。

歌德说：“人类根本研究的对象是人！”黑格尔把这个命题引进到艺术范畴，提出“艺术的中心是人”！高尔基则干脆认为，文学即“人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卢卡契也认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世界，它所表现的是与人相关的本质，是人的精神和它的外化；在他看来，艺术是人类自我意识最适当和最高的表现方式。

这种理解是深刻的。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作家艺术家只对人感兴趣，只对人的生活感兴趣。除了人，除了人的生活，作家艺术家从不奢望世界上更多的东西。当作家艺术家涉及到物和景时，那也只是因为这物和景对表现人有意义，着眼点还是人，还是为了写人。可以说，文学艺术创作以人为对象，或者，文学艺术的对象就是人自身，包括人的“客观”和“主观”。

作为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电视剧艺术也是如此。

回顾一下中国的电视剧，我们可以发现，在它走过的漫长岁月里，一开始，就是把人物放在中心地位加以描摹的。

1978年，我国的电视剧恢复生产。第二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19部电视剧。其中，两部单本剧《永不凋谢的红花》和《有一个青年》在观众中反响强烈。

上海电视台摄制的《永不凋谢的红花》，写的是烈士张志新的事迹，黄允编剧，李莉导演。张志新是在“文革”中因为真诚地阐述了自己对人生、对政治的见解而被“四人帮”控制的辽宁的专政机关关押、判刑和杀害的。由于不向反动淫威屈服，张志新被关在站不直、睡不平的小牢笼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自己作词、作曲并高歌《谁之罪》：“今天来问罪，谁是领罪人？！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人……”被激怒了的“四人帮”和他们在辽宁的爪牙，在杀害张志新之前，还害怕她赴刑场时要呼唤，要揭露事情的真相，特地抢先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描摹张志新这个人物，就是在深刻地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罪恶中，歌颂了她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的。可贵的是，上海电视台的艺术家们，还多侧面地表现了张志新作为女儿，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人性，感人至深。

中央电视台录制的《有一个青年》，是张洁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和许欢子合作改编的单本电视剧，由蔡晓晴导演，白钢、陆矛摄像，张铁林、方舒主演，剧中的青年电焊工顾明华是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家们着重刻画的一个人物。“文革”十年的动乱生活耽误了他们这一代人。他没有读书，知识贫乏，也少有教养，行为粗鲁。现在，他想改变现状，改进工作，提高焊接产品的质量，却又不知从何下手。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国内外焊接技术方面的资料。恰好，在他学习碰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素不相识的姑娘徐薇的帮助。他十分钦佩徐薇的刻苦钻研精神，还由敬慕而产生了爱情。于是，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肩前进了。这部电视剧，刻画这个人物，抓住的一个亮点是：青年人反思历史，抚慰伤痕，不再哀怨，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新的生活。年轻人从中感受到的，是把握时代脉搏奋力上进的力量。该剧在第一届全国电视剧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也许，在今天看起来，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上，这两个单本剧都还显得艺术上稍嫌幼稚，不过，重要的是，在电视剧复苏以后，一起步，就都把描摹人物放在全剧艺术创造的中心地位了。开通了这样一条艺术道路，坚持下去，日后的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主流，就不会越轨、逾矩，不会失范、无序了。

果然，第二年，1980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大办电视剧”的号召下生产出来的一批电视剧，大多数都注重于描写人物，从各个侧面表现新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比如，中央电视台根据杜保平的短篇小说《绣花床单》录制的单本剧《凡人小事》，全力歌颂的，是小学教师顾老师在丈夫不幸病逝后一边抚育年幼多病的女儿翠翠，一边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工作，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可贵品质，同时还塑造了一个关心群众疾苦的党员干部张书记的真实动人的形象。该剧编剧于永和、陈文静和导演赖淑君、摄像刘文山和演员罗焱、宋春林在简洁流畅的叙述中，开中国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气之先，特别善于用细节去揭示人物的内心感情，丰富人物的整体形象。在第一届全国电视剧的评选中，《凡人小事》终于用普普通通的小人物的形象征服了评委，荣获了一等奖。

那一年，同获一等奖的还有一部河北电视台录制的单本剧《女友》。《女友》是汪遵喜、闫明邦、史蜀君根据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罗捷导演、边毅明摄像的一部电视剧，主要演员苗萍、裘戈。这部电视剧塑造的女主人公寒眉又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青年女工。她刚毅、顽强，在击剑场上屡屡战胜妄自尊大的对手于诞华。于诞华是个青年医生，出身于高干家庭，工作上常常玩忽职守，生活上一派少爷作风，正直、豪爽的寒眉对此总是投以鄙夷的目光。而当于诞华的父亲、市委书记于斌“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于诞华遭到株连，无家可归，彷徨痛苦，意志消沉时，纯朴、热情的寒眉又挺身而出，鼓励于诞华面对现实，振作精神，奋发学习，好好工作。患难中，他们由友谊而爱情，走到了一起。不幸，于斌官复原职后，不同意他们的结合。最后，不卑不亢的寒眉，毅然离去。由于该剧艺术家的精心塑造，寒眉这个艺术形象是鲜明丰满的，生动感人的。

1980年的电视剧获奖作品里，像中央电视台的《乔厂长上任记》，天津电视台的《宝贝》，湖南电视台的《瓜儿甜蜜蜜》，四川电视台的《唢呐情话》，浙江电视台的《洞房》，山东电视台的《家乡红叶》，云南电视台的《深情》，甘肃电视台的《这仅仅是开始》，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和广东电视台的《神圣的使命》，中央电视台的《微笑》、《结婚现场会》，中央电视台、福建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何日彩云归》，丹东电视台的《首席法官》，吉林电视台的《响铃公主》，辽宁电视台的《最后一班车》，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人物上面的，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该剧由李宏林根据蒋子龙的同名小说改编，王岗、赖淑君导演，陈贵林、孙和平摄像，李默然、陈颖等主演。剧中的主人公乔厂长，是一个饱经历史忧患，决心治愈“文革”创伤、建设好一个新型的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者的艺术形象。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扮演这个人物，把他饰演得血肉丰满，十分感人，成了当时荧屏上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之一。

到1981年，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8部集电视剧中，荣获该年度优秀电视剧一等奖的《新岸》，二等奖的《大地的深情》、《卖大饼的姑娘》，三等奖的《你是共产党员吗》、《洁白的手帕》、《能媳妇》、《一千零一票》、《开市大吉》、《水乡一家人》、《爸爸妈妈和孩子》，就都是把人物塑造作为全剧艺术创造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的。

《新岸》里的刘艳华和高元钢，《大地的深情》里的欧阳兰，我在前面论及别的问题时都已经说到了，现在只说另外几部戏。

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录制的电视单本剧《卖大饼的姑娘》，着重刻画刻的是女主人公王英，自愿调离中心店经理的工作，来到“为民点心店”卖大饼。为方便群众，王英还主动把大饼送到里弄。不料，这种作为，这些举动，既招流氓讥笑谩骂，又遭男友陈东华母亲的冷眼相看，最后连爱情也受了挫折。面对这种情景，王英丝毫也不气馁，坚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同志，团结全店职工为人民服务，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获得了“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通过王英这个人物，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歌颂了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青年职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虽然平凡，却很崇高。看似普通，却很深刻。

上海电视台录制的《你是共产党员吗？》，是根据张林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剧中，围绕着处理白塔站撞车事故，铁路局长刘大山和分局长白帆之间充满了矛盾。刘大山和白帆原本是生死之交的老战友，现在却一个秉公，一个徇私，在新的历史时期显得格格不入。这两个人物都刻画得很活，他们的形象启示人们，怎样才能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湖北电视台录制的《洁白的手帕》，通过宋庆龄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回上海途中营救两个孤儿的故事，歌颂的是这位“国母”的伟大人格。

1982年度，即1982年3月1日到1983年2月28日，全国生产电视剧348集，中央电视台播出277集。其中，本年度第三届“飞天奖”获奖的作品有：连续剧一等奖，中央电视台4集的《蹉跎岁月》，山东电视台8集的《武松》，三等奖则有中央电视台的《吉庆有余》；单本剧一等奖河南电视台的《周总理的一天》，三等奖上海电视台、鞍山电视台的《家风》，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的《奖金》，三等奖峨嵋电影制片厂的《弯弯的石径》，广西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新来的女售货员》，北京电视制片厂的《矿长》；儿童剧一等奖上海电视台的《小不点儿》，二等奖湖南电视台的《杨老师》，三等奖上海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的《人之初》；特别奖连续剧浙江电视台的《鲁迅》和上海电视台的《上海屋檐下》。此外，未获“飞天奖”的作品中，中央电视台的3集连续剧《赤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颇有名气的作品。这些作品，也都把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命运的描绘当作艺术创作的中心任务。

这些作品里，《蹉跎岁月》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叶辛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视剧，取材于知青生活，又带有“伤痕文学”的色彩。蔡晓晴导演这部戏，让郭旭新塑造的剧中人物柯碧舟，肖雄塑造的杜见春，赵越塑造的邵玉蓉，个个性格鲜明，命运独特。出身于“历史反革命”家庭的柯碧舟，连生存的权利都几乎被剥夺了，然而，“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来到了贵州农村，他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终于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钦佩，也得到了真挚的友谊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最后投入柯碧舟怀抱的杜见春，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头脑也曾狂热，等到突然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崽子”，陷入绝望了，才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出身于贫农家庭的邵玉蓉，全然是个纯洁无瑕的好姑娘。她深切、大胆、坚定不移地爱着柯碧舟。在柯碧舟惨遭污辱、殴打而痛不欲生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奉献出了自己的整个心灵。她又把诚挚的友爱无私地奉献给了杜见春。当着杜见春横遭不测、万分危急之时，她勇敢地挺身而出，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十年动乱，蹉跎岁月中，一代年轻人各各历经坎坷，各各跋涉人生，又各各放射了人生的光彩，各各表现了感人的力量。

至于，《武松》里表现主人公的刚强不阿、豪爽耿直、为民除害的英雄气概，《周总理的一天》里表现周总理勤政爱民、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鲁迅》里表现青少年时代的鲁迅生逢乱世、忧国忧民的品性，以至于《家风》里表现工程师的女儿张旭不嫌贫爱富而与家境贫穷却人品纯朴又有骨气的建筑工人刘海泉相爱的美好心灵，等等，也都把人物写得真实可信，十分感人。

《赤橙黄绿青蓝紫》未获“飞天奖”，原因是在于，这部电视剧刻画的男主人公刘思佳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人物。晨原据以改编的小说原作出自蒋子龙之手，是蒋子龙继《乔厂长上任记》之后第二部呼唤改革的作品。根据文学剧本，导演王扶林、演员陈宝国通力合作把刘思佳这个人物一开始就塑造得桀傲不驯。他示威性地在工厂门口卖煎饼，要给经营无方、管理不善、造成工厂连年亏损的厂长难堪。对新来的汽车队长解净，刘思佳一见面就给了个“下马威”，纵容自己的副手向她发难，出她洋相。连那位热恋着他的女朋友，刘思佳也若即若离，处处都显得玩世不恭。然而，这个人物还有另一面。他针对工厂管理中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能左右这支难以驾驭的车队，他自己安全行车几十万公里，他卖煎饼是为了救助困难的工友，他还在紧急关头奋不顾身地驾驶那辆着了火的汽车赶紧离开油库。桀傲不驯的刘思佳又确实有他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种人物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次出现，立刻就得到了已经进入改革年代的观众的认可。由此，“飞天奖”落选之后，同年3月，浙江《大众电视》杂志主办的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经群众票选，《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蹉跎岁月》、《武松》一起荣获优秀连续剧奖。

1983年度，即1983年3月1日到1984年2月29日，全国共生产电视剧428集，中央电视台播出326集。在第四届“飞天奖”评选中，连续剧一等奖由山东电视台的《高山下的花环》获得，二等奖得主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3集《生命的故事》，三等奖得主为浙江电视台的6集《华罗庚》；单本剧一等奖有浙江电视台的《女记者的画外音》和广东电视台的《燃烧的心》（上、下集），二等奖有电视剧艺委会、河北电视台的《道是无情却有情》，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走进暴风雨》（上、下集），湖南电视台的《她从画中走出来》，三等奖有上海电影制片厂电视剧部的《燕儿窝之夜》，空政话剧团的《紧急起飞》，内蒙古电视台的《亲家卖粮》，安徽电视台的《行路难》。此外，短剧、小品的一等奖有武汉话剧院的《老梅外传》，二等奖有云南电视台的《水哟，纯洁的水》，三等奖有内蒙古电视台《春雨》；优秀儿童剧奖有四川电视台的《小佳佳游园》，电视剧艺委会、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小龙和小丽》。

这一年的优秀电视剧，沿着已经开通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道路继续前进，又有新的收获。

比如，《生命的故事》以残疾姑娘张海迪的先进事迹为素材，塑造了玲玲这个身残志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编导演特别运用视听语言层次分明地展示了她的思想感情和独特个性。又比如《华罗庚》塑造了我国大数学家华罗庚青少年时代的艺术形象，艺术上也是精雕细琢，画面显得优美，时代特征极为鲜明，为传记体连续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再比如，《女记者的画外音》，通过一个女记者的采访，用女记者的目光，来完成了对双燕衬衫厂厂长这位青年改革家的形象的塑造，强烈的时代感和逼真的纪实性使得剧中人物更为感人了。

我还想特别说到《高山下的花环》。根据李存葆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视剧，写的是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前线某部九连发生的故事。部队将有“重大行动”，为了“曲线调动”而下连任职的军部摄影干事赵蒙生，虽然接到母亲吴爽弄来的离开连队的调令，却迫于压力而随部队开到了前线，潜伏在敌堡下，也在想着用鲜血和战友们一道为祖国写下捷报。雷军长的儿子战士“北京”，肩扛“八二无”消灭了不少敌人的火力点，但在关键时刻，一发臭弹使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为部队找水的路上，靳开来带领三班战士砍甘蔗返回时，不幸踩响了地雷。连长梁三喜，在夺取了364高地后，为掩护战友，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自卫反击战争胜利后，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妻子玉秀，带着孩子从山东沂蒙山区赶到连队，为了节省一点钱步行了80多公里。来到连队后，深明大义，又谢绝了梁三喜战友们的捐赠。这部剧，短短的3集，却调动电视艺术的手段，在屏幕上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雷军长、梁大娘等一群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献身精神都在他们身上有了感人的体现。

回顾1979年到1983年电视剧艺术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正如我在这一节开头说过的，当着中国电视剧在“文革”之后恢复生产时，一开始，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就把握住了写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个核心的问题。主要不是用故事情节，而是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引起观众的极大关注，正是电视剧艺术获得成功的奥妙之所在。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也是中国大陆电视剧艺术的一个好的传统。

从这以后，从1984年开始，当着电视剧艺术进入大发展并日臻成熟的时候，我们的大量的成功的电视剧作品，都在这个良好的开端之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人物，始终都处在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核心地位被作家、艺术家们极度重视了。

比如，1984年度的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塑造了曹铁强、裴晓芸、郑亚茹、匡复春、刘迈克等在北大荒劳动了十年的知青的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对历史进行了反思，令人难忘。

1985年度的28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描写了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祁瑞全以及诗人钱默吟和他的次子钱仲石的爱国情操，揭示了冠晓荷和他老婆大赤包，还有祁家二孙子祁瑞丰，冠家次女招弟的卖国求荣的罪恶嘴脸，把沦陷了的北平城里普通中国人中光明和黑暗的两种人生，都生动形象地昭示在电视屏幕上了。

这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里，12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也把一个工读学校里的校长徐问、教导主任黄树林、教师于倩倩和学生们塑造得生动感人；12集连续剧《新星》，则如同我在前面已经说到了的，也把李向南、林虹和顾荣、顾小莉等人物写得活灵活现，14集连续剧《诸葛亮》则是电视屏幕上第一次塑造成功了诸葛亮的杰出的政治家形象和性格的一部作品，也相当感人。

1986年度的几部大戏里，36集的《红楼梦》，16集的《努尔哈赤》，7集的《雪野》，我在前面都说到过了，其人物塑造之成功自不待说。这一年的作品，还有一部11集的《凯旋在子夜》值得一提。这部戏把北京知青的生活和云南前线自卫反击战的血和火的考验写到了一起，把男女主人公童川和江曼的心灵世界和人格力量作了细腻、深刻的描绘和揭示，十分感人。

1987年度的获奖作品中，除25集的《西游记》和15集的《严凤英》外，八集的《葛掌柜》算得上引人注目了。这部戏相当真实而又十分独特地塑造了一个当代农民企业家葛寅虎的形象。

1988年度的获奖作品中，除了28集的《末代皇帝》写溥仪，9集的《师魂》把教师范老师当作主人公，另一部9集的《家教》把医生倪维宇当作主人公，精心加以描绘，都有新的突破。而12集的《篱笆・女人和狗》，写茂源老汉、枣花娘和他们的子女们，又给观众提供了一群农民的新形象，令人颇感新鲜。

到1989年，获奖的18集连续剧《上海的早晨》写解放前的工商界人士徐义德等人，12集连续剧《商界》写改革开放后的工商企业家张汉池、廖祖全，又是一类新的人物形象。

3集的《长城向南延伸》写鲁文、江之荣、郭汉民等科学家，8集的《铁人》写石油工人王进喜，也都颇具新意。

进入90年代之后，佳作纷陈，电视剧艺术的人物画廓就更为丰富多彩了。比如，1990年度的50集的《渴望》，10集的《围城》，12集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12集的《辘轳・女人和井》，以至于14集的《杨乃武与小白菜》；1991年度的10集的《中国神火》，10集的《外来妹》，25集的《编辑部的故事》，12集的《北洋水师》，7集的《纪委书记》；1992年度的40集的《唐明皇》，22集的《半边楼》，8集的《天梦》，28集的《风雨丽人》；1993年度和1994年度的16集的《大潮汐》，36集的《情满珠江》，21集的《北京人在纽约》，20集的《潮起潮落》，10集的《大进攻序曲》，20集的《神禾塬》，19集的《戏剧人生》，9集的《昌晋源票号》，45集的《年轮》，84集的《三国演义》；直到1995播出的20集的《孽债》，8集的《京九情》，16集的《农民的儿子》，22集的《东方商人》；等等，等等，真是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之所以得到电视剧观众的认可，都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牵动着观众的喜怒哀乐，从认识和审美两个方面和观众的爱憎有了契合。

正是努力把握住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个核心的问题，一般说来，成功的电视剧的导演在“导演阐述”中，都是十分重视对人物做出分析的；对演员说戏时，也十分重视启发演员理解人物的。

比如，《篱笆・女人和狗》的导演陈雨田，在该剧的《导演阐述》里，说到他对剧中人物的理解是：“东北山村居住的人群，一是东北人，二是山村人，他们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或穿上最时髦的流行装，也难以‘蒙混过关’。很少不能区别山村人和城里人；东北山村人和其他地域的山村人。为什么？素质。这就需要诸位演员下一番扎扎实实的工夫，才能塑造出令人赞叹的形象。此戏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是他自己，相互难以混同。读过剧本，也许都有同感。”^[8]而在拍摄过程中，陈雨田又是“自始至终以人物命运的悬念紧扣人心，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让观众自己去选择价值取向”^[9]的。

按照这样的理解和把握，扮演茂源老汉的演员田成仁，扮演枣花的演员吴玉华，还有扮演其他剧中人物的一些演员，通力合作，都把剧中人物塑造得有声有色了。

就说茂源老汉吧。我在本书第一章曾经说过，这部电视剧写茂源老汉和他的子媳、女儿们的命运，以及这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的解体，试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心灵的碰撞，来展示新时期文明和愚昧的历史性冲突，说明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改造我们民族的落后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茂源老汉就塑造得十分成功。他勤苦耐劳，心地善良，质朴厚重，却又懵懵懂懂，然而还自以为清醒和天经地义，死死迷恋和固守着一大堆陈旧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陈旧的价值观念，使他成了一个尊严不可冒犯的封建家长。在葛家这样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男贵女贱，男尊女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维系其间的完全是血缘宗法的旧礼制。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二儿子银锁和媳妇巧姑要分家，三儿子铜锁跟媳妇枣花要离婚，四儿子铁锁要违背葛家世代家规到喜鹊家去做倒插门女婿，小女儿香草要给万元户去当帮工，就连平时最孝顺、最是俯首贴耳的大儿子金锁，也受了城市文化的影响，竟然跟他唱起了反调，说什么城里人搞对象“专讲自由哩”。新事物、新观念接踵而至，茂源老汉身上的文化心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经受了极大的挑战。他困惑，惊慌，发怒，茫然不知所措，弄得寝食不安，最后，还是理想破灭了。应该说，这个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是很矛盾、很复杂的，在他身上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相悖的。他确实是个很有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审美价值的悲剧形象。可以看得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田成仁在塑造这个人物时，非常注意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待人接物、表情达意和文化性格等方面去把握人物的文化素质和地域特征。

这样的例子还多，我不一一细说了。不过，我最后还要强调一点的是，如果说塑造人物形象是电视剧艺术富含文学特性的一个最主要、最鲜明的标志的话，这在整个电视剧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从一开始，从剧作家创作文学剧本起，就是作家艺术家们十分自觉地予以重视、加以把握的一个问题了。

可以说，成功的剧本作家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外来妹》，编剧之一的成浩，在谈到他的创作原委时就说，1988年，他在珠江三角洲走马观花。夕阳下，他看到，在那片新开垦的红土地上，流动着一群群做工的姑娘，数量之多，使他仿佛有置身于“女人国”的感觉，当地人称这些打工的姑娘叫“外来妹”。流传中的她们的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引起了成浩的注意。成浩还说：“真正使我震撼的是衡阳车站那壮观的场面，成千上万的民工占领了车站，拼命爬上南下的列车。当我们车辆进站时，那上万民工背着行囊，一双双渴求的眼睛是那么兴奋、又是那样地茫然，痴迷地注视着我们这辆车窗紧闭的南下列车，隔着车窗厚厚的玻璃，我凝视着她们，就在这对视中，突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不知为了什么……，就在那瞬间，我决意拍摄这个题材。一个新的东西触动着我，折磨着我及创作上的伙伴。”^[10]毫无疑问，这触动他、折磨他的，就是这些外出打工的一群农村姑娘们的命运。结果，成浩邀请老同学谢丽虹合作，经过长达三年的酝酿、思考、生活，写成了《外来妹》的十集文学剧本，通过六个女工的命运表现了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人的艰难的启动。

我在创作21集电视连续剧《徐志摩》的文学剧本时，更有切身的体验。这是根据赵遐秋的《徐志摩传》改编的。1993年春，我一动手改编，就非常明确，电视剧的声像符号系统的载体性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它的艺术文本的本质特征。由这种本质特征，可以确认，电视剧艺术的核心内容、主体内容是造型人物，通过人物去再现和表现生活。这也是电视剧艺术传承“文学是人学”之后最富文学特性之所在。基于这样的体验和理解，我改编成文学剧本的《徐志摩》，最主要的精力都倾注在人物上了。我希望这21集的剧本足以显示，徐志摩和他短暂的人生中的三位女子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这四个主要人物，性格是鲜明的，各自的命运的发展和结局是清晰的，而他们，一个个又都是独特的。当然，围绕着这四个人物，我希望，一些次要人物也都写得令人难忘。我很难设想，不靠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只靠声波、光波和时间、空间的维度组成的没有人物、事件的声像符号，我的《徐志摩》能得到观众的认可，能拥有生命的活力，所以，我坚信不移的是，电视剧《徐志摩》的主体，是最富文学特性的人物，是徐志摩的全景式的悲剧的一生，是围绕着他的婚恋悲剧而展示的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性格和命运。我可以负责任地断言，电视剧《徐志摩》也是表现徐志摩其人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