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理学想像的反思

关于地理学想像的反思_都市社会学

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像的反思^[1]

大卫·哈维

我想要思考的问题是有关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建构问题。既然时空听起来和事实上都是起着双重作用的概念，那这个想法就需要一些初步的说明。我将联系日常生活历史地理学和那些自称是地理学家的社会实践，来探讨这个想法的含义。

社会生活的空间和时间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5）中指出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造。许多人类学家的作品，如汉龙威尔（Hallowell，1955）、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1963）、豪尔（Hall，1966），甚至是近来布迪厄（Bourdieu，1977）和莫尔（Moore，1986）都证实了这个观点：不同的社会产生性质不同的时空观。^[2]解释这些人类学论据，我要强调两个特征。

第一，时空的社会性定义是根据客观事实的全部力量运转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机构都必须对此有所回应。例如，在现代社会，我们把时钟时间当成是日常生活的客观因素来接受，尽管时间是社会性的建构；它在任何人的影响之外提供了一种普遍有效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它一次又一次地组织我们的生活和评判我们社会行为方式与主观情感。即使我们不能遵守它，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遵守的是什么。

第二，客观时空的定义深刻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例如，布迪厄^[3]的著作展示了在北非卡拜尔人的例子中，如何让时空组织（历法，房子的内部分割等）通过分配不同的人和活动到不同的时空，为建构社会秩序服务。这个组织根据它独特的方式规定了它的等级、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例如，妇女在卡拜尔社会中的角色是由她在特定时间所处的空间来界定。时空独特的表现方式会引导时空实践，而时空实践反过来又会维护社会秩序。

这种类型的实践对高级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并不陌生。首先，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个性化和社会差异的基本手段。将空间单位界定为行政的、法律的或者会计的机构，就限定了对组织社会生活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行为的范围。事实上，命名地理个体的动作，意味着凌驾于地理个体上的一种权力，特别是在对某地居民和其社会功能阐释的方法上的权力。正如赛义德在他的学术著作《东方主义》精妙地论证的那样，各类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外人所赋予的名字的含义和联想，而被瓦解、被塑造和被操纵。关于这样空间和身份的再现意义和方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大量的。而在纯粹的确认动作之上和之外，一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分配，表明了不同的角色、行为的范围和这个社会秩序下的权力路径。做出不同的社会行为和不同的关联方式的时间和地点，就传达了清晰的社会信息。例如，我们仍然用“任何事物都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来教导孩子，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空间在哪里（虽然我们对它是否感到舒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我们都知道“被安顿在某位置上”是什么意思，都知道身体上的和社会性的挑战那个空间，就是挑战社会秩序中某些基本的东西。室内静坐抗议、街道示威、巴士底狱暴动、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之门、柏林墙的拆除和占领工厂或者一个学院的行政大楼，都是攻击已形成的社会秩序的症候。

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大量存在，使得为其普遍性提供进一步的论据实属多余，虽然时空观念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准确运转方式是如此的精细和微妙，如果要正确地解读它，需要使用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尖端的探究工具。但是这个论据足够支撑下面这个命题：每个社会形态都会根据它自身的需要和物质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目标，来建构关于时空的客观概念，根据那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

但是社会在变化和发展，它们从内部转变，同时适应外部的压力和影响。客观的时空概念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再生产这一崭新的物质实践。公共的和客观的时空概念的转变是如何成功实现的呢？某些情况下答案很简单。新的时空概念由主要力量通过征伐、帝国扩张和新殖民主义统治而被强加给人们。例如欧洲向北美移民，把相当陌生的时空概念强加给平原印第安人，借此永远改变社会结构，而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这些人能够进行再生产。米歇尔^[4]指出，在住宅、教室、乡村、军营甚至开罗城本身强制施行精确合理的空间秩序，是把埃及带进欧洲资本主义规训结构的这一19世纪晚期的方案的轴心。这样强加的秩序不是必然能被很好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通常会带来猛烈的战斗：将不同的民族社会化，让他们进入工业化组织含蓄的时间纪律的公共网，并让他们对由精确严密的术语详细说明的领土划分、土地权力感到尊敬（见萨克［Sack］1986）。抵抗这种强加行为的行动很多，然而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公共时空观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强加于人们的，这一点千真万确。

当关于时空的公共感受被从内部争论时，更加有趣的问题产生了。这样的争论在当代社会部分地源于对时钟权威和地图专治的个人性和主观性抵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绘画充满了反叛时空的简单数学、物质标准的符号，虽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通过他们的探索揭示了一个高度复杂、通常让人迷惑的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再现世界，而这个世界显然跟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实践大异其趣。塔玛拉·哈瑞温^[5]指出，个人的时空不是自动跟占支配性地位的公共时空意识保持一致的，家庭时间会跟训练、再训练劳动力的工业时间的压力和雇佣的循环模式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并会抵消这种压力和循环模式。更显著的是，在时空观上，阶层、性别、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差别常常成为社会斗争的舞台。在这样的斗争中，会出现什么是一切事物的正确的时空的新定义和什么才是时空的准确客观性质的定义。

这些斗争的某些例子可能是依次而来的。第一个例子来自于《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这一章，马克思在其中^[6]虚构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次对话。前者坚持认为，一天公道的工作量应该根据一个工人恢复充足的体力以能够回到下一天的工作中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来衡量，而一天公道的薪水则是足够抵付每天再生产成本的金钱。工人回答说，这样的计算忽视了由于他不断地苦干而导致的生命的缩短；而且用整个劳动生涯来计算，一天公道的工作量和工资就会完全不同。马克思认为从市场交换规律的立场来看双方都是正确的。但是不同的阶级观点显示了不同的社会计算的时间视阈。在这种平等权利中，马克思认为，力量决定一切。

“父权时代”产生了第二个例子。将工作时间定义为只是直接出售给他人的古怪习惯，使得时间根据性别角色，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如弗曼^[7]指出的，把女性的世界约简成自然的循环时间，具有将女性排除在父权历史的线性时间之外的效果，使女性成为“男性定义时间的世界的陌生人”。这个例子中的斗争，是在挑战神话、图像和仪式的传统世界，其中男性对时间的支配和对自然的支配以及对女性作为“自然物”的支配是并列平行的。例如当布莱克（Blake）坚持“时空是真实的存在，时间是男人，空间是女人，而她的男性部分是死亡”^[8]时，他正说出一个普遍性的寓言式假设，这个假设至今都回响不绝。在弗曼看来，无法将诞生（及其所有寓意）时间和男性对死亡与历史的专注联系起来，是男女之间的深层心理战场之一。

第三个例子来自于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地质学家关于矿产资源开采的最佳时间范围的对话。前者主张合适的时间范围应根据利率和市场价格而定，但是地质学家，拥有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则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给后代留下足够的资源。没有合乎逻辑的方法能解决这个争论。它也只能以力量来解决。资本主义中盛行的支配性市场体制，几乎在所有经济计算的领域里（包括以抵押购房），都是以利率来决定时间范围。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我们在这里指出了社会冲突的潜能，它完全来自决策效果据以运作的时间范围。经济学家通常接受凯恩斯的名言：“长久以后，我们都已死去”，认为经济与政治决策可以操作的合理时间范围是短期的，环境主义者却坚持用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类）都需要保存的无限时间来衡量责任。这里对时间感受的对立很明显。即使皮古（Pigouvian）经济学在经济计算里引入较长的时间范围，有效的计算方法仍是由经济，而不是以生态、宗教或社会计算设定的贴现率，例如，皮尔斯、马康亚和芭比亚^[9]在报告《绿色经济学蓝图》中，主张所有的环境冲击皆可以金钱计量，贴现率则是考量长期环境冲击的完美和适当的手段。发展与变迁的整个政治—经济轨迹，取决于我们在社会实践里采用哪种客观定义。如果实践是资本主义的，那么时间视阈就不可能是环境主义者坚持的那种。

在应用的与观念的领域里，空间的使用与定义，同样也是争论的所在。此处环境主义者也倾向于使用关于社会行动的空间范围的更宽泛的概念，指出地方活动的外溢效果，是形成影响全球升温、酸雨形成和全球性掠夺资源基地的使用模式。这种空间概念，在土地价格和利率限定的时间范围内，和以某一特定基地的地租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相互冲突。分离环境运动（并在许多方面，使环境运动如此特别且有趣）的，正是据之对待社会再生产与组织的问题的时空观。

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含义与社会定义的这种深刻斗争，很少直接显现。它们通常从对特定时空的占有与支配的较简单的冲突中浮现出来。例如，我费了好几年才明白，为什么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在1871年革命时，把保卫巴黎的紧迫组织工作放在一边，而去拆毁凡杜姆柱（Vendome Column）。这根被憎恨的圆柱，象征长久以来统治他们的外力；它是城市空间组织的象征，这个空间组织通过建造奥斯曼（Haussmann）林阴大道和将劳工阶级驱离市中心，把许多人口安置在“他们的位置上”。奥斯曼将一个全新的空间观念置入城市的结构，这个观念和基于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价值的新社会秩序是相称的。1871年革命中面对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导致了（大约巴黎公社成员也觉得），采用不同以往的非等级性想象来重建巴黎的内部空间。推倒凡杜姆柱这种公共场景的冲动是如此迫切，以至于成了公社宣称对城市空间的权力时的激化时刻。^[10]公社成员不仅占领他们曾经被粗暴地赶走的空间，也尝试以非等级性和公社式的想象来重塑都市空间本身的客观社会性质，试图借此建立一种可选择性的社会秩序。后来重建这根圆柱，乃是一个反动的讯号，这跟在蒙马特（Montmartre）的高处建立了圣心堂（Basilica of Sacre Coeur）替公社的假想罪过赎罪是一样的。^[11]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1989年的年会在巴尔的摩召开。巴尔的摩同样发生了变化，对于在此住了十八年的我而言，它成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目前内港（inner harbor）再开发的嘉年华假象，掩盖了这个地方的长久斗争史。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的城市更新，是由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机构领头的，因为他们企图重新殖民化他们认为具有战略性地位、但正在衰落的市中心。但是他们的努力受到20世纪60年代动荡的妨碍，市区充满了反战示威和反文化事件；最令投资者丧失信心的是，街头暴动主要发生在贫困的非洲裔美国人地区。内城是一个充斥不满与社会分裂的空间。然而，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所引发的暴力浪潮撼动本市之际，一个同盟出现了，企图恢复一种团结感和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这个同盟是广阔的；它包括教会（特别是黑人牧师联盟）、各种社区领袖、学院和市区律师、政客、工会成员、官员，以及垫底的商业团体——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如该做什么或转向哪里。这次斗争努力将这座城市重整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实体，使它成为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十分敏感的工作与生活社区。

在这次努力中出现这样一个想法：在内城建一个城市交易会，这个交易会赞成源于该市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种族构成的“他者”和差异，但是在差异中还是推崇市民团结的主题。1970年举办第一次交易会，在周末带来25万人潮，这些人从该市的各个邻里地区来到这个充斥不满的内城空间。到1973年，将近两百万人光临，内港再度被寻常百姓以20世纪60年代无从想见的方式占领了。它成为在差异中肯定团结的社区地点。

20世纪70年代，虽然有相当大的群众抗争，但是商业主义和地产开发的势力再度俘获这个地方。它变成公私合伙的地点，大量的公款被私人吸收而非被市民获得。凯悦摄政饭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议的总部，耗费了五百万的私人资金，一千万的城市开发行动补助金，和一个城市投资基础建设和房屋结构的复杂计划所发行的大约两千万公债。内城空间成为一个炫耀性的消费空间，它称赞商品而不是市民价值。它成为一个“奇观”地景，人在其中从占有空间的积极参与者变为被动的观赏者。^[12]这种奇观转移了人们关注城市其余部分的可怕贫穷景况的注意力，并且投射出成功的活力图景，而现实却是严重的贫困与无力。^[13]当所有的钱都投入重建内城之际，城市的其余部分得不到一点点钱，有时还损失惨重，于是在破败的汪洋之中，创造了一个丰裕的市区孤岛。^[14]内港的光芒转移了人们对巴尔的摩其他地区正在聚积的不公正的悲剧的关注，现在这些不公正的悲剧，已安全地（或看起来安全地）被遮蔽在邻里那看不见的绝望中。

这些例子的重点是要说明，当社会空间在某个特定的社会形态的轨迹中遭遇竞争时，它如何获得新的定义和内涵。在巴黎和巴尔的摩，我们都看到了争夺具有战略性的中心城市空间的控制权的斗争，这些斗争是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通过以平等和正义为形象建构的社会空间，来取代阶层与纯粹金钱权力之地景的斗争。虽然两种斗争都没有成功，它们却表明：对社会空间（和时间）的支配性的界定，永远都会遭遇挑战，总是会不断地改变。

空间与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的唯物主义观点

如果空间和时间是社会的和客观的，那么就能推出社会过程（包括前面谈到的社会冲突）在时空的客观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着手研究社会空间和时间，在不同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中被界定的方式呢？答案离不开我们所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鲜明特质。众所皆知，我自己显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意味着我所有的探究都依照历史地理学的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来开展。第一个例子中的客观的定义必须被理解，而不是诉诸思想和观念的世界（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值得的）。正如史密斯^[15]所言：“空间的相对性不是一个哲学议题，而是社会与历史实践的产物。”

让我说明一下工作中的这个原则。我常常让地理学的新生思考他们的上一餐是哪里来的。追溯做出这一餐所用的所有材料，揭示了一种依赖关系——依赖一个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生产条件下从事社会劳动的世界。如果将用来制造我们直接消费的东西的那些原料和食品也列入考虑范围，这种依赖关系就扩大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能吃掉我们的食物，即使我们对源于把食物摆上我们餐桌的系统中的那些复杂的生产地理学知识和无数的社会关系一无所知。

这正是马克思^[16]在发展他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商品拜物教时所处理的状况。他试图用这个术语来捕捉市场遮蔽社会的（我们应该加上地理的）信息和关系的方式。我们无法通过看着商品，分辨出它是由意大利某合作社的快乐工人生产的，还是由南非那些被种族隔离的、受到严重剥削的工人生产的，或是由瑞典那些受到令人满意的劳动法与工资协议保护的工薪阶层所生产的。超级市场货架上的葡萄不会说话；我们看不到上面的剥削指纹，也不能立刻指出它们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通过进一步的探究，我们就能揭去蒙在地理与社会无知上的面纱，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就好像我们参与对非工会的或南非葡萄的消费者抵制时所做的一样）。但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必须走到市场本身显示的现象之后与之外，才能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马克思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走到面纱、市场拜物教和商品背后，以便讲出社会再生产的完整故事。

源于商品拜物教的地理无知本身，本质上就是受关注的对象。我们自己在市场获得商品的个人经验的空间范围，跟生产商品的空间范围没有关系。这两种空间范围十分不同，而且从前一种立场看来合理的决定，在后者看来不一定适当。在理解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地理时，我们应该借助哪一种经验呢？严格来说，我的答案是两者都要，因为两者同样都是物质的。但是这里，我坚持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概念的全部力量。如果我们把个人经验的领域（在超级市场购物、旅游上班和到银行提款）当作一切，那么我们就会落入对世界（包括对空间和时间的客观社会定义）的拜物教式的诠释。后面的这些活动是真实的，也是物质性的，但是它们的组织方式，会掩盖其他的空间与时间定义，而这些定义是通过市场调节价格、根据商品生产和资本流通的要求而形成的。

对我们自己日常再生产的物质基础的纯粹关心，必须规定一个可操作的知识，这种知识关涉了商品生产的地理学和源于商品生产与资本循环的时空定义的地理学。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却没有这种知识。这也引发了重要的道德议题。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对那些帮助把食物摆上餐桌的人展现道德的关怀是正确且适宜的，那么这就意味着道德的责任，已经延伸到交叉市场的整体复杂地理学和社会性上了。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在星期天上教堂，慷慨捐款给帮助教区穷人的基金，然后又健忘地走入市场购买种族隔离地区所生产的葡萄。我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邻里的环境品质，同时坚持要生活在一定的水平之上——这必然意味着污染其他地区的空气（毕竟，这是生态学者争论的中心）。我们的问题，的确正是马克思试图指示给我们的。我们必须穿透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围绕着我们的拜物教的面纱，并去发掘后面隐藏了什么。我们特别要知道，这些每天带给我们面包的物质过程是如何界定空间和时间的。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个世界。

资本主义时代时空的历史地理学

对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关于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考察，显示了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与实践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实践一起变化的。勒高夫^[17]指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引发了对时空概念根本性地重新界定，这有助于根据新社会原则来重整世界秩序。小时是13世纪的发明，分与秒则迟至17世纪才成为通用的量度标准。虽然这些量度标准最早是源自宗教（揭示了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连续性），适当的计时量度的传播，与正在增长的对生产、交换、商业和管理效率的关切，有着很大的关系。那是一个以都市为基础的“在心灵结构和物质表达上”的革命，而且根据勒高夫^[18]的说法，它“深深地存在于阶级斗争的机制里”。兰德斯^[19]声称，在城市里“均等的小时宣告了新的文化和经济秩序的胜利”。但是这场胜利是部分且孤立的，至少直到19世纪中期，它尚未波及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区。

和计时的历史一样，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里，制图学的历史，大致上是根据清楚界定的数学原理，来改进空间测量和空间再现。贸易和商业、财产和领地权利（封建世界无法认知的那种）的利益，在重塑心灵结构和物质实践时，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地理知识作为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主要来源日益明显时，如兰德斯^[20]所示，地图和金钱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远了。1400年托勒密地图传入佛罗伦萨，立即被用来作为描绘地理空间和储存地方资讯的工具，如我们现在所知，这是地理学知识建构里的一项根本的突破。此后，原则上已经可能将世界理解成全球性的整体了。

这个制图学革命的政治意蕴值得注意。比如说，理性的数学的时空概念，是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这些启蒙主张的必要条件。法国大革命的国民会议的首要行动之一，是命令系统地制作法国地图，把它作为保证政治代表平等的工具。在世界的民主体制里，这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宪政议题（伴随着政党为私利而改划选区的历史），以至于民主和理性的地图制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想象一下仅凭世界地图（Mappa Mundi）就想要完成一个平等的代表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吧！杰斐逊（Jefferson）的土地系统，以其依然支配着美国地景的重复性数学格子，也在寻求合理的空间分划方式，以促进耕地民主的形成。实际上，和杰斐逊的目标恰好相反，这对资本主义的空间占有和空间投机是极好的，不过这也表明客观社会空间的特殊定义（这个例子里是以严格的理性主义启蒙话语来解说的）是如何推动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产生。

勒高夫和兰德斯提出的这种解释，无可置疑地说明了时空概念和与之相关的实践，在人类事务中绝不是社会中立的。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和经济的意蕴，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依然是被争论的，而且是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还要严重的问题。例如黑格森^[21]指出，英国的文艺复兴地图制作（由思彼得［Speed］、诺顿［Nordon］、卡斯顿［Caxton］及其他人制作）、对抗王朝特权的战斗，以及后者最后被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在其中具有支配性的政治所取代，这些事情之间关系密切。黑格森的论点是新的制图表现法，允许个人更多地根据这些新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概念来看待自己。拿一个更近的例子来说，在殖民时期，殖民行政的地图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反映了它们的社会目的。^[22]

由于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谈过上述主题，^[23]我在这里只是要声明，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新心理概念和物质实践的结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学体系兴起的基础。这些概念和实践总是部分的（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它们变得更具支配性），而且在所有情况里，它们总是遭遇关于特殊地点和时间的社会争辩。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需要把这些概念和实践同时灌输在观念的世界和社会实践的领域里。

然而，资本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生产模式，总是不停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生产与剥削形式。资本主义对其时间和空间的客观社会定义也是革命性的。的确，和几乎所有的其他创新形式相比，空间关系与空间再现的激烈重组，具有格外有力的效果。收税公路和运河、铁路、气船、电报、收音机与汽车、货柜运输、空运、电视和电子通讯，这些事物改变了时空关系，迫使我们进入新的物质实践和新的空间再现模式。计量和划分时间的能力也经历了革命化，它首先是通过日益精确的时钟的生产和扩散，接着是通过密切关注生产的速度与调配机制（自动化、机械人化），以及货物、人群、资讯、讯息等的移动速度，而被革命化。客观时空的物质基础，在人类事务中快速移动而非固定的基准点。

为什么会有这种移动？由于我已经在其他地方很仔细地探讨过它的根源，^[24]这里我只概述主要论点。时间是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量度，因为社会劳动时间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而剩余社会劳动时间，则是利润的来源。而且，资本周转时间有重要意义，因为加速（生产、销售、资本周转）是个别资本家扩大利润的有力竞争手段。在经济危机和竞争特别激烈的时期，周转时间比较快的资本家，比对手更能存活下来，而其结果是社会时间范围显著地缩短了，工作与生活的强度提高了，而变化的步子加快了。同样的见解也可以运用到空间的经验上。空间障碍的消除和“通过时间消除空间”的斗争，对于资本积累的整个动力非常重要，而且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中格外明显。通过入侵新领土的地理扩张和空间关系的全新建构，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劳动力），这已经不是鲜见之事。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经济的建构和再建构，正如亨利·列斐伏尔^[25]敏锐地指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之一。

这种结果下的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特征（相对于详细的地点、时间和原因），不是偶然的或任意的，而是内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法则中。主要的趋势是周转时间的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世界，都倾向于变得更快）和空间范围的缩减。用流行的词说，我们或许可以说托夫勒^[26]的“未来的冲击”像以前一样，遇上了麦克卢汉^[27]的“地球村”。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客观社会性质的周期性革命，并非没有矛盾。例如，必须有长期而且通常是高成本的缓慢周转的固定资本投资（像电脑硬件），才能加快其他资本的周转时间，而且必须有空间关系的特定生产（像铁路网），才能通过时间来消除空间。因此，时间与空间的关系的革命，经常不仅导致建立在前述的时空系统周围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的毁坏，而且也导致地景里的实物资产的大范围“创造性的破坏”。最近限制工业化的历史充分表明了我心里所想的这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提供了理论性的洞见，来观照西方资本主义空间和时间的维度里发生的矛盾变化。如果，像目前的状况一样，当代华尔街的时空世界和19世纪股票交易所非常不同，而且两者都和法国乡村（当时与现在），或者苏格兰小农场（当时与现在）大不一样，那么这就要理解成一组由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法则所塑造的、对普遍的聚合条件的特定回应。这正是我想要考察的隐含其中的矛盾与紧张。

空间与时间变化维度的文化与政治回应

社会空间与时间的客观性质的快速变化令人迷惑和不安，这是因为它们关于社会秩序的革命意蕴难以预料。1839年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十分生动地捕捉了这种令人神经紧张的奇观：

假设我们的铁路，即使在目前缓慢的旅行速度下，突然遍布全英国，全国的人民，打个比方，将会立刻聚集在一起，将他们的椅子向都市的火炉靠得更近……由于距离被消除了，我国的地表范围会缩小，直到不比一个大城市大多少。^[28]

同样，诗人海涅（Heine）写下了他对连接巴黎和卢昂的铁路开驶的“可怕预感”：

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我们的观念，现在一定发生着变化！即使是时间和空间这么基本的概念，都开始摇摆不定了，空间被铁路杀死。我觉得所有乡村的山林似乎都在向巴黎逼近。甚至现在，我都可以闻到德国菩提树的气味；北海的碎浪，就在我的门前翻滚。^[29]

德国的剧场导演乔汉·柏林格，^[30]也记下了当代的情境里的类似的震惊感受。抵达达拉斯和休士顿时，他感到一种“无法预料的空间崩溃”，此处“都市体（社区的物质和文化表征）的散乱和分解，已经到达一种迷幻的阶段”。他评论道：

地理学现实不可避免地走向融合与混乱，一切地方都可以互换，可见的（静态）参照点消失不见成为表面影像的恒常变换。

他的结论是，休士顿的谜是一个社区之谜：在所有方向上破裂和爆炸……城市体现了投机的无序，是一种处于矛盾的夸张法边缘的（全球性的权力、地域性的混乱）积极的非特定性。

我将这种空间—时间维度的势不可挡的变化称为“时间—空间压缩”，以便捕捉海涅的预感和柏林格的崩溃感受。这种经验，迫使我们所有人调整我们的时空观念，并且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前景。如我已经论述过的，这种重新思考，源于政治—经济的斗争。但它也是激烈的文化、美学和政治争论的焦点。反思这个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时代文化和政治生产领域里发生的某些混乱。

例如，最近以“后现代主义”闻名的复杂运动，在差别很大的作家如詹姆逊（Jameson，1984）、博曼（Berman，1982）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6）等人的作品里，都与新的时空经验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虽然提出了这个概念，他们没有一个人准确地告诉我们，用这个概念表达他们什么样的意思。而且这些新时空经验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以及它跟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关系，依然是被遗失在阴影里的课题。我特别有兴趣要看看，仅仅联系1973年政治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新时空经验，后现代主义能够被理解多少。^[31]

那时的先进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被逼进一场关于生产技术、消费习惯和政治经济实践的大革命里。强大的创新潮流，集中在加快和加速的周转时间上。决策的时间范围（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用秒来衡量）缩短了，而且生活方式的风尚快速变化。伴随这一切的是空间关系的激烈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出现。这些事件产生了强烈的时空压缩感，而时空压缩感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片的地景必须摧毁，以便创造新地景。在一个从工业生产技术到内城的所有事物的重构都成为关注的主要课题的时代，创造性的毁灭、渐强的碎片化、瞬息万变（社区生活、技术、生活方式的）等主题，在文学和哲学论述中，都变得更为显著。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运动所预示的“感觉结构”的转变，看起来似乎和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实践的转变有密切关系。

回顾以前，想想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想象上所反对的东西）而闻名的复杂文化运动。1848年以后，巴黎在写作和艺术的再现上，的确发生了一些特别变化，而根据当时的时空里的政治—经济的转变的背景来看这些变化，会有所帮助。1848年，海涅的模糊预感成为戏剧性与创伤性的经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第一次承担了未曾预见的同时性。那一年横扫欧洲各国首都的经济崩溃和政治革命，表明了资本主义世界是以当时无法想象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种速度和同时性是深深地令人苦恼，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再现模式来更好地理解这个互相关联的世界。现实主义的再现模式，以简单的叙事结构为模型，已经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不管狄更斯在一部像《荒凉山庄》这样的小说里多么有才华地跨越时空，也不行）。

波德莱尔^[32]迎接这个挑战，将现代主义者界定为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在一个以（空间）片断化、（时间）瞬息化与创造性的破坏为特征的世界里，寻找普遍真理。福楼拜小说里的复杂句子结构与莫奈的绘画技巧，界定了全新的时空的再现模式，保证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政治行动的新可能性。肯恩^[33]对发生在1914年（一个在不同领域里，如物理、文学、绘画和哲学里，从事试验的特殊时代）之前不久的时空再现革命的解释，是迄今最清楚的关于时空压缩如何引发经验及从中挤压出新概念的研究。文化领域的前卫运动，部分地反映，也部分地企图将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加在正处于剧烈转变高潮的西方资本主义之上。

仔细审视这些文化和政治运动中的矛盾，说明它们如何反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里的基本矛盾。思考一下对最近的资本周转时间加快与加速的文化反应。资本周转时间的加速，本来就预设了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更快速转变，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核心。文化生产领域的资本主义渗透变得特别吸引人，因为比起那些有形的物体，如汽车和冰箱，影像消费的寿命几乎是瞬间的。最近几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被运用在这上面。伴随着这个运用的是新的对于受控制奇观的生产的强调（洛杉矶奥运会是其中最好的例子），它可以很方便地同时成为资本积累和社会控制的手段（在更为不安定的年代里恢复对古老罗马“面包与马戏团”公式的政治兴趣）。

对于空间障碍倒塌的反应，不再是矛盾的。全球性相互关系越紧密，我们的饮食内容和货币流动就越国际化，空间障碍倒塌得越彻底，世界上的人群就更紧密地依附于地方和邻里，或者依附于国家、地方、种群或宗教信仰，并把它作为身份的特殊标记。这种对显著有形的身份标记的需求，在剧烈的时空压缩中是容易理解的。不管资本主义的回应是虚构传统，并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另一种项目（重建古代的仪式和景观，过度繁盛的遗产文化），在一个影像流动加速、而且日益缺乏地方性（除非电视和录像的屏幕可以完全被视为一个地方）的世界里，它依然有迫切的寻根热望。我们对社会空间向内部破裂的感受所产生的预感（从日常新闻到随意的国际恐怖行动，或全球环境问题的一切事务，都有力地标明了这种预感），转变成身份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空间/地方？我是世界的公民还是国家或地方的公民？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这不是第一次，如果肯恩（1983）对第一次大战前的时期的论述是正确的话，空间障碍的消除激发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感受，以及过度的地缘政治的对抗和紧张，因为空间障碍的阻隔和防御力量削弱了。

地方和空间之间的明显紧张关系，呼应了我已经提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呼应了需要特殊的空间组织去试验和取消空间，呼应了要有周转时间长的资本，才能促进其他资本的快速周转。这种紧张还可以从另一个立场来考察。跨国资本对当今的地理学缺乏尊重，因为正在减弱的空间障碍开放了作为它获利市场的整个世界。但是空间障碍的减弱也有同样强大的负面效果；地方性质（它们的劳动力供应、基础建设和政治的接纳度、资源的种类、市场的位置，等等）之间小规模的、细微的差异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跨国资本正处于开发它们的一个好形势中。出于同样原因，地方也变得更加关注它们的“优良商业环境”，而地方之内的发展竞争也变得更为精微。社区的形象塑造（巴尔的摩内港的那一种），进入都市内部的激烈竞争过程中。^[34]在以权力支配空间的，特别是关于金融和货币流动比以往更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于地方的真实和虚构性质的关注日益提升。地方的地缘政治变得更加显著，而非相反。这样，全球化引发了正好相反的运动：走向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分化为敌对世界中的敌对阵营。全球资本主义中地缘政治片断化的威胁——例如欧洲共同市场、北美共同市场，以及日本贸易帝国等地缘政治的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对资本主义下的时空的历史地理学达成一致看法才格外有意义。地方和空间、长时间范围和短时间范围之间的辩证对立，存在于时空维度转变的更深层架构中，这种转变是加速周转时间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潜在的资本主义规则的产物。我们如何处理时空压缩的研究，显示了时空经验的转变在诸如美学和文化再现的领域里，如何引发了新的斗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过程，和生产的基本过程一样，如何深深地根植在转变中的时空范围里。在这点上，如果容许我暂时离题，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目前来自地理学阵营的关于文学和地理学间关系的探讨，几乎没有例外地集中在对地方的文学召唤上，^[35]而小说中关于空间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如福楼拜和乔伊斯的小说（对文学史家来说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则未见提起。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前的局面里，地理学家过度专注于地方性的重要性，像以前一样偏重空间和地方的矛盾动态关系的一方，好像它们是彼此分离而非辩证的相关概念。

与社会和美学理论相关的地理学

以历史—地理的唯物论所提供的这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知识为武装，我们可以开始阐明空间和时间的理论性与哲学的概念，这些概念（或显或隐地）认可了特定的社会视野和对世界的解释。这么做的时候，开始思考西方思想中美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主要分界，是很有好处的。

亚当·斯密、马克思或韦伯在不同的传统里所建构的社会理论，在其论述中，倾向于将时间置于空间之上，反映了他们通过忽视空间的进步和革命的透镜来观看世界，并将之合法化。最近几年，许多地理学家努力修正这种有缺陷的视野，重新引入空间的概念，这对准确理解社会过程不仅有意义，而且很重要。^[36]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努力因为部分社会理论家认同空间真的很重要而得到赞扬。^[37]但这项工作只完成了一部分。对商品拜物教的认识，要求我们在对人类社会如何被建构和如何变化的全部理解的框架中，整合时空的历史地理学。通过探讨这个主题，我们对社会理论的介入更站得住脚，虽然这总是预设了地理学家的训练要包含对社会理论的有力掌握，而且会遭遇探讨社会和时空的社会建构之间困难的界面领域的知性挑战。

但是奇怪的是，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介入的领域，除了以令人不满和偏好的方式暗中批评而不是和明显的问题斗争，依然大部分未见探讨。我这里指的是地理学作品和美学理论之间的重合。后者正好和社会理论相反，十分关注“时间的空间化”，虽然它根据的是聪明、敏感的人如何传达和接受那种经验。最明显的例子，建筑师企图通过空间形式的建构来传达某种价值。卡斯滕·哈里斯认为，建筑不仅仅是家庭空间，从空的空间里夺取、塑造出一个适于居住的地方。而且它也是对“时间的恐怖”的一项深刻抵制。“美的语言”就是“永恒现实的语言”。创造一个美的物体，就是“连结时间与永恒”，通过这种方式将我们由时间暴政中救赎出来。空间建构的目标“不是阐明时间的现实，使我们在其中可以更随意，而是……在时间中废除时间，哪怕只是暂时这样”。布迪厄^[38]认为，即使是写作也将实践和论述撤离了时间之流。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就像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一样。^[39]但是我引用哈里斯的这些评论，是要说明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化的世界里，空间建构是如何被创造和被用作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从美学理论中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的不同形式，如何抑制或促进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有趣的是，地理学家现在发现，从文学理论家^[40]那里获得的对他们努力的支持，比从社会理论家那里来得多。与之相对应的是，从社会理论中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美学的理论必须处理流动和变化。目前由于历史地理学位居这两个向度的交点上，因此它有巨大的潜能对理解二者作出贡献。通过这两种思潮互相抗衡，我们甚至立志创造一个更普遍的理论构架，用以诠释时空的历史地理学，同时用来理解文化和美学的实践——空间化——如何介入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政治—经济动态。

让我说明这种的观点的政治意义可能在哪里。审美判断（与附着其上的“救赎的”艺术实践一样）经常成为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强大标准。康德认为独立的审美判断，可以作为客观科学的世界和主观的道德判断之间的媒介。如果审美判断赋予空间相对于时间的优越性，那么在某些状况里，空间的实践和概念就能够成为社会行动的核心。

在这点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拒绝了康德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而且害怕落入尼采思想看起来会走向的虚无主义，他宣称存在的永恒性超出变化的暂时性，而且他依恋真正的美学政治国家的传统主义视野。^[41]他的研究带领他远离现代主义和犹太—基督教思想的世界，而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的强烈的和创造性的民族主义中。他宣称^[42]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哲学，只有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才有意义。德国在两次大战间的地缘政治位置，被挤压在美国和苏俄之间的“大钳子”里，威胁了对这种意义的追寻。“如果有关欧洲的重大决定，不是导向毁灭，”他写道，德国“因此必须将自己，和西方历史移出它们未来‘事件’的核心，进入存在权力的原始领域”，而且“必须根据从中心历史性展开的新精神活力，来作出这个决定”。这对海德格尔而言，存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43]

这样一个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他曾经不经意地激发了卡斯滕·哈里斯和大部分有关地方意义的地理学著作的哲学化，^[44]却在政治上如此妥协，并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纳粹，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但是从我现在的论证的立场，可以得出许多有用的论点。海德格尔的著作深深地浸透着美学感受，将存在和地方的特殊性质，置于变化以及广阔空间里的现代主义进步的普遍命题之上。他完全抵制犹太—基督教的价值、机械理性的神话和国际主义。他所坚持的立场是积极的和革命的，正是因为他看到了救赎实践的必要性，这在实际上有赖于神话权力的恢复（血统和土地的神话、种族和祖国的神话、命运和地方的神话），把一切社会发展的装备，投入崇高的国家功绩的事业中。把这种独特的美学感受运用在政治上，有助于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

我几乎无需提醒地理学家，20世纪地缘政治思想、实践的痛苦历史和地理学家卷入其中面对棘手问题时的艰难。我注意到哈茨霍恩^[45]的《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of Geography），在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不久写于维也纳，书中完全拒绝了地理学里的美学，而且将最刻薄的责难留给景观地理学的神话。追随海特纳（Hettner），哈茨霍恩似乎想要在一个地理学里充满了政治，地方情感和美学情感依据纳粹的原因而积极变化的时代里，排除任何将学院地理学政治化的机会。当然，困难是在于躲避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即使是学院地理学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哈茨霍恩之后任何想要在地理学里恢复美学维度的人，都是潜在的纳粹，因为正如伊格尔顿^[46]所指出的，美学曾经是“一个矛盾的、双刃的概念”。一方面，“它象征着一个真正的解放力量——如同现在的一个由感觉冲动和同志情谊联结的主体所构成的社区”；然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内化压迫，“将社会权力植入人们——被社会权力征服的人们——身体的更深处，而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政治霸权模式”。因为这个原因，政治的美学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提出了有关社会前进的问题与可能性。关于这个议题有左派和右派的版本（毕竟，圣迪尼斯塔斯［Sandinistas］将环绕着圣迪诺［Sandino］这个人物的政治美学化了，而马克思的作品充满了对一个解放创造性意识的潜在计划的指涉）。这个问题最清晰的形式，是把强调的重点从历史进步及其意识形态，转移到提升国家（或者甚至地区）的命运和文化的实践上，而这通常在世界经济里引发地缘政治冲突。对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的神话的诉求，在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里我认为，使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在一起有重要意义，使空间置于时间之上与将时间置于空间之上的这两种理解方式融合同样有重要意义。通常的历史地理学，和对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正好落在两者的交点上，因此，它们在理解人类社会如何运作上，扮演了知识、理论、政治和实践方面的主要角色。将地理学的研究放在时空之间，我们显然还有很多要弄清楚，也有很多可以贡献之处。

地理学想象

我用简短的评论，对地理学研究观点和相当小的在学院分工里占有一个标明为“地理学家”地盘的学者群体的观点的意蕴，做个总结。

学院分工是19世纪晚期环境和关系的产物。当时划定的学科界限（以及后来由于专业化和制度化而僵化）绝不会符合当前的环境和需要，这是不言自明的。部分是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学院里学科的劳动分工日益片断化，从缝隙中生出许多新学科，寻求主题之间的交叉联结。这个历史和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发展整体一样。工作日益专门化、产品日益多样化、生产日益迂回化和日益寻求水平联结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的特征，这和大型大学一样。在地理学里，这个片断化的过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加速进行。结果是越来越难鉴别“学科”这个词所示的结合逻辑。

学院里观念的周转时间也加快了。并不是很久以前，一生出版两本以上的书，就被认为野心太大。现在，主导的学界人士必须每两年出版一本书，证明自己还活着。学术界生产率和产出的界定越来越严格，学术成就越来越仅以这些条目来衡量。当然，研究和企业?国家的需求之间，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及教育——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大的成长部门——之间，存在某种重叠。加速观念生产和加速资本主义整体周转时间的普遍动力是并行的。但是书籍和期刊的更大产出，必须依赖于新知识的生产，而这意味着寻找新思想的更为激烈的竞争和对于新思想所有权的更强烈的兴趣。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学术界发挥了它一切作用，这种作用在其他市场无法发挥，那么这种疯狂的竞争才能集中在某些公认的、基础稳固的“真理”之上。实际上，观念、理论、模型、主题辩论的竞争市场，产生了本月流行色彩式的时尚，它们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快速周转、加速和瞬时性的状况。去年是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今年是结构主义，明年是现实主义，后年则是构成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其他什么东西。紧跟贝纳通（Benetton）色彩变化的步调，比追随目前学术界里瞬时性观念的周转要容易。

即使我们为这种后果悲叹，也很难看出我们能什么来抵挡这个趋势。我们的职业描述，不涉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地理学家”，而是更典型地制定了更为狭窄的各种专业，从纯粹的技术操作（遥感和全球情报系统），到运输建造、工业场所、地下水建造、苏联地理学的专家，或是当月的流行话题（可持续发展、混沌理论、碎形集合或其他）。我们所能做的顶多是任命专家，期望他们对整个学科有兴趣。我们表面上的不能或不愿抵抗片断化和瞬时性表明了一种状况：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把某些东西强加在我们身上。例如，我希望那些现在大声称赞人类事务中个人行为能力的人，能够表明他们或我们的特定行为如何引发了工作和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我们只是社会进步的受害者，而不是它们真正的创造者吗？如果在此我还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努力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环境中创造历史的观点，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一生只有那一种经验。

当我们想到，恢复对美学、景观地理学和地方的兴趣，成为许多人文地理学家的关注核心，同样的问题又浮现心头。那种认为通过把地理学和某种地方核心观念维系在一起来确保地理学在学院中的地位的主张，在当前资本主义发展一个阶段里更加巩固。在这个阶段里，跨国资本更关注地方的特殊性质，同时在强大的时空压缩的情况下，又产生了把地方的政治与意象作为假定的（甚至是虚构的）稳定性的竞技场的新兴趣。对地方的特性与根源的社会探求，作为一个主旨再次进入地理学，而且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里，逐渐被用来赋予这门学科一个更强大（同样虚假）的特征。

对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深刻理解，清楚明白地显示出这门学科为什么在某时某地开启了这些研究领域。它提供了一个评判性观点，由此可以估计我们对包围在我们周围和充斥于生活的社会压力的反应。如果不经思考地接受地方对我们这门学科的意义，那我们是否在冒险转向对美学化的地缘政治学重现的无意识支持？这个疑问并非要逃避那个议题，而是通过处于社会理论和美学理论交点的地理学观念，恰当地面对它。

时空的历史地理学，帮助我们批判地反省我们是谁和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试图建立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什么？这些如何涉及资本主义变化多端的时空的历史地理学？一个社会主义的或对生态负责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地理学家毕竟是对关于空间性及其意义的整个问题有所贡献的人（而且他们是具有潜在的权力和重要性的人）。对空间和时间都有潜在兴趣的历史地理学家具有无限的潜能，不仅对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历史和空间的关系进行反思，而且对社会生活与社会再生产中变化的时空经验之谜进行反思。

批判地反思时空的历史地理学，会将空间与时间观念的历史放在它们的物质、社会和政治的场景中。哈茨霍恩不是在政治真空中，而是在德奥合并之后的维也纳，写作《地理学的性质》的，这个事实（虽然那本著作中从未提及）确实在他建构和介入观念世界的方式里出现。我的这篇文章同样也是根据某种时空压缩经验、社会再生产和政治争论的大幅度变动，建构起来的。即使是伟大的康德，在社会真空中，也无法形成他的时空观和对美学、道德和科学判断的区分。他的宏伟企图是整理和综合存在于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性逻辑中的明显矛盾，这个矛盾已在18世纪末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中展开。康德的作品是这个社会非常特殊的产物，这个社会对用理性和数学般的精确，来控制空间和时间有着特殊和实践兴趣，同时这个社会经历了发动这种理性秩序的新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所有挫折与矛盾。如果黑格尔攻击康德（从他的美学到历史理论的一切理论），如果马克思攻击黑格尔和康德（也是从美学到物质性和历史等基本概念的一切理论），那么这些争论都和重新界定社会变化路径的企图有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依然坚持对有序的社会革命的追求，这个革命会让我们远离矛盾，指明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和它无动于衷的“为积累而积累”的逻辑，那么这使我投入一场重新界定空间和时间含义的斗争中，并以之作为这种追求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仍然还是在新康德主义（我不得不说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回事）占优势的学院中的少数分子，那么这只不过证实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固执和来自这种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观念，包括那些界定与客观化空间、时间的观念的固执。

坚持某种时空观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时空的历史地理学揭示了这一点。作为专业的地理学家，我们要推动哪一种空间和时间？这些概念微妙但坚定地指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什么？当前的地理教育运动值得称赞，但是我们用什么语言来教？我们只是坚持学生应该知道乍得有多少邻国吗？我们应该教托勒密系统的静态理性？并坚持地理学只不过是地理资讯系统和哈茨霍恩的法则——只要是可以画成地图的都是地理学——的现代版本吗？或者，我们应该教商品的丰富语言，教从我们的餐桌一直往前延伸到现代世界中，几乎所有劳动地点的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复杂历史？接下来我们能够教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环境转变（采伐森林、土壤恶化、水文变化、气候变化）丰富且复杂的语言吗？这些论题的历史地理学几乎没有开始重构。我们是否能够走得更远，培养一种深刻的关于察觉社会过程在政治争论中如何被赋予美学形式（而且学到如何辨别潜伏其中的所有危险）的意识？我们是否能够在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某种感觉里，围绕一个融合了环境、空间和社会的方案，创造一种新的语言——甚至新的学科？

这一切可能性都有待于探索。但是无论我们采用什么课程，都会引出关于我们希望推广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的政治义务。我们是政治行动者，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政治是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一个在欧洲的传播公司的美国营销首脑（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9 March 1989），在和资深的银行家谈话时，想要脱离气象记录上最温暖的一月的嘲谑话题，很严肃地谈到了全球温室效应的长期影响。他的主顾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方式，表明了他们思考环境的方式“就和我们在舒适的家里从事业余爱好一样”，而且是在周末；而我们则一直都在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但是国际银行家的时间范围以分秒计，他们怎么会思考这些事情呢？如果24小时在金融市场是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资本是当今国际发展中最强大的力量，那么，从长期投资计划的立场看，我们能期待这个部门会做出什么样有意义的长期决策呢，更别提环境调节了。当文森号（Vincennes）的指挥官要做一个决定生死的决策，决定银幕上的图像是俯冲的战斗机还是一架伊朗的空中巴士时，他正被时空压缩的恐怖掳获，这种时空压缩最终将一切事物解离成为瞬间和片断，这样恶魔所捕捉的不是最后面的，而是全球整体，是一个比以前连结更为紧密的国际化社会组织，其中变化的步子突然加速了。

地理学家无法逃避这些时间的恐怖。我们也无法在宽泛的意义上，避免成为历史的牺牲者而非胜利者。虽然处在永远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环境里，但是我们理所当然能为一个不一样的社会视野和不一样的未来奋斗，并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的利害关系和目标。通过将地理学置于空间和时间之间，将我们自己视为时空的历史地理学的积极参与者，我相信，我们可以恢复一些更为清晰的目标意识，界定一个严肃的知识辩论和探讨的范围，因而在一个深深陷入麻烦的世界里，在知识上和政治上作出重要的贡献。

谢　　辞

我要感谢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对于演讲稿和本文草稿的建设性意见。我还获得了杰克·兰顿（Jack Langton）的有益意见。

朱美华　译

选自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8，No.3.（Sept.，1990）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35—　），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哈维的学科立脚点是人文地理学，但其学术视野及思想内涵则贯通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以地理思维之长（空间观察），见人文社会之短（批判弊病）是哈维治学的主要特点，也是其学说为人关注的主要原因。所以，哈维不仅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更是一位社会理论大家。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均有杰出声誉。著有《地理学的解释》、《资本的空间》、《希望的空间》等。

【注释】

[1]这是1989年3月21日，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演说稿的修订版本。

[2]Yi-Fu Tuan，Space and Pla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

[3]P.Bourdieu，Outline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4]T.Mitchell，Colonising Egyp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5]Tamara Hareven，Building and the Terror of Time，Perspecta：The Yale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82，pp.19，59—69.

[6]Karl Marx，Capital，Volume 1，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pp.233—235.

[7]F.J.Forman，with C.Sowton，eds：Taking our Tim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Oxford：Pergamon Press，1989，p.4.

[8]D.Pearce，A.Markandya，and E.Barbier，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1989.

[9]F.J.Forman，with C.Sowton，eds：Taking our Time：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mporality，Oxford：Pergamon Press，1989，p.4.

[10]K.Ross，The Emergenceof Social Space：Rimbaud and the Commune，Minneapolis：Universityof Minnesota Press，1988.

[11]D.Harvey，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2]G.Debord，Society of the Spectacle，Detroit：Black and Red Books，1983.

[13]M.Levine，Downtown redevelopment as an urban growth strategy：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Balti-more renaissance.Journal of Urban Affairs，1987，9（2），pp.103—123.

[14]P.Szanton，Baltimore2000.Baltimore：Goldseker Foundation，1986.

[15]N.Smith，Uneven Development：Nature，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asil Blackwell，1984.

[16]Karl Marx：Capital，Volume 1，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pp.71—83.

[17]J.Le Goff，Time，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Medieval Civiliz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

[18]J.Le Goff，Time，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6.

[19]D.Landes，Revolutionin Time：Clocks and the Makingof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78，p.110.

[20]D.Landes，Revolutionin Time：Clocks and the Makingof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78，p.110.

[21]R.Helgerson，The Land Speaks：Cartography，Chorography，and Subversi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Representations，1986，16，pp.51—85.

[22]J.Stone，Imperialism，Colonialism and Cartography.Transactions，Instituteof British Geogra-phers.N.S.13，1988，No.1，pp.57—64.

[23]D.Harvey，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

[24]D.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

[25]H.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Paris：Anthropos，1974.

[26]A.Toffler，Future Shock.New York：Bodley Head，1970.

[27]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McGraw-Hill，1966.

[28]Schivelbusch，W.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New German Critique，14，1978，p.32，p.34.

[29]Schivelbusch，W.Railroad space and railroad time，New German Critique，14，1978，p.32，p.34.

[30]J.Birringer，Invisible Cities/transcultural images.Performing Arts Journal，1989，pp.120—138.

[31]D.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9.

[32]C.Baudelaire，Selected Writings on Art and Artis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33]F.Kerns，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London：Weidenfeld and Nicholson，1983.

[34]D.Harvey，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Geografiska Annaler 7（Seres B），1989，pp.3—17.

[35]W.F.Mallory，and P.Simpson-Housley，eds.Geography and Literature：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87.

[36]D.Gregory and J.Urry，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London：Macmillan，1985.E.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London：Verso，1989.

[37]A.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xford：Polity Press，1984.

[38]P.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56.

[39]参见T.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对这个主题的精妙论著。

[40]F.Jameson，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 146，pp.53—92，1984.K.Ross，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Rimbaud and the Commun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41]J.Chytry，The Aesthetic State：A Quest in Modern German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42]M.Heidegger，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

[43]M.Blitz，All that is Solid Meltsinto Ai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

[44]E.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London：Pion，1976.Seamon，D.，and Mugerauer，R.，eds.Dwelling，Place and Environ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5]R.Hartshorne，The Nature of Geography.Lancaster，PA：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6]T.Eagleton，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